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巍同志诞辰100周年，网络上没有静悄悄，纪念文章不断地出，是好事，也是吉兆。纪念一个对人民有益的老人，视角有很多种，不一定非要用一种固化的甚至可以说窄化的口吻，给人感觉，好像这位伟大的老人作为人民之子，似乎已经被某一个群体或者庸俗意义上的学术派别所“独占”一样。效果不好，也不符合历史的真相。
人们怀念魏老，是在怀念矢志不渝地记录和书写了“最可爱的人”的最可爱的人，他们有一个共同的名字，叫做劳动者，或曰劳动人民。曾几何时，文学家、艺术家的笔下没有了挥汗如雨的劳动者，只剩下了玩脑壳的聪明人，满屏都是带着三农符码的城市装帧艺术，让老农民的视界蒙尘，于是，人们退而求其次，到短视频平台去看那些胡子拉碴、衣裳带泥、脏话连篇的素人直播，感受真实的“泥土味道”。某种程度上，乡村的观众们是在用如此方式，给文学家、艺术家一个剜心的白眼。
魏老，是人民（的）艺术家。他后期作品的主人公，那些短篇随笔的支撑者，是普普通通的下岗工人、农民伯伯、城市贫民、小知识分子、离退休基层干部、失业大学生。他的语言不时尚了、不现代了、不意识流了，更不风花雪月、你侬我侬了，所以，才会让一般“书读得少”、苦受得多的人们，读来听来那么亲切，如同自家老爷爷，在耳边娓娓道来，一面抚摩着你的脑瓜子，给你口中一颗珍藏的饼干。著书只为稻粱谋，古来有之，不足为怪，文章不写半字空，笔下如有风雷起，让人民群众真心喜读爱看、若有所思，需要靠忠诚信仰，忠实践行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精神。靠耍小聪明、玩技巧，一水的心理活动或者下半身活动的自然主义白描，只会让有“爹”可啃的伪中产阶级感到片刻的欢愉和持久的怅然若失。只会速朽！
偶然读到魏老十七年前写的一封信，其中提到诗歌创作的三点意见，还未见有公开发表，抄录部分于此，或许有益于想要从文艺创作上追寻魏老道路的人们找到一条“终南捷径”：
第一，灵感一来，为了不致稍纵即逝，匆忙记下来是可以的，但最好作为半成品，继续酝酿、加工，反复推敲得更完美一些。
第二，韵律还是要讲究，做到大致押韵，读起来顺口。如果有一句不押韵，就会使人像吃到沙子，感到别扭。这个问题只要多下一点功夫，完全可以解决的。
第三，一般论文中的政治语言，不是不可以用，但不宜多用，还是要用生活的语言来表达。如果政治语言用得过多，就有点像论文了。毛主席要我们多用形象思维是有道理的。马雅可夫斯基的政治诗也不是用政治语言。
魏老的第一条，强调了灵感一来，动笔记下的必要性，也指出，半成品要有反复打磨。毛主席的诗文，从初稿到成稿，到见报、到出版，面貌发生过很大的变化，有些考据家非要从这种变化中“嗅”到结论先行的政治意味，多多少少显得傻气。
魏老讲的第二条，是今天古体诗创作的一个重要方向，韵要不要押，怎么押，是个问题。是照着基本线的古韵书来抠，还是说按照普通话四声来押新韵，考验着创造者的勇气和定力。整体上，诗词创作的声韵和谐是个基本要求，朗朗上口才能有传播力，铿锵共鸣，才能有共情力，老是抽冷子来一韵，或者有意呜咽喑哑，让人提不起精神，首先在“声势”上就输了。诗经楚辞、唐诗宋词、毛主席诗词，谱曲都能唱，民族的、民谣的、评弹的、评剧的，都可以，为什么？从押韵从而广义上的声韵美，是一个基本质素。
魏老讲的第三条，首先是大致押韵，是要押就押到底，不押就全部押，不要有一搭没一搭地跳着押，不是硬套韵脚。同时也牵涉到一桩众所周知的学术公案，毛主席1965年给陈毅元帅的信中说到“诗要用形象思维，不能如散文那样直说，所以比、兴两法是不能不用的。赋也可以用。”还提出，“将来趋势，很可能从民歌中吸引养料和形式，发展成为一套吸引广大读者的新体诗歌。”
其实，早在1958成都会议上，毛主席讲过一段今天诸多学者高频引用的话：
【“中国诗的出路，第一是民歌，第二是古典，在这个基础上产生出新诗来。形式是民歌的，内容是浪漫主义和现实主义对立统一，太现实了就不能写诗了。”】
年末，毛主席亲自为《毛主席诗词十九首》写的批注中，又表达过类似观点。比如对《沁园春·雪》，主席的批注写道：
【“雪，反封建主义，批判二千年封建主义的反动侧面。文采，风骚，大雕，只能如是，须知这是写诗呵！难道可以谩骂一些人们吗？别的解释是错的。末三句指无产阶级。”】
毛主席的诗词，大开大合、不拘绳墨，如歌如诗，鬼斧神工。哪里是某些掰开韵书词典小心翼翼地数平仄、凑韵脚的写匠所能懂得的。今天我们有些语文老师，不管是中学的，还是大学的，似乎讲起这首词来，都不太注意诗家本人的剖白。或许是时代隔膜，有些“中心思想”自己领会不深，或者压根不信，所以讲不透彻，高度上不去，索性，就只能“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地乱讲一通了。
臧克家同志读解毛主席诗词，有别样的心得体会。他上世纪九十年代初，在纪念毛主席逝世三十周年的一次访谈中，以毛主席诗词为样本，提出写诗要有三个新：思想新，感情新、语言新。特别讲到一句话“人大，诗才大”。值得对照魏老的上述意见，细细咂摸。郭沫若同志在上世纪六十年代初给臧克家等《诗刊》编辑写过一封信，在毛主席有关谈话和论述的指导下，专门论述诗歌的民族化、群众化问题，指出新体诗向旧体诗词学习，向民间歌谣学习，旧体诗词也应该求其解放等问题，提出“要作诗，就要作今天的诗，要用今天的语言写今天的感情、今天的理想、今天的希望、今天的使命——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为人类进步事业服务”。这些话，和魏老的殷殷嘱托是多么一致呀。
“现代诗中应有铁”，魏老的诗主张，没有比郭沫若同志1960年评述过的国外一位领袖人物的诗句更贴切的了。一切有志于为劳动人民写一点东西的，特别是进行诗歌创作，确需在这方面下点功夫。谩骂代替不了战斗。如果本义为同情弱者、弘扬正义而写的诗歌，发出来却只剩下满篇政治口号，或者满纸的情绪宣泄，那就没法起到应有的作用，往往还会其副作用、反作用，把基本群众都吓跑。近年来，一些农民工、牧羊人、残障人士的诗歌创作，从自身经历写起，天高云淡到柴米油盐，有滋有味、苦乐纷纭，读来别有意味，也写真着底层劳动者的生活和心灵实况。很值得研究者深度挖掘。我们纪念魏老诞辰100周年，不能不为这些默默无闻地践行者魏老文学主张的人们鼓与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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