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 方
魏巍
第一部 山 雨
第十五章 政委
这几天，部队处于极度的紧张和忙乱之中。
自从解放大西北，部队开到这里垦荒生产以来，已经将近一年时间。现在要顷刻间由和平转入战争，是何等的紧迫！秋收停下来了，刚刚收割下来的庄稼，在场里、院里、地里堆得到处都是。
战士们忙碌地擦洗着武器。后勤部门忙碌地领发弹药，缝制米袋，日夜不停地叮叮当当地打着马掌。除此之外，还要把主要时间用来作思想动员工作。为了严格保密，部队大都拉到村外的大庙里或森林里，对于出国作战抗美援朝的问题，每天都进行着热烈的讨论。
动员工作第三天中午，花正芳正在村头井台上洗刷碗筷，看见村外大路上，远远地跑过来一匹枣红马，马上坐着一个人，身量虽然不高，但从那挽僵绳的姿势看来，十分英武有神。一个骑兵通讯员，骑着一匹栗色马，倒挎着冲锋枪，紧紧跟在后面。
花正芳眼尖，早看出了是团政治委员周仆，就连忙跑回来叫郭祥。郭祥正躺在用门扇搭起的床铺上扯着呼噜睡哩。
“连长！连长！政委来啦！”花正芳一边叫，一边推他，推了几把，都没有推醒。
这时政委已经走了进来，惊讶地说：
“郭祥，你怎么睡大觉哇？”
郭祥揉揉眼站起来，冲着政委不好意思地一笑。
花正芳替他解释说：“刚才我叫他迷糊一会儿，他已经一天一宿没合眼了。”
郭祥知道政委的烟瘾全团闻名，就从笔记本上扯下一张宽宽的纸条，抓起烟末，很熟练地卷了一个大喇叭筒，笑嘻嘻地递了过去。
“政委，这又是你常说的，没有调查研究，就没有发言权哪！”
“好，我接受！我接受！”政委接过大喇叭筒哈哈一笑。
“政委，”郭祥两手撑着膝盖，伸着脑瓜，瞅着政委亲切地说，“我看你这几天瘦多了！你的胃病，最近又犯了不？”
“不要紧！”政委挺挺身板，“我看再打几个回合问题不大！”
“你过于费脑筋了，”郭祥说，“你瞧别人30岁没有事儿，你倒谢了顶了。”
“不能不操心哪！嘎子。”政委说，“团长又不在，这担子是够重的。”
“现在他的伤怎么样？”郭祥关切地问。
“他的臂部骨头肯定是断了，腹部还有弹片没有取出来。”政委叹了口气说，“我看这碗饭，他是吃不上了！”
政委把郭祥那个大喇叭筒刚刚抽完，就从口袋里掏出了一个小拳头似的烟斗，要郭祥汇报一下连队动员和准备工作的情况。郭祥的文化程度虽低，但记忆力很强。他把几天来擦洗武器，配备弹药，农产品的处置以及动员工作讲了一遍。最后的结语是：连队情绪异常高涨，今天下午就举行全连签名。据他看，到朝鲜打美国鬼子，那是绝无问题的。惟一有问题的就是调皮骡子。
“哦，调皮骡子！”政委微笑了一下，像是想起了什么有兴趣的事情，接着问，“他说不参加签名吗？”
“哼，这个家伙！”郭祥说，“前几天把他抓回来，我本来想同他好好谈谈，可是他脸都不红，还大喊大嚷，说‘革命已经到底’了！”
“经过这几天的动员呢？”
“在禁闭室关着哩，我没有让他参加动员。”
“看！”政委不以为然地敲了一下烟锅子，“你不让人家参加动员，他怎么会签名呢？”
郭祥撇撇嘴说：“你不信，参加也是白闹！”
“不成！”政委用烟斗指着他，用命令的口气说，“马上把他放出来，我亲自找他谈谈！”
郭祥应声站起来，对门外的花正芳说：
“去，快把调皮骡子放出来，带到这儿。”
花正芳去了，呆了好长时间才回来说：
“报告连长！调皮骡子不肯出来。”
“什么？你说什么？”郭祥惊愕地问。
“他不肯出来。”花正芳又重复说，“他还提了两个问题，要求连长答复。第一，按照纪律条令，连首长关战士的禁闭只有36个小时的权力，现在已经超过将近12个小时，这是不是违法行为？他还说……”
“还说什么？”郭祥红着脸问。
“还说，要是违反规定的人不向他亲自道歉，要他出来是不可能的。”
郭祥抓了抓头皮，瞅了政委一眼；意思是：“你瞧瞧这家伙调皮到什么程度！”
政委也瞅了他一眼，笑了笑，没有答话；那意思却是：“我看你怎么处理这个问题。”
郭祥的黑眼珠骨碌骨碌转了一阵。
“这么着……”他把手一挥，“为了执行新任务，道歉算什么！走！”
说着，快步跨出房门，到禁闭室那边去了。
禁闭室隔着几座院落，也是一间农家小屋，门口站着一个枪上上着刺刀的雄赳赳的哨兵。
“喂，王大发！”郭祥这次没有喊他的外号，以便缓和紧张局势，“你出来吧！”
调皮骡子坐在炕沿上不睬。
“哈哈，王大发同志，”郭祥赶到他跟前，亲热地说，“因为战备工作紧，我把时间疏忽了。老战友了，我跟你道个歉还不行吗？”
调皮骡子慢慢悠悠地立起身来。刚才一声，“王大发”，他那气就消了三分；一声“同志”，一声“道歉”，他那气就消了大半。这时他用比较平静的语调说：
“这并不是我一定要干部儿给我道歉的问题，这主要是正确执行纪律条令的问题！”
哨兵在门外瞅着他偷偷地笑着。他的脚步慢慢地向外移动，绝不肯走快；意思是：这是你请我出去的，并不是我要出去的。
“政委找你哩，你快走吧！”郭祥催促着说。
一提政委，他犹豫了一下，然而事已至此，不得不行。
他们来到了连部。一进院子，政委站在屋门口，老远就亲热地打招呼：
“王大发同志吗，快进来！”
调皮骡子赶到适当距离，用老兵才有的熟练动作，打了一个十分标准的敬礼，然后红着脸说：
“报告政委，我最近犯了一个错误……”
“坐下来谈。”政委把面前的一张凳子，朝自己身边移动了一下。
