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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顺县文革回顾(连载2)

  五、泰一中“文化革命委员会”诞生

  师生们通过学习《十六条》等有关中央文件,对于泰一中文革初期的斗争,谁是谁非已经一清二楚。县委工作组撤离了泰一中,但留了几位联络员,以便及时向县委汇报一中文化大革命的情况。《十六条》规定,各单位成立文化革命委员会,“要象巴黎公社那样,必须实行全面的选举制。候选人名单,要由革命群众充分酝酿提出来,在经过群众反复讨论后进行选举”。在学校中,文化革命委员会“应该以革命学生为主体,同时要有一定数量的革命教师职工的代表参加。”

  泰一中“文化革命委员会”的选举工作主要在红卫兵连部的主持下进行。当时从罗小毕业的小学生已被送入泰一中,有二个班级,100多人,也参加了校“文化革命委员会”的选举。受红卫兵连部指派,我和倪宗煜分别担任了其中一个班级的学习辅导员。推出候选名单后,经全校师生无记名投票,于1966年9月18日选举产生了“泰顺县第一中学文化革命委员会”。他们的主要成员是:朱振保、李士干、李昌贤、蔡柳凤、胡向东、吴道陈、倪宗煜、叶朝亮等。经驻校联络员报经中共泰顺县委批准确认。但是校领导周XX操控的一些人拒不承认校文革的领导,他们到泰顺县委声言:“校文革”的成立没有经过自下而上的民主选举,不承认“校文革”。但,县委副书记代表中共泰顺县委作出表态,认定“校文革”是领导学校文化大革命运动的合法组织。于是他们成立了“风雷激造反队”以示对抗。

  六、红卫兵“破四旧,立四新”

  红卫兵一般是指文化大革命中,大、中学校学生成立的群众组织,也指其成员。清华大学附属中学于1966年5月29日成立了第一个红卫兵组织。1966年8月1日,毛主席给清华大学附中的红卫兵写了信。8月18日始又在北京八次接见了1200多万来自全国各地的红卫兵和革命师生,波澜壮阔的红卫兵运动成为文化大革命一股滚滚向前的历史潮流。“破四旧、立四新”是红卫兵在文化大革命中的重要行动之一。“八·一八”红卫兵接受大检阅时,林彪在讲话中首次提到“破四旧”。他说:“我们要大破一切剥削阶级的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要改革一切不适应经济基础的上层建筑,我们要扫除一切害人虫,要打倒一切牛鬼蛇神!”红卫兵“破四旧”活动首先是从北京开始的。8月20日,北京一些红卫兵走上首都街头,张贴大字报,集会,发表演说,散发关于破四旧的传单。21日《红旗》杂志即发表了“向革命青少年致敬”的评论员文章。23日《人民日报》发布消息说:“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浪潮席卷首都街道,红卫兵猛烈冲击资产阶级的风俗习惯,广大革命群众最热烈最坚决地支持红卫兵小将的革命造反精神。”并配以《好得很》的社论说:“我们为北京市红卫兵小将们的无产阶级革命造反精神欢呼!金猴奋起千钧棒,玉宇澄清万里埃。红卫兵小将们以毛泽东思想为武器,正在横扫一切剥削阶级的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的灰尘。扫帚不到,灰尘照例不会自己跑掉。千千万万的红卫兵举起了铁扫帚,在短短的几天之内,就把这些代表着剥削阶级思想的许多旧风俗旧习惯,来了个大扫除。这是破旧立新的革命行动。闪耀着无产阶级革命精神的新名称、新风俗、新习惯诞生在我们的首都,为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增添了无限的光彩。处处是革命的标志和文字,处处是革命的语言和歌声。每个街道,每个商店,每个行业,都要成为学习毛泽东思想的学校,成为宣传、执行和捍卫毛泽东思想的阵地。毛泽东思想正在照亮每一个角落。这是一件振奋人心的大好事。红卫兵的革命精神,将使我们的首都和人民永葆青春。”

  8月29日,巜人民日报》发表了题为“向红卫兵致敬”的社论,说:“红卫兵上阵以来,时间并不久,但是他们真正地把整个社会震动了,把旧世界震动了。他们的斗争锋芒所向披靡,一切剥削阶级的旧风俗、旧习惯,像倒垃圾一样,被他们扫地出门。一切躲在阴暗角落里的老寄生虫,这些人民的仇敌,正在一个一个地被红卫兵揪了出来。他们隐藏的金银财宝,被红卫兵拿出来展览了,他们隐藏的各种变天账,各种杀人武器,也被红卫兵拿出来示众了。这是我们红卫兵的功勋”。一说“破四旧”,有些人就把文革中文物的损坏都记在“红卫兵”头上,其实也不尽然。8月26日,全省各地红卫兵(老)破四旧之风开始转向冲击寺院、古墓,捣毁神像、文物,焚烧书画,戏装。当杭州市中学红卫兵(老)冲击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灵隐寺时,浙江大学数百名学生闻讯前往灵隐寺进行保护,并向中学红卫兵(老)说道理,在相峙过程中,浙江大学更多的学生赶来支持保护灵隐寺,最后,浙江大学学生提出请示周总理来决定。后来,周总理发来“灵隐寺暂加封闭”的电报,才使灵隐寺得以幸存的。红卫兵保护国家文物的事迹并非仅此一例。

  泰一中自8月中旬成立红卫兵始,在北京和全国各地红卫兵“破四旧,立四新”大潮的推动下,于8月27日向全县发出倡议,将泰顺县第一中学更名为“泰顺县工农兵中学”,将罗阳小学改名为“东方红小学”,把“洋心街”改名为“红卫街”,将“太平桥”改名为“革命桥”等等。有些红卫兵还打出“扫帚不到,灰尘不会自已跑掉”的横幅上街游行,张贴标语,清扫街道,为“破四旧,立四新”造声势。也有部分红卫兵参与了农村对地富反坏右的抄家行动。同时,许多红卫兵发表声明更改自己的名字,显示要与“四旧”决裂的革命造反决心。泰顺一中更名为“泰顺县工农兵中学”后,随即就到刻印店雕刻了新的印章。据说对泰一中改名之事,县委一位分管文革的副书记方章勇(时任“县机关文革”主任)曾表示异议,他说:“学校为工农兵开门,是党的办学方针。列宁在搬运工人大会上说工农兵这个名字不长命,列宁从来不讲工农兵万岁。”果然,1969年成立革命委员会时,还是恢复了“泰顺县第一中学”的名称。而今则已改名为“泰顺中学”。

