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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先曦:往往就是搅浑水的人——一段必须澄清的历史

浑水摸鱼的人

往往就是搅浑水的人

——一段必须澄清的历史

  

“改开”以来一种众人皆知的现象,即毛主席去世邓小平上台之后,一提毛泽东时代就是极“左”的时代,而毛泽东三个字就成了极“左”时代的代名词,当然也就成了极“左”造成严重后果的当然责任者。可以说这是一种完全歪曲历史的张冠李戴的歪理邪说。这就是浑水摸鱼者,蓄谋把水搅浑然后趁机浑水摸鱼的特大阴谋。为此,我们有责任彻底戳穿这个浑水摸鱼者精心编造这个歪曲历史的大谎言、大谣言。而“戳穿”的最好最有效的办法,就是还原历史真相。其实毛泽东思想产生的过程,就是一个不断反“左”右倾机会主义斗争的过程,也是毛泽东思想不断发展的过程。在我们党的历史上,就是因为毛主席每在危急关头,坚决同“左”右倾机会主义路线的斗争,才挽救了红军,挽救了党,挽救了革命的,而且这已是全党不争的共识。今天,我只就新中国成立后至毛主席逝世前的这段历史中的几个典型事件来看,到底是谁在极力搞极“左”,又是谁在极力反极“左”并努力纠极“左”的。

(一)

例一,关于1957年的反右派斗争。当时毛主席敏锐地察觉到我们的党执政后,官僚主义、享乐主义开始抬头,必须进行整风,而且是开门整风,特别是希望民主党派给共产党提意见。这一点当时邓、刘等人是持反对意见的(这里我把邓放在刘少奇之前,是因为邓在有些事件中搞极“左”,比刘少奇更严重,影响更恶劣,如反右和文革后),经毛主席说服后他们才同意开门整风。结果由于少数极右分子想趁共产党整风之机,要共产党下台,搞什么“政治设计院”、“要轮流坐庄”,甚至有的叫嚣要杀共产党,气焰极其嚣张。此时,毛主席不得不调整政策,并亲自写了《情况正在起变化》、《工人说话了》和《文汇报的资产阶级方向必须批判》等三篇社论在《人民日报》发表,全国就转向了反右派斗争。此时邓、刘反右派的热情十分高涨,全国的反右运动迅速发展起来,邓小平当时担任全国反右派运动的总负责人。反右斗争开展不久,毛主席就敏锐地察觉到有扩大化的倾向,为防止扩大化,毛主席及时指示:“即使是知识分子成堆的地方,划右派的比例也不得超过百分之一、二、三”。后又指示:“全国划右派的人数也就是三四千人”。邓等人提出,肯定不止三四千人,毛主席又指示:“全国划右派不要超过五千人”。结果全国共有五十九万人被划成右派,等于毛主席限定的五千人的近200倍。那么,这到底是谁在搞极“左”?!又是谁在反极“左”并纠极“左”呢?!不是清清楚楚吗!但是十分无耻的是“文革”后,也就是邓把权“弄”到手以后,便疯狂攻击毛主席领导的共产党搞以阶级斗争为纲,搞阶级斗争扩大化,而其中又把反右派斗争扩大化,作为毛泽东时代搞阶级斗争扩大化的突出例子来说事,一下子就激起了被错划为右派者及一些不明真相的知识分子的强烈不满,甚至咬牙切齿。正在此时邓小平就不失时机地来一个对反右派运动的“一风吹”,即除了极少数几个人如葛佩奇、储安平等人之外,其余的(包括毛泽东时代已经纠错的在内)几十万“右派”统统平了反,包括那个自己都承认是货真价实的右派茅于轼也平了反。一时间那些被“一风吹”的人几乎都无不高呼邓小平是他们的“救命恩人”,但是殊不知今天给他们搞“一风吹”的人,正是当年打他们右派搞扩大化的总指挥。而当年那个极力防“左”并反对搞扩大化的毛泽东,反成了被错划右派者集中仇恨的对象。更为无耻的是,在毛泽东完全替他背扩大化黑锅的情况下,这个搞扩大化的总指挥不出来说半句公道话,把这一池搅浑了的水稍稍澄清一下。但事实又证明这是不可能的事,因为他原本就是要把水搅浑,否则,还怎么“摸鱼”呢?!这是一个“浑水摸鱼的人,往往就是搅浑水的人”的典型例子。

(二)