这位老调皮兵，在首长面前从来不拘束，今天倒局促起来了。这一来是刚刚从禁闭室里出来；二来是因为过去的一件事情。那还是在周仆刚刚担任政治委员的时候，部队正攻打一个四面环水的县城，数次冲锋都没有成功。周仆来到突击部队中进行鼓动。他的鼓动十分有力，把大家的情绪鼓得嗷嗷叫。可是，这时候，却听到人丛里有一个不大不小的声音说：“哼，知识分子儿！会讲，打起来还不知道怎么样哩！……”周仆虽然听得清清楚楚，但并不介意。攻击开始时，敌人的子弹极为密集，周仆拿着短枪，首先纵身跳到齐胸深的水里，率领部队向城墙摸去。部队在政委的鼓舞下很快就一举登上了城头。事后这位老调皮兵，也不得不表示钦佩，并且发表评论说：“我看这个政委，还凑合！”事情虽然过去很多年了，但他每逢见到政委，总觉得心里疙疙瘩瘩的。他就是带着这种心情局局促促地坐下来了。
“王大发同志，”政委异常诚恳地说，“你是一个很老的同志了，为什么最近犯了那样的错误？”
王大发的头低下来了。
“大发同志，”政委又说，“你跟党走了这么多年，吃了很多苦，打了很多仗，是吧，大概你还负过两次伤吧，在这中间，虽然也有过一些缺点，但主要是成绩，你对人民还是有贡献的。”
“我，我……”王大发十分激动，“政委，除了你，谁说过我有贡献？他们都叫我调皮骡子，要是闹着玩儿，我没有意见，可他们把我当成不能改变的臭落后分子！”
政委瞅了郭祥和门外的花正芳一眼，磕磕烟斗说：
“谁要这样看，那他就是不对！”
王大发显得活跃起来了，没有等着政委让，就掏出小烟管主动地插到政委的烟荷包里。政委把他的大烟斗伸过来跟他对火。
“谈谈心吧，王大发，”政委说，“你为什么要把自己的光荣扔掉走那样的路呢？我想，你临走那天是不会不难过的。”
“咋不难过哩！”王大发鼻子酸酸的，“实说吧，政委，我不是逃跑了一次，我已经跑了四五次了。有时候，跑到村边，有时候跑出去二三里路，哭一鼻子又回来了。如果有一点儿办法，谁愿意离开咱们的革命部队呢？……可是，最后，最后……我鼓励自己说：走吧，王大发，现在革命到底了，任务完成了，你也算对得起人民了！”
“你究竟为什么一定要回家呢？”政委又问。
王大发低下头，没有说话。
“大发同志，”政委往前凑了凑，望着他的脸说，“是不是家里有什么特殊的困难？”
一句话不打紧，像一颗石子儿扔到古井里，激起了他内心深处的感情，他立刻眼圈发红，啜泣起来了。
“有话说嘛！”郭祥不耐烦地说。政委扫了郭祥一眼，叫他不要打岔。
“我，我，政委……”王大发含着两大颗眼泪，“俺娘在家要饭吃哩！”
“噢！”政委显然感到沉重，又问，“你不是贫农出身吗？”
“怎么不是？”王大发梗梗脖子说，“咱是一个穷得当当响的贫农。”
“那你没有分到土地？”
“分啦，可是又卖给人家喽！”王大发伤心地说，“我记事那当儿，俺爹就给财主家扛长活。我出来抗日了，俺娘在家还是饥一顿饱一顿的。我一抓上军队的白馒头，就想起俺娘，心里就难受！日本投降了，我想，作为中国人民一分子，我的任务完成了。谁知道，蒋介石这老狗又向咱发动进攻。直到实行土改，家里分了房子分了地，才算解决了生活问题。那时候，我探过一次家，俺家住到新分的宅子里，外面插着齐展展的秫秸篱笆，屋子里还有一个红漆大立柜。我在家没有呆三天，就回到了部队。我这心气儿，你就甭提有多高了！可是谁也想不到这几年又起了变化！……”
“后来怎祥了？”
王大发接着说：“自从家里分了地，俺娘觉得日子有指望了，心气儿比我更高。不管风里，雨里，泥里，水里，熬黄昏，起五更，把命都豁出去了。有一回麦子刚割下来，就下起了瓢泼大雨。俺娘怕粮食糟蹋了，就一趟一趟往家里背，还没背完，就受了寒得了一场大病。一病好几个月，没有起炕，又是请医生，抓药，就借了人家的钱。到底穷人家底儿太薄，没有办法，就把分的那几亩地又卖了！去年临上西北，我家去了一趟，一看屋里立柜也没有了，连秫秸棒篱笆都拔出来烧锅了。最近我又接到信，说俺娘又扯起棍子要饭去了。……我想来想去，心里就结了一个死疙瘩：革命这么多年，到头来还是有穷的，有富的，这革命不是白革了吗？”
“我们村也有这种情况。”郭祥皱了皱眉头，望着政委，“这个事儿我也有点儿纳闷儿。”
政委心情沉重地思索着，小拳头般的大烟斗咝咝地响。
“大发，”他询问道，“你说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事？”
“那，那，”王大发把手一摊，“那当然是因为我不在家，要不然，咋会有这宗事哩！”
“不，”政委摇摇烟斗，沉重地说，“大发同志，这就是小农经济的脆弱性呵！”
“什么脆弱性？”王大发第一次听到这个名词儿。
“小农经济的脆弱性。”政委又重复说，“你看看土改以后最近两年的情况：像你们家是因为干活受了累，得了场病，穷了；也有人是因为死了口人，娶了个媳妇穷了；还有的人是因为多生了几个孩子穷了。总之，一场风，一场雹子，一场大水都会使人变穷。你瞧瞧，这一家一户的小农经济，别说什么大风浪，连婚丧嫁娶都经不起，连一场病一个疮也顶不住。简直像是大风大浪里的一根苇眉子，你不知道明年会把你漂到哪里去！”
郭祥点点头说：“一点不错，就是这么回事！”
“那怎么办？”王大发困惑地问。
“我也正要问你嘞！”政委笑了一笑，“你不是说革命到底了吗？我问你，现在这个‘底’，你满不满意？”
“要是革了这多年命，地又卖了，你想想，我咋能满意呀！”王大发懊丧地说。
