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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顺县文革回顾(连载3)

  十一、泰山压顶不弯腰,继续革命勇向前

  毛主席说:“你们要关心国家大事,要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永向东”的战士们牢记了毛主席的教导。但是,文化大革命的斗争极其尖锐而又错综复杂。1967年1月20日,毛主席给林彪的信中指示:“应该派解放军支持广大群众。凡有真正革命派要求军队支持援助,都应该这样做。”1月23日,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国务院、中央文革小组发布《关于人民解放军坚决支持革命左派群众的决定》。《决定》中说:“最近,毛主席指示,人民解放军应该支持左派广大群众。以后凡有真正革命派要找军队支持、援助,都应当满足他们要求。所谓不介入,是假的,早已介入了。问题不是介入不介入的问题,而是支持革命派还是支持保守派甚至右派的问题。人民解放军应当积极支持革命左派。”不久,毛主席又要军队承担“支左、支农、支工、军管、军训”的任务。

  可是,浙江省军区的某些领导同志,从文化大革命一开始,就站在革命造反派和广大人民群众的对立面,和党内走资派串通一气,利用自己手中的权力,把全省数以千计革命造反派组织打成“反革命组织”、“反动组织”、“非法组织”,进行取缔,并逮捕其头头及革命群众达数千人。以后,他们又继续对抗毛主席、党中央的指示,蓄意挑动群众斗群众,甚而插手操纵一派群众组织,挑动农民进城搞武斗,明里暗里给一派群众组织送枪、送炮,疯狂用武力血腥镇压革命造反派。省军区,各地市军分区到县人武部,可以说是一脉相承。

  毛主席和党中央,特别是周恩来总理,十分关心浙江文化大革命,多次召集浙江省军队和群众组织代表,提出了解决浙江问题的方针、政策和具体办法。如,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下达“关于成立浙江省军事管制委员会的决定”;作出“关于改组浙江省军管会和省军区的决定”;二十军军部进驻杭州,对省军区所属独立师、团、营、连、边防部队、军分区、人武部部长实行统一指挥和领导;派支左部队平息有关地区的武斗等等。

  1967年2月,泰顺县人武部成立“中国人民解放军驻泰顺支左联络站”(简称“县人武部支左联络站”)。3月1日,县人武部支左联络站“撮合”县城各造反组织成立“泰顺县革命造反派联合指挥部”(简称“县联指”)这个“大凑合”组织。3月5日,县人武部支左联络站支持中共泰顺县委关于农业生产、党群、政法委、工交、财贸、文教、卫生、老区以及水电站工作的分工,县委工作分工在征求“县联指”的意见后,以通知形式下发各区、公社。6日,县人武部、“县联指”、县机关干部三方成立“泰顺县生产指挥办公室,指导全县“抓革命促生产”。9日,县生产办公室下发(1967)泰办字04号文件,批复县文教局生活生产监督小组《关于当前学校工作意见》,要全县师生立即回校“复课闹革命”。1967年3月7日,毛主席根据天津延安中学以教学班为基础实现全校革命大联合和整顿、巩固、发展红卫兵的经验,发出了著名的“三七”指示。指示说:“军队应分期、分批对大学、中学、小学高年级进行军训,并且参与开学、整顿组织,建立三结合领导机关和实行斗批改工作。”“先作试点,取得经验,逐步推广。还要说服学生,实行马克思所说只有解放全人类,才能解放无产阶级自己的教导。在军训时不要排斥犯错误的教师和干部,除年老和多病的以外,要让这些人参加以利改造。所有这些,只要认真去做,问题并不难解决。”“三七指示”体现了毛主席的伟大战略思想,随着运动深入发展,愈来愈显示了毛主席这一光辉思想的巨大威力和深远意义。

