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诗词是独具风神的艺术品，更为根本的是中国现代史上吐纳风云、评说春秋、飞扬情志的文化现象。
如果说它们是诗词，乃是大写的诗词，是拥抱着现代中国史上的大事件、大智慧的诗词，是现代历史的创作者对正在创造中的历史，进行巨人般的关照、领悟和审美把握的结果。
对于解读这种气势轩昂、光昌流丽的文化现象，一般的文学评论的术语已经不足以把其内在的精神气质透视得深刻而到位，因而对它的解读应该创造一些新思路、新话语。我觉得应该使用中国非常讲究的“气象”一词，来研究毛泽东诗词的精神气象。
汉语“气象”一词具有多义性，这里不属于研究刮风下雨一类自然现象的大气科学，而属于研究人的气质、气派一类精神现象的人文之学。
它与古老中国的宇宙生成哲学相联系，体验到一种元气，或浩然之气充沛于宇宙之间和人的心胸之际，这种生命气息不断地激荡、奔涌、翻卷着人的情感、气质、气派和想象力，由气成象，从而创造性地形成一种令人心驰神往的人文气象。
与“气象”相近的一个词是“风格”。但是风格倾向于修辞方法的分析，气象则更加重视创造主体的精神气质、胸襟魄力。
比如宋朝朱熹的《朱子语类》140卷，使用气象一词297处，有“天地气象”、“尧舜气象”、“侠士气象”、“儒者气象”、“圣贤气象”，并引用程颐（伊川）的话说，气象好时，百事是当；气象者，辞令容止、轻重疾徐足以见之。古人也有用气象谈文学的，比如“欧苏气象”，尤其是东坡气象，谈论更多。
毛泽东诗词乃是非常人写非常事、出以非常之笔这“三重非常”的产物，笔锋运行于现代史上惊天动地的重大事件之间，却蕴含着雄伟的气魄、巨大的智慧和从容的风度，散发着一股旋转乾坤、搏击人心的审美情趣的气流。
重大事件因高度的思想和想象而形成气象。这种诗词气象，导源于诗人的创造性主体，具体体现为三个重要的维度：马背写作，昆仑情怀，鲲鹏击水之气势。
首先看“马背写作”的维度。井冈山是毛泽东马背写作的起点，由此出发而开辟了中国革命“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这是那些文人书斋写作难以比拟的。
它可以用炮声来代表历史发言：“黄洋界上炮声隆，报道敌军宵遁。”（《西江月·井冈山》）它可以用怒气来宣示历史正义：“万木霜天红烂漫，天兵怒气冲霄汉。”（《渔家傲·反第一次大“围剿”》）马背文章，多有山的意象：“山，快马加鞭未下鞍。惊回首，离天三尺三。”（《十六字令三首》其一）又有所谓：“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从头越，苍山如海，残阳如血。”（《忆秦娥·娄山关》）
毛泽东的诗词往往从侧落笔，并不直接写正面的战争攻守，而是写战前的意志、战间的行军和战后的感受，也就是说，他不是简单地作战争的宣传，而是独具只眼地发现人类历史中的战争美学形态，战争里的人文气象。他有一句词，“战地黄花分外香”，撷取的是映衬和升华着战地碧血的审美黄花，气度轩昂而从容。
战争美学的独特发现之一，在于快马加鞭的马背上看到的山是有生命的，能够飞舞奔驰。长征路上的群山可以奔腾驰走：“五岭逶迤腾细浪，乌蒙磅礴走泥丸。”（《七律·长征》）不仅奔走了，而且缩小了，绵延千百里的山系竟然成了细浪、泥丸，如宋朝的《诗人玉屑》所说“有抔土障黄流气象”。若无大气魄是不能把千山万水看得如此“只等闲”的。