“对喽！”政委说，“这就是说：还得要继续往前走！还得要继续干革命！毛主席说，我们的胜利才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嘛！光实行土地革命，消灭封建主义还不行，我们还要消灭资本主义，建设社会主义，实行工业化，办农业合作社！用拖拉机！我们的贫农，要想在经济上彻底翻身，不继续往前走，肯定是办不到的！”
王大发低着头，十分严肃深沉地思索着。呆了好半晌，喃喃自语地说：
“我的眼光看得太近了……”
屋子里充满了活跃的气氛。政委适时转了话题，悄声问王大发，知不知道部队就要执行新的任务。
“这，对我已经不是什么秘密了！”他眼，得意地说。
“你是怎么知道的？”郭祥一愣。
“看，人家当兵不是一天两天了嘛！”他老味十足地说。
“那么，你到底是什么态度？”
“什么态度？好比邻居失了火，都忙着去救火哩，我回到家往炕头上一呆，还像个人吗？我不算白受毛主席的教育了？”
“到底是老同志嘛！”政委上去热烈地握住调皮骡子的手说，“王大发同志，关于你家庭困难的问题，我回去就叫政治处给县委写信，帮助你解决。”
这时，王大发红着脸，流露出一种羞涩和感激的表情。
政委收起烟斗，立起身来说：
“走，咱们一起到你们连开会的地方看看吧。”一个人走出房门。花正芳在后面一拉郭祥的袖子，悄悄地说：
“关了几天禁闭没解决的问题，看人家政委几句话就解决了。”
“谁说不是！”郭祥说，“我这是拿着棒槌认针，真他妈太简单化了。”
王大发跟在政委和连长后面，向村外走去。约走出一二里路，远远地听见前面小树林里，传来了一阵高亢的讲话声、喊声和掌声。
为了不打断会议的进行，政委悄悄站在一棵大树后面，观察着这个立过无数战功的连队。他们整整齐齐地坐在背包上。前面有一张方桌，摆着笔砚，铺着一面洁白的绸子，上面已经写了不少战士的名字。
指导员站在旁边正主持会议。一个黑瘦的、左额角上长着一个小肉瘤的同志正在发言。
“同志们，同志们！我就是这个态度儿！”他激昂地挥着拳头，几乎每讲一句就挥动一下，“美帝侵略朝鲜，还霸占我们的台湾，咱们，咱们，无论哪一个，都要把，都要把个人的问题，往后摆一摆！摆一摆！咱们只不过是个困难的问题，可人家朝鲜，朝鲜，是个生死存亡的问题！我，我就是这个态度儿！就是这个态度儿！完了！”
“对！对！”
“疙瘩李说得对！”
下面齐声喊着，热烈地鼓起掌来。
“这是我们的一排长。”郭祥小声介绍说，“这人战斗不错，就是性子急，凡是一句话，到了他嘴里，就不大受听。”
由于过度兴奋，疙瘩李额角上那个肉疤疤变成了紫红色。他抓着毛笔，一个劲地抖动。他还没有写完，调皮骡子王大发就走上去了。
他的突然出现，有人惊讶，有人微笑，使全场沉静了两三秒钟。
“关于，关于……”他的话究竟不像平时那么顺畅，“关于我本人的严重错误问题，我准备在另一次会议上进行专门严肃的检讨。我本人无论在纪律方面，个性方面，还有在眼光远大方面，的确是有很多缺点的……”
下面掀起了一阵低低的笑声。
“人家检讨哩，你们笑什么？”他瞪了瞪眼，又严肃地讲下去。“刚才一排长讲的，我觉得基本上是正确的。在朝鲜人民困难的时候，我们一定要把个人的问题往后头摆。你们都知道，我王大发过去在战斗上的表现。我不是吹牛，这次到了朝鲜，要是美国鬼子叫我瞄上，我说打他的脑袋，不能打中他的肚子！……”他挺着胸，显得十分威武，仿佛已经站在战壕里似的。“同志们！”他喊了一声，“我就是这个决心：不打败美帝不回家！”说着，把右手中指放到嘴边。下面喊：
“不要这样！不要这样！”
“调皮骡子，上级不提倡这个！”
可是，说话间，王大发已经咬破了中指，鲜艳的血珠顺着指尖吐噜吐噜地滚下来了。他就用这个手指在白绸子上歪歪斜斜地画上了“王大发”三个字。
下面热烈的掌声，比对其他人似乎还要鼓得长久。
掌声停下来时，已经上来了一个战士。这个战士长得十分魁伟高大，面貌淳朴，站在那里活像一尊天神。他跨着宽阔沉稳的步子走上台，一句话没讲，就深深地弯下腰抓起笔来。
“乔大个！别把笔杆捏断了，这不是机关枪！”下面有人喊。
“乔大个，你怎么不讲几句？”又有人喊。
“你一年也讲不了几句话，讲几句吧！”
政治委员周仆深深地被这个战士所吸引，他不是意识到，而是感觉到在他身上隐藏着一种极其深厚的东西。他碰碰郭祥：
“他叫什么名字？”
“乔大夯。机枪射手。”郭祥回答，然后笑着说，“怎么样？个头不小吧！每次发军衣，都得拿到后勤部门另换。你瞅他那脚，能顶你两个大，鞋穿特号的还不行。饭量也大，可是干活、挖工事能顶两三个人！”
“讲几句！大个子，讲几句！”下面还在嚷。
乔大夯不得不放下笔，谦和地望着大家笑了一笑。
指导员也催促着说：“乔大夯，叫你讲你就讲嘛！”
“我，我觉着没啥讲的。”他声音虽然不高，但却十分清亮有力地说，“共产党叫我到哪儿，我就到哪儿！”
“好，好，讲得好！”
大家一片声嚷，热烈的掌声持续了几十秒钟之久。
“这是些多么可爱的战士呵！”团政治委员周仆十分激动，瞅瞅郭祥没有注意，就背过脸擦去那因为偶然不慎涌出的泪水。
第十六章 江边
10月22日午夜，周仆刚刚躺下不久，就被值班参谋喊起来，递过来一封加急电报。他急忙披上衣服，扭亮那盏陪伴他多年的旧马灯，一看，原来是师部转发的兵团首长的电报，命令部队拂晓后立即由现地出发，在咸阳车站登车北上。
