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航菜单

泰顺县文革回顾(连载4 完)

  十七、“八五”派背井离乡,“五一”派割据一方

  1968年6月30日这个晚上的情形,对我而言也是终生难忘。当时我们红总司驻守在党校过溪的烈士陵园边一个小房子,再往前就是“南碉”,系“五一”方占据。南碉原是“八五”控制的,不久前,“五一”发动攻击南碉的武斗,他们开了泰顺武斗的第一枪,致“八五”方死伤多人,南碉被攻占。“八五”方被压缩至工人俱乐部、洋心街至南门一带的狭窄地域。红总司有部分人员参加联总的“突击队”,住在粮食局,其他人员在老干部王康位同志带领驻守烈士墓。因为南碉被占后对党校威胁太大,为防敌偷袭我们红总司人员就被派到烈士墓驻守,为的是担任前出警戒。“八五”总部设在党校内,我们守的算是前哨阵地。傍晚,趁着天色昏暗,我们已全部撤回党校内。已经明知不能固守,但总部有人放出信息,支左的解放军部队已在路上,正赶来救援。这实际上是一个虚假的谎言,也许是为了安定人心罢。到临近午夜,突然接到撤离通知,有的同学还在半睡半醒状态,同学们也顾不上带什么东西了,反复检查了各个房间后,手拉着手,在伸手不见五指的黑暗中,向福建的犀溪方向摸索着前进。天大亮了清点人数,我们“红总司”没有掉队的。后来,后勤部门找来了汽车,将我们送到福建赛歧,乘上平阳“红造”的机帆船前往鳌江。我们大多数同学既未下过海,也末乘过打渔的船。开始还感觉新鲜,一出大海,天又下起了雨,风也大了,小小机帆船在浩瀚的大海中颠簸,大家都吐得一塌糊涂。越是难受,越感觉船开得慢,越感觉时间漫长,天快亮时,终于到了鳌江。革命造反派心连心,平阳“红造”派出卡车热情地将我们接到平阳县城关,安置在一所小学内。在这里除了我们“红总司”,还有一些其他人员,当时,“八五总部”也设在这里。

  且说“五一”派抢到县人武部弹药库的武器弹药后,处处以胜利者的姿态,开着大汽车,车顶上架着机关枪,到全县各乡镇炫耀武力,还到处威胁“八五”派的群众。有些来不及躲避的,则被拉去批斗甚至殴打。以后陆续从泰顺逃离家园的有3万多人。平阳一个地方安排不了,温州市区、瑞安、文成都住有从泰顺逃出的“八五”派人员。

  温州、瑞安一带的武斗被军宣队制止后,有些武装人员就携带武器潜往泰顺,包括“温联总”、“瑞安联站”、“平阳联总司”及丽水地区的一些武装人员,就和泰顺“五一”抱成一团,实行武装割据,并向平阳方向进攻。面对“浙南联保”(这是温州地区造反派给起的称呼)的武装进攻,平阳的鳌江又成了前线。“八五”驻平阳的人员自然要和平阳“红造”一起协防。当时“红总司”的学生被分成几个部分:一队由倪宗煜带领,参加平阳北港地区的护卫,一队由我带领,“三八式”老干部,泰顺县邮电局的书记王康位同志协助我工作,驻守平阳城关的制高点“东门山”;有部分女同学则安排到各个武卫队当卫生员。其间发生了多次真枪实弹的武斗事件,在保卫鳌江的战斗中郑银华同学是撤出泰顺后的第一个受伤者。尤其以“东江山事件”为惨烈。东江山位于鳌江的岱口大桥平阳一侧,由“平阳红造”的武卫队驻守,其卫生员是“八五”的人员。1968年9月5日深夜,东江山阵地被偷袭,“八五”派出的二名卫生员被俘。她们惨遭凌辱杀害,尔后竟将她们脱得赤身裸体抛尸路边,惨不忍睹。当天原是我们红总司的二名卫生员值班,因事调换上了贫总的两个卫生员。在追悼会上,同学们哭得特别伤心,“挥泪继承烈士志,誓将遗愿化宏图”,震天的枪声,怎能唤回逝去的生命?此事件后,驻守东门山制高点的我们十几号人都十分紧张。山顶有个混凝土结构的圆形碉堡,白天还可以凑合在里面看看书或玩玩扑克牌,因为安排了瞭望哨,配上望远镜可以看得比较远,安全不会有大问题。到了晚上,要安排明岗暗哨,三个人一班,两小时一换,蚊虫叮咬自不待说,遇有风吹草动,怕有敌情,就更紧张了。有一次有两位同学从山下回来晚了,站岗的同学感觉山腰有动静,赶紧问“口令?”,对方没有及时回答,一梭子弹打过去,差一点伤了自己人。

  到了11月份,两派对峙仍很厉害,鳌江、岱口一线仍经常发生枪、炮交锋事件。为了保证平阳县城的安全,迎接平阳县革命委员会成立,于1968年11月15日,“平阳红造”联合了“温总司”、“瑞联总”以及乐清、永嘉、文成等地的造反派武装人员,加上“泰顺八五”驻平阳的队伍,有一千多人的武装队伍,兵分三路,进行了一次反击。将前线推进到原“平阳联总司”驻地灵溪镇。期间还发生了“红车事件”。当时“八五”武卫队配合“平阳红造”的加强连直插麻步镇,天亮后往后林进发。未到时只见一辆红色车子(消防车)从岱口往灵溪方向驰去。据情报说,这是敌方的联络指挥车。待队伍到后林后,即在此处隐蔽。红总司分两个队,倪宗煜带一队往岱口方向一处民房隐蔽,我这个队就在后林和大部队在一起。过了不久,原先那辆从岱口往灵溪方向开的红车返回,看来对方还不知后林已被我方占领,车行至后林即遭猛烈袭击,在爆豆似的枪声中,车上人员纷纷中弹跌落,驾驶员中弹身亡,车子撞到一个厕所停下,从驾驶室内跳下一个人,当场被乱枪击倒在公路上。这是有数百人在场有目共睹的。“红车事件”造成12人死亡,确是一场悲剧。(在10· 6政变后的“揭批查”运动中,“红车事件”被列为重要案件,“平阳红造”和“泰顺八五”多人因此案被判刑。“五一”方某些人竟采用栽赃陷害的卑劣手段,诬陷我打死红车驾驶室内跳下而被乱枪射杀的人,并因此将我开除党籍、公职,判处有期徒刑七年。经本人上诉温州中院,中院以“事实不清,证据不足,撤销原判”。泰顺法院改判“免予刑事处分”。我再次上诉,温州中院裁定,撤销“免予刑事处分”判决,改为“不予追究刑事责任”,实际就是无罪判决。但泰顺方面虽给我恢复了公职,补发了工资,就是不给我恢复党籍。几十年来我一直坚持申诉,但至今未果)。此次反击战,将前线推进到了灵溪镇,“浙南联保”基本龟缩于泰顺境内。