  泰一中的红卫兵们在“破四旧”的风潮中,除以上所述,没有什么更多的行动。倒是县里的一些党政领导,从1966年9月起,力图以开展“破四旧”运动为抓手,领导全县的文化大革命运动。后来有造反派指责县委领导是企图转移“整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斗争大方向,是否有这个动因,可以研究。9月2日,县委召开常委会,研究开展“破四旧”运动,认为运动宜早不宜迟,越快越好,要抓紧时间搞出样子。会议决定以罗阳为重点,泗溪为次重点,指定县委委员负责各点的“破四旧”运动。接着又召开全县三级干部大会,会议围绕正确认识“文化大革命”、“抓革命促生产”、“农村破四旧”三个议题展开讨论。县委认为,文化大革命是农村两条路线斗争的继续,是“四清”运动的继续,其主要内容是开展阶级斗争,抓农村坏人坏事和破除“四旧”。

  据《中国共产党泰顺历史(1949—1978)》载:9月、10月间,在全县各级“文化革命委员会”和“文化革命小组”的组织下,红卫兵红小兵开展了“兴无灭资”运动:捣庙宇、砸泥菩萨、毁古迹、焚旧书。全县各地古建筑门楼、楼台亭阁、古廊桥被拆除或破坏,各类牌坊被推倒或砸坏;县文化馆、图书馆收藏的古书、字画被抄没、销毁。县戏剧团的戏装被销毁。木偶剧团有38条戏担被查抄烧毁。万罗山抗日阵亡将士纪念碑及雕像被砸倒、破坏。根据9月4日召开的全县三级干部大会精神,各公社党委开展以破“四旧”为中心的阶级斗争,组织红卫兵揪斗“五类分子”(指地主、富农、反革命分子、坏分子、右派分子。)“牛鬼蛇神”。各级“文革小组”指点学生到“五类分子”和“新生资产阶级”家里抄家。全县共抄查3000多户,查获土枪57支,大刀112把,“变天账”(解放后,被打倒的反动势力不甘心失败,企图通过记账或保留证据等方式,梦想在政权复辟〈变天〉后达到追偿与清算的目的。在当时,此类账目或证据被称为“变天账”)80件。国民党青天白日旗80面,反动证件1464件。查抄出来的家谱、《康熙字典》《分疆录》等古书以及民国时期中小学教科书、医学用书,按属地由公社集中到指定地点焚烧。”

  据《浙江文革纪事》载:1966年8月23日,浙江省江华等人,为了转移文化大革命的斗争大方向,混淆人们的视线,指示全省各地红卫兵(老)几乎同一时间开始上街“破四旧”。据杭州市统计,抄家13518户,抄没黄金53万余克,白银1000余公斤,银元115000枚,宝石30000粒,玉器6500件,人民币、国债券270万元等。

  据《浙江省文化大革命大事记》载:1966年10月17日,江华(时任浙江省委书记)从北京寄给绍兴地委书记王醒一封密信,要他转告宁波、台州等地委书记,在全省大搞“红海洋”要把城镇变成所谓“红色浓浓的城镇”,农村变成“红色浓浓的农村”,竭力反对大字报上街。全省各地区走资派闻风而动,把一批批大字报淹没在“红”海洋之中,使革命群众运动突然冷清起来。

  七、红卫兵大串连

  毛主席在天安门先后八次接见红卫兵,其间又支持红卫兵大串连,可以说这两个决策都是颇具匠心的战略部署。毛泽东在学生时期曾有“游学”的往事,而今毛泽东安排红卫兵大串连,正是他所期望的学生时代那种“游学”活动的再现。所不同的是,他是把他个人的和同学与朋友的少数人的行为,变成了千百万学子的大行动。而全国各地政府遵照中央的指示,为避免莘莘学子像毛泽东当年那样乞讨挨饿,都在当地的道路上每五、六十里设置一个红卫兵接待站,让那些南来北往者一律免费吃住。南方学子到北方不耐寒冷者,还要赠衣送被,浩浩大军,穿梭如织,其规模之壮观,史无前例。红卫兵大串连前后持续半年之久,对于推动文化大革命运动和培养千百万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都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

  1966年8月18日,为了推动文化大革命的全面展开,经过中央文革小组的精心安排,50万的红卫兵和人民群众在天安门广场举行了规模宏大的“庆祝文化大革命大会”。这天毛泽东身穿草绿色的军装,登上了天安门城楼,第一次接见来自全国各地的红卫兵代表。北师大女附中红卫兵代表———宋任穷的女儿宋彬彬,在天安门城楼上将一个红卫兵袖章献给了毛主席,并戴在了他的左臂上。全国各地的红卫兵听到这个消息,纷纷赶往北京要见毛主席。至8月28日,全国各地到京学生达到14万人。北京大中学校的学生则开始到各地进行大串连。对此,毛主席说:“让他们去嘛,留些人轮流看家就行了。他们要出个介绍信,就统统开,管他是左派右派,文化革命委员会的人要去,也可以让他们去。有些坏人也会出去。坏人出去无非是放毒,在家里放毒,到外面放毒,都是一样。”谈到外地学生也来到北京,毛主席说:“对外来的学生,要给他们搞伙食。有人涚,没有房子住。哪里没有房子住?房子多得很,这是借口。”8月31日,毛主席身穿绿军装在天安门城楼第二次接见红卫兵百万大军。周恩来总理在大会的讲话中说:“现在,全国各地的同学到北京来交流经验,北京的同学也到各地去串联。我们认为这是很好的事情,我们支持你们。中央决定,全国各地大学生的全部和中学的一部分代表,分批分期到北京来。”