这种马背看山的奔腾感，使得充满神话色彩的昆仑山也“飞起玉龙三百万”（《念奴娇·昆仑》），使得新开拓为中央根据地的秦晋高原也是“山舞银蛇，原驰蜡象，欲与天公试比高”（《沁园春·雪》）。这种马背上看山的奔驰感形成一种思维定势，甚至影响到他坐汽车上庐山，也感到“一山飞峙大江边，跃上葱茏四百旋”（《七律·登庐山》）。
马背写作散发着山野气息和阳刚气息，充满着动感和力度。鲁迅读了毛泽东井冈山时期的一些词作，笑称其中有“山大王气”，这正是马背写作不拘格套，不同于文人书斋写作的一种独特的美。
其次是“昆仑情怀”的维度。毛泽东在马背上哼出诗词的时候，经历千山万水。比如他诗词写到的武夷山、六盘山、庐山，他是到过的，唯独没有攀登过昆仑山。但他在万里长征胜利之际，却偏偏要写一首词来宣扬昆仑精神。
毛泽东未到昆仑而写昆仑，有若李白未登天姥而梦游天姥，这种写作本身就是一种非常独特的文化精神现象。一者折射着现代领袖关注世界格局的襟怀，一者折射着古代诗仙追求神仙境界而笑傲王侯的风度。
昆仑情怀是无比博大的，“横空出世，莽昆仑，阅尽人间春色”。而且这昆仑已不只是地理学上的庞大的山系，还融合了诗人的旷世情怀和崇高理想，变成了一座“精神昆仑”：“而今我谓昆仑：不要这高，不要这多雪。安得倚天抽宝剑，把汝裁为三截？一截遗欧，一截赠美，一截还东国。太平世界，环球同此凉热。”（《念奴娇·昆仑》）
这种昆仑情怀不是孤傲自高的，而是广济苍生的，它关心着“环球凉热”，多赠予，不称霸。
昆仑情怀，在广度上是拥抱宇宙时空的博大情怀，在深度上是穿透天人之道的哲学情怀。毛泽东写诗词，好用天地合观的意象，青年时代送友人出国，看到“洞庭湘水涨连天”，他把古人常有的伤离别的情绪化作“要将宇宙看稊米”、“胸中日月长新美”的宇宙日月情怀（《七古·送纵宇一郎东行》）。
这种宇宙日月情怀受人民解放军占领国民党政府的首都南京的鼓舞，升华为“虎踞龙盘今胜昔，天翻地覆慨而慷”，而且关切着天道与人道的关系，进入了“天若有情天亦老，人间正道是沧桑”的哲理思辨（《七律·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天地合观的思维，带着中国诗艺的对偶意识，自此成为诗人常用的思维方式。
比如获知江西余江县消灭了血吸虫，诗人的联翩浮想中就出现了“坐地日行八万里，巡天遥看一千河”的巡天畅想，以及“天连五岭银锄落，地动三河铁臂摇”的农村建设的宏图（《七律二首·送瘟神》）。回想到家乡美景时，诗人也展开天地大视野，以“洞庭波涌连天雪，长岛人歌动地诗”来映衬帝子乘风的白云和芙蓉国之梦中的朝晖（《七律·答友人》）。这些天地景观都是生机盎然，清新明丽的。
毛泽东的天地观充满鲜活的辩证法，不仅有明丽，而且有阴沉，有明丽与阴沉的矛盾斗争。辩证法可以激发诗的内在生命，时空框架大者须避其空泛，矛盾头绪多者须避其琐屑。在国际风云变幻中，毛泽东感到“高天滚滚寒流急，大地微微暖气吹”，在雪压冬云、万花纷谢的严重局面中，在大境界中凸现小亮点；以梅花自拟，抒发“梅花欢喜漫天雪”的情志（《七律·冬云》），预示着“待到山花烂漫时，她在丛中笑”的历史必然（《卜算子·咏梅》），这就以小亮点反衬了大境界。