  1968年8月23日,省工农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简称省工宣队)成立,并被派往温州地区,但遭到“温联总”的阻挠。26日,第一批来温州的省工宣队途经永嘉县闹水坑村时,遭到“温联总”的袭击,许绍明同志被杀害,6人受伤。就此,浙江省革委会给“温联总”发电报,提出3点要求:一是不折不扣的执行“七·三”、“七·二四”《布告》,立即无条件地上缴所有枪支弹药,以及其他武斗凶器,交回抢劫的一切军用物资和国家财产。二是立即撤除公路沿线、瓯江渡口的据点、关卡,撤退一切武装人员,恢复运输,保证省工农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安全到达温州地区。三是立即交出“七·二六事件的杀人凶手,依法惩办。”但省军区的阮贤榜、李国厚却对温州军分区司令部下达指示:“省革委会去温州的宣传队不符合中央规定”,煽动温州地区保守组织的一些人,继续向省宣传队开枪。污蔑省宣传队是“打砸抢队、武斗队”等。9月25日,省宣传队金华大队在温州蒋家桥宣传演出时,又遭“温联总”武装袭击,宣传队员陈海香、胡艳英被枪杀。10月12日,省革委会致电温州地区军管会及赴温省工农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要求大力宣传、落实“七·三”、“七·二四”《布告》,揪出破坏温州文化大革命的黑手,做好“温联总”中广大群众的工作,回单位归口闹革命,团结他们共同对敌。10月13日,省军管会命令省工宣队与“支左”部队一起,前往“温联总”总部—-梧埏镇(今属瓯海区)收缴武器,把“温联总”武装人员从市郊驱赶到瑞安、平阳一带,然后又追击至毗邻福建的泰顺山区。

  到1968年12月,泰顺“八五”背井离乡已经半年之久,希望能在各造反派协助下,打回老家过年。各县、市造反派也非常热心,纷纷表示鼎力相助。然而泰顺山区,山高路险,武力护送回泰谈何容易!各县造反派护送“八五”回泰至司前叶山寮即受到“浙南联保”武装的强力阻击,相持十天,指挥部决定撤回。双方互有伤亡。平阳红造北港支队由于地形不熟,误陷包围而被俘6人,竟然被捆绑在毛竹上,以乱枪射杀,残忍之至。此案据说已经查明,但处理轻描淡写。中间,指挥部曾让我“红总司”插入对方后方,意欲扰乱对方防御,但未能奏效,我们的一位同学脚负重伤,只得撤回。(值得注意的是,在战斗中对方有个武装人员负伤,滚下山坡,被崖边树木挂住,无人救助导致死亡。在10·6政变后的“揭批查”中,“五一”方又捏造证据,栽赃陷害倪宗煜、金祖伟二人,他们分别被泰顺法院判处有期徒刑10年和2年。他们上诉后,金祖伟无罪获释,倪宗煜改判为4年。服刑满后,坚持不懈申诉,最终改判无罪,恢复公职,恢复党籍,但青春已逝。凡“掲批查”造成的冤假错案,概无赔偿,有的甚至根本置之不理,让你申诉无门。)最后一天的战斗异常激烈,指挥部命令我“红总司”支队配合“瑞安联总”加强连攻占一个高地,想打通从司前到罗阳的道路。我们才冲上山坡不久,机枪手、副手均中弹受伤,下了火线。在我们进攻到离山顶不远的一个狭窄地段时,我的肚子上也中了弹,有个卫生员赶过来想为我包扎伤口,只跑了几步,也负伤了。此时对方的扫射非常疯狂,靠我们自己的火力根本压制不住。在我受伤后,又有多名“瑞安联总”的战士受伤,指挥部最终下令撤退。我是一位名叫卢笑玲的同学冒着生命危险为我包扎伤口,并和其他同学将我扶到山下。在公路上,我被扶上了一个担架。后来怎么被抬到司前,用车运到东坑,我处于昏迷状态,几乎没有什么记忆了。

  造反派队伍退出泰顺司前后,各县的队伍都回去了。“八五”的武装人员退到云和县的东坑时,决定暂在彼处驻扎。因为省里派出6302部队到泰顺支左的一个连队当时正驻守在东坑。“八五”某些领导以为,有解放军在一起,“浙南联保”不敢来犯。殊不知,他们的估计完全不靠谱。1969年1月20日,盘踞在泰顺的“温联总”等浙南保守组织和“五一”总司突然袭击了撤至云和县东坑公社的“八五”联总人员。凌晨听到疾风暴雨似枪声后,“八五”人员从梦中惊醒,联总负责人让“红总司”到车站阻击,掩护其他人撤退。这样就在东坑车站展开了一场血战。“五一”方白某某被击毙,“红总司”机枪手薛某阵亡,王时广身中九弹,负重伤,终身残废,张维德被手榴弹炸伤,胸部弹片无数,至今无法尽数取出。此事件造成死11人,伤50多人。“浙南联保”洗劫了东坑的银行、粮库、供销社、医院等,制造了骇人听闻的东坑惨案。1月21日,省革委会给泰顺“五一”总司发出《紧急电报》:“责令泰顺“五一”总司立即交回抢去的全部武器弹药装备和上缴原有的全部武器弹药,释放非法扣留的所有人员。必须交出制造“东坑惨案”这一事件的幕后策划者和杀人凶手。泰顺两派群众组织头头立即到杭州举办毛泽东思想学习班。任何外地人员不得插手泰顺的文化大革命,必须立即撤出泰顺。”东坑一役,“八五”方损失惨重,元气大伤。主要骨干力量移居温州市郊的勤俭中学休整学习,根据各方面形势分析,支左的人民解放军护送回乡的日子不会太远了。