  4月,县人武部派出徐XX等人进驻泰一中“支左”和军训。对县人武部派员到泰一中,“永向东”战士满怀期待和希望。对县人武部的许多干部和县中队的一些战士,我们都比较熟悉,还有一定的感情。在文革前,泰一中建立了一个武装民兵排,由李士干负责领导,县人武部经常会派干部、战士来指导刺杀、投弹、射击等军事技术训练,还给发了枪。原泰一中武装民兵排的学生,大多是“永向东”的战士,如胡刘梅是排长,朱振保、倪宗煜、徐爱珠和我都是班长(共4个班,其中一个女子班)。当年我作为一名班长,由于射击、投弹、刺杀技术成绩优异,且我所保管的那支“三八大盖”维护得好等原因,被记“三等功”一次。出人意外的是,泰顺县人武部某些领导和徐XX等人,秉承省、市部队某些领导的旨意,支派不支左。4月28日,他们让“风雷激”、“云水怒”、“老三篇”等几个组织“大联合”,宣布成立“泰顺工农兵中学革命造反联合司令部”(联司),同时成立“接管委员会”,宣布夺权。而将“永向东”等革命群众组织排斥在大联合之外,“永向东”这批学生连参加军训的权利也被剥夺!但是,“永向东”的这批毛泽东思想哺育成长起来的红卫兵,没有屈服于逆境和压力,他们在连写大字报的纸张、笔墨也被断供的情况下,多次组织上天关山打柴卖,以解决参加文革运动的经费问题。其中有一次突发山火,小伙们也是顾不上打柴了,一个个奋不顾身的前往扑救,衣服被烧着了,手脚摔伤了,谁也不叫苦不喊痛,直至将山火扑灭。大家互相一看,一个个脸孔浑然黑包公一个,互相笑得流下了眼泪。这时天也快黑了,大家收拾了一些柴禾担回罗阳出卖。另一方面,“永向东”组织了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坚持下乡演出,以歌舞等人们喜闻乐见的文艺形式宣传毛泽东思想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红卫兵战歌》是我们在舞台上或在行军中都唱的歌曲:“我们是毛主席的红卫兵,大风浪里炼红心,毛泽东思想来武装,横扫一切害人虫!敢批判,敢斗争,革命造反永不停,彻底砸烂旧世界,革命江山万代红。我们是毛主席的红卫兵,无产阶级立场最坚定,踏着前辈的革命路,时代重任来担承。我们是毛主席的红卫兵,文化革命打先锋,团结群众齐上阵,横扫一切害人虫,敢批判,敢斗争,革命造反永不停,彻底砸烂旧世界,革命江山万代红”。再有一首就是舞蹈“草原上的红卫兵见到毛主席”,我们爱演群众也比较喜欢的节目。有一次从仕阳、三魁等地演出后,步行回罗阳。到南院时,许多女同学脚底起泡,难以前行。这时正好有一辆从三魁方向驶向罗阳的客车开来,同学们又怕车不停。有位王金培同学,叫大家别急,看他的。在客车临近约十多米时,他一个箭步冲上公路中心举手拦车。汽车紧急刹车,驾驶员生气地吼“你命都不要了?!”金培同学嘿嘿一笑,让全体战友上了车,尽管驾驶员不高兴,一路上恶作剧地做了不少小动作,同学们仍是一路欢歌笑语,当天安全回到了罗阳。在这乌云压顶的艰难岁月里,许多革命群众给予“永向东”战士以深深的同情和无私的支持。包括泰顺县人武部内的董孔武、傅锡铭、杨志耀、陈其早等一批干部战士,还有县农械厂、印刷厂的工人,县各机关、部门的干部、职工,以及三魁、仕阳、百丈等地广大的贫下中农,尤其是罗阳南外、南内等村的广大干部群众,给了“永向东”极大的关心和爱护。正是在广大人民群众的支持下,“永向东”的战友们又打出了《东方红革命造反队》的旗帜继续战斗!

  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的斗争总是扣人心弦、异常复杂。1967年6月22日,泰顺县人武部以《浙江日报》刊登文章,挑拨省军区和人民群众关系为理由,作出公开声明,决定退订《浙江日报》。泰顺县人武部一些人如此赤裸裸的倒行逆施作为,激起了广大人民群众的无比愤慨。“东方红”战士更是旗帜鲜明地提出了“坚决支持《浙江日报》”的严正声明。泰一中的“联司”在县人武部某些人的扶植下,有恃无恐,不仅对“东方红”贴出的大字报进行肆无忌惮的撕毁和覆盖,还策划了令人不齿的“八·二”事件。

  十二、“东方红”静坐斗争

  毛主席有首七绝诗巜冬云》是我们经常诵读的诗词之一。“雪压冬云白絮飞,万花纷谢一时稀。高天滚滚寒流急,大地微微暖气吹。独有英雄驱虎豹,更无豪杰怕熊罴。梅花欢喜漫天雪,冻死苍蝇未足奇。”

  1967年1月3日,在《人民日报》刊登的一篇文章中,毛主席写了一段文字:“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触及人们灵魂的大革命。它触动到人们根本的政治立场,触动到人们世界观的最深处,触动到每个人走过的道路和将要走的道路,触动到整个中国革命的历史。这是人类从未经历过的最伟大的革命变革,它将锻炼出整整一代坚强的共产主义者。当前是一片大好形势,但斗争的道路是曲折的。会有反复,会有起伏,会出现各种假象,会遇到反动势力的反扑和软化,要准备再打若干个回合。”1967年2月5日,内蒙古“呼三司”数百学生在军区大院南门口静坐绝食示威,学生韩桐手持话筒喊话,要军区政委刘昌出来辩论。军区军训部副部长柳青怒气冲冲,举起手枪朝韩桐连打两枪,致韩桐肺动脉被击穿,3小时后因流血过多,不幸身亡。这是全军在支左工作中内蒙古军区打响的枪杀学生的第一枪。2月23日,青海省西宁市《青海日报》大院发生惊人血案,青海省军区副司令员赵永夫指使军队开枪打死打伤红卫兵和革命群众347人,逮捕1.3万多人,捆绑吊打1.7万多人。这是走资派调动军队镇压革命群众的典型事例之一。7月20日,发生武汉军区支持的保守派群众组织“百万雄师”冲击毛主席正居住的东湖宾馆并揪斗、殴打、绑架中央文革小组成员的严重事件,史称“7·20”事件。……

  1967年8月2日晚,郭瑞光等几位“东方红”学生在东内村的董直弟同学家闲聊。泰一中“联司”人员及一些社会人员,先以特务方式盯梢,接着又以他们正在开“黑会”为由,强行闯入董直弟家中,将郭瑞光等同学强行拉到东大街的一家餐馆前揪斗、罚跪、殴打。此时,“联司”的人员只要在街上看到有“东方红”或者不是“联司”的学生,即被他们拉去强迫跪地并施以拳脚。尤珍珍同学家住在餐馆对面的楼上,听到下面乱哄哄的,打开窗户看了一下,被“联司”的人发现,即被拉去跪下挨斗。那天晩上被罚跪在大街上的有:郭瑞光、倪宗煜、王金培、林廷塔、王金育、尤珍珍等同学。折腾了二个多小时,因广大人民群众及这些同学家长的强烈抗议,才放这些学生回家。尽管我们有同学向人武部支左办公室反映了情况,并强烈要求解决,但他们视而不见 ,听而不闻。我们“东方红”的战士们已经忍无可忍,只能冒着风险,发表《严正声明》,在县人武部的大门口实行静坐斗争。我们“东方红”对县人武部的静坐斗争获得了罗阳人民群众广泛的同情和支持!街头贴着很多支持的大标语和大字报,许多单位的革命造反组织敲锣打鼓到现场发表演讲、呼喊口号给以声援和支持。在方方面面的强大压力下,县人武部主要领导出面承认“东方红”革命造反队是革命群众组织;承认退订《浙江日报》是严重错误等,并作出了检讨。我们“东方红”也见好就收,终止了对人武部的静坐斗争。显然,“东方红”静坐斗争的胜利,给了山城广大人民以极大的鼓舞。

