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篇小说《太阳照在桑干河上》，丁玲著，西元1955年10月第二版，西元1980年重印。
这部小说描写的是西元1946年夏，国民党反动派已经开始发动内战，而在河北西北部的解放区，一个名叫暖水屯的村庄，在四名区、县干部组成的土改工作组进驻后，土地改革运动也开始酝酿启动。这时的暖水屯村，贫苦农民期盼分田地但又顾虑、观望，地主恶霸或惶恐不安、或密谋对抗，村党支部则因对土改政策不熟、经验不足而急切需要上级的指导。土改工作组在村党支部配合下，召开农会宣讲土改政策，走门串户了解村里情况和人们想法，逐步克服村情复杂、农民顾虑和地主干扰带来的种种困难，通过统一管制地主的果园、鼓励少数勇敢雇农向地主索回田契，初步激发了贫苦农民的热情。但因工作组和村干部们内部对确定首先重点打击的地主人选存在分歧，一时影响了土改工作的深入。县委宣传部长及时到来，迅速了解了情况，统一了党员干部们的思想，确定了斗争的首要目标，随即召开村民大会，斗垮了压在人们头上的恶霸势力，贫苦农民发动起来了。土改运动迅速推进，没收了地主的家财土地，征收了富农的多余土地，贫苦农民分得了胜利果实。为了保护自己的土地，贫苦农民们积极响应号召去帮助人民军队打击国民党反动派的进攻。土改工作组也奉命撤离暖水屯村，投入新的工作。
小说把重点放在展现暖水屯村土地改革运动中的不同阶级人们的不同的精神状态及其变化，最主要的是反映贫苦农民随着土改的深入，由茫然、认命到觉醒、奋起的精神革命。小说的主旨可以用一句话概括：砸碎枷锁换天地。
枷锁，首先是贫苦农民由祖辈、父辈和自己的受压迫、受欺侮、受贫穷的记忆和经历，在自己心理、观念和精神上形成的，是无可奈何，是麻木认命。这无形的枷锁如此沉重，当共产党领导他们起来翻身革命时，许多人仍然犹豫观望、顾虑重重，有的甚至拒绝排斥。他们只有亲眼看到地主恶霸被彻底打倒了，才相信禁锢自己的精神枷锁是可以砸碎的。书中刻画的老贫农侯忠全就是其中的典型。
侯忠全年轻的时候“曾是个多么伶俐的小伙子”，但在天灾打击和地主的盘剥下，几十年辛苦劳作，生活却越来越贫困。他信奉起了“因果报应”和“宿命论”，“对命运已经投降，把一切的被苛待都宽恕了，把一切的苦难都归到自己的命上”。他在村里谨小慎微，“树叶子落下来都怕打死人”。他成了一个“不只劳动被剥削，连精神和感情都被欺骗的让吸血者俘掳了去”的老农。这年春上村里斗争、清算地主侯殿魁的剥削账，侯忠全不肯参加，“他说是前生欠了他们的，他要拿回来，下世还得变牛变马”，他硬是把农会分给他的一亩半土地悄悄地退给了地主。这次的土改斗争开始时，侯忠全依然拒绝参加，并且不准老婆和儿子去开会闹斗争。土改运动的发展实际有力地冲击了他的“认命”思想，当恶霸地主钱文贵的威风被广大贫苦农民彻底打掉，“一辈子糟践”他的地主侯殿魁被革命风暴所震慑偷偷地向他交地契求情时，他“还怕是做梦”，但活生生的事实终于使他明白“这世道真的翻了呀”，“他活过来了，他的感情恢复了，他不是那末一个死老头了”，土地改革彻底把他“叫醒”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土地改革，不仅让侯忠全分得了一辈子梦寐以求而不可得的土地，更使他挣脱了压得他萎靡麻木的沉重精神枷锁，他成了一个真正舒展的人。
恶霸钱文贵则是地主阶级压迫农民、向农民施以精神枷锁的代表。
钱文贵的土地在暖水屯地主中不算最多，但他家的生活却是最闲适的，他的势力是最大的。他“同保长们都有来往，称兄道弟。后来连县里的人他也认识。等到日本人来了，他又跟上层有关系。不知怎么搞的，后来连暖水屯的人谁该做甲长，谁该出钱，出伕，都得听他的话。他不做官，也不做乡长，甲长，也不做买卖，可是人都得恭维他，给他送东西，送钱”。他倚仗权势包揽村务，敲诈勒索，明抢暗夺，并勾结敌伪势力恣意抓人绑人送去做苦工。他是暖水屯村“八大尖里的头一尖，村子上人谁也恨他，谁也怕他”。而到“八路军来了，成了共产党的世界”，他“把儿子送去当兵，在了八路”，同时“又找了个村治安员做女婿”，使“村干部就不好把他怎样”，村民们仍然笼罩在他的威势下。他暗中指使人散布谣言，唆使其它地主对抗、逃跑，恐吓贫苦农民，企图将暖水屯的土改运动操纵在自己手里。他是乡村绅权恶劣统治的集中表现，是贫苦农民精神枷锁的具体象征，不打掉他的威势，暖水屯的土改运动就无法顺利展开。
小说把斗争钱文贵的过程称为“决战”，这象征着共产党领导的农民革命力量，与国民党反动政权和乡村绅权结合而成的压迫势力，在精神和意志上进行对决。
斗争的过程描写得很是惊心动魄：
斗争会开始时，“两手向后反剪着”的钱文贵“微微低着头，眯着细眼，那两颗豆似的眼珠，还在有力的睃着底下的群众。这两颗曾经使人害怕的蛇眼，仍然放着余毒，镇压住许多人心。两撇尖尖的胡须加深着他的阴狠。”他“站在台口，牙齿咬着嘴唇，横着眼睛，他要压服这些粗人，他不甘被打下去。在这一刻儿，他的确还是高高在上的，他和他多年征服的力量，在这村子上是生了根的，谁轻易能扳得动他呢。”