例二,关于大跃进搞浮夸风的问题。这是“改开”以来攻击、妖魔化毛主席的又一个重大事件。集中的焦点是所谓由于毛泽东发动大跃进搞“五风”尤其是浮夸风,造成饿死三千七百万人的这个弥天大谎言、大谣言。中外反动势力为了证明这个大谎言、大谣言的“真实性”,真是绞尽脑汁和千方百计。在国内他们启动了一些不良的学者、教授、名人,其中就包括辛子陵、李锐之类,搞什么论证,编造所谓的证据等等。在境外、国外,就有蒋经国花10万美元买通美国中央情报局编造所谓三千七百万的“数据”。那他们为什么如此处心积虑要搞成这个“三千七百万”的数据呢?因为他们妄想如果这个饿死“三千七百万人”的数据成立,就要向国际法庭起诉毛泽东犯了“反人类罪”。如果此“罪”成立,那么中国共产党执政的合法性和合理性也就不存在了。这就是中外反动势力挖空心思处心积虑死死抓住大跃进饿死“三千七百万”的险恶用心所在。

为了戳穿中外反动势力的这个险恶图谋,我们就来还原一下大跃进这段历史的真相吧,1958年毛主席为了集中精力研究国际问题和党内理论问题,并有意培养刘少奇、邓小平等人接班管理国家大事,故自己退居二线,由刘、邓等人主持一线工作。当时的大跃进是由于群众的热情而产生,当时分管经济的副总理谭震林向周总理汇报,周总理积极支持并向毛主席汇报,毛主席出于保护群众的积极性,当然是支持的。因为毛主席是从来不伤害群众积极性的,但也从不支持浮夸风。说什么粮食可以亩产几千斤甚至上万斤,当时的刘少奇、邓小平等人下去检查工作时,不仅支持这种浮夸风,刘少奇就要求下面高产再高产,邓小平呢?却同农民一起站在把几坵田的稻子拔出堆在一坵田里的假高产稻子堆上照相(人民日报有新闻照片为证),以示支持和鼓励。而毛主席对这种脱离实际的所谓“放卫星”的新闻报道,不仅不支持,而且极其反感,并及时提醒过当时《人民日报》的总编辑吴冷西要警惕浮夸风。并对自己的警卫员说,什么亩产几千斤上万斤,我是当过农民的,根本就不相信,是吹牛而已。为此,毛主席1959年还以“党内通信”的名义,直接向生产队至省级等六级干部写信,旗帜鲜明地反对这种浮夸风。关于大跃进中饿死人的现象确实是有的,如当时的河南省委书记吴芝甫搞浮夸,他下属的信阳市就出现了饿死人的严重情况,当时就受到党中央的严厉惩处。但文革后,邓小平却给吴芝甫平了反,表示对吴芝甫搞极“左”的肯定与支持。

这些历史事实,说明当时大跃进中的浮夸风及造成的严重后果,主要是在一线主持工作的刘少奇、邓小平他们搞的,而当时已退居二线的毛主席不仅不支持搞浮夸,而且一直是反对浮夸,并一直努力在纠正这些极“左”错误的,而这都是有历史文件和毛主席在这段时期有若干反“左”文章可查的。

可是令人气愤的是,文革后即邓小平当权时,中外反动势力一股脑地把大跃进中搞浮夸及造成的严重后果的屎盆子都往毛主席头上扣的时候,这个真正支持浮夸风的罪魁祸首之一的且最清楚这段历史真相的邓小平,却装聋作哑,既不出来澄清历史真相,也不敢出来承担自己应该承担的责任。倒是刘少奇的儿子刘源同志以一个政治家的风度直言“大跃进中的错误我父亲要负主要责任”。两相对比,不怕不识货,就怕货比货。(请刘源同志不要责怪我用“货”字喻你,但我是善意的。)这又是一个典型的“浑水摸鱼的人,往往就是搅浑水的人”的生动例子。

(三)

例三,关于文化大革命问题。这是“改开”以来,某些人妄图彻底妖魔化毛主席的所谓杀伤力最大的核(黑)武器,也是某人妄图贬毛树已、又能捞取最大政治资本的绝佳机会。因此他在这方面所投入的力量,所下的功夫,以及所布置镇压积极参与文革的群众的手段的严厉上,都是前所未有的。所谓投入力量的空前,就是他亲自煽动数千名文革受过群众批评、冲击的老干部,利用党的代表大会,集中控诉、批判毛主席,这是中共历史上前所未有的。所谓在下功夫上前所未有,是指利用党的全国代表大会所谓“决议”的形式,把对毛主席的控诉和批判加以固化。所谓布置镇压革命群众其手段的严厉上前所未有,是指邓小平1980年在一次会上的讲话,他说:“今天来的都是老同志啊,文革十年大家受苦了,已经平反的同志要努力工作,还没有平反的同志再等待一下。……再过几年情况就更好了,过去事事要群众脸色的时代过去了。对造反派要镇压;有一个抓一个,留着捣乱!”他还说:“要把造反派搞臭,要搞得比日本鬼子进村还要坏。至于如何搞我就不讲了,我相信你们这些秀才会有办法的。”对革命群众的刻骨仇恨显露无疑。