  十三、“八五联总”和“五一”总司

  “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这是至理名言。毛主席在1967年5月间曾同一个外国军事代表团的谈话中说:“本来在一月风暴以后,中央就着手重大联合的问题。但未得奏效。后来发现各个阶级、各派政治势力,还在顽强地表现自己。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思想是没有任何力量的,捏了还要分。所以现在中央的态度只是促,不再捏了。抜苗助长的办法是不成的。这个阶级斗争的规律,是不以任何人的意志为转移的。”1967年5月2日,温州工人造反司令部(温工总)成立,接着“红总司”、“商总司”相继成立。8日,温州革命造反总司令部(温总司)成立。“温总司”与“温联总”成为温州的两大派群众组织。受温州时势的影响,泰顺凑合的“联指”成了“老保”的代名词,迅速分化瓦解。原属“县联指”的“今胜昔”等贫下中农组织宣布退出“县联指”,成立了“泰顺县贫下中农造反总指挥部”,尔后,“工联总”、“商联总”、“小教总部”、“机关炮司”和“公安八三一支队”也纷纷成立,并于1967年10月25日联合成立了“泰顺八·五革命造反联合指挥部”(八·五联总)。11月29曰,原“联指”中的“五一”贫下中农总司令部宣布退出,和其他单位的造反组织,如工人兵团、泰一中“联司”等组成“泰顺县五一革命造反总司令都”(五一总司)。“东方红”革命造反队加入“八五联总”后,和农校的“南泥湾”、二中的“血战到底”、三中的“炮声隆”、莒江中学的红卫兵组织成立了“泰顺县红卫兵革命造反总司令部”,统一印制了“毛泽东思想红卫兵”袖章。由此形成了泰顺县的“八五”和“五一”两大派。

  文化大革命席卷了无数的普通人,也由此改变了无数人的命运,其深远影响至今未曾断绝。文革与新中国其他运动相区别的主要特点之一,就是存在着一个由民众中间的批判力量自己组织起来的“造反派组织”,这个组织在文革期间,始终把批判矛头对准“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在当权派不便亲自出面或无法调用司法、军队去压制造反派的时候,往往操纵或组建反对造反派的保守群众组织,去实施压制造反派的各种策略。这样,文革的政治冲突就有了群众组织之间相互对立的外观,这三者的政治博弈形成文革的显著特点。就全国的文革状况而言,反文革派的力量反对文革,当权派与保守派的结合—远远大于造反派的力量,从而形成了文革运动起落和结局的一般背景。造反派在文革期间及其后的际遇,就是奠基于反文革的优势力量及其政治策略。文革的历史是否会被人遗忘?因为了解情况的人不再有机会说话,有机会说话的人却选择了说假话。进入新世纪,文革提示过的“变修走资”趋势已成为现实。在这样的时刻,重提文革反而变得更为困难了,有关文革的历史事实,再也难以获知了,但这并不意味着文革的历史不重要了,在亲历文革并为此付出重大牺牲的造反派看来,无论是为了过去,还是为了现在和将来,文革都不应该被遗忘。

  十四、“八五”“五一”谁是真正造反派?

  1967年10月7日,中共中央发出整理好的《毛主席视察华北、中南和华东地区时的重要指示》记录稿。主要有:

  1、关于形势:七、八、九3个月,形势发展很快,全国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形势大好,不是小好,整个形势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好。形势大好的重要标志是人民群众充分发动起来了。从来的群众运动都没有像这次发动得这么广泛,这么深入。全国的工厂、农村、机关、学校、部队,到处都在讨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问题,大家都在关心国家大事。过去一家人碰到一块,说闲话的时候多。现在不是,到一块就是辩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问题。父子之间,兄弟姐妹之间,夫妻之间,连十几岁娃娃和老太太都参加了辩论。有一些地方前一段好像很乱,其实那是乱了敌人,锻炼了群众。再有几个月的时间,整个形势将会变得更好。

  2、关于大联合:在工人阶级内部的,没有根本的利害冲突。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的工人阶级内部,更没有理由一定要分裂为势不两立的两大派组织。一个工厂,分成两派,主要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为了保自己,蒙蔽群众,挑动群众斗群众。群众组织里头,混进了坏人,这是极少数。有些群众组织受无政府主义的影响,也是一个原因。有些人当了保守派,犯了错误,是认识问题。有人说是立场问题,立场问题也可以变的嘛。站队站错了,站过来就是了。革命的红卫兵、革命的学生组织要实现革命的大联合。两派要互相少讲别人的缺点、错误。别人的缺点、错误,让人家自己讲,各自都做自我批评,求大同,存小异。这样才有利于革命的大联合。