  1970年12月18日这天,毛主席和斯诺及他的夫人谈到了文化大革命中的一些问题。毛主席说:“这个文化大革命中有两个东西我很不赞成。一个是讲假话,口里说要文斗不要武斗,实际上下面又踢人家一脚,然后把脚收回来。人家说,你为什么踢我?他又说,我没有踢啊,你看,我的脚不是在这里吗?讲假话。如果一个人不讲真话,他们怎么能得到别人的信任呢?谁信任你啊?朋友之间也是如此。”“后头就发展到打仗了,开始用长矛,后头用步枪、迫击炮。所以那个时候外国人讲中国大乱,不是假的,是真的,武斗。第二条我很不高兴的,就是捉了俘虏虐待。红军、人民解放军不是这样的,他们优待俘虏。不打,不骂,不搜腰包,发路费回家,不枪毙,军官都不枪毙,将军那样大的军官都没有枪毙嘛,解除武装了嘛。不论是士兵还是军官,是大军官还是小军官,解除了武装嘛,你为什么还要虐待啊?我们历来就立了这个规矩的。”

  十八、艰难曲折的回乡之路

  “滔滔黄河九十九道弯,革命道路不平坦。”泰顺“八五”造反派的回乡之路注定是艰难曲折的。毛主席对于亲自发动和领导的人类历史上第一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在他的心中酝酿已久。1966年6月15日,在前往湖南韶山滴水洞的专列上,就对江西的几个负责人说:“这次运动,是一次防修反修的演习。我们的青年人没有经过战争的考验,缺乏政治经验,应该让他们到大风大浪中去经风雨,见世面,让他们得到一个锻炼的机会。使他们成为坚定的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我想通过运动练练兵。”在滴水洞老人家赋七律诗一首,题为《有所思》:“正是神州有事时,又来南国踏芳枝。青松怒向苍天发,败叶纷随碧水驰。一阵风雷惊世界。满街红绿走旌旗。凭阑静听潇潇雨,故国人民有所思。”7月8日,给他的夫人江青写了一封信,谈到“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过七八年又来一次。牛鬼蛇神自己跳出来。他们为自己的阶级本性所决定,非跳出来不可。”“这次文化大革命,就是一次认真的演习。”“结论:前途是光明的,道路是曲折的。”1966年8月18日,毛主席检阅50万游行队伍,回到中南海后依然十分兴奋,对护士长吴旭君说:“文革中这些群众主要是年轻人、学生,正是杜勒斯们寄托和平演变希望的最年轻的一代。让他们亲身体验斗争的严重性,让他们把自己取得的经验和认识,再告诉他们将来的子孙后代,一代一代传下去,也可能使杜勒斯的预言在中国难以实现。”1966年10月1日,是国庆节,毛主席第四次在天安门接见红卫兵。傍晚时,他对周恩来和文革成员说:“形势很好,阻力很大。现在还看不清楚反对搞文化大革命的人,力量究竟有多大。一定要把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要枪毙,我和你们一起枪毙。”就在这天,北京发生了一件不可小觑的事情:这就是以高干子弟为核心的“老红卫兵”在中南海政治局礼堂成立了“中共中央、国务院、人大常委会、人民解放军各军种、中央军委、国防部革命干部子弟联合行动委员会”,又称“首都红卫兵联合行动委员会”,简称“联动”。“联动”以保爹为宗旨,试图把全国干部子弟自上而下的组织起来,与向走资派造反的红卫兵组织相抗衡,并且把斗争矛头直接指向中央文革。1967年2月3日下午,毛主席在周总理陪同下同阿尔巴尼亚领导人谈到文化大革命的问题。他说:“我们党内两条路线斗争,基本问题是在夺取政权以后,即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以后,中国究竟是走资本主义道路还是走社会主义道路的问题,资产阶级要走资本主义道路是很明显的。在我们共产党内部,我们要走社会主义道路,但有一部分人却认为中国是一个很穷的国家,中国资本主义发展水平很低,不能发展社会主义,必须在一段时间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然后再走社会主义道路。走什么道路的问题,解放初期有这个问题,现在仍然有这个问题,苏联搞了50年,仍是这个问题。”“究竟是修正主义胜利还是马列主义胜利?这是两条路线斗争的问题。究竟哪一方面胜利,现在还看不出来,还不能作结论。有两种可能,第一个可能是资产阶级胜利,修正主义胜利,把我们打倒;第二个可能就是我们把修正主义、资产阶级打倒。我为什么把失败放在第一个可能呢?我感觉这样看问题比较有利。就是不要轻视敌人。”“如果中国天黑了,地也黑了,你们也不要怕,要相信一点,全黑也不会的。秦始皇统治16年就倒了,有两个人首先起义,一个叫陈胜,一个叫吴广,他们都是那个时候的农奴。现在中国贴大字报的红卫兵,在去年夏季被打击,被打成反革命的这些人,就是陈胜、吴广。现在的文化大革命,仅仅是第一次,以后还必须进行多次。革命的谁胜谁负,要在一个很长的历史时期内才能解决。如果弄得不好,资本主义复辟是随时可能的。全体党员、全国人民,不要以为有一、二次,三、四次文化大革命就可以太平无事了,千万注意,绝不可丧失警惕。”1967年2月19日凌晨,毛泽东召集周恩来、李富春、康生、叶剑英、李先念、谢富治、叶群等开会。他非常激动,非常气愤,说道“我听说2月16日下午有人在怀仁堂闹事,反对中央文革小组。反对中央文革小组就是反对我,反对我们这个党嘛!这半年多来,中央文革作了大量工作,伯达、江青、康生等同志都作了大量工作,你们看见了没有?”“谭震林、徐向前、陈毅向党发难。”“中央文革小组坚决执行了八届十一中全会精神,成绩是第一位的,是主要的,错误是百分之一、二、三,如果打分的话,我看可以打97分。谁反对中央文革,我就坚决反对谁!你们要否定文化大革命,我告诉你们:这绝对办不到!叶群同志,你告诉林彪同志,他的地位也不稳当啊,有人要夺他的权哩,让他做好准备,这次文化大革命失败了,我和他就撤出北京,再上井冈山打游击。”“你们要搞宫廷政变,你们就是要刘、邓上台。我和林彪上井冈山。把北京留给你们。”“他们想闹事,那就闹嘛!无非是文化大革命失败,我马上走,林彪同志也走,我们重上井冈山,重新闹革命。他们说江青、陈伯达不行,那就把文革小组改组,让他们来搞,陈毅当组长,谭震林、徐向前当副组长,余秋里、薄一波当组员,再不行,把王明,张国焘都请回来。力量还不够,那就请美国、苏联一块来。你们把江青、陈伯达枪毙,让康生去充军,我也下台,其他人你们爱怎么办就怎么办。这样总行了吧!这下就达到你们的目的了吧!”“我不相信军队会跟你们走。”(引自《毛泽东大传》)1967年7月,毛主席巡视到了“九省通衢”武汉,原想在武汉休息一下,游个泳,同时把武汉问题解决了。他还说到“文革搞了一年了,明年的春天结束文革。接着我们开九大。”可是,7月20日凌晨,“百万雄师”和部队指战员冲进毛主席下榻的东湖宾馆,包围了王力、谢富治所住的2号楼,强行绑架走了中央文革成员王力。冲闯东湖宾馆,已经严重威胁了近在咫尺的毛主席的安全。虽然当时大多数人并不知道毛主席也住在这里,但少数军区干部是确切知道的。7月21日凌晨两点,在周恩来总理的精心安排下,乘飞机离开武汉前往上海。离开宾馆时,毛主席说“想不到我这次竟然掉进贼窝子里了。看来,他们是想以王力为人质,迫使中央改变处理武汉问题的方针。”武汉“7·20”事件,对文革进程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8月16日下午,毛主席在接见阿尔巴尼亚两位科学家时谈到:“我们这次运动打算搞3年,第1年发动,第2年基本上取得胜利,第3年扫尾,所以不要着急。”9月5日,宁夏青铜峡的军队支一派压一派,开枪镇压群众,当场打死101人,伤133人。9月5日,经毛泽东批准,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发出巜关于不准抢夺人民解放军武器、装备和各种军用物资的命令》。毛主席在杭州,和南萍、陈励耘作了重要谈话。肯定了20军、空5军支左的成绩,说“空5军和20军在支左中要互相通气,互相学习。20军向空5军学习,20军为主嘛,空5军要服从。”谈到“龙潜、阮贤榜有错误,还要帮助他们,不能一棍子打死,不能像湖南农民对待地主一样。什么喷气式、罚跪、抄家、挂牌子,这种做法我是一贯反对的。这种做法破坏了我们的传统。”9月9日晚10时30分,毛泽东在上海虹桥宾馆客厅里和杨成武、张春桥、余立金等谈话。“我们文化大革命搞到现在,有两个前途:一是搞得更好了;一是从此天下分裂。如南京、无锡、北京两大派,势不两立。全国到处两大派,如果统一不起来,这样会不会像辛亥革命以后那样全国出现混乱状况、长期分裂?从1911年到1928年,17年的分裂。”他掰着指头说:“无非是像袁世凯、黎元洪、冯国璋、曹锟当总统,张作霖不当总统当大元帅,一直到蒋介石。从蒋介石开始统一,但也没有完全统一。山西有阎锡山,四川有刘湘、杨森,西北有三马,云南有龙云。我们会不会出现这个情况?你们议议,说出个子丑寅卯来。”就在这次谈话期间,毛泽东问南萍“你们为什么派独立一师师部到温州去?”南萍解释说:“温州军分区瘫痪了,派他们去主持温州。”“越瘫痪越好,烂透了就好解决。为什么温联总又分三路向温州城反攻?”“温工总控制温州城后,对温联总政策上犯了错误,用报复对待温联总。”毛主席还说到“军队在一个地方久了不好,他舍不得亲戚朋友,姻兄大姑,金银财宝,包袱太重了。可以寄给家里嘛!或者送给贫下中农嘛!不要爱财如命。”毛主席最后说:“运动的第一年已经过去了,第二年又过去了三个月,7、8、9,我看春节差不多了,可能有个眉目了。”