  9月5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了《关于组织外地高等学校革命学生、中等学校革命学生代表和革命教职工代表来北京参观文化大革命运动的通知》。从9月6日起,红卫兵们举着红旗,身穿绿军装,臂戴红袖章,肩挎绿军包,手持语录本,开始徒步“北上”“南下”“东征”“西进”,开始了全国“大串连”,把他们的造反行动带向全国,带入了各行各业。10月16日,陈伯达(中央文革小组长)在中央工作会议上谈到大串联时说:“对待革命串联也是对待群众对待革命的态度问题。让全国学生大串联,是学生自己教育自己的最好形式之一。他们在串联的革命熔炉中受锻炼,辨明是非,熟悉群众和斗争,革命的意义深远。把全国文化大革命连成一片,并可识别谁是真革命,谁是无产阶级革命家,谁是无产阶级司令部。串联是最大最好的学校,可以提倡步行,让他们演习长征。长征是宣言书、宣传队、播种机。大串联走来的同学可能成为有用的人,如果从家门到学校门到机关门的人,难道会成为可靠的接班人吗?”

  上海市红代会常委夏宁曾在《聂元梓留下的元素精神和火种》一文中谈到一个情节:文革初期,1966年10月的一天晩上,聂元梓戴着大口罩,悄无声息的来到我们毛泽东主义红卫兵总部,是我接待的,同我们侃侃而谈。问她怎么来的,回答是坐公交车来的。问她为什么戴口罩,回答是怕在路上被人认出。那一年我才19岁,高中尚未毕业,留校参加文化大革命,基本上属于不谙世故的年龄段。所以,对来自大学的造反红卫兵充满崇拜感。尤其知道聂元梓是伟大领袖毛主席称赞的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的领头人,内心更是充满敬意。聂元梓开始讲的第一句话就是“你们上海太四平八稳了”。“上海人门槛太精了,搭顺风车要搭到什么时候?运动搞得死气沉沉!怎么没有一点造反精神?你们应当学北京的样,起来造反。”于是,在这不久,我们也起来造反了。造谁的反?选择的第一个方向就是市委。于是,我们组织各校的毛泽东主义红卫兵到上海市委去请求领导接见表态,跟上毛主席的战略步骤,担当起上海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领导责任。记忆中,市委领导同志出来一一接见。我们就坐在市委礼堂的座位上,市委领导坐在主席台上,工作人员不时的给台上的领导和台下的红卫兵倒水喝,气氛还怪融合的。红卫兵发问,领导一一作答。北京来的红卫兵们也和我们一起喊口号:“头可断,血可流,毛泽东主义不可丢!”“天大地大没有毛主席的恩情大,河深海深没有共产党的恩情深”。台上市委领导也和我们一起喊口号。台上台下场面异常热烈,有些人竟激动得热泪盈眶。毛主席万岁!共产党万岁!口号声震寰宇。后来,我们留下了一支小分队,常驻市委办公大楼九楼,监督市委领导,是否听毛主席的话起来造反。市委机关工作人员就是在我们的一再动员下,消除顾虑,也成立了造反组织。聂元梓等北京红卫兵到上海点火的目标基本达到,功莫大焉。据《浙江省文化大革命大事记》:1966年8月25日,杭州大学、浙江美术学院、浙江大学、杭州外语专科学校、杭一中等大中学校红卫兵要求到北京串连,在杭州火车站遭到省委和杭州市委某些人的极力反对,挑动不明真相的群众围攻红卫兵,制造了“八·二五”城站流血事件。但是还是有一批红卫兵冲破重重阻力上了北京。8月31日,他们参加了毛主席第二次接见红卫兵的盛会,浙江美术学院红卫兵的代表还上了天安门,向伟大领袖毛主席敬献了红袖章。同日,在杭州则发生了北京南下串连的红卫兵和浙江医科大学的红卫兵等近万人到省府大楼“炮轰”省委。9月2日北京革命造反队5人到达温州,在温一中召开4次座谈会。遭到温州市委某些领导的刁难。他们指使“温一中红卫兵”炮制诬陷北京造反队所谓反动言论“十一点”,印制10万份,向全省广为扩散,层层组织批判。但是,也有文章说“温州的北京南下造反队,被称作‘南下一小撮’的那些同学,就像当年长征的红军一样,起到了宣言书、宣传队和播种机的作用。”9月9日,北京南下大串连的红卫兵和宁波市的红卫兵联合召开“炮打司令部”大会。10月22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红卫兵不怕远征难”。浙江省广大师生响应毛主席和党中央的号召,纷纷组织“长征队”进行步行串连,他们有的到北京,有的到韶山、井冈山等地。泰顺的大串连是从落实中共中央、国务院巜关于组织外地革命师生来京参观文化大革命的通知》开始的。泰顺一中在9月18日选举产生了“校文化革命委员会”之后,即按照中央文件的规定精神,主持推选赴京参观文化大革命的革命师生代表。参照《十六条》选举文化革命委员会的办法,将名额按照比例分配,教工也有一定的名额,全校共选出30名师生代表。他们是:李士干(教师)、李昌贤(教师)、邓志光(教师)、蔡柳凤(女)、徐爱珠(女)、陈昌树、胡向东、胡刘梅、吴道陈、王时广、林式巨、倪宗煜、金祖伟、余序鸿、周贤超、章宗孟、杨爱云(女)、林清钱、周如沙、朱振保、叶朝亮、林廷塔、黄爱美(女)、王金培、夏云美、杨秀环(女)、蓝忠构、雷顺多(女)、蓝道丽、陈友良等。

  9月26日,泰一中、泰二中、泰三中、莒江中学师生代表共60名,在县委组织部长修忠明同志的带领下,登上开往温州的客车离开泰顺。到温州后改乘轮船往上海,在上海乘火车开往北京。这支队伍不仅到北京参观文化大革命,还要参加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十七周年的庆典。在从温州开往上海的轮船上,根据上级通知,推选了二名上国庆观礼台的代表。我是其中之一,另一位是泰三中的红卫兵许德忠。到北京后,我们被安排住北京工业学院。