  3、关于对待干部:绝大多数的干部是好的,不好的只是极少数。对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是要整的,但是,他们是一小撮。要团结干部的大多数。要扩大教育面,缩小打击面。要运用“团结—批评和自我批评—团结”这个公式来解决我们内部的矛盾。在进行批评斗争时,要用文斗,不要搞武斗,也不要搞变相的武斗。要允许干部犯错误,允许干部改正错误,不要一犯错误就打倒。正确的对待干部,是实行革命的三结合,巩固革命大联合,搞好本单位斗批改的关键问题,一定要解决好。有些干部为什么受到群众的批判斗争呢?一个是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群众有气。一个是官做大了,自以为了不起,就摆架子,有事不跟群众商量,不平等待人,不民主,喜欢骂人、训人,严重的脱离了群众。这样群众就有意见,平时没有机会讲,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爆发了。一爆发,就不得了,弄得他们很狼狈。今后要吸取教训,很好的解决上下级关系问题,搞好干部和群众的关系。

  4、关于红卫兵:对红卫兵要进行教育,加强学习。要告诉革命造反派的头头和红卫兵小将们,现在正是他们有可能犯错误的时候了。要用我们自己犯错误的经验和教训,教育他们。对他们做思想政治工作,主要是同他们讲道理。

  “八五”、“五一”两派都宣称自己是紧跟毛主席的革命造反派。当时的浙江杭州市则有“省联总”和“省红暴”两大派。毛泽东主席对浙江的两大派有个讲话,他说:“浙江的红暴与湖北的百万雄狮不同,是犯过错误的老造反派。”泰顺“八五”、“五一”两派都想往“省联总”靠。于是,两派各自多次发表严正声明,表示坚决支持“省联总”,坚决同省、地、县的“走资派”血战到底。“五一”派这方面工作抓得比较紧,他们很快就和受“省联总”支持的温州总司派取得联系,并获得“温总司”个别头头的支持承诺,从而他们曾大肆宣扬炫耀。另外,以“联司”为首的“五一”红卫兵组织曾通过在杭州的泰顺籍“省联总”派学生一度加入“省红代会”,而开大会庆祝,造了很多舆论,但是,不久即被撤销。“八五”派也不甘落后,通过在杭州的有关人士积极发展与“省联总”的关系,并得到一定的认可与支持。至于在县内,更是各显神通,各自成立“大批判组”,一批批大字报贴满街头,各自创办了大批判的战报,力图牢牢把握斗争大方向,把矛头对准“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不过口号略有差异,“五一”派提“打倒于、方、刘”,“八五”则提“打倒于、刘、方”(于是指于奉图,时任县委书记;刘指刘维宗,时任县委副书记;方指方章勇,时任县委副书记)。还分别建立了“毛泽东思想宣传队”,通过文艺形式,打着“宣传毛泽东思想”的旗号,也夹带宣扬各自的派性观点。两派又不时攻击对方是县委一小撮“走资派”的“御用工具”。

  前景虽然光明,道路依然曲折。早在1967年1月29日,周恩来总理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休息室接见由李显通带队的浙江省革命造反派代表时,曾感慨地说:我今天看到你们在毛主席亲自领导下参加这场伟大的革命,从内心深处为你们感到幸福!不过,你们要作好思想准备。一旦没有毛主席,你们都要作好坐牢、杀头的思想准备!30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发出《关于浙江最近发生事件的决定》(共有十条),号召“省联总”所属群众和一切无产阶级革命派实行大联合,号召浙江省军区和全体人民解放军坚决站在左派这一边,支持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坚决支持革命造反派的夺权斗争,以利浙江阶级斗争的深入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全面开展!同日,周总理找阮贤榜(省军区副司令员)谈话,要他支持“省联总”。又单独接见了李显通。周总理笑笑说,你起码有三个基本问题需要解决:第一,你必须记住,人的一生不可能是一帆风顺的。第二,你脑子里要消除一个观念:不要认为一个人的地位高、职位高,他的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水平就高,人品就高。我可以坦率地告诉你,毛主席以后再也不会有人会发动人民群众起来造党内走资派的反。他们一旦掌权,就会骑在人民头上作威作福,谁要是揭露他们,就一定会抓你,杀你。第三,要充分认识这场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的伟大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这是一场反修防修的伟大斗争,是革我们曾经革过命的命,而且还要在人们灵魂深处闹革命,要触到每一个人的灵魂。因此,国内外一切反动派都对文化大革命怕得要死,恨得要命,他们竭尽一切造谣诬蔑之能事,千方百计地对文化大革命进行丑化和攻击,时时刻刻地对文化大革命进行全面的否定。(李显通《周总理的教诲永世难忘》)

  十五、杭州“八五”“五一”两派谈判

  1968年1月1日,《两报一刊》在“迎接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全面胜利”的元旦社论中写道:“人类历史上第一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已经在1967年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在毛主席一系列最新指示的指引下,夺取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全面胜利的伟大斗争已经开始了。”鉴于泰顺两派的情况,省“军管会”和“省联总”召集泰顺“八五”、“五一”两派主要头头到杭州谈判,签署《大联合协议》。

  俗称:“天上天堂,地上苏杭。”杭州乃举世有名的名胜风景区,有苏东坡的诗为证:“水光潋滟晴方好,山色空蒙雨亦奇。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就在这美景如画的西子湖畔:“五一”派代表入住了湖滨旅馆,“八五”派代表入住了环湖宾馆。