  文化大革命的艰难曲折,决定了“八五”的回乡之路不会平坦。1968年2月16日,“省联总”和“红暴派”达成《浙江“省联总”和“红暴派”革命大联合的协议》。3月15日,浙江省军事管制委员会《关于建立浙江省革命委员会的请示报告》送中央。3月18日,中央首长周恩来总理、陈伯达、康生、江青、姚文元、谢富治、吴法宪、叶群、汪东兴等接见浙江省赴京汇报代表团,宣读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文革《关于成立浙江省革命委员会的批示》。3月24日,浙江省革命委员会成立。此前,中央曾专门召开关于解决浙江问题的会议,严肃地指出阮贤榜、李国厚的主要错误:一是否定中央对浙江的两个改组;二是用所谓“垂直领导”反对革委会的一元化领导;三是大造翻案复辟舆论,对军队进行分裂活动;四是采取“三揪”“三不”的方针,妄图搞垮红色政权。并决定:阮贤榜、李国厚、罗晴涛、陈德先(南京军区干部)等留在北京学习检讨。但“红暴派”头头方剑文等人却在阮贤榜、李国厚的支持下,策动全省“九月暴动计划”提出“舟山的样板,浙南的斗争,四明山的根据地,杭州的舆论”的战略。1968年12月3日,在阶级斗争的急风骤雨中,温州地区革命委员会诞生。12日15日,“浙南联总”动用机枪、大炮等现代化武器,向进驻平阳灵溪的人民解放军6515部队猖狂袭击,杀伤解放军战士4人。1969年1月20日,“浙南联总”又制造了骇人听闻的“东坑惨案”。(前已述)1969年4月1日,中共九大召开,出席大会的代表1512人,大会的中心任务是在理论上和实践上总结和肯定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重新调整党的权力机构和人事安排。大会选举毛泽东为主席团主席,林彪为主席团副主席,周恩来为大会秘书长。选出中央委员会委员170人,候补委员109人。林彪被写入党章,称之为“毛泽东同志的亲密战友和接班人”,《政治报告》总结说“这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对于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建设社会主义,是完全必要的,是非常及时的”。九大的胜利召开,标志着历经3年的文化大革命已经取得全面的胜利。但背井离乡已近1年的泰顺“八五”3万多革命群众何时才能回乡“抓革命,促生产”呢?年关在即,各地造反派的救助有限,寒冬来临,御寒的衣物都未带出的“八五”群众生活面对严重的困难。“东坑惨案”对“八五”联总造成的伤害极大,在温州地区革委会的统筹安排下,总部决定,“八五”主要骨干集中温州市郊区的勤俭中学学习培训,用毛泽东思想统一认识,提高觉悟,增强执行毛主席革命路线的政策水平和能力。为缓解生活困境,“八五”联总还组织了林丛等同志组成宣讲团,前往台州、宁波等地向各地的革命造反组织宣传、演讲,请求援助,求得了一部分救济款物。而困守泰顺的“五一”总司和广大人民群众也面临生活的困难。据中共泰顺党史纪述:“从1968年5月至1969年4月,省联总利用其在浙南各县所属的造反组织,对泰顺进行了武装包围和经济封锁。泰顺通往县外的水路和公路运输中断,食盐、棉布、针织品、火柴、肥皂、煤油等日用必需品极其短缺,许多地方出现盐荒,重现“压火种”“点茶油灯”等古代生活情景。其间,商店关门,医院无药而停诊,银行无法办理兑现业务,干部职工的工资停发,人民生活再次陷入物资奇缺困境。”但,“五一”总司以武力砸抢了许多银行和金融机构,又控制了县内大小粮库,他们的武卫队和骨干人员,吃饱饭和月发40多元津贴,一直没有什么问题。