这就是说，比原来预定的出发时间，又提早了一天。周仆捏着那张印着红色横线的抄报纸，沉吟了片刻，隐约感到，朝鲜前线的形势，是更加紧急，更加严重了。
他急忙扣好衣服，来到作战室，同副团长和政治处主任商量今天的行动。为了给连营多挤出一些时间，他首先在电话上向各营下达了口头命令。
出发时间虽然只不过提早了一天，但也带给他们不小的忙乱。已经准备好的全团的誓师大会不能举行了。原来考虑到许多战士、干部的家庭生活都存在着困难，预定进行的一部分救济工作，也没有完成。再有一件麻烦事，就是来接管生产的地方部队还没有到，丢下来的鸡鸭猪羊，堆在场上的未曾脱粒的庄稼，如果任其不管，都会要遭受损失。
周仆和团干部研究着这些问题，最后决定：每连留下一个人，协同村里的民兵看管生产物资。对于南瓜、蔬菜等等生产品，就分赠给驻地的贫农们。
当这些问题处理完毕，离天亮还有两个小时。周仆就回到房子里，盖上他那件皮大衣，把灯扭暗，准备休息一会儿。可是总按捺不下激动的心情。两个小时后，他就要同他的团队一起，奔向那陌生的战场了。不消说，他对他的团队抱有坚强的自信。这种信心，不是一时形成的，是同他的十几年的战斗生涯结合在一起的。他坚信任何反革命的敌人，必将被一个一个地粉碎，但同时他也意识到，在他的面前，站着的是全世界黑暗势力的代表，是当今世界上头号的帝国主义。毫无疑问，这是一次严峻的考验。而这场考验，是只能胜利，不能失败的。假若打不垮敌人，顶不住敌人，那将不仅给朝鲜人民和中国人民带来可怕的后果，而且对东方人民和全世界人民的革命进程，都将发生极其不利的影响。他觉得，在这场考验里，作为团政治委员，作为这个部队的党代表，个人的粉身碎骨，那是不值一提的小事，但是，如果由于个人的疏失，工作没有做好，不能完成任务，那就是一件不能饶恕的罪过！
近几天来，当他越意识到任务的重大，对他的老战友团长邓军的思念也就越深。自从兰州战役——大西北决定性的一战，邓军腹部和臂部都负了重伤，已经整整一年不见面了。几次派人到医院里看他，回来都说，他的右臂已经锯掉，腹部的弹片也没有取出来。而且由于前后八次负伤，失血过多，身体过于衰弱，已经无法在部队继续工作了。前几天，据师里透露，准备派一个新的团长来，但是由于这个团是本师的主力，是一个有老红军基础的团队，人选迄今没有确定。这就使得周仆越发觉得肩上的担子是沉重的。周仆知道，即使邓军回来，自己的工作也绝不会减少，甚至两个人仍旧会像从前那样，不断地争吵几句；但是，他现在觉得，即使这个人在这里，不做什么工作，只要能听见他的声音，他也就不会感到自己的担子像现在这样沉重了。
周仆同邓军在一起工作——用他们俏皮的说法是“搭伙计”——是从当连级干部就开始的。那还是1939年的春天，周仆在延安抗大刚刚毕业，就到了敌后抗日根据地。那时候，他还是一个既没有工作经验更没有战斗经验的新手。当时就把他分配到现在本团的三连去做副指导员。临走前一天，许多同来的伙伴，都来为他祝贺。因为这个连队是一个战斗作风很硬的连队，这个连队的连长，就是闻名全军的在大渡河边立有战功的邓军。关于这位勇士惊人的英勇，有着许多纷繁的传说。当时，周仆对于自己能分配到这样一个英雄的连队，是多么高兴！暗暗下定决心要在实战里向这位勇士虚心学习。可是当他第二天到连队去的时候，那位个子并不十分高大、脸色乌黑、左脸上留着一条疤痕的连长，只接过介绍信随便地看了一眼，就勉强把司务长佩带的只能单发不能连发的驳壳枪分给他。当他事后发现这是全连最差最破旧的驳壳枪的时候，心里就颇不愉快。一打仗，又分配他搞一些在他看来是打杂的事情。例如管理伙夫担子，带担架，打扫战场等等。周仆是一个很聪明、敏锐的人，他很快意识到，自己虽在上级的命令上被公布为这个连队的干部，但在全连尤其在连长的心目中，还没有取得这个英雄连队的战士的资格。直到有一次，敌人迂回到后面，他带领炊事班将敌人打退，才看到邓军脸上的一丝笑容，作为对他这种行为的奖赏。事实上，只有这时候，他才被认可为这个连队花名册中的真正的一员。以后，周仆被提升为指导员，两个人就逐渐成为一对亲密的搭档了。
战火催促着人们的成长，也锤炼着人们的友谊。每当周仆回忆起邓军的时候，都深深地感激他对自己的帮助。这种帮助，不是通过上课，或者其他明显的教导，而是通过一种无形的影响。这种影响，尤其表现在邓军的那种任何时候都要压倒敌人，而决不被任何敌人所压倒的英雄气质。有时，当连队伤亡过重，在周仆看来，已经无法完成任务的时候，他却愈打愈勇，最后终于奇迹般地带领少数战士夺取了敌人的阵地；有时，被敌人团团包围，甚至被敌人“压顶”（“压顶”，抗日战争平原地区的口语。是指我军在房内，敌人占据了房顶），在周仆看来已经无法突围的时候，他却毫不沮丧，吩咐战士们用手榴弹投房顶上的敌人，终于寻隙突围。这种英雄气概，在部队被习惯地称为“硬”的作风，不仅感染了领导的部队，而且也深深地感染了自己。甚至在自己指挥作战中，也不知不觉采用了邓军的语调，仿佛他的某一部分，己经渗入到自己的生命中去了。而邓军在内心里，也非常感激他，尤其是在学文化方面。周仆初来时，邓军还不识多少字，一接到上级的文件，就两手捧着皱起眉头叹气。周仆下定决心，不厌其烦地每天教他几个字，在战斗频繁的日子里，也不忘记催促他，甚至强迫他学习，终于邓军能够看书看报了。当他捧着通俗小说看到有趣之处，像孩子一般笑起来的时候，对他的这位老伙伴也是充满着感谢的。