  所谓“谈判”总免不了一番唇枪舌剑的争论。谈判双方都坚称紧跟毛主席,拥护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坚定地站在“省联总”一边,坚决拥护省军管会、空五军、二十军的支左。在对泰顺原县委当权派的态度上,双方的口号一个是“打倒于、刘、方”,另一个是“打倒于、方、刘”,没有实质差别,没有什么可以辩驳的。辩论的焦点集中在了对泰一中文革运动的看法上。“五一”方代表首先提出,“风雷激”是最早杀出的革命造反组织,是真正的革命造反派。“永向东”是保走资派李士干的保皇派,早已被“砸烂”,而“东方红”是原“永向东”的人员而已,从“校文革”到“永向东”到“东方红”乃“三代老保”。“联司”的代表口沫横飞,振振有词,盛气凌人,似乎胜券在握,好不得意。他们没有想到“八五”方代表后发制人。林元贤代表旗帜鲜明、针锋相对地指出:“永向东”才是泰一中文化大革命的先锋,是他们第一个贴出批判资产阶级、修正主义的大字报;是他们勇敢地和工作组推行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作斗争而被打成“反革命”仍不屈不挠;他们始终将斗争矛头对准“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他们的斗争大方向始终是正确的!泰一中“东方红”代表的发言以翔实的资料详叙了泰一中文革斗争的史实。每讲一个问题,都出示了复印的证据材料,如“六二七”事件中,“联司”骨干人员写的支持工作组,把许多师生打成“反革命”、“反党分子”、“野心家”的大字报底稿;校当权派亲笔书写的污蔑师生是“野心家”,“想要捞一点油水肥肥自己”的大字报稿;以及“联司”追随县人武部有关“退订《浙江日报》的大字报抄件等。“八五”代表有理有据一边发言一边将有关复印件分发到“省军管会”、“省联总”及有关人员手中,他们频频点头。“联司”的代表又急又臊,犹如热锅上的蚂蚁,坐立不安;“五一”方其他代表听得一头雾水,频向“联司”代表投去询问的目光。“联司”代表再也忍不住,大声说:“永向东”死保走资派李士干,铁证如山!“走资派”、“三反分子”李士干畏罪潜逃,正在我们的通辑中。“军管会”领导再也听不下去,打断了“联司”代表的话,说:“李士干是学校的一名团干,怎么成了泰顺文革的重点?听说县里每有批判会,必让李士干去陪斗,是不是有这样的事?”“省联总”的人插话:“在我们这里,学校团干属于一般群众,怎么成为运动斗争的重点?这是方向性的错误。”“五一”方有位代表急得站到椅子上想申辩,被“省军管会”领导喝令坐下说话。此情此景,双方还有辩论下去的必要吗?当年我是谈判参与者之一,对这些情节记忆犹新。

  说谈判就是打嘴仗,其实并不尽然,谈判前的准备工作是不可或缺的,就如打仗,没有后勤保障,这个仗能打赢吗?在赴杭州前,在“八五联总”进行了认真的分析研究,出面谈的,当然要有较好的口才,如林元贤、郑继利等。后勤的材料准备也要一批人马。胡刘梅平时讲话有点结巴,就留在泰顺党校和郭瑞光等同学一起,做谈判材料的准备工作。幸好当年校文革的大字报资料及时转移保存,这时取出来整理、复印,派人及时送到杭州,发挥了重要作用。其实,省军管会早已派人到泰顺做了大量的调查研究的工作,对泰顺两派的情况是有所了解的。这位解放军同志在党校也看到了胡刘梅他们准备的材料,并向省军管会领导作了汇报。

  1968年1月20日,“八五”、“五一”双方代表在杭州西冷饭店,在省军管会和省联总的主持下,签署了包括十方面的大联合协议,即(“一二0协议”)。协议的中心内容就是双方要坚定地站在“省联总”一边,和“省联总”团结在一起,战斗在一起,胜利在一起;坚决拥护空五军、二十军的“支左”举措;承诺“用文斗不用武斗”等等。该协议已在当年的《浙江日报》、《红色风暴》上全文刊登。这个历史是抹不去的。

  十六、山城武斗

  文化大革命的纲领性文件《十六条》明确规定:“要用文斗,不用武斗。”在1966年的12月27日,毛泽东给周恩来写了一封信,全文如下:

  恩来同志:

  最近,不少来京革命师生和革命群众来信问我,给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牛鬼蛇神戴高帽子、打花脸、游街是否算武斗?我认为:这种做法也应该算是武斗的一种形式。这种做法不好。这种做法达不到教育人的目的。这里我强调一下,在斗争中一定要坚持文斗,不用武斗,因为武斗只能触及人的身体,不能触及人的灵魂。只有坚持文斗,不用武斗,摆事实,讲道理,以理服人,才能斗出水平来,才能达到真正教育人民的目的。应该分析,武斗绝大多数是少数别有用心的资产阶级反动分子挑动起来的,他们有意破坏党的政策,破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降低党的威信。凡是动手打人的,应该依法处置。

  请转告来京革命师生和革命群众。

  毛泽东

  但是,在许多地方,武斗有增无减。浙江省军区的龙潜和走资派仍然一意孤行,继续操纵一派群众组织,于1967年6月至9月,挑动农民进城搞武斗,从棍棒逐渐升级到动用解放军和民兵武器,用武力镇压革命造反派。1967年6月8日,“瑞安联站”在县人武部某些人的支持下,调动全县民兵对瑞安城(造反派)实行全面武装包围。期间,组织几次攻城,造成造反派一些人员受伤。后改用火攻,用海水浇灌,全城河水全部变成咸水,全城百姓苦不堪言。后来,党中央派支左部队到达瑞安才解了围。围城时间长达101天。这在全国文革武斗事件中是比较典型的。