  据中共平阳党史述:“平阳县革命委员会成立时的群众代表一方,是以‘红造派’为主而组成的,另一派群众组织‘联总司’被排除在外。因此,县革委会成立,并未能完全消除两大造反派之间的矛盾。1969年一月中旬,‘联总司’总部进驻桥墩粮管所,其武装连队移驻桥墩诸关口,前沿在观美设卡,控制浙闽交界的桥墩、矾山等区镇。县革委会对‘联总司’加紧包围。2月11日,为切断‘联总司’桥墩总部与北港三个区的联系通道,‘红造派’派出人员进攻腾蛟,搜捕‘联总司’人员。2月13日,‘联总司’武装组织1300余人向岱口桥、东垟山、东江山‘红造派’阵地发起进攻。全县小范围的武斗仍然连续不断。

  为稳定局势,2月20日,省革委会党的核心小组会议决定制止武斗,实现全省‘一片红’。平阳被列为全省制止武斗的28个县(市)之一。为了根本解决温州问题,4月6日,温州地区革委会召开驻平三军领导人会议,根据中央关于解决浙江问题‘一月会议’精神,要求驻平部队统一思想,落实上年颁发的‘七三’、‘七二四’布告精神,全部收缴群众组织抢夺的武器弹药,彻底解决浙南问题。4月25日县革委会和‘支左’部队联合发布通告,将‘联总司’定性为‘在东南沿海紧密结合苏修叛徒集团对我国边境武装挑衅’的组织,要求其放下武器。同时调动大批部队保卫桥墩、灵溪,严密封锁与福鼎交界处。为和平解决问题,地区革委会副主任、二十军师长毛张苗,到灵溪6515部队驻地召见‘联总司’头头,进行政策交底。县人武部组织干部到桥墩做群众思想工作。4月29日,在强大的压力下,‘联总司’上缴了全部枪支弹药,接受政治解决。5月11日,县革委会举办‘联总司’人员学习班,分两批进行,首批在灵溪举办,1240人参加;第二批在县城,109人参加。并且由县群众专政指挥部宣布对‘联总司’7个头头实行隔离审查。10月8日,县革委会在县城人民广场召开批斗‘联总司’坏头头大会,并逮捕27名‘联总司’骨干。”

  中共泰顺党史述:“按照浙江省革委会指示,1969年4月15日,温州地区革委会召开常委和驻温部队负责人会议,研究解决造反派武装力量制造的“浙南问题”。(注:这次会议主要为了解决泰顺县和平阳县南部地区的武斗事件。武斗是“省联总”和“红暴派”两大造反派及其下属组织共同制造的。)19日、20日,又召集温州军分区,瑞安、平阳、泰顺人武部负责人开会,商讨解决浙南问题的方法、步骤、措施。23日,地区革委会向省革委会请示解决浙南问题的方案报告得到省革委会的批准。26日,驻扎温州市区近半年的“省联总”下属造反组织“八五”联总,在温州军分区军宣队的护送下回到泰顺。5月1日,军宣队发布公告,命令造反组织主动上缴武器。20日,“五一”总司常委会被迫作出检讨,承认反对“省联总”、省革委会、地区革委会的正确领导,犯下路线性错误。”

  十九、泰顺县革命委员会成立

  始于1967年“一月风暴”的夺权斗争,历时二十个月,到1968年9月5日,西藏、新疆两个自治区最后夺权,第一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可以说大获全胜。全国(除台湾省外)29个省、市、自治区都成立了革命委员会,史称“全国山河一片红”。《人民日报》和《解放军报》1968年9月7日发表社论欢呼:这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全面胜利。”1969年4月,中共九大胜利召开,标志着第一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已胜利收官。中央文革小组从此退出历史舞台,也就是说,第一次文化大革命结束了。

  全国各个地方的文化大革命,随着各地革命委员会的成立,也可以说该地的文化大革命胜利结束。革命委员会普遍执行“三结合”原则,即革命干部的代表、军队的代表和革命群众的代表实现三结合。革委会成立初期,其成员一般都以军队代表为主。“三结合”还强调年龄上的“老、中、青”三结合。1968年3月30日,《两报一刊》发表社论《革命委员会好》,传达了毛主席的指示:“革命委员会的经验有三条:一条是有革命干部的代表,一条是有军队的代表,一条是有革命群众的代表,实现了革命的三结合。革命委员会要实行一元化的领导,打破重叠的行政机构,精兵简政,组织起一个革命化的联系群众的领导班子。”“国家机关的改革,最根本的一条,就是联系群众。”全国各地各级“三结合”革委会成立后,由众望所归的军队代表掌舵指航,经验丰富的老干部运筹帷幄,革命运动中涌现的优秀青年代表冲锋陷阵,他们互相取长补短,甘当人民公仆,办事雷厉风行,深入联系群众,一扫过去官老爷们的官气、暮气和迂腐气,处处展现生机和朝气。亿万人民齐声赞颂:“革命委员会好!”