在周仆来到这个连队之前，曾经听不少人传说他的脾气古怪，但在真正接近以后，却感到这位在战斗中令敌人畏惧的勇士，竟像孩子一般的纯真。比如，他最大的乐趣之一就是听人讲故事。在战斗的间隙中，周仆无论是当他的指导员、教导员或政治委员，没有几个故事是交待不过去的。两个人甚至常常枕在一个枕头上讲故事。当讲到动人的地方，即使是千百年以前的事情，也会使他像孩子一般地淌着眼泪。
当然，他也不是没有缺点的。例如他过分地粗率。但是他也有一条最大的好处，就是对同志不抱成见。几个钟头之前，他向你跳起脚来发脾气，几个钟头之后，就会忘记得干干净净。你得罪了他，冲撞了他，也是一样。等你懊悔万分，怀着羞惭去向他道歉的时候，他会惊讶地说：“噢，你还想着这件事呀！”
在战斗上，他也存在着缺点的一面。这就是一打仗，他就要跑到最前面去，顾不得全盘指挥了。随着周仆指挥作战一天天熟练，他的这个缺点，不仅没有克服，反而发展了。每逢打仗，前面的情况稍一紧张，他就把驳壳枪一提，说：“老周，这一摊子我不管了！”说着就跑到战斗最紧张、最危险的地方。直到他面对面地看见敌人，亲眼看见战斗情况的变化，才算放了心。有时甚至要亲自用机关枪把敌人射倒，才觉得解气。他的这个特点，自然会给第一线的战士增添无限的力量和勇气，能够使最危险的阵地稳定下来，或者使最难攻的阵地被我们突破；但同时，也就常常忽略了次要方面。他的这个缺点，不止一次地受过上级的批评，周仆也屡次提醒他，他都满口答应，甚至红着脸承认错误，但是当第一线的情况一旦紧张起来，他就又抑制不住自己。如果这缺点在当连排长的时候，还不显得怎么明显，等到他指挥一个营，一个团，就显得越发突出了。周仆清楚记得，在围攻大同的时候，当他的营数次进攻水塔未下，他的眼都红了，从指挥所里一下跳出来，又说：“老周，这一摊子交给你了！”做教导员的周仆一把没有把他拉住，他已经冲到最前面去了。时间不长，水塔被占领了，但他也满身鲜血地被人背回来，原来他率领突击队冲锋时，冲得过猛，竟一下子冲到投弹组的前面去了。邓军，就是这么一位威猛无比的战士，在他的心目中，只有最危险的战线才是自己的岗位。
也许，正因为这样，周仆不能不分出很大精力来钻研指挥艺术。这样一来，邓军的勇猛的神威，不断地影响着、培育着部队，使部队保持着老红军的硬骨头作风；而周仆的灵活的指挥，也适当地弥补了邓军的缺陷。同志们私下议论，说上级把他们两个人配搭得很好，说他们是一粗一细，粗细结合。其实，更准确些说，这也同他们的友谊一样，是经过长期战火锤炼的合金！
多好的勇士呵！可惜不能参加战斗了！自己也不能再同他在一起了！周仆想到这里，不由地叹了口气。究竟派谁来当团长呢？他衡量着全军的团长和副团长，在内心里猜测着，判断着……
警卫员小迷糊打饭来了。周仆匆匆吃过，天色已经微明。为了察看部队的情绪，他就提前向村南的集合场走去。小迷糊拉着他那匹枣红马跟在后面。
论节气，还不到霜降，这里已经下了好几场霜。田野里，空荡荡的，只剩下一片片的红薯地和棉花地了。种下的小麦已经露出了绿苗。公路两旁的杨树，从树梢往下叶子已经黄了一半，还绿着一半，望去非常好看。那黄灿灿、厚墩墩的叶子已经落了不少，有几个孩子正在那里扫树叶呢。
周仆刚走出村口，就听见村北大路上由远而近传来一阵粗嘎的激越的歌声：
炮火连天响，战号频吹，决战在今朝，
我们抗日先锋军英勇武装上前线，
用我们的刺刀枪炮头颅和热血，
嗨，用我们的刺刀枪炮头颅和热血，
坚决与敌决死战！……
“三营过来了。”小迷糊指点着说。
周仆停住脚步，往北一看，前面一面红旗引导，三营在大公路上成四路纵队，排得整整齐齐地走过来。营长孙亮走在最前面，步伐十分英武。他是全团营长中最年轻的，干青年工作出身，一向把部队带得很活跃。今天，不用说，又是他选了这首红军东渡黄河的战歌来鼓舞部队了。
他们远远发现政委站在路边，歌声越发响亮激越起来。队伍走到近前，孙亮从队列里跑步出来，打了一个敬礼。
周仆问：“部队到齐了吗？”
“到齐了。”孙亮很有精神地回答。
“我看小伙子们的情绪很不坏呀！”周仆的嘴角带着满意的笑纹。
“政委，你说怪不？”孙亮凑近政委的身边说，“前些天，全营有80多个病号，昨天只剩了30多，今天早晨，我说把他们集合起来，送到卫生队去，结果一个病号都没有了。”
“一个都没有了？”
“嘿，一说打仗全好了，真比吃药还灵！”
“这是咱们部队的老传统呵！”周仆深有所感地说。他想起日本投降后的1945年和1946年，那时候，面对面的民族敌人打倒了，不少战士认为自己的任务完成了，要求复员，要求回家，要求解决婚姻问题和其他私人问题，曾经闹得很严重，每个部队都有好几十个病号。可是当阶级敌人在解放区的四围响起内战炮声的时候，那些恼人的问题，竟一霎时烟消云散，人人慷慨激昂开上前线，竟像没有发生过那些问题似的。多么叫人感到神奇！这些战士们，这些跟随着党战斗的工农子弟，在历史的重要关头，是真正通晓大义、照顾全局的。这些事，不止一次给了周仆最深的感动，使他对革命部队所具有的深厚的潜力，有着始终不渝的信心。