大境界、小亮点的抒情策略，使诗词的内在气脉洋溢着跌宕有致的辩证法的张力。再来领略1965年5月写的那首《水调歌头·重上井冈山》。志在凌云，自然要展开天地间的大视野，此志又是“久有”，可知朝思暮想已有时日。“千里来寻故地”，却略过了当年的战争回忆，所见是“到处莺歌燕舞”，不再是“黄洋界上炮声隆”，既然“更有潺潺流水”，也就没有“风烟滚滚来天半”。
诗人使用的是“过了黄洋界，险处不须看”这种不写之写的手法，“不写”是略去当年战争的形迹，“写”是超越了战争的形迹而看取井冈山精神。词中揭示的井冈山精神有“可上九天揽月，可下五洋捉鳖”的天地气象，又有“世上无难事，只要肯攀登”的历史哲学。
昆仑、天地、日月，这是高出人间又哺育人间、超越人间又普照人间的巨大时空，在这种“超级时空”中可以豪情干云、想象飞驰、气概鼓荡。只有心灵中敞开大时空，才能在诗词中涵容大气魄，二者相得益彰，托出雄奇浑厚的想象力和精神气象。
其三是鲲鹏击水的气势。毛泽东喜欢用《楚辞》、《庄子》、李白、李贺的典故，但多是随手拈来，另出新意，不为典缚，在活用、反用典故中激发新的生命。用典故须用活法，不能用死法，用到能化入自己抒写情志的脉络之中，始可谓之高明。
比如《庄子·逍遥游》中的典故，毛泽东诗词用得较多。1918年送友东行，就唱出了“君行吾为发浩歌，鲲鹏击浪从兹始”（《七古·送纵宇一郎东行》），这是鲲鹏意象的正用，正用为壮志凌云的意象。
到了1930年却出现鲲鹏意象的反用：“六月天兵征腐恶，万丈长缨要把鲲鹏缚。”（《蝶恋花·从汀州向长沙》）这里的鲲鹏已不是远行的壮士，而是腐恶的敌人。
1963年再用这个意象来象征和悼念一位开国元帅的时候，所用的手法变成侧用了：“斥鷃每闻欺大鸟，昆鸡长笑老鹰非。君今不幸离人世，国有疑难可问谁？”（《七律·吊罗荣桓同志》）蓬蒿中的斥鷃嘲笑高高飞翔的鲲鹏大鸟是冒险和徒劳，这是从侧面写鲲鹏式的英雄人物不顺利的生存处境。从侧用到深度使用，这又是典故使用法的一项突破。
1965年秋写的讽刺苏、美、英“三家条约”和赫鲁晓夫“福利共产主义”的《念奴娇·鸟儿问答》，就深度使用了鲲鹏的意象：“鲲鹏展翅，九万里，翻动扶摇羊角。背负青天朝下看，都是人间城郭。”这是对《庄子·逍遥游》典故的引申，然后模拟“鸟儿问答”的口吻，影射国际时事，把严峻的国际较量加以喜剧化。那只蓬间雀为战争威胁吓倒，却去营造自己的空中楼阁：“不见前年秋月朗，订了三家条约。还有吃的，土豆烧熟了，再加牛肉。”
对同一个意象的正、反、侧、深等多种方式的运用，显示了诗人把书读活了，不是典故的奴隶，而是典故的主人，随意驱遣，变化生妙，有一种举重若轻的审美把握能力。典故的使用，不刻板地重复前人，也不拘泥地重复自己，或者故意重复却加以点化而成“似是而非，似非而是”的“反重复”，这是诗文大家的能事，从中散发着令人感觉到“熟悉中的陌生”的大家气象。
鲲鹏击水之气势的另一层意义，可以在毛泽东早年的名句“自信人生二百年，会当水击三千里”中寻找。这一名句当然也用了《庄子·逍遥游》中的典故：“鹏之徙于南冥也，水击三千里，抟扶摇而上者九万里。”对击水行为，毛泽东是作为“恰同学少年，风华正茂”时节的盛事来对待的：“曾记否，到中流击水，浪遏飞舟？”（《沁园春·长沙》）
他主张在大江大河中锻炼体魄和意志，年逾甲子之后，他还把“万里长江横渡，极目楚天舒。不管风吹浪打，胜似闲庭信步，今日得宽馀”，与古代圣人在川上所说的“逝者如斯夫”联系起来（《水调歌头·游泳》）。
从游泳中生发出气度，生发出哲学，这和他早年以“二十八画生”的笔名，在《新青年》上发表《体育之研究》，提倡“文明其精神，野蛮其体魄”，磨练武勇之意志的体育文化思想，是一脉相承的。