  在全国建立革命委员会过程中,毛主席说:“本来想在知识分子中培养一些接班人,现在看来很不理想”。“知识分子从来是转变、觉察问题快,但受到本能的限制,缺乏彻底革命性,往往带有投机性。”1968年,北京、清华等院校学生组织间的派性斗争愈演愈烈,岀现了流血冲突等事件。

  毛主席在人民大会堂湖南厅召北京五大学生领袖谈话,他们是韩爱晶、聂元梓、王大宾、谭厚兰、蒯大富。中央领导人林彪、周恩来、陈伯达、康生、江青、姚文元、叶群、汪东兴、谢富治、黄永胜、吴法宪、温玉成、黄作珍、吴德等参加。谈话中毛主席对他们既有严肃的批评又有谆谆教诲。毛主席说:“天下大势嘛,合久必分,分久必合。把武斗工事统统拆掉,什么热武器、冷武器,要刀枪入库。”“我跟你们讲讲马、恩、列、斯。除了马克思读完了大学。其他人都没有读完,列宁读法律读了一年,恩格斯只上了半年,中学还没有读完,父亲叫他到工厂当会计,后来工厂搬到英国,在工厂里接触了工人,恩格斯的自然科学是怎么学的呢?是在伦敦图书馆里学的,在那里呆了8年,根本没有进大学。斯大林没有进过大学,他是教会中学毕业的。高尔基只读了两年小学,比江青还差,江青是高小毕业,读了6年,高尔基只读了两年。”“有人讲,广西的布告只适用于广西,陕西的布告只适用于陕西,在我们这里不适用。那现在再发一个全国的布告,如果谁继续违反,打解放军,抢劫军用物资,破坏交通,杀人放火,就是犯罪。如果有少数人不听劝阻,就是土匪,就是国民党,就要包围起来,还继续顽抗,就要实行歼灭。”蒯大富是后到的,毛主席说:“你们要抓黑手,黑手就是我。对于你们毫无办法,你们这样下去没有出路,要消灭414也不行。我还是倾向你们这派,因为414那个思想我不能接受。但是对414要争取群众,领袖也要争取些。周泉缨的文章我已经看了,主要口号,打江山的不能坐江山,说蒯大富只能夺权交给414。我们叫人去做宣传,你们拒绝。布告明明宣传好多天了,你们仍然要打,你们打到哪一年去?黄作珍、谢富治讲了话,毫无办法。你们应该欢迎嘛!工人是徒手,你们反对工人,还打枪,打死5个工人,打伤工人。正如北大一样,我们比较偏向聂元梓派,并不偏向井冈山;谭厚兰学校主要偏向谭厚兰;我们偏向于你们5个。今天我们放了录音,今天我们开了好几个钟点的会了。你们想想,几万人去,什么事情,没有中央的命令,他们敢?你们完全被动,414反而欢迎,井冈山反而不欢迎,你们搞得不对头。今天来的就没有414和北大的井冈山。他们一听就要骂我了,骂我就是有道理,你那个414思想必胜是不对的嘛!你那个团、零、飘、红4个组织就是坏人比较多,聂元梓一派好人比较多一些。”

  毛主席又批评蒯大富说:“蒯大富,你真蠢哪,我们搭梯子让你下来,你不下来。你们这样和中央的政策对抗,黄作珍讲话不听,谢富治讲话不听,市委开会不算数,中央才出来,伸出‘黑手’,调动了革命群众制止武斗,宣传多少天,敲锣打鼓,你们又不理。你们脱离群众,脱离工农兵,脱离绝大部分学生,甚至脱离自己领导下的部分群众。你领导下的学生,说你的坏话的不少。没有打招呼,是我的错误,间接打了招呼。”

  后来还谈到了教育改革问题。毛主席说:“学问不是学校里学出来的,林彪刚才不是讲了吗?他的学问哪里学来的?难道是黄埔大学学来的?黄永胜学了一年半,温玉成你是长冈的?也就认识几个字,社会是个最大的大学嘛,坐在那个楼里怎么能行。整个社会是个最大的大学,列宁大学读了一年半,恩格斯中学没读完。我们两个比高尔基高明得多,高尔基只上过两年小学。华罗庚,数学家就是个中学生,自学的。苏联卫星上天,祖宗是中学教员。发明蒸汽机的人是工人,不是什么大学教师,是工人。我看我们的一些孩子,读书十几年,把人毁了,睡不着觉,一个孩子读历史,不懂阶级斗争,历史就是阶级斗争的历史,可是读了好几年,就是不懂阶级斗争。”“小学6年太长,中学6年太长,荒废无度,又要考试,考试干什么呢?一样不考那才好呢!对于考试一概废除,搞个绝对化。谁考马、恩、列、斯,谁考林彪同志,谁考我,特别是反杜林论,杜林活了88岁,到了三十年代还活着……”

  谈话进行了5个多钟头,又说到了文化大革命。毛主席说:“有文化大革命的经验比没有文化大革命好,当然也不能保证,但我们保证要好些。你们要跟人民在一起,跟生产者在一起,把他们消灭干净,有人民就行。就是把林彪以及在座都消灭,全国人民是灭不掉的,不能把中国人民都灭掉,只要有人民就行。最怕脱离工人、农民、战士,脱离生产者,脱离实际。对修正主义警惕性不够,不修也得修。”

  7月30日,北京市红卫兵代表大会出面召集44个大专院校的代表传达了《毛主席关于制止武斗问题的指示(传达要点。)》聂元梓、蒯大富等人在会议上都作了检讨。与此同时,有武斗的6所院校立即停止了武斗,拆除工事,收缴武器。

  8月15日,毛主席在审阅《热烈欢呼云南省革命委员会成立》的《人民日报》、《解放军报》社论时,加写了许多重要的文字:“我国有七亿人口,工人阶级是领导阶级。要充分发挥工人阶级在文化大革命中和一切工作中的领导作用。工人阶级也应当在斗争中不断提高自己的政治觉悟。”“实现无产阶级教育革命,必须有工人阶级领导,必须有工人群众参加,配合解放军战士,同学校的学生、教员、工人中决心把无产阶级教育革命进行到底的知识分子,实行革命的三结合。工人宣传队要在学校中长期留下去,参加学校中全部斗、批、改任务,并且永远领导学校。在农村,则应由工人阶级的最可靠的同盟者——贫下中农管理学校。”关于目前文化大革命的任务和进程,毛主席写道:“建立三结合的革命委员会,大批判,清理阶级队伍,整党,精简机构,改革不合理的规章制度、下放科室人员,工厂里的斗、批、改,大体经历这么几个阶段。”

  中共中央于8月25日发出《关于派工人宣传队进学校的通知》。各地根据中央的指示,由工人、解放军指战员组成的“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进驻学校和一些派性严重的单位领导运动,以控制接连发生的大规模武斗事件。