孙亮回到行列里去了。周仆还站在冷风里观察着在他面前行进的战士们。虽然今天的出发命令，因为要通过城市，明确要求他们“要特别注意着装整齐”，“尽量把新衣服穿在外面”，可是经过整整一个夏秋的劳动，这些草绿色的军衣都几乎褪成白色的了，许多人的肩头上、膝盖上，还打着显眼的补钉。周仆知道，这些衣服，每一天都浸透过多少遍汗水呵！要是有人从他们的服装上来判断他们的战斗力，那就注定要犯绝大的错误。
歌声停下来了，战士们愉快地说笑着前进。
周仆站在路旁问：
“同志们！冷不冷呀？”
“政委，你瞧，我还老出汗哩！”一个扛机枪的战士愉快地回答。
“政委要把大皮袄送了你，怕你更要出汗了！”另一个战士开玩笑地说。
那个战士指指自己的机关枪说：
“我这个皮袄，比他那皮袄还顶事哩！”
大家笑起来。
正谈笑间，只听前面集合场上一片声嚷：“截住！截住！”随后，正在公路上行进的队伍，也混乱了，纷纷喧嚷着：“截住它！截住它！”
周仆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正要探询，只见炮兵连一匹大黑骡子顺着公路狂奔过来。随后又是两匹跟着那匹没命地奔跑。僵绳都拖落在地上。一个勇敢的战士，刚刚扑上去抓住缰绳，被那匹黑骡子带了几个跟头。等到大家发一声喊，一齐围上去的时候，那几匹骡子又转头跳下公路，向田野里跑去。顷刻间，已经跑出五六里以外去了。
第一天行动，就发生了这样的事故，真叫人心里有气。周仆大步走到集合场上，看见炮兵连的三门步兵炮歪歪斜斜，牲口套弃置在地上，卫生员正给一个被踢倒的战士裹伤。他把炮连的几个干部找到面前，指着说：
“你们是怎么搞的？”
几个干部垂着头，默不作声。
沉了半晌，那个小敦实个儿的连长才说：
“我们大前天才回来，一看炮锈得不像样子，只顾忙着擦炮，没想到骡子搞生产太 久了，一见炮就往后捎，怎么也套不上去，气得驭手给了它一鞭，就惊了，大概又跑回我们住的那山庄去了。”
“那你们平常呢？”周仆质问，“平常为什么不注意战备训练？”
“那可不能怨我。”炮兵连长也懊恼地说，“参谋处给了我们训练的时间没有？”
参谋长走过来说：
“政委，时间到了，是不是按时出发？”
“按时出发。”周仆气得挥了挥手，叫他们随后跟进。
部队出发了。集合场周围挤满了老百姓，大部分是那些衣服褴褛的贫农，他们恋恋不舍地望着出征的人们。
周仆在团直属队的先头走着。一路上，他还在想着炮兵连长的那句话：“那可不能怨我。”是的，是不能够怨他。一年以前，当部队驻扎在这里的时候，他自己的一切精力都集中到生产方面去了，当时真有点“刀枪入库，马放南山”的味道。以至今天突然接到战斗任务，枪也锈了，炮也锈了，他亲眼看到井台上擦洗刺刀的水都变成了红的。毛主席说，部队不仅是战斗队，工作队，而且还是生产队。很明显，自己抓住了后两个方面，又忽略了战斗队的方面。仅仅一年的和平生活，竟然就出现了这样的现象，这是多么深刻难忘的教训呵！自己刚才责备那个连长又有什么意义呢？如果邓军同志在这儿，看到这种情形，会多么难过。他心里引起了一阵深深的惭愧之感。他这样想着，想着，踏着落叶，不知不觉间，已经走出十里以外去了。
部队在咸阳登车东下，深夜时分过了郑州，继续北上，第二天下午，就奔驰在冀中平原上了。这里的每一座车站，每一条流水，每一座日本人和国民党反动派遗留下来的残破的碉堡，都可以引起他们长时间兴奋的谈论。他们挤在车窗门口，贪馋地看着目力能及的故乡的村庄、麦田，以及路上的行人，来宽舒一下对家乡的离情。停车的时候，他们在站台上利用短短的几分钟，和站台上的服务员们说上几句话，也觉得特别高兴。看见谁的情绪沉闷了，那些党员们和一些懂事的班长们，就凑过去谈谈故事，扯扯闲篇儿，来宽慰伙伴，也鼓舞自己。直到山海关，车厢里也没有离开和冀中有关的话题，但是谁也没有提起自己的家，只是在心的深处，深深地祝福着自己的亲人！
列车走了三天三夜，于第四天中午时分，赶到鸭绿江边的城市安东。
部队被指定在镇江山一带休息。他们都是第一次到安东，这座背山面江的城市这样美丽，大大出乎他们的意想之外。可是走出车站不远，就感觉出她已经被战争的气氛笼罩了。柏油路上已经看到有美国飞机轰炸的弹坑，华丽的玻璃橱窗，没有陈设多少东西，刺眼地贴着纵一道横一道的纸条。街上的各种车辆都在急匆匆地奔驰。市民们脸上带着惶惶不安的神情，扶老携幼，背着行李家具，在向市郊疏散。工人和学生组织起来的纠察队，袖子上戴着红箍，帮助警察维持秩序，指挥着疏散的人们。
管理员在半山上找到了一处民房，算做临时的团部。周仆还没有进房子，就被师部的通讯员喊走了。
师部组织的前方指挥所，是在昨天晚上提前到达的，临时设立在安东军分区招待所的一间小屋里。师长报告了朝鲜前线的紧急情况：自从美国侵略军在仁川登陆后，不顾周恩来总理代表我国政府的严重警告，于10月1日越过三八线，向朝鲜北部大举进犯。至10月19日，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临时首都平壤市以及阳德、元山、咸兴等地，都已相继沦陷。朝鲜的临时首都已迁到东北部距鸭绿江不远的江界去了。敌人叫嚣要在感恩节(11月23日)前结束朝鲜战争，正在举行疯狂的追击，向中朝边境逼近。现在敌人共集中了四个军13万余人的兵力，分东西两线多路猛压过来。西线的美军第一军和英军二十七旅正沿铁路指向新义州；美二十四师和伪一师指向碧潼；另两个伪军师一路指向楚山，一路指向江界。东线的敌军，正由元山、咸兴迂回江界。战局是十分严重的。