  1967年9月22日上午,毛主席和河南的刘建勋、纪登奎等谈话,问“河南的形势怎么样啊?”刘建勋说“我们搞大联合,下边搞武斗,武斗搞得厉害。”还说到:“康生和江青讲话,提出一个‘文攻武卫’,打起来就分不清是谁攻谁卫了,都说是武卫。”毛主席脸上的笑容不见了,他微微皱着眉,吸着烟,让杨成武调来了江青9月5日接见安徽造反派赴京代表团时的讲话录音,并当场播放,让在座的都听听。只听江青说道:“同志们会说,江青同志,你讲的倒容易,我们在那里斗得可厉害啦!同志们!我们也斗得挺厉害的,只是没有武斗就是了。不过我声明,谁要跟我武斗,我一定要自卫,我一定还击!(暴风雨般的掌声和欢呼声:向江青同志学习!向江青同志致敬!江青也高呼:向同志们学习!向同志们致敬!)同志们,我不是提倡武斗,你们不要以为我提倡武斗,我是坚决反对武斗的,我是坚决拥护毛主席提出的‘要文斗不要武斗’的方针。我说的是,当阶级敌人来向我们进攻的时候,我们手无寸铁怎么行呢?”……“在囯防前线,现在要下一道死命令,严禁夺枪,如果有人硬要夺,解放军战士有权自卫反击。中央已经通过了命令。我要是警卫战士,谁要夺我的枪,我一定还击。因为我不知道你是好人还是坏人。”录音放完了,大家都不做声。毛主席吸着烟,慢慢地说:“‘文攻武卫’不能这么提。我讲了一路在工人阶级内部没有根本的利害冲突。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的工人阶级内部,更没有理由一定要分裂成势不两立的两大派组织。我还讲了一路的大联合,讲各自多做自我批评,求大同,存小异。现在讲文攻武卫,就是唱反调嘛!双方都搞起武卫来,戴上柳条帽,拿起长矛来,还怎么联合?这个提法不行。”(引自《毛泽东大传》)

  据传,“文攻武卫”的口号,曾在上海《文汇报》上公开发表。有人认为,是江青提出“文攻武卫”的口号,但河南“二七公社”的袁廋华先生,肯定这个口号是他在某个会议上提出来的。(袁廋华因为参加文革曾4次入狱,累计被囚十数年,为正视听,挺身而出,令人可敬!)

  武斗问题江青在1967年8月11日还有个《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必须制止武斗的讲话》,可供辨析:“1、现在还有一小撮人背后操纵武斗,搞有组织的有训练的专门的武斗,他们是强呢?还是弱呢?是弱了。2、武斗总是少数人。党中央、毛主席一再号召要用文斗,不用武斗。他们挑起武斗是弱的表现。3、一小撮人没有办法调动我们的正规军,军队有命令,不准开枪。他们就只好在幕后组织一些人搞武斗。这个武斗很残酷。我看了这方面的材料,我想了很久,很难过。4、要宣传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宣传中国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对中国防止资本主义复辟的意义,对世界革命的意义,使那一小撮人变成过街耗子,人人喊打,他们的武斗就不行了。5、提出文攻武卫对不对呢?我觉得是对的。有的还提武攻文卫,这不是碰鬼了吗?文的怎么卫呀?听说有的地方,两派都在准备砖头,准备武斗,还说是我允许的。这是歪曲。”据《武汉地区文革纪实》载:1967年6月17日下午,武汉造反派面对百万雄师越来越猛烈的暴力围攻,在水院体育馆举行辩论会。面对退与守的问题,会上提出“文攻武守”这一口号。后来又有人提出“文攻武卫”“文攻武攻”,最终确定选择“文攻武卫”作口号。而江青在河南同造反派讲“文攻武卫”是1967年7月22日。说武汉造反派搞“文攻武卫”是“秉承江青的旨意”显然不符合事实。

  1967年7月至9月,毛主席视察华北、中南和华东地区一系列指导性讲话发表,总的形势是一派大好,“形势大好的重要标志是人民群众充分发动起来了。”他一再号召各地群众组织实现革命大联合。但是,社会各派对毛主席的指示和教导往往“各取所需”,我行我素。许多地方的大联合出现反复,甚至上演了一出出武斗事件。

  我们浙江的温州地区尤其严重。在后台人物的支持下,7月10日,“温联总”大批武装人员手持凶器在大街上横冲直撞,行凶打人,并用炸药包杀伤“总司”派人员。7月15日,“温联总”400多武装人员又突然袭击温州石泥沙公司,打伤“工总司”造反派战士90多人。7月20日,“温联总”突然打开黄龙山国防军械库,抢出大量的枪支弹药,使武斗不断升级。

  23日,浙江“省联总”和“红暴派”经过协商,在北京达成了《浙江“省联总”、“红暴派”关于浙江问题的几点协议》。《协议》主要内容有:驻浙江空五军、二十军在“三支”“两军”工作中,大方向是正确的,以龙潜为首的浙江省军区党委在支左过程中,犯了方向路线错误,应该公开向群众检查,“省联总”和“红暴派”应该本着求大同、存小异的精神,逐步实现以“省联总”为核心的更广泛的革命大联合,根据目前的条件,积极筹备建立杭州市革命委员会。

  25日深夜,龙潜在温州的代理人,操纵和指使“温联总”出动武装人员向“工总司”及各“总司”派革命群众组织进行武装围攻,以高射机枪、步枪等武器,从信河街、松台山、打锣桥口、公园路和解放南路五个方向对市中心和邮电大楼发动全面进攻,纵火焚烧服装公司和伊斯兰牛肉店。“温联总”4次用火焰喷射器烧房,最热闹的解放南路、公园路、五马街顿时烟火漫天,