值得注意的是，击水行为之所以如此有气势而令人难忘，在于它用了“三千里”这个数量计程，并且与“人生二百年”这个数量计时相对仗。这就涉及毛泽东诗词的数字表达法。
数字是开启人类智慧的钥匙，数学与哲学，向来被视为“科学之科学”。数字指向宇宙的时空维度，指向天地万物的计量，指向历史发展的进程，指向人类思维的有序和无序，某些神秘的数字还指向人类精神的隐秘。
如《老子》之所谓“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周易·系辞》之所谓“太极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古希腊毕达哥拉斯派之所谓宇宙起源于纯洁而深奥的一，渐次达到圣洁的四，然后生出圣洁的十，从而成为天下之母，成为万物之锁钥。以原始思维为根，数字在极浅白中包含着极深刻，极简单中包含着极复杂，极轻盈中包含着极厚重。
毛泽东诗词的数字表达法，当然与中国语言的表达方式相关，如《唐诗纪事》卷七所载初唐四杰的轶闻：“杨（炯）之为文，好以古人姓名连用，如‘张平子之略谈，陆士衡之所记’，‘潘安仁宜其陋矣，仲长统何足知之’，号为‘点鬼簿’。骆宾王文好以数对，如‘秦地重关一百二，汉家离宫三十六’，时人号为‘算博士’。”
毛泽东诗词用数字，用得多，用得圆熟流转，有的地方简直达到化境。他多用“万”、“千”等大数字，顾盼生风，相当出彩。数字可以使语言凝练，声情兼茂，可以气度恢宏地囊括大千世界。有道是“万山红遍，层林尽染；漫江碧透，百舸争流……万类霜天竞自由”（《沁园春·长沙》）；又有道是“北国风光，千里冰封，万里雪飘”（《沁园春·雪》）。如此苍茫的境界，使《世说新语》记述的谢道韫的“咏絮才”佳话，简直成了小儿女把戏。
以数字写战争，战争的规模、目的、民众基础和行军速度，都写得气势淋漓。
战略战术灵活机动，如“此行何处？赣江风雪迷漫处。命令昨颁，十万工农下吉安”（《减字花木兰·广昌路上》）。又如“六月天兵征腐恶，万丈长缨要把鲲鹏缚。……百万工农齐踊跃，席卷江西直捣湘和鄂”（《蝶恋花·从汀州向长沙》）。反击国民党军对中央苏区的“围剿”，既有战争氛围的渲染，又有战争气势的张扬，其强烈的审美效果多与数字相关：“万木霜天红烂漫”，“雾满龙岗千嶂暗”，“二十万军重入赣，风烟滚滚来天半。唤起工农千百万，同心干，不周山下红旗乱”（《渔家傲·反第一次大“围剿”》）。
反“围剿”中那种高度机动灵活的战略战术，被一组数字表现得动人心魄：“七百里驱十五日，赣水苍茫闽山碧，横扫千军如卷席。”（《渔家傲·反第二次大“围剿”》）数字的使用，在特定战役中呈现出统计学的具体性，在大规模的战争过程取得决定性胜利时呈现出审美学的概括性。
比如长征胜利，有“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更喜岷山千里雪，三军过后尽开颜”的概括（《七律·长征》）；解放战争攻克南京，取得历史性胜利时，大笔写下“钟山风雨起苍黄，百万雄师过大江”（《七律·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
由于这些数字出自大怀抱、大手笔，又与鲜丽独特的意象进行多姿多彩的组合，在运用手法中又呈现具体性和概括性、空间延展和实践飞跃的多样性及疏密有致的节奏感，因而颇有一些数字句成为全篇的警策所在，成为千古妙句。