  1966年10月1日,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17周年的国庆节,这是毛主席第四次接见首都和来自全国各地的红卫兵代表。林彪在天安门城楼上发表了讲话,他说:“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同资产阶级反对革命路线的斗争还在继续。那些坚持错误路线的人,只是一小撮人,他们脱离人民,反对人民,反对毛泽东思想,这就决定了他们一定要失败。”当时我在西观礼台,只盯着天安门上看毛主席,手里挥动着毛主席语录本,口里不停地喊着“毛主席万岁!”“毛主席万岁!”只是在毛主席进去休息时,才看看游行队伍。参加游行的同学们在走过天安门前时,为了多看毛主席一眼,有的同学停下了脚步,异口同声一个劲地喊“我们要见毛主席!”“我们要见毛主席!”直到周总理出来指挥动员,同学们才往前走。当天晚上,天安门前举行了焰火晚会,直至很晚我跟几位参加观礼的同学才步行回到住所。在京期间,我们还到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等首都各校参观学习,收集了许多传单和资料,有的大字报比较长,我们就分工合作进行抄录。在10月中旬我们带着转抄的大字报和收集到的中央首长讲话等资料,带着北京等地的革命造反经验,抱着大张旗鼓大干一场,深入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的雄心壮志,回到泰顺。正如当年《人民日报》所言“大串连,是出现在中国地平线上的新生事物,是群众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的伟大创造。大串联,是广大革命师生和红卫兵的革命大熔炉,是学习毛泽东思想的最大的最好的学校,大串联,把文化大革命的烈火燃遍全国。”

  到10月下旬,各地党政部门对大串连由阻挠转为热心支持。浙江省委负责人李丰平同志亲自批准发给步行串连的学生每人6大件(雨衣、米袋、绑腿、球鞋、塑料布、水壶),还提前发给三个月至半年的助学金和一部分学生的“困难”补助,并发了全国通用粮票。从11月初开始,泰顺各中学的师生、玉塔茶场的知青等文化青年,也纷纷成立“长征战斗队”、“永向东远征队”等各种组织,打着红旗,踏上外出串连的征程。

  12月20日,中共泰顺县委成立革命师生接待站,接待外地学生到泰顺开展革命串连活动。22日,县委书记于奉图同意统一安排全县革命师生外出串连经费。28日召开的县委会议,还研究了外地学生来泰顺串连的接待工作,决定由县机关“勤务团”负责接待。县招待所设立接待外地学生联络站,为外来“革命师生”免费提供食宿。也有人说,在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滚滚洪流面前,各地的当权派改变步步为营、顽固对抗策略,玩弄“调虎离山”计,一反常态而关心串连。是不是这样?只有他们自己明白。外地串连学生到泰顺后,(大部分是泰顺籍学生考入各地大专学校的回泰学生),到处鼓劲加油,加大了革命造反的力度,泰顺党、政领导受到更大冲击。我由于被校文革安排留守学校,无缘此全国大串连,也是人生憾事之一。

  下附网络关于大串连的文章摘录,不代表作者的观点,仅供参考:

  文化大革命推向社会,始发于红卫兵大串连。大串连也称大串联,意思差不多。1966年8月18日,毛泽东第一次接见红卫兵和革命师生之前,就有学生之间的串连。这种串连规模很小,而且大部分由“反对工作组”的受难者组成,这种串连,不是我说的串联。我说的是大串连,是8·18之后,红卫兵和学生响应号召进行的全国性串连。这次大串连,参与人数之多、范围之广,可称“空前绝后”。

  最早大串连的苗头始于8·18后,全国大批学生涌向北京取经及破四旧开始之后,北京有零星红卫兵奔赴各大城市,传授破四旧经验。中央文革表态,支持全国各地的学生到北京交流革命经验,也支持北京学生到各地去进行革命串联。

  1966年8月31日,毛泽东第二次接见50万红卫兵和师生大会上,就有“全国各地的同学到北京来交流经验,北京同学也到各地去串连,是很好的事情”的说法。

  9月1日,周恩来接见首都红卫兵代表时,已提到首都红卫兵到外地串联存在的问题,提出红卫兵到外地串连,要有组织、有纪律、要讲究政策。

  1966年9月5日,中共中央正式通知,各地红卫兵串连乘车免费,生活补助由国家开支。也就是说,大串连的交通、吃饭、住宿统统不要钱。有这等好事,于是大、中学生,还有些小学生,本已停课,没有了作业、考试,全身轻松,一门心思加入大串连洪流,“经风雨、见世面”去了。

  为此,各地纷纷建立红卫兵接待站,管吃、管住、管交通,一阵大乱,不堪重负,以后只得提倡步行串连,上海就有“二十名小将步行四十六天历程三千里到毛泽东身边(北京)”,其实参加步行串连的人数很少。

  我收藏的资料记载:有段时期,北京每天接到串连者万余人。在上海,地处南北要冲,气候也较温和,成了串连中转站,有的还准备扎根上海,设立联络站。

  1966年8月20日起,上海就有红卫兵来沪串连。到九月,就如潮水般地涌入。据不完全统计,开始的五十多天,就涌入了近38万人。最多的一天来了一万三、四千人。如上海交通大学,在册学生四千余人,一度住进串连者七千余人。

  北方十月下旬已入冬。有朋友北京串连后,想到哈尔滨,看北国风光。尽管在北京凭证件借到军大衣,火车到达哈尔滨,下车没出站,又回到车上。实在太冷,集体向南方迁移。

  在这些红卫兵大串连人群中,一般可分为如下几种类型:一、天真革命型。二、定向革命型。三、接受教育型。四、煽风点火型。五、到此一游型。此五型中,前面是小头,后面是大头。

  天真革命型:即串连的始祖老红卫兵。他们认同中国到了“变色”关头。“我们不干谁干!”于是凭借“老子革命儿好汉”的先天优势,人们不知这些串连者什么来头,只知是“天兵天将”。他们冲锋陷阵,所向披靡,使牛鬼蛇神和当权派尝到串连的苦头。不是他们的能力有多大,实是拉大旗作虎皮,使老革命们遇到了新问题。待大方向逐渐明确后,尽管他们立下了头功,因偏离方向不是一点点,就成了“什么东西”,退出串连,回家保自家去了。