师长随后传达了兵团的意图。为了控制朝鲜北部一定的地区，制止敌人的进攻，掩护朝鲜人民军北撤整顿，并且为以后的作战创造有利条件，决心占领龟城、秦川、球场洞、德川、宁远、五老里等地区组织防御。本师的任务就是争取在敌人到来之前抢占龟城。要求部队立即完成一切准备工作，于今晚渡江。
会议末尾，师参谋长给每团发了一份朝鲜作战地图。并告诉大家，每连配备的朝鲜族联络员，随后就到，要大家好好注意团结。
周仆回到他那在半山坡的团部，看见警卫班的战士们，正在穿新领来的棉衣，一边吵嚷嘻笑。原来这些棉衣是按照朝鲜人民军的式样做的。有的战士说：
“当了几年兵，还没穿过带大襟的衣服呢！”
“人们别把我们当女兵呀！”
“管它男兵女兵，只要暖和就行！”
他们见政委走来，抢先喊道：
“你那带红道道的军官服也发下来了！快试试吧！”
周仆刚待要穿，就听见山头响起一排枪声，接着防空警报刺耳地呜呜地响起来。四外都有人喊：“防空！防空！”
顷刻间，街上的人们飞跑起来。不一时，一阵隐隐的沉重的隆隆声由远而近，在新义州的上空出现了敌机。人们开始数着一架、两架、三架，最后数不清了，大约有几十架敌机，像小黑乌鸦一样在新义州的上空盘旋起来。
“俯冲了！俯冲了！”人们喊着。
说话间，一支支黑色的烟柱升腾起来，大地在震动着，像滚过一阵沉雷一般。虽然隔着宽阔的江流，还震得窗玻璃呼哒乱响。
黑烟越来越浓，越升越高，不一时滚滚的黑烟笼罩了江东岸的半面天空，随着风滚到这岸来了。刚才还是碧澄澄的江水，也被照得黑乌乌的。在黑烟下面，穿白衣的朝鲜人向外散跑着，不少人抢向桥头，跑向江边。远远地可以听见他们的呼喊声。这时候，轰炸机停止轰炸，飞走了，野马式战斗机你上我下穿梭式地射杀着逃散的人们。
“政委！你看！”
小迷糊惊叫了一声。周仆顺着他的手指看去，一个背着孩子的朝鲜妇女，正被一架敌机追着踉跄地跑到江边，一梭子机关炮咕咕地扫射过来，那个妇女似乎犹疑了一下，就捂着孩子的眼睛跳到江水中去了。
这时候，周仆的心也像跟着这个妇女沉下去了，眼角上顷刻涌出热辣辣的泪珠。 他急忙扶住一棵小树。
警卫班的战士，心像刀扎一样，恨不得立刻飞过江去掐死那些野兽们。许多人哭了，用衣袖擦着眼泪。
滚滚黑烟，继续涌过江来，涌到他们的上空，灰烬、纸片，纷纷落下。天空也显得昏暗起来。
周仆极力压制着自己的感情，正要召集各营汇报准备工作的情况，只听山坡下面喊：
“老周！老周哇！”
声音是这么熟稔和洪亮。由于他思想一下转不过弯来，眼睛也有些模糊，竟一下没有看出来是谁。
“那不是团长和小玲子吗？”
“是团长回来了！”
“团长！小玲子！”
警卫班的战士们乱嚷嚷地喊着。
周仆定睛一看，果然是团长邓军和小玲子正往山坡上走哩。周仆又是激动，又是振奋，同时又感到意外。
“老邓！”周仆激情地喊了一声，三脚两步跑了下去，一边说，“你这个怪人，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吗？”
老战友见面，真是无限热情，各人朝对方的胸脯上、臂上擂了好几拳。周仆用两只手去握他的右手，觉得木疙瘩的，一看，戴着一只手套，才想起他的右臂已经断了。这不过是才换上的一只假手。
“伙计，”周仆难过地说，“这只胳膊到底没有留下来吗？”
“少个把零件，问题不大。”邓军笑着说，“就是系裤腰带有点子费事。”
“哼，”周仆指指脑壳说，“要是少了这个零件，你就来不成了！”
“你说得对。”邓军笑着说，“那是发动机嘛！”
两个人说说笑笑，周仆拉着他的左手走到山坡上来。警卫班的战士们围过来，向团长敬礼问好，看他们的神色是很振奋的。
周仆把邓军让到小屋里坐下，亲切地凝视着他。这位负过八次战伤的老战士，比以前消瘦多了，那刚毅、黧黑的面庞，透出一些青黄，从山坡爬上来，已经有些喘息。虽然他尽力地压抑着，不让他的伙伴有所觉察。
周仆说：“老邓啊，你这一年在医院很够呛吧！”
“咳，真把人腻味死喽！”邓军好像刚吃过一服苦药一样，皱了皱眉头。
“你的身体到底怎么样？”周仆又问，“我看你脸上的颜色很不正的。”
“有什么不正？”邓军反驳了，“你让一个好人住一年医院，你试试看！”
周仆笑了笑说：
“我听说你肚子里有两块弹片，还没有取出来呢！回来的人都说，军队这碗饭，你是吃不上了。”
“乱说！”邓军批评道。“据我看，问题不大！”说到这里，他习惯地要挥动右手，只是肩头动了一动，“不谈这个！……先说说你收不收我这个兵吧？”
周仆用疑问的眼色看了他一眼，说道：
“老邓！说真的，你到底是怎么来的？”
“坐火车来的，比你大约晚两个钟头。”
“不，不是这个意思。”周仆说，“我是问你究竟怎么从医院出来的？对你我不能不小心一点。”他用手指点着邓军笑着，“你还记得吧，当连长那时候，你听说打仗了，伤没好，就从医院跑出来，没有多久，伤口化了脓，我挨了上级好大批评，还说我是‘自由主义’哩！你这个家伙，倒在一边高兴！”
邓军想起往事，哈哈大笑了一阵，然后说：
“这次受批评我负责嘛！老战友啰，马虎一点！”
“不，不成！”周仆摇了摇头。
“嘿，我就知道你这一关难过。亏得我多了一个心眼儿。”他得意地嘻嘻一笑，用洪亮的嗓音向房外喊道，“小玲子！打开皮包，拿介绍信！”
周仆接过一看，果然是一封出院介绍信，上面盖着鲜红的大印。
“怎么样？没有骗你吧！”邓军说着，仰着脸像孩子似地嘎嘎大笑起来。