  26日,“温联总”又用燃烧弹焚毁四顾桥华大利餐馆。27日,“温联总”再一次全线出击,武装攻占钟楼,纵火邮电分局,新华书店、温州钟表店、美术公司、电影院等温州市最繁华的商业区,共烧毁24495平方米的房屋,并对造反派进行武装镇压,使温州地区的局势陷于极度紧张。至7月底,“温联总”开始动用枪炮,武斗不断升级,这场武斗持续两年之久。

  8月1日,人民解放军6517支左部队进驻温州市区,支持温州“工总司”及各革命造反派。8月8日,根据周总理指示,进驻温州的二十军前线指挥部决定派部队前往温州,对两派实行隔离、停火、收缴武器,然后政治解决温州问题。8月14日,“省联总”发表《关于温州地区目前形势的严正声明》。15日,省军管会发表《关于温州地区当前局势的公告》,指出:“温州地区党内一小撮走资派,背离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伙同‘温联总’坏头头用机枪、大炮、喷火器等现代化武器,对无产阶级革命派进行了骇人听闻的血腥镇压。”“温州军分区和水警区、人武部的某些领导人,在支左工作中犯了方向、路线错误,应当彻底检查认真改正。”22曰,中共中央作出“关于改组浙江省军管会和省军区的决定”。9月2日至7日,“温联总”在牛山连续三次向市区馒头巷等处发射82炮、122榴弹炮10余发,炸毁商店、厂房、仓库,炸死4人,伤4人。9月3日,省工宣队1700人抵达温州,后陆续来温达4700余人。5日,驻浙空军奉命派飞机散发《中共中央关于改组浙江省军管会和省军区决定》、《浙江省军事管制委员会关于温州地区当前局势的公告》等重要文件,启发受蒙蔽群众迅速回到毛主席革命路线上来。温州市区的武斗逐渐平息。

  对于全国各地发生的武斗,毛主席在1967年12月28日同阿中友好协会代表团谈话时曾说到:“有些事情我们事先没有想到。每个机关、每个地方都分成了两派,搞大规模武斗,也没有想过。等到事情出来以后,就看出了现象。”“这绝不是偶然的事,是尖锐的斗争。解放后包下来的囯民党、资产阶级、地主阶级、国民党特务、反革命———这些就是他们的幕后指挥。”

  泰顺“八五”、“五一”两派杭城的“1·20”大联合协议签署后,按理说既然联合了,就该筹备建立新的政权———“革命委员会”了。可是“五一”方谈判代表回泰后受到本派内部一些人的责难,他们对协议的内容倒提不出什么,仅抓住协议在《浙江日报》刊登时调换了签名双方的排序为由,发表《严正声明》推翻了“大家联合协议”。

  同时两派也积极做当权派的工作,争取他们支持自己一派,以使在建立革命委员会时处于更有利的地位。毛主席曾有过“办学习班是个好办法”的讲话,于是“五一”“八五”两派都办起了中层干部学习班,学习毛主席关于文化大革命的最高指示及中央有关对浙江问题的重要指示等文件。据时任罗阳区委书记余祖瑜同志笔记:“八五”在1967年12月2日,首先办了我们一批中层干部的毛泽东思想学习班。1968年1月20日“五一”也开始办班,时间暂定7天。上午8—11时,下午1—5时,晚上自学。25日上午,有位夏同志讲三点:1、跟县委內一小撮走资派划清界限;2、正确对待自己所犯的错误,敢于上纲上线,认识文化大革命的伟大意义;3对县委走资派应大胆揭发,在揭开县委阶级斗争盖子中应和造反派站在一边。在9日前写好心得交总司政宣组。1968年5月20日,“八五”再次办中层干部的学习班。学习的内容:要求认识形势,触及灵魂,明确方向,接受考验。重点讨论对杭州“1.20”协议的看法。余在两派的学习班都交出了“革命首先要革自己命”的“斗私批修”的学习心得,均获认可,但余“尊重协议,联合起来,共同对敌,争取文化革命的胜利”的意见,遭到“五一”方的否定,而为“八五”方认可。这也代表了泰顺县一大批中层干部的思想。所以,泰顺大多数中层干部成了“八五”的支持者。余祖瑜同志后被结合为县革命委员会副主任,其工作兢兢业业,口碑极佳,廉洁奉公,每逢危难时刻,身先士卒,奋斗拼搏在第一线,实为一代共产党人的楷模。其先进事迹至今仍为泰顺人民传颂。但可惜的是在“10.6”后,他竟被开除党籍,虽多次申诉,均不被受理,致其郁郁而终,死不瞑目。真的是没有天理道义。

  《十六条》开宗明义指出:“当前开展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一场触及人们灵魂的大革命,是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发展的一个更深入、更广泛的新阶段。”“凡是要推翻一个政权,总要先造成舆论,总要先做意识形态方面的工作。革命的阶级是这样,反革命的阶级也是这样。”于是,在温州、瑞安等地的武斗已逐渐平息的情势下,泰顺山城的两派关系却越来越紧张。“山雨欲来风满楼”,两派在游行中从肢体冲撞发展到棍棒交手,到以石块、砖头互掷。两派武斗有不断升级的趋势。