  定向革命型:即造反派红卫兵。他们“生在新社会、长在红旗下”,但在不知不觉中成了“混蛋”,又在不知不觉中,成了“左派”。于是在先知先觉的鼓动下,“就革命、就反抗、就干社会主义。”他们目标明确,干劲十足,串连中十分忙碌。冲冲杀杀中,成了大气候。但气候成了,使命也就完成了。很自然,古今中外,没有领导者会喜欢头有反骨的人物。于是“回炉”又锻炼去了。他们是串连的主流。

  接受教育型:即上述二型的中间型。他们既无“先天优势”,也无“后天失调”。他们大串连,只为一片忠心,到大风大浪中去锻炼,接受教育。于是,他们沿着中国革命前辈的足迹,重走长征路、到韶山、到瑞金、到井冈山、到延安。尽管风餐露宿,如能得到一套完整的革命圣地纪念章,会很满足,珍惜地珍藏至今。他们认认真真地写出了“毛主席五次来安源”、“参观毛旧居陈列室资料摘录”。他们认认真真记录了“串连日记”以寻找中国革命的真谛。这些资料都实事求是,很少有意违背事实。他们是大串连中的精英。

  煽风点火型:即志大才疏型。他们有一、二型的志气,却又无一、二型的底气。他们每到一个地方,都能发现许多“阶级斗争新动向”,于是“是可忍、孰不可忍!”散发些“倡议、建议、呼吁、通令”之类传单,口气很大、中气不足。如“交换毛主席像章、在毛主席像面前贴大字报、没有到处挂语录牌、要确立串连节、红卫兵要互查证件,旧毛主席像要交新华书店、男子骑车带女子、要别人在家里破四旧闹革命”等等。他们唯恐天下不乱,把散发这些种不痛不痒的传单,作为他们煽风点火、串连的痕迹,事后一走了之。

  到此一游型:即免费旅游型。这些人是串连大军中的大头。一般先到北京接受毛主席接见,游完了知道的故都胜迹,再到清华、北大抄几张大字报,算是完成了串连。但在北京,有首都红卫兵纠察队管着,有时会下驱逐令:“革命的欢迎,不革命的请回”。毕竟是京畿之地、天子脚下,不是串连者可舞天野地所在,于是结伴散向各地进行候补串连。北方的串连者向南方,南方的反其道行之。当时普通话尚未象现时普及,各省风土人情都不同,到了外省就象到了外国,大开了眼界,煞是有趣。每晚各地红卫兵接待站,吃饱喝足后,自然形成串连信息交流中心:那里好玩、那里景点多、那里吃得惯、那里人客气…一番商量,权衡利弊,于是就向下站出发。不少串连者跑遍了大半个中国。天寒地冻中跑回家中,象个流浪汉,一身虱子。他们是大串连的最大受益者。

  于是1966年11月中旬,中央决定,从21日起到明年春暖花开前,一律停止串连,说是为来年串连作好准备。12月1日,又补充通知:12月21日起交通工具不再免费。断了大串连的经济支持。1967年2月3日再度通知强调:全国步行长途串连也停止。其实也无几人在冰天雪地中串连,只是借口串连不回校。3月19日,春暖花开前,来了正式决定:停止全国大串连,取消原定春暖进行再进行大串连计划。春游的梦想破灭,学生只得回校上课闹革命,分批军训。大串连这才正式结束了。