小玲子站在一边，龇着牙笑。
“哼！这里面准保有鬼！”周仆看了看他俩的脸色，指着小玲子说，“你说！小玲子，这介绍信究竟是怎么来的？”
小玲子看了邓军一眼，仍然龇着牙笑。
“这小鬼！”周仆说，“对政治委员说话，可要坦白哟！”
“那，那，”小玲子讷讷地说，“那当然要有一个奋斗过程。”
“对，你就说说这个过程。”
“开头儿，他知道这个消息了，一天往院长、党委书记那儿跑好几趟。人家都说要掌握原则。后来，他听说你们要出发了，就给兵团司令员打了一个电话，我看见他的泪蛋蛋都掉到送话器里去了，这才……”
“胡说！”邓军瞪了他一眼，“我是打电话向他问好的。只是顺便提了一下，他就批准了。……哪里有那么多的零碎！乱弹琴！”
“算啰！算啰！”周仆制止道，“我马上通知师里。老邓呀，从我内心说，你不知道多么盼你！只是你这身体……”
“去去去！”邓军把手一挥，“我不承你这个空头人情！……快讲讲情况吧，这次谁当前卫？”
这时候，只见门口人影一晃，进来一个军帽下露着短发的穿着白胶鞋的女同志。 大家一看，这不是杨雪吗？只见她神色沮丧，两个眼圈红红的，靠着门边也不说话。
邓军站起来，亲热地招呼说：
“怎么啦？小杨，怎么一见我就哭呀？”
周仆说：“小杨，有事快坐下来说。”
杨雪揉着眼，也不坐下，抽抽噎噎地哭出声音来了。
“有话就讲嘛！”邓军说，“不要婆婆妈妈的。”
“他们不让我出国。”杨雪伤心地说，“我们女的都不让出国。”
邓军问周仆有没有这样的规定。周仆点点头，然后说：
“不过，这也是为了照顾女同志……”
“谁要他照顾！”杨雪有气地说，“解放战争，我哪次不是百二八十地走，我比谁少走了一步！”
“国内究竟不比国外。”周仆笑着说。
“国外又怎么样？”杨雪翻了周仆一眼。
“哈，这丫头！你倒把我当作你的斗争对象了。”周仆笑了一笑，“同志，你的热情当然是好的，但是……”
“又是‘但是’，‘但是’，”杨雪不耐烦地说，“我就不喜欢你的‘但是’，你们这些人，就是靠‘但是’吃饭！”
“你说对啰！”周仆说，“我就是靠‘但是’吃饭。辩证法就少不了‘但是’。任何事情都有它的两个方面……”
邓军笑道：“可是，人家现在就是要的一方面哪！”
“好，好，”周仆也笑着说，“你和团长先谈。”说过，到外面开干部会去了。
邓军把杨雪拉到凳子上坐下，说：
“小杨，你听我说。据我想，这不过是一时的规定，主要是朝鲜的情况，现在一点也不了解，等到我们站住脚跟，那时候你们去，就更合适啰！”
“你说得好！”杨雪反驳道，“我问你，朝鲜妇女现在在那边环境合适吗？你把她们搬到哪里去？”
“你看你的嘴多厉害！”邓军找不到新的说辞，就大声说，“小杨，你参军几年了，你还有点儿纪律性没有？”
“你有纪律性！”杨雪翻了他一眼，“你为什么还提出要求呢？……你是怎么出院的？你当我还不知道！”
邓军说不服她，把桌子一拍：
“你这么说，我更不管啦！”
杨雪哭了。
女同志一哭，使这位久经战阵的勇士，也没了主意。邓军正要想几句话来安慰她，又怕更不能脱身。
哭了一阵，杨雪揉揉眼，收住泪，又改变腔调说：
“这样吧，团长，叫你公开批准，也确实有你的难处。”她非常理智地说，“那么，你就……你就……”
“怎么样？”
“你就把我悄悄带过去吧。”
“这怎么行？”邓军吃惊地说，“你又不是一个小物件，我装到腰里把你带过去，你是一个大活人呀！”
“不管什么办法，”杨雪说，“你就是把我装到大口装里，当成粮食把我运过去也行。”
邓军哈哈大笑起来。
这时候，外面响起了哨音，听见有人喊道：
“集—合—了！”
随后，听见周仆在外面说：
“老邓，走吧！到时候了。”
邓军乘机脱身，和周仆一起下山。杨雪仍旧像孩子一样抽泣着跟在后面。
天色已是薄暮时分。各个部队已经向鸭绿江桥开进了。大街当中行进着骡马挽拉的大炮。新钉的马掌在洋灰马路上发出悦耳的蹄声。虽然他们携带的山炮和野炮，有些已经十分古旧了，但炮兵们并不因此减少自己的威严。他们昂着头，骑在高大的骡马上，神情依然十分威武。步兵们为了赶到炮兵前面，在街道两侧急进。
赶到江边，天已经黑下来了。对岸新义州的大火，不仅没有收敛，反而由于黑夜的到来，把东方的整整半面天都照红了。那大火照到江水里，好像江水也在燃烧。邓军和周仆这个团的先头营，已经在火光里踏上了江桥。
邓军和周仆在桥头停住脚步，回过头来，打算对杨雪最后说几句安慰的话，算作告别。
在火光里，可以看见她眼睛哭得红红的，低着头，额发也乱了，样子委实可怜。
周仆跨上一步，无限温柔地说：
“小杨，你听我说，只要我们过去站定了脚跟，你们一定会过去的。据我看，时间绝不会很久！”
“对，对，时间绝不会太久。”邓军决断地说，一面又拍了拍她戴着军帽的头，“已经这么大了，千万要听话呀！嗯？”
“好吧，我听话。”杨雪头也没抬，一扭身哭着跑开去了，跑了几步，又站住，回过头来，抽抽噎噎地说，“怎么说，对我们妇女还是瞧不起呀！”
邓军和周仆叹息了一声，跨上了江桥。一直走了很远，回过头来，还看见她揉着眼睛，站在火光里。可是渐渐地，新义州越来越近，在眼前是越来越近的火光，耳边是江水愤怒的波声。杨雪的啜泣，早已经被淹没在愤怒的波声和刷刷的脚步声里……
（第一部山雨完）
（未完待续）
红色武器选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