  省里发现情况不妙,急调两派主要骨干到杭州九溪的“东方红疗养院”举办毛泽东思想学习班,我也是学员之一。可是,泰顺山城的武斗还是升级了。4月16日,“八五”派一名学生到东门汽车站购车票,被“五一”方联司的人员发现,有个名周某某的联司学生,上去就在“八五”派学生倪某的背上捅了一刀,当场鲜血直流,染透了衣衫。此刀所捅部位非常要害,若深几分将危及生命。经及时抢救,虽无大碍,但却是泰顺武斗中第一次动了刀子。对于这样一起严重的流血事件,《五一战报》却说成是“八五”方造谣,说倪的血衣是用兔子的血染的。此后据《中国共产党泰顺历史》载:“4月16日,双方在县城太平桥大街发生冲突。此事件经过酝酿、升级,继而发生了‘六四武斗’、‘六九武斗’事件,并导致多人死伤。6月29日,县人武部武器弹药被“五一总司”抢夺,双方随即发生大规模武斗。30日,‘八五联总’退出泰顺,人员辗转至温州市区”。因泰顺发生一系列武斗事件期间,我在杭州学习班,不了解详情,虽然道听途说一些情节,也是难以证实,在此不叙。但是我却在“五一总司”抢夺县人武部武器弹药库前的两天回到了泰顺罗阳山城。

  杭州“东方红疗养院”附近风景秀丽,气候宜人,坐落钱塘江边,旁有“六和塔”景区,后有九溪十八涧,举世闻名的“龙井茶”就出产在这里。疗养院内伙食不错,鱼、肉、青菜不缺、大米饭香喷喷的,睡的虽是地铺,也是温暖舒适。但是,泰顺那边武斗升级的坏消息不断传来,我红总司战士林岳山等在武斗中牺牲,我们怎么还能坐得住呢?于是,我和董文才等人,背着学习班的军宣队领导,悄悄地离开了疗养院。这是为什么?当时我认为自己是为捍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是为夺取文化大革命的胜利,应该和在泰顺处于腥风血雨之中的战友同生死,共患难。我们回到瑞安、平阳,千方百计想弄到一些武器,可是,仅弄到一支苏式步枪,还有一些土制的地雷、手榴弹。我们一行6人于6月26日晚,由一辆货车送至泰顺司前的阳寮,汽车返回,我们步行经岭北回罗阳。不料我们的行踪已为“五一总司”获悉,在从岭北走到白溪时,遭到“五一总司”武装人员伏击。正当我们六人匆匆赶路之际,突然一阵排枪从右侧山上射向我们,随着是一阵手榴弹和炸药包扔了过来。在我卧倒的同时,一个炸药包在我不远处炸响,硝烟熏得我眼睛睁不开,幸未受伤。我赶忙滑到路下的溪坑里。溪水冰凉,衣服也湿透了,顺着溪流往岭北方向移动,估摸到了安全地段才爬到岸上。昏暗的夜晚,四野茫茫,巍巍的天关山,就像一头怪兽,山高林密,往哪走呢?对这里的地形我不熟悉,平时曾上天关山打过柴,在此危急时刻,就只顾往天关山攀爬了。天关山是罗阳附近有名的高山,海拔1269.5米,林木茂密。平时大白天登山尚有困难,何况是在昏暗的夜晚?此时的我只身一人,也没有想那么多了,只是一个劲的往山上闯。

  不小心撞入了荆棘丛中,扎得手脚鲜血淋漓,衣裤也被撕扯得支离破碎;有时攀爬到了悬崖峭壁的脚下,根本上不去,要绕一大圈才能爬上山去。也不知跌倒了多少回,浑身湿透了,也不知是汗还是山林的露水,真的爬不动了,靠在树上歇一会,又挣扎着继续往山上爬。平时害怕的蛇虫恶兽和妖魔鬼怪,此时都根本不在话下了。直到天亮时才爬上了山顶。俯瞰罗阳山城,薄雾笼罩隐约可见。此时又饿又乏,历尽千辛万苦,真有“山登绝顶我为峰”的感觉,环顾四周,云雾缭绕,真是“行至水穷处,坐看云起时”。死里逃生,想想还是有点后怕。多年以后,在参加县里修志时,读到清人林鹗《望天关山赋》颇有感慨。诗云“雄关孤耸一方宗,衡霍西来此附庸。赤县分疆开下邑,青天虚左让高峰。荒城谁守先民业,落日犹留太古容。一代清风人不见,南山回望白云封。”从另一面下山后,到一户农民家讨要了一碗蕃薯丝饭吃后,问了去罗阳南门方向的路,依然继续艰难地往罗阳赶。巧的是途中遇到二位外出办事的“八五”派农民,他们将我带到其亲戚家,让我洗了身体,换了衣服,吃饱了饭,并安排我休息,等候他们第二天办完了事再带我回罗阳。得知我们一行6人,虽无伤亡,却有1人被俘。这是令我终身难忘的惊险一夜。

  我回到罗阳不多时,人武部的武器弹药库被“五一总司”打开,数千支各种枪械,数以万计的弹药被拿走了,他们将轻重机枪架在南、北雕,居高临下,向“八五联总”的居所疯狂扫射,人们若不躲在墙根角落,非死即伤。然而“八五”联总的高音喇叭始终没有停息,“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那银铃般的声音激励着我们大家继续战斗。当晚近半夜光景,总部才告知往福建方向撤退。据说“五一总司”曾有人提议,在“八五联总”撤退必经的跑马坪一带设伏阻击,还是陶家瑞这位从国民党投诚过来的指挥者说,算了,多打死人不好,他们逃出泰顺很好,泰顺就成了我们的天下了。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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