以上这些都是有组织、有计划、有步骤地通过否定文化大革命,从而达到彻底妖魔化毛主席,抬高他自己,进而巩固自己霸主地位目的的重要措施。他们妖魔化毛主席的主要伎俩就是搅浑水,让老百姓难辨真伪。为此,我们就应该本着历史唯物主义的态度,实事求是地还原历史真相,即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所发动的“文革”是什么样的“文革”?其目的是什么?其路线、方针、政策是什么?而刘、邓当时是怎么被坏“文革”的?他们的目的是什么?后果又是怎样的?以上这些问题,都不要凭空想象而让历史事实来说话。

首先谈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所发动的“文革”的依据,就是党的八届十中全会作出的《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简称《十六条》,它有明确的规定:

1. 运动的目的是为了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辟。

2. 运动的重点对象是批判党内的走资派和反动学术权威。

3. 运动的路线,是依靠群众,放手发动群众。

4. 运动的政策,是团结95%以上的群众和95%以上的干部。

5. 运动的方法是要文斗,不要武斗。

以上都是白纸黑字的明文规定,而且是全国党代会的决定。再看刘、邓他们是怎么破坏“文革”的?

1.当“文革”刚刚发动不久,他们趁毛主席不在北京之机,匆忙派大批工作组进驻北京市的大、中学校镇压群众运动,不到十天时间,就把北大、清华一万多名革命师生打成反革命和右派分子。

2.工作组派出后,学校立即出现反工作组和保工作组两派的激烈斗争,挑动群众斗群众就从这里开始,且很快蔓延至全国各地,并延续至整个“文革”的全过程,这也是所谓“全面内战”的源头。

3.他们派工作的目的,就是为了转移运动的大方向,因群众内斗后,走资派不仅可以逃避挨斗,还能坐山观群斗,甚至还可以在幕后策划指挥保自己的那一派的一些活动。

4.幕后策动高干子弟疯狂搞极“左”暴行,以干扰破坏“文革”的正常进行。例如以高干子弟为主体的“东纠”、“西纠”和“联动”等反动组织,大搞打、砸、抢、操(家),私设牢房(北京市第六中学为据点)疯狂残害学生。还逼死著名作家老舍。还活活打死北师大附中副校长卞仲云(女),参与的凶手就有陈×的小儿子陈小鲁、宋×穷的女儿宋×斌,邓××的小女儿×榕等人。他们还在北京市大兴县屠杀了一批所谓“黑五美”等极“左”暴行。上述这些极“左”暴行,其目的都是为了转移整走资派的大方向,旨在把“文革”引向邪路,即把重点整走资派变成整群众。工作组仅十天就把北大、清华一万多师生打成反革命和右派就是整群众的典型!

“文革”后即邓小平上台后,却把他们搞的那套极“左”暴行以及其严重恶果,反扣在毛主席发动的“文革”头上,把群众对他们极“左”暴行的愤恨引向毛主席。结果一个旨在解放人民群众的领袖毛主席,反成了挑动群众斗群众发动“全面内战”的“罪人”,而那个挑动群众斗群众导致全面内战的真凶邓小平,反成了一个反极“左”的“英雄”。完全颠倒了历史,完全颠倒了黑白和是非!所以这又是一个“浑水摸鱼的人就是搅浑水的那个人”的典型例子。

*  *  *  *  *  *  *  *

以上讲的三个典型例子(或曰事件),确实都是发生在毛泽东时代,所以,那些政治扒手们就据此反污毛泽东时代,就是极“左”的时代,这从直观的角度看,似乎有点像,这也是善良的人们最容易上当受骗的原因。虽然,这些极“左”事件都是出在毛泽东时代,但这确实又不是毛主席主张搞的,而且是毛主席所极力反对的,实际上是刘、邓等人直接领导搞的,而且他们又都是中央政治局的常委,一个是党中央的副主席,一个是中央书记处的总书记。当时实际上中央确实存在“两个司令部”。一个是以毛主席为首的执行马克思主义革命路线的司令部,一个是以刘、邓为代表的推行“左”右倾机会主义路线的“司令部”。毛主席在“文革”初期写的那张大字报“炮打司令部”,打的就是刘、邓这个推行“左”右倾机会主义路线的“司令部”。“文革”后邓小平上台后的“高明”之处,就是把“两个司令部”,搅到一起说成是一个“司令部”,把“两个司令部”搅到一起了,当然水也就被搅浑了,这时把邓小平搞的那些极“左”,一股脑都扣到毛泽东时代的头上,看起来很是顺理成章似的,因为那些极“左”事件都是产生在毛泽东时代嘛,这很容易被善良的人们所接受。这正是政治扒手们的看家本领,即精于搅浑水搞文过饰非和嫁祸于人。

搅浑水的人,往往就是浑水摸鱼的人,而要想浑水摸鱼,就必先把水搅浑,中国最大的且是最精于搅浑水的人这块“金”牌得主该是谁呢?该请全国人民来当这个评委。

还原历史,澄清是非,人人有责!

 

○二○年九月十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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