  1968年3月24日,浙江省革命委员会成立。1969年8月23日,浙江“省联总”宣告完成历史使命。9月3日,浙江“省暴临指”宣告完成历史使命。1968年12月3日,温州地区和温州市革命委员会成立。1969年9月6日,“温总司”召开大会,宣告完成历史使命。

  1969年6月初,“军宣队”与造反派组织进行协商,着手筹建泰顺县革命委员会。

  1969年6月30日,经浙江省革命委员会作出《关于建立泰顺县革命委员会的批示》,指出:“九大的浩荡东风吹遍了泰顺山区,人民解放军毛泽东思想宣传队遵照毛主席‘团结起来,争取更大的胜利’的伟大教导,进驻泰顺热情帮助两派广大革命群众,大办毛泽东思想学习班,学习‘九大’文献,贯彻‘九大’精神,落实党的政策,在毛主席的最新指示指引下,革命的团结有力地推动了泰顺县革命形势的迅猛发展,建立革命委员会的条件已经成熟。

  省革命委员会批准建立泰顺县革命委员会。同意革命委员会由三十七名委员组成,其中革命干部代表七名,军队代表八名,革命群众代表二十二名。同意单方(温州军分区副科长)、封启庆(6302部队参谋长)、吴国庆(6415部队副团长)、卢立宝(县人武部政委)、董孔武(县人武部参谋)、倪学缪(旧县委党校副校长)、余祖瑜(旧罗阳区委书记)、董文才(罗阳公社南外大队社员)、彭成西(罗阳建筑社工人)、蓝德清(新山公社黄山大队支部书记)、林志钮((化工厂工人))、李士干(工农兵中学教员)、黄耀中(旧县委办公室秘书)等十五人为革命委员会常委(暂缺革命干部代表二名)。决定革命委员会设正副主任九名,主任暂缺,单方同志为第一副主任,封启庆,倪学缪、余祖瑜、董文才、彭成西、蓝德清等同志为副主任(暂缺军队代表副主任一名)。其他委员有:傅锡铭(县人武部科长)、杨志耀(县人武部干事)、陈圣乃(旧仕阳区委副书记)、季邦立(县邮电局乡邮电检查员)、颜献松(县农械厂技术员)、潘光荣(县农械厂临时工)、蔡珠生 (东溪供销社营业员)、刘方耸(三魁公社刘宅大队支部书记)、郭瑞祥(罗阳公社南内大队民兵连长)、吴宏快(罗阳公社南内大队生产队干部)、董树强 (仕阳区章坑公社农民)、郑崇宗(罗阳镇北内大队农民)、赖家元(岳巢公社农民)、陆春兰(玉塔茶场副场长)、包美玉(工农兵中学学生)、蔡柳凤(工农兵中学学生)、倪宗煜 (工农兵中学学生)、庄志强(旧县计委办事员)、叶振钦(旧小村区供销社支部书记)。

  泰顺县革命委员会的胜利诞生,这是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的伟大胜利,是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伟大胜利,是泰顺县无产阶级革命派和广大革命群众及人民解放军驻泰顺部队贯彻落实九大精神所取得的辉煌成果。省革命委员会向泰顺县三十万军民表示热烈的祝贺。

  当前,摆在我们面前最重要的任务,就是继续广泛、深入、持久地开展一个大学习、大宣传、大贯彻九大精神的群众运动,全面落实九大提出的各项战斗任务。泰顺县革命委员会建立后,要以最大的决心,最高的热情,‘只争朝夕’的战斗姿态,大力办好各种类型的毛泽东思想学习班,使‘九大’精神深入人心,化为巨大的物质力量,成为推动各项工作胜利前进的动力。

  团结就是力量,团结就是胜利。泰顺县革命委员会必须坚决贯彻九大的团结方针,做好工作。对前一段时期犯过严重错误的同志,遵照毛主席‘我们都是从五湖四海汇集拢来的,我们不仅要善于团结和自己意见相同的同志,而且要团结和自己意见不同的同志一道工作。我们当中还有犯过很大错误的人,不要嫌这些人,要准备和他们一道工作’的教导,积极热情地帮助他们,认真总结经验教训,提高两条路线斗争觉悟,鼓励他们进步。对造走资派的反,起了带头作用,对文化大革命贡献大一些的同志,要肯定他们的斗争大方向,对他们前进中的缺点、错误,要热情地给以帮助,教育他们认真执行党的政策,掌握斗争大方向,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共同对敌。要特别警惕和粉碎阶级敌人破坏革命团结的种种阴谋。必须批判和克服“多中心即无中心论”、资产阶级派性、骄傲自满、个人主义等非无产阶级思想。遵照毛主席的教导:‘既不是一切联合否认斗争,又不是一切斗争否认联合,而是综合联合和斗争两方面的政策’,正确处理革命前进过程中发生的各种问题,真正做到坚持原则,坚持革命,坚持团结。

  毛主席教导我们:‘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斗、批、改阶段,要认真注意政策。’革命委员会必须用毛主席的政策思想教育群众,武装群众,提高广大革命群众落实无产阶级政策的自觉性。毛主席教导我们:‘历史的经验值得注意,一个路线,一种观点,要经常讲,反复讲。只给少数人讲不行,要使广大革命群众都知道。’对广大革命群众要经常地、反复地进行两条路线斗争的教育,要持续、深入地开展革命大批判……要抓紧进行清理阶级队伍的工作。对待犯错误的干部,要多做教育工作,在他们有了觉悟的时候,及时解放他们,大胆使用,让他们在斗争中进一步提高觉悟。遵照毛主席“吐故纳新”的指示,整顿和建设各级党组织。在落实政策过程中,各级领导要公字当头,敢于坚持原则,深入细致地做广大群众的思想政治工作,并及时总结经验,树立样板。同时要警惕一小撮阶级敌人利用我们落实政策进行翻案。敌人胆敢破坏捣乱,我们就发动群众,再一次把他们斗倒。

  革命委员会必须狠抓根本,把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放在一切工作的首位,用毛泽东思想统帅一切。要认真改造世界观,发扬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无产阶级革命精神,在胜利的大好形势下,要保持清醒的头脑,务必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警惕资产阶级的糖衣炮弹。要认真执行群众路线,用一分为二的唯物辩证法,去分析矛盾,解决矛盾。要过细地做工作,克服一般化。要一个一个工厂,一个一个学校,一个一个公社,一个一个单位,有步骤地、深入细致地、踏踏实实地、合理地完成斗、批、改各个阶段的任务,把泰顺县建设成为红彤彤的毛泽东思想大学校。