  八、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斗争

  党的八届十一中全会揭开了党内长期存在的两个司令部、两条路线斗争的盖子,宣告了资产阶级司令部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破产。《十六条》公布以后,毛主席通过在天安门八次接见全国各地来京的1200多万革命师生和开展声势浩大的全国革命大串联,革命人民终于冲破重重阻力,文化大革命的熊熊烈火,燃遍了长城内外大江南北。这段时间全国各地的两条路线斗争,紧紧围绕着工作组问题展开,斗争的焦点是要不要发动群众起来革命,是不是相信群众、依靠群众、尊重群众路线首创精神。1966年10月中旬,泰顺一中及县各中学的师生赴京参观“文化大革命”代表返泰,他们把北京和上海等地建立革命造反组织及开展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经验带回泰顺,从而加快了各种造反组织的建立,同时也带回了谭立夫的“反动血统论”及某些“无政府主义”的负面东西。11月起,文教、卫生、交通、邮电等系统,以及城关各大队和全县各区、各公社及相关部门都纷纷成立了各类造反组织。《红旗》杂志发表了“在毛泽东思想的大路上前进”的社论,社论说:“有极少数人采取新的形式欺骗群众,对抗十六条,顽固地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极力采取挑动群众斗群众的形式,去达到他们的目的。”明确提出“对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必须彻底批判”。9月15日,县委机关四名干部贴出署名为“机关党群第二小组”的大字报,抨击县委领导在9月5日全县三级干部大会期间打压广播站干部;指责县委向泰一中派出工作组是压制学生运动等等。但是,泰顺县内依然是冷冷清清,将阶级斗争的盖子捂得严严实实。11月13日,“省、地、县三级干部会议”在杭州召开,会议期间,省市革命造反派召开了“浙江省暨杭州市向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猛烈开火大会”,来自全省各地350多个单位,3万余人参加了会议。同日,温州市区大中专学校红卫兵总部召开“批判地委、市委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大会”。也在这一天,泰一中校文革、红卫兵总部向县委提出了批判县委原驻泰一中工作组主要负责人董XX同志的要求,县委批准同意了泰一中革命师生的要求。16日,在“校文革”及“红卫兵总部”的主持下,在一中礼堂召开了“批判县委工作组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大会”。革命师生纷纷上台控诉县委工作组董XX串通校主要领导周XX挑动群众斗群众,恶意制造“六·二七事件”,镇压学生运动的罪恶行径。台上台下群情激愤。几个被利用充当打手的剥削阶级家庭出身的教师也被点名批判。当天晚上是以忆苦思甜为中心内容的大会,会议由校文革负责人朱振保主持,蔡柳凤、胡刘梅等同学发言。蔡柳凤的发言在叙述前辈在旧社会所受的种种苦难后,联系文革初期,响应毛主席、党中央的号召为了反修防修,为了不吃二遍苦,不受二茬罪,积极参加文化大革命。工作组的董XX勾结周XX等制造“6·27”事件,将广大师生打成“反革命”,使他们被围攻谩骂、盯梢监视,处于白色恐怖中……说到伤心处,都哭出了声。尤其是胡刘梅的发言有极大的震撼性。她讲到:在万恶的旧社会,她的父亲是独子,就按当时国民党的政策,独子也是不征兵的。可是,当地的恶霸地主保长,却将其父抓了“壮丁”。出于无奈,祖父变卖家产田地,给反动保长及相关人员送重礼,才救出父亲。为防不测,祖父带着一家老小逃往福建霞浦一个叫赤岸的山上开荒种地艰难度日。“福无双至 ,祸不单行”,正当她家勉强能够活下去的时候,却来了一队日本兽兵,洗劫了他们家的财物,强奸并杀害了其祖母,同时也杀害了其年仅三岁的哥哥。此情此景,真血海深仇。而今作为贫雇农的后代,为保卫人民的江山不变色,为使自己不吃二遍苦,不受二茬罪,为了捍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她满腔热情参加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却被工作组的董XX和周XX、夏XX一伙打成了“反革命”,是可忍孰不可忍!此时,群情激愤到了极点。于是,不断有人高呼:“不忘阶级苦,牢记血泪仇”!台下有人大喊,让那些追随工作组将胡刘梅打成“反革命”的坏蛋站出来。于是有多位出身非工农家庭又写大字报攻击胡刘梅等为反革命的教师被学生们拉到台前低头认罪。不可思议的是当天晚上发生了夏XX老师(女)被剪“阴阳头”的事,早已辍学的社会人员卢XX(此人以前在初中读过书,停学后不务正业,干些偷鸡摸狗的勾当)和夏XX(系在校初二学生)突然跳到台上,拿出一把大剪刀将夏XX(女)老师的头发剪了一半成了“阴阳头”,造成了很不好的影响。次日早上,有几个来历不明的人和部分初中学生,未经过校文革和红卫兵总部同意,就将郑XX、姜XX二位老师戴上高帽游街。这二件事至今仍是一个未解开的谜。但我仍然以为,泰一中革命师生11月16日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革命大方向没有错,但是在斗争过程中,部分群众出现了一些过激的行为:如将姜XX、郑XX二位老师戴高帽游街,还有卢XX等二人将夏XX老师剪了阴阳头都是错误的,背离了《十六条》,干扰了“文化大革命”的斗争大方向。另外,校内也出现了“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基本如此”的标语和大字报等错误的东西,“校文革”和“红卫兵总部”没能及时采取有效措施制止和正确引导,是工作中的不足,的确令人遗憾。

  九、泰一中“校文革”“红卫兵总部”被野蛮砸毁

  泰一中“校文革”“红卫兵总部”在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斗争中由于对部分群众的过激行为没有及时采取措施加以制止和正确引导,成了对方反攻倒算的一个口实,也许剪夏XX的头发和将郑、姜二人游街就是有人策划的一出戏!是一个针对“校文革”和“红卫兵”的大阴谋!前述卢XX是早已辍学的社会人员,夏XX从来未参加过“永向东”一派组织,相反却是“风雷激”一派的成员。周XX、夏XX所操控的“风雷激”极其迅速地借此煽风点火,蛊惑人心。就在学校召开“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大会”的第二天晚上,学校驻地周边的一些不明真相的群众约有400多人涌入学校,在“风雷激”一伙人的带动下,他们砸了“校园文革”“红卫兵总部”的办公室,又以找校文革负责人论理为由,抄了李士干的家。上千册古今中外名家名著珍贵的私人藏书被当作“封资修”抄走,20多万字15—25岁写的日记被抢去,以后被说成是“三反黑日记、黑色诗人、黄色小说家、反动散文家”,断章取义地印传单、贴大字报广为散发。李士干从此失去了人身自由。

  周XX、夏XX操控的“风雷激”挑动学校周围工农群众到泰一中围攻革命师生的做法,是明显违背中央有关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规定和指示的。早在1966年8月22日《人民日报》就发表了“工农兵要坚决支持革命学生”的社论。指出:那些顽固的走资派利用广大工农兵群众对党的热爱,利用一些群众不明真相,煽动一些工人、农民去斗争革命学生的作法,是极端反动的,是完全违背党的路线的。9月7日,毛主席在关于青岛、长沙、西安等地问题的报告上作了批示:“此件已阅。青岛、长沙、西安等地发生的情况都是一样的,都是组织工农反学生,这都是错误的。这样下去是不行的。请以中央名义发指示,不准这样做。再发社论告诉工农不要干预学生运动”。9月11日,中共中央发出指示,要求各中央局,省、市、自治区党委,中央各部委,不准用任何借口,任何方式挑动和组织工人、农民、市民反学生。《人民日报》又发表了“工农群众和革命学生在毛泽东思想旗帜下团结起来”的社论。同时,中共中央经毛泽东批准,向全国发出四项规定:1、不准用任何借口,任何方式挑动和组织工人、农民和市民反对学生。2、凡是发动和组织工人、农民、市民反学生事件的地方,必须公开承认错误,承担责任,平息工农、市民和学生之间的纠纷,绝不允许把责任推给群众。3、劝说工人、农民、市民不要干预学生运动,相信学生绝大多数是革命的,是能够自己教育自己的,对他们的言论行动有意见,可以向上级和机关提出,不要直接同学生辩论,不要同学生发生冲突。4、各级党委负责人,不要怕学生,不要怕工人,不要怕农民,不要怕群众,要放下架子到学生中去,同他们商量问题,坚决走群众路线,坚持党的政策、原则,坚持《十六条》,没有什么不可以解决的问题。在北京有些同志这样做了,效果很好。