比如《七律·登庐山》在“一山飞峙大江边，跃上葱茏四百旋”之后，又有数字句为“云横九派浮黄鹤，浪下三吴起白烟”；《七律·答友人》在“九嶷山上白云飞，帝子乘风下翠微”之后，又有数字句“斑竹一枝千滴泪，红霞万朵百重衣”。这些数字或为地理方位，或为江流走势，或点亮神话物证，或对天象进行人间剪裁，都令人联想到“李白文章，锦心绣口”，展开了一番别有情致的天上人间的精神畅游和文化对话。
诗情与政论、哲理、史识四者交融，使毛泽东诗词的数字运用，发生了一些超越性的创造。他不再拘泥于数字的准确刻度，而是使数字无数，从而进入了宇宙和历史的诗意化自由空间。
《沁园春·雪》写道：“江山如此多娇，引无数英雄竞折腰。”其中的“多”和“无数”，比起已经概括化的“千里冰封，万里雪飘”来，进一步虚化而带上超越感。虚化的超越使世人自由地出入历史空间，高屋建瓴地评点历朝雄主：“惜秦皇汉武，略输文采；唐宗宋祖，稍逊风骚。一代天骄，成吉思汗，只识弯弓射大雕。”并由此产生充满历史创造自信感的伟大的“面向今天，面向未来”：“俱往矣，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
据说1945年8月《沁园春·雪》随毛泽东出席重庆谈判而传至山城，引来政界文坛交口称诵，急得国民党当局暗中组织文人作诗填词要把它比下去。这中间也许不乏“学富五车”的文士，不乏“才高八斗”的诗手，唯有一点，他们无法具有毛泽东式的政见、哲思、史识和诗胆，也就无从窃得这四者交融而成的诗词气象了。
1963年面对国际上来势汹汹的反华浪潮，毛泽东作《满江红·和郭沫若同志》，更是操持数字策略，把地球和历史长河伸缩处置，高瞻远瞩地评述世界风云，显示出一种气象宏大的世界观。“小小寰球，有几个苍蝇碰壁。嗡嗡叫，几声凄厉，几声抽泣。”这里连用三个“几”字，既指出苍蝇们只占人类极少数，又暗示着无需细算它们的人头和动作，也知其嗡嗡者只不过如同“蚂蚁缘槐夸大国，蚍蜉撼树谈何易”一样，很难有什么出息。
对于历史进程，诗人却表现出时不我待的急切心情：“多少事，从来急；天地转，光阴迫。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这种短促的句式和巨细悬殊的时间对比，展示了诗人总览“四海翻腾云水怒，五洲震荡风雷激”的世界局势，要奋起行动，“要扫除一切害人虫，全无敌”的革命实践家的敏感锐利的气质。
这种气质表达，得益于一连串数字词的灵活运用，却令人几乎忘记了这些数字词的刻意安排的痕迹。数字本来用以表示时间的刻度，但数字的诗化处理，则可以使之或概括、或具体、亦虚化、亦超越，从而把诗人的博大胸襟或精微的体验融合于其间，再加上中国语言的对偶功能的强化作用，数字就成了开启诗词的精神气象的钥匙。
再谈谈毛泽东诗词中的手势表达。手势也是一种“语言”，一种发自内心、连通着气质、形之于肢体的“语言”，其中蕴含着许多关于作手势者的独特信息。
只要到过敦煌石窟的人，都可能为那数以千计的佛像的千姿百态的手势所震撼，从中感受和揣测到佛门启示世俗的丰富意义。佛像手势是人间手势的模式化、仪式化和神圣化。在人间世界，手势有时联系着人的习性和品格。