  要进一步发扬‘拥军爱民’、‘拥政爱民’的光荣传统,加强军民团结、军政团结,加强战备,准备打仗。狠抓革命,猛促生产,掀起工农业生产新高潮,争取革命、生产双胜利。

  我们相信,泰顺县革命委员会一定会高举九大的团结旗帜,在伟大领袖毛主席的领导下,紧密地团结在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周围,用毛泽东思想统一认识,统一政策,统一计划,统一指挥,统一行动,坚决完成九大提出的各项战斗任务,为争取更大的胜利奋勇前进。

  1969年6月30日,在县城人民广场召开万人大会,宣告泰顺县革命委员会成立。红卫兵代表倪宗煜、蔡柳凤(女)、包美玉(女)出任县革委会委员。我代表红卫兵在大会上作了发言。大会向毛主席发了致敬信。

  同年8月19日,浙江省革命委员会任原省商业厅干部董沛为泰顺县革命委员会主任。

  县革委会集党、政、财、文大权于一身,实行“一元化”领导。其成立后,即撤销县人民委员会及其工作机构,按省级、地区级革委会机构模式,下设:政治工作组,生产指挥组,办事组,人民保卫组“四大组”。群众组织代表成批进入权力机构,是新中国政治史上破天荒之举,他们中的工人拿着原工资,农民仍在生产队记工分,学生还是学生的待遇。他们满怀激情,意识到“建国以来,在各级权力机构中,第一次有了不脱离生产,不脱离群众,半官半民,亦官亦民,‘升官不发财’的群众组织代表,他们将反映群众的呼声,帮助和监督革命干部代表贯彻执行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

  据泰顺党史载:“1969年9月27日,台风暴雨袭击泰顺,水利工程被毁681处,泰景公路塌方1923立方米,2人死亡,2人重伤。面对灾害,县革委会立即成立县抗台防洪指挥部,组织263个抗台防洪突击队,发动军民6920人参加防洪抗台,同时发放救灾款5万元。县革委会主要负责人进入重灾区,同区、公社干部一道组织群体抗台防洪、救灾排险,许多干部和群众在风雨中共同抵御灾害。”

  以后大量的事实证明:“革命委员会就是好!”好在哪里?好在革委会的成员是真正按照巴黎公社的形式即民主选举制形式产生的,这些人一般都是经过实践证明的德才兼备并为公众信任的。对比文革前和改开后,我国的党政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都是由上级指定或指派的,这种任用和选择干部的制度,其弊端是显而易见的。好在革委会成员都是直接从群众中来,革委会就真正代表了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因而也就真正得到广大人民群众的拥护。好在革委会内部讨论问题,做出表决时,主任、常委、委员之间都是平等的,不同的意见都可以发表,都可以争论,通过决议时每个人都可以表示不同意或保留自己的意见,从而避免了第一把手个人说了算,其他常委、委员只是摆设的弊端。好在革委会机构精简,党政合一,精英荟萃,令出一门……很可惜,后来被废止了。

  至1969年11月底,县属企事业部门单位全部建立了革委会或革命领导小组,恢复区级建制,全县52个公社全部成立了革委会,公社所辖各大队普遍成立革命领导小组。期间,泰顺一中革命委员会经县革命委员会批准建立,李士干为主任,成员有朱振保、张宏春、倪宗煜、徐爱珠、蔡柳凤、胡向东、张维德、黄锦荣、黄世来等。1969年9月上旬,经县革委会批示同意,“八五联总”和“五一总司”宣告完成历史使命。此期间,先后召开了红卫兵、工人、贫下中农代表大会,选举产生“红代会”、“工代会”、“贫代会”委员会,设立常务委员会,下设政治宣传组、办事组等工作机构,各自挂牌办公。在以后开展“斗、批、改”运动中,这些机构成为县革委会的得力助手,成为造反派和县革委会之间的沟通纽带。

  我是泰顺县首届“红代会”主任。1969年10月1日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二十周年,我被作为温州地区的红卫兵代表参加了赴京国庆观礼代表团。9月30日晚,参加了周恩来总理主持召开的国庆招待会,周总理发表重要讲话,他说:“对于美帝国主义、社会帝国主义的战争威胁,包括核战争威胁,我们要做好充分准备。如果他们硬是要把侵略战争强加在我们头上,我们就坚决抵抗到底,直到最后胜利。”10月1日,我在国庆观礼台上再次近距离地见到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毛主席神采奕奕,满面笑容,亲切地向我们招手、鼓掌。我们不停地高呼“毛主席万岁!毛主席万岁!”这天晚上,我们就在天安门广场和毛主席以及其他中央首长一起观看节日的礼花和五彩缤纷的焰火。当时,国际形势极为严峻,毛主席发出“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和“提高警惕,保卫祖国,要准备打仗”的号召。10月7日,中国政府发表《严正声明》:“苏联方面又在中苏边界挑起新的流血事件,同时反诬中国进行边界挑衅,并且更加露骨的影射中国要对苏联发动核战争。”“中国政府多次郑重声明,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中国绝不首先使用核武器。污蔑中国要发动核战争是荒谬的,可笑的。但是,中国也决不会被战争威胁、包括核战争所吓倒。如果一小撮战争狂人敢冒天下之大不韪,袭击中国的战略要地,那就是战争,就是侵略。七亿中国人民就要奋起反抗,用革命战争消灭侵略战争。”

  10月11日下午6时,毛主席又和中央其他首长在人民大会堂接见全国来京参加国庆观礼的10000多名代表,我是其中之一。当年12月9日,我报名参军,和倪宗煜、朱振保、徐爱珠(女)、林垂丛、金祖伟、陈平、蔡展良、郭新中、王东文、陈圣依、林绍银等20多位泰一中的红卫兵一起踏上了从军服役、保家卫国的新征程。
 

(全文完)
 

附:
泰顺县文革回顾(连载1)
http://www.juzizhoutou.net/tianren/lishi/2021-01-13/8839.html
泰顺县文革回顾(连载2)
http://www.juzizhoutou.net/tianren/lishi/2021-01-15/8857.html
泰顺县文革回顾(连载3)
http://www.juzizhoutou.net/tianren/lishi/2021-01-16/8874.html

收藏此文 赞一个 ( )

支持红色网站,请打赏本站

微信打赏
微信扫描打赏

相关推荐:

留言与评论(共有 0 条评论)
   
验证码:
二维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