  尽管毛主席、党中央三令五申,不准工农、市民干预学生运动,但泰顺毕竟山高皇帝远。周时疏、夏罗钗操控的“风雷激”那伙人,还是一次又一次地挑唆罗阳工农群众和市民冲击扰乱泰一中。而这个过程中,也从没见哪个县、区、镇的领导干部出面讲过哪怕一句批评制止的话。故他们在泰一中校园内的暴行越演越烈。

  十、“永向东革命造反兵团”被砸

  1966年国庆节毛主席在天安门城楼同澳大利亚共产党领导人希尔交谈时,就曾指着广场上的学生说:“帝国主义和修正主义就是怕这些学生,我们有些干部也是怕他们。”“你不要认为我们的环境那么好。我们有些干部不想革命了,中央委员也有,政治局委员也有,省委书记、地委书记、县委书记都有。他们就是怕。他们要调动军队来对付这些学生,解放军他们是调不动了,他们就调动工人、农民来跟学生作对”。那个时间,我们这批红卫兵正好在天安门广场上,意想不到毛主席的话那么快就在我们身上应验了。

  其实在《十六条》的第二条“主流和曲折”已经讲得很清楚。“文化革命既然是革命,就不可避免地会有阻力。这样的阻力,主要来自那些混进党内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同时也来自旧的社会习惯势力。这种阻力目前还是相当大的,顽强的。但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毕竟是大势所趋,不可阻挡。大量事实说明,只要群众充分发动起来了,这种阻力就会迅速被冲垮。由于阻力比较大,斗争会有反复,甚至可能有多次反复。这种反复,没有什么害处。它将使无产阶级和其他劳动群众,特别是年轻一代,得到锻炼,取得经验教训,懂得革命的道路是曲折的,不平坦的。”历史已经证明《十六条》的无比正确,它也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纲领性文件。

  中央决定暂停大串联后,大多数师生都回校参加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斗争。校内的师生们成立了许多不同名称的革命造反组织。如:永向东革命造反兵团、云水怒战斗队,枪林逼战斗队、抗大造反总部、老三篇战斗兵团等。

  周XX、夏XX操控的“风雷激”将李士干抄家并关入他们设置的“黑屋”(窗户用木条钉死,糊上报纸,门上加锁,派6个人员看守,日夜轮流值班),对其他师生,他们也是心狠手辣,青年老师李昌贤,祖籍永嘉,出身工农家庭,共青团员,刚从大学毕业分配泰顺一中任教,年龄才20出头,是公认的本分老实人,只因写过一份批判工作组董XX的大字报,即被“风雷激”和社会上的一些人员拉去戴高帽游街、殴打。初二年级学生朱振保,是校文革成员,时年仅15岁,只因主持了11月16日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大会,也被他们拉去戴上高帽游街(也有人事后说他是当权派的儿子。其父是山东籍南下干部,时任泰顺县副县长)。革命师生被凌辱的事不胜枚举。1966年的冬天是寒冷的,但全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运动正如火如荼。1967年元旦《两报一刊》发表“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的社论,宣布:1967年将是“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和社会上牛鬼蛇神展开总攻击”的一年。上海发生了“一月风暴”,上海“工总司”为首的造反派夺了上海市的党政领导大权,并得到毛主席的赞许,后为党中央承认。上海的夺权风暴迅速向全国蔓延。1月6日,温州红卫兵总部、八一红卫兵总部、五一军团、秋收起义军团、温化造反兵团、地专机关红卫兵总部、国际红卫兵温州工人军团、小教造反兵团外地北造兵团和其他外地造反联络站联合成立“温州革命造反联合总司令部”(简称“温联总”)。1月16日,“温联总”组织3万人在市人民广场集合,以“把被走资派篡夺的领导权夺回来”为口号,会后,温州汽车尖兵团、温州港务局、温州师范学校等单位造反派,学习上海经验实行内部造反派组织的大联合,夺取原单位政权。

  1966年12月9日,中共中央发布《关于抓革命促生产的十条规定(草案)》,规定中写道:“8小时工作以外的时间,除了每周一次讨论生产问题以外,都由群众自己商量安排,进行文化大革命”。“工人群众在文化大革命中,有建立革命组织的权利。”“可以在业余时间,在本市革命串联,交流文化革命经验”。“学生可以有计划的到厂矿,在工人业余时间进行革命串联。”“工人也可以派代表到本市学校进行革命串联”。12月25日,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农村文化大革命的指示(草案)》。指示中写道:“农村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重点,是整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没有改造好的地富反坏右分子。”“把四清运动纳入文化大革命中去。”“农村文化大革命也要采用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实行大民主。在队与队之间,社与社之间,可以利用生产的空余时间,进行串联。还可以组织一批革命学生下乡串联。”

  1966年底开始,泰顺县城关各单位已出现批判县委领导及本单位负责人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大字报。12月19日,县城36个造反战斗队组织1000多人,召开“批判县委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大会”,县委主要领导于奉图、刘维宗、方章勇等同志逐渐成了批判的对象。再后,各部、局和各单位的党政领导也成了斗争的目标。受“怀疑一切”思潮影响,所有党政干部不分青红皂白都成了批判斗争对象,这就背离了《十六条》关于干部问题的决定。把斗争的重点是“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变成斗争一切当权派,这也是造成文革曲折的重要原因。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入决战阶段时刻,党内走资派进行疯狂反扑,掀起了一股自上而下的资本主义复辟逆流。北京刮起的黑色风暴很快就吹到了浙江。省军区龙潜等在造反派里拉一派打一派,制造分裂。2月6日,浙江大学“红色暴动委员会”(简称“红暴会”)成立,2月13日发表“致首都杭州联络站公开信”,扬言“砸烂省联总”等。2月15日,平阳县人武部和公检法部门的专政兵团取缔了“巴黎公社”群众组织;温州军分区和驻温海军部队解散了“秋收起义兵团”、瑞安“井冈山”和洞头的“东海”、“卫海”等组织。