毛泽东的手势极能体现他的气象，我们只要翻阅他的历史照片，在延安，在天安门，在抗大讲堂，在重大会议，都会感觉到他的手势非常直观、非常生动地展示着他的心迹和气度。毛泽东赴重庆谈判，在飞机大门上举起灰色通草帽向欢迎的人群招手，被摄影师抢拍下来的这一瞬间手势，拂动着历史风云。报告文学家方纪写了名文《挥手之间》，展示和发掘了这一手势可能具有的意义和风采。
毛泽东诗词的不少语句，都可能刺激我们对诗家手势的联想，无以名之，姑称为“潜在的手势”。直接见诸文字的“显在的手势”，也令人难忘。
较早出现是1923年告别夫人杨开慧的《贺新郎》：“挥手从兹去。更那堪凄然相向，苦情重诉。眼角眉梢都似恨，热泪欲零还住。”毛泽东对词“兴趣偏于豪放，不废婉约”，他由此改写了“词为艳科”、以婉约为常态和大宗的文体生命形态。
这首《贺新郎》的总格调偏于婉约，却以一个坚毅的手势，摆脱恩爱夫妻述说“算人间知己吾与汝”的愁丝恨缕，以豪放来牵引这番婉约。唯此，才能把首阕的结尾改作“人有病，天知否”的反问，把全篇的结尾改作“要似昆仑崩绝壁，又恰像台风扫寰宇。重比翼，和云翥”的期待。
没有如此手势打头，是难以牵引出如此突生刚劲的结尾的。也就是说，一个手势表达他献身革命的情志，从而把状写柔情的婉约纳入投身事业的豪放的框架之中了。
另两个手势，一是《沁园春·长沙》中的“指点江山，激扬文字，粪土当年万户侯”，一是《清平乐·六盘山》中的“不到长城非好汉，屈指行程二万”。“指点”是少年才俊的意气风发，“屈指”是长征胜利后的哲学反思。一者俊逸，一者从容，都体现了动人的精神气象。
毛泽东的手指似乎既可以屈入二万里路程，又可以弹出38年的时间，令人不得不赞叹这真是超级大力士的手指。弹指源自佛家的“一弹指”，极言时间短促，如司空图《偶书》诗云：“平生多少事，弹指一时休”，发出了对人生有限性的感慨。毛泽东的《水调歌头·重上井冈山》说：“三十八年过去，弹指一挥间。”这样一弹指，弹出的竟然不是人生短促的慨叹，而是“可上九天揽月，可下五洋捉鳖”的凌云壮志。
他还写有一首《念奴娇》，竟把“弹指”当成习惯动作来重复：“弹指三十八年，人间变了，似天渊翻覆。”这次弹指力量更是不可估量，除了弹出了38年的时间外，还弹出了天翻地覆的历史效果，这也就是这首词接着写到的：“犹记当时烽火里，九死一生如昨。独有豪情，天际悬明月，风雷磅礴。一声鸡唱，万怪烟消云落。”
这些诗词以独有的手势，弹拨着时间，旋转了历史，挥动着情感，评点了天下风云，如此手势，诚可谓是一种推动历史进程，召唤和感染亿万民众的出色的历史姿态。
毛泽东诗词可以看作中国共产党人创造现代历史的高耸入云的精神坐标，其间的气象是20世纪中国在艰难困苦的风云变幻中开国建国气象的诗性大展现，可做的大文章尚多。
毛泽东的词曾经“问苍茫大地，谁主沉浮”，我们也不妨一问：有谁的诗词能够有他那种人在马背，剑截昆仑，思接鲲鹏的魄力呢？不周山和昆仑山，在古人心目中是天柱、天梯，他诗词中那种对触倒不周山的老神话的新诠，以及倚天抽剑截昆仑的新神话的理想告示，无不使人感受到姿态雄伟、情感纵横，以浩然之气更新天地万象的历史力度和精神力度。
所谓毛泽东诗词的精神气象，乃是一位巨人的心灵回响，回响在现代和未来的历史回音壁之上，由此可以走近他的诗词世界的本质。
作者杨义，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研究员
文章来源：《党的文献》2007年第6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