  泰顺造反组织名目繁多、派系林立。在泰一中内也有许多挂了各种名号的组织。大家都打着拥护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旗号,说誓死保卫毛主席党中央,誓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实质上是以拥护周XX或拥护李士干分派。周XX和李士干二位先生都已作古多年,盖棺定论,他们都是以共产党员的政治面貌辞世的。对李士干作者曾写过一篇《寸草丹心报春晖》的纪念文。对周XX的情况知之甚少,但有一件事情对我记忆深刻:胡刘梅是“永向东”的一名战士,于1968年参军入伍,在部队入党、提干,任部队政治处干事。1976年“10·6”政变后,他也被复员回泰顺任乡、镇干部。“天有不测风云 ,人有旦夕祸福”。1979年其妻夏金梅不幸身患疾病,经温州救治后又转杭州抢救,仍然未能挽救她的生命,不幸逝世。夏是一位中学教师,温州师范学校毕业。在杭州治疗花去治疗费一万叁仟柒佰捌拾元,按规定是开发票回泰顺报销的(泰顺和温一医当年医院可以直接报销)。但周以转杭抢救没有经他同意为由不让报销。胡去求了五次,周都不同意,有一次还和仕阳区委委员胡正员一起,还有一次是和仕阳区长洪篤生一起前往讲理求情,周仍不同意报销。第五次胡到他家里去,他们夫妇冷若冰霜,周仍拒不签字。胡看到周从眼镜片后射出阴冷的凶光,再也难抑胸中的悲愤,双膝跪下说:“周局长,你和夏老师过去是我的老师,文化大革命中我写过你们的大字报,你们恨我,这一跪我还你们师生情。現在你有权势想借此压死我,但我告诉你岩石之下只有匾蟹,没有死蟹”。胡当面将发票撕得粉碎,甩向他们,愤然离开。周XX不但不给报销夏金梅的治疗费,竟连胡刘梅和夏金梅所生的三个孩子的合理合法的遗属补助也硬压着不给发放。不久,周调离了泰顺县教育局,组织上才给三个孩子发放了补助费。经办人也叫胡将药费拿去报销,可惜已撕毁了。这时的胡刘梅中年丧妻,乃人生悲剧时刻,面对遗留下来三个幼小的孩子,更有体弱多病的父母,家庭的困难可想而知,当时的胡刘梅是多么急需这笔报销款啊!诸位读者,看到此处,不知你会作何感想?

  以“永向东革命造反兵团”为代表的这一派,虽然李士干已被非法关押,丧失人身自由,但“永向东”的学生们仍然坚持执行中央有关文化大革命的指示精神,纷纷奔赴农村和工厂坚持和广大贫下中农、工人群众“同吃、同住、同劳动”,宣传毛主席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重要指示,宣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仕阳、三魁、司前、百丈的田间地头和县城的农械厂、印刷厂的车间,都留下了“永向东”学生的足迹。尤其是在仕阳和贫下中农“三同”的胡刘梅等一批同学,他们白天和社员们一起干活,晚上则走村串户,访贫问苦,掌握了大量的第一手资料。他们和当地的革命群众胡清桂、胡正东等一起,到县城将县委书记于奉图“请”出来参加“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大会”。三年自然灾害期间,仕阳是重灾区,同时也是“浮夸风”、“共产风”刮得比较厉害的地方。有的干部谎报粮食产量,将稻草放在粮仓底部,摊上篾垫,最后铺上稻谷或者蕃薯丝,欺骗组织,捞取荣誉,造成在个别地方发生饿死人的惨事。而当时各乡均有粮库,库内都是有粮的,下面已经饿死人了,县里、乡里干部仍高高在上,不肯放粮救人。群众的控诉批判至此,县委书记于奉图扑咚的跪了下去,承认自己确实当官作老爷,对不起人民群众,辜负了党和人民的信任。表示以后一定努力学习毛主席著作,坚决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据我了解,这位县委书记恢复工作后,确实痛改前非,后调温州港务局任职,深得群众好评。

  “树欲静而风不止”,阶级斗争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1967年1月21日深夜,一批“风雷激”的人员突然闯入在校园内的“永向东革命造反兵团”办公室,实行疯狂的打、砸、抢。当在三魁、仕阳等地与贫下中农“三同”的“永向东”同学闻讯赶回罗阳时,已是第二天的中午。各处回来的同学看到一片狼藉的办公室,其悲愤之情难以言表。此时的校园和大街上却贴出了大量以“风雷激”署名的“彻底砸烂永向东兵团”等法西斯式的大标语和大字报。随后几天,每天都有一批来历不明的社会人员入校骚扰,特别是晩上,同学们为免受侵害,只好往学校的后山躲避。有几位家在罗阳本地的女同学,她们紧关房门,留下观察动静,以歌声向躲在山上的同学传递信息。她们唱“马儿啊,你快快跑”则表示骚扰的人来了,待他们离开后就唱“马儿啊,你慢些走”。“永向东”战士再难在一中立足。在这黑云压城的时候,泰顺二中有个叫“少年壮志”的战斗队到县城串联学习,见此情景,竟冒着风险贴出强烈谴责“风雷激”打砸抢法西斯行为的大字报,大字报还引用了二首革命烈士诗抄:“满天风雪漫天愁,革命何须怕断头。留得子胥豪气在,三年归报楚王仇。”“砍头不要紧,只要主义真。杀了夏明翰,自有后来人。”他们只是初中的学生,这种嫉恶如仇,不畏强暴的大无畏精神令人起敬。另外还有一些外地来泰、回泰串联的大学生,也纷纷表示对“风雷激”打砸抢行为的愤慨。县农械厂、印刷厂、电厂等厂的工人,仕阳、三魁、百丈、司前以及罗阳各村的许多贫下中农,也纷纷表示了对“风雷激”打砸抢行为的谴责和对“永向东”学生的深深同情。尤其是北京外国语学院的二位来泰串联的学生,他们因为支持“永向东”谴责“风雷激”而无法再在亲戚家呆下去,他们的安全受到了威胁,是我们“永向东”的几位战士,冒着风雪严寒连夜将他们护送出县境。公道自在人心,历史总有公论。人在做天在看,多行不义必自毙!我是相信这一点的。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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