而贫苦农民们，“面临着这个势力忽然反剪着手站立在他们前面的时候，他们反倒呆了起来，一时不知怎么样才好，有些更是被那种凶狠的眼光慑服了下去，他们又回忆着那种不堪蹂躏只有驯服的生活，他们在急风暴雨之前又踌躇起来了。他们便只有暂时的沉默。”“人们心里恨他，刚刚还骂了他，可是他出现了，人们却屏住了气，仇恨又让步了”。
但地主乡绅的统治压迫势力，在被共产党发动、组织和领导的人民力量面前，已经没有了往日的威力：农会主任程仁首先冲上去痛斥钱文贵，责令他“给全村父老跪下”，他终于“矮下去了”，“规规矩矩的跪着”，并被戴上了高帽子。这时他的“头完全低下去了，他的阴狠的眼光已经不能再在人头上扫荡了。高的纸帽子把他丑角化了。他卑微的弯着腰，曲着腿。他已经不再有权威。他成了老百姓的俘虏，老百姓的囚犯。”老百姓的“气焰高起来了”，大家有苦诉苦，有冤申冤，质问、痛骂，甚至动起手来。曾经“高高在上”的威势被打得“矮下去了”，压制人们的精神枷锁就此被彻底砸碎了。
小说写到斗争钱文贵的过程中，遭受过欺压、迫害的农民的忍不住气愤，“蜂拥了上来”，对他“一边骂一边打”，“要他偿命”，村干部和民兵们极力拦阻，甚至“将身子伏在钱文贵身上”，“挨了许多拳头”，大声劝告，费了好大的力气才“把人群拦住”。“钱文贵的绸夹衫被撕烂了，鞋子也不知失落在哪里，白纸高帽也被蹂烂了”，他“跪在地下给大家磕头，右眼被打肿了，眼显得更小，嘴唇破了，血又沾上许多泥，两撇胡子稀脏的下垂着，简直不像个样子”。
这种斗争场面，被当年的地主阶级代言人和现在的一些“知识精英”骂为“暴力土改”，这当然是符合少数心有不甘的地主阶级立场的说法。从广大贫苦农民的立场上看，这是祖祖辈辈遭受残酷剥削压迫的受害者对施害者的复仇。当年，这类农民的自发复仇行为只是针对少数民愤极大的恶霸地主，而且为土改干部尽力劝阻。事实上，土地改革运动的目的是消灭地主阶级的剥削势力，绝大多数地主只是被责令自食其力、靠劳动生活，这种政策完全合乎人类公平正义。
小说刻画了一些农民革命积极分子，例如村党支部书记张裕民、农会主任程仁、党支部宣传委员李昌、妇联会主任董桂花等，他们都是贫苦农民，大多数是抗日战争时期入党的，在共产党的启发、教育、培养下，成为乡村革命的带头人、新秩序的执行者。他们在土地改革的过程中学习工作，经受锻炼，去掉旧习，逐渐成长。
小说中还有一个知识分子出身的干部文采，他身为土改工作组组长，工作经验并不足，但却没有虚心学习之心，总是考虑要建立自己的威信，不务实际，夸夸其谈，轻视具有长期革命斗争经历的干部。他教条地理解土改政策，不能很好地团结同志，无法有成效地发动群众。经过土改斗争实际的触动，他发现了自己存在的一些知识分子思想意识的缺陷，愿意向善于联系群众、勇于推动革命的同志学习，但仍然带有虚荣心。他还要在革命实践中继续改造自己。这是一个比较典型的革命队伍中知识分子的形象。
这部小说情节紧凑，叙述流畅。作者极力以贴近北方农村的语言，与自己擅长的心理分析、环境描写相结合，整个风格比较清新朴实，有些地方仍免不了出现文人的口气和思维方式。全书波澜起伏，舒急有致，最后的三章“决战”将矛盾推向高潮，引人入胜。
这是丁玲第一次以农民、农村斗争为主体创作的长篇小说，是她践行《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精神的成果。西元1946年，丁玲参加晋察冀中央局组织的土改工作队，在桑干河两岸的怀来、涿鹿一带，深入农村进行土改。亲身参加土改工作，使她既转变了思想，又获得了丰富的创作素材，同时产生了强烈的创作冲动。小说最初出版于西元1948年，是反映土地改革运动的小说中较优秀的一部。
丁玲在《重印前言》中说：
【“《太阳照在桑干河上》不过是我在毛主席的教导下，在党和人民的指引下，在革命根据地生活的熏陶下，个人努力追求实践的一小点成果。……那年冬天，我腰痛很厉害。……白天我把火炉砌得高一些，能把腰贴在炉壁上烫着。我从来没有以此为苦。因为那时我总想着毛主席，想着这本书是为他写的，我不愿辜负他对我的希望和鼓励。我总想着有一天我要把这本书呈献给毛主席看的。当他老人家在世的时候，我不愿把这种思想、感情和这些藏在心里的话说出来。现在是不会有人认为我说这些是想表现自己、抬高自己的时候了，我倒觉得要说出那时我的这种真实的感情。我那时每每腰痛得支持不住，而还伏在桌上一个字一个字地写下去，像火线上的战士喊着他的名字冲锋前进那样，就是为着报答他老人家，为着书中所写的那些人而坚持下去的。”】
这个“前言”写于西元1979年五一节。在那个时期，“离开革命”渐成汹潮，许多“老革命”、“老作家”、“知识分子”乃至“主流媒体”正随着形势“转变思想”，开始妄议、污蔑伟人。丁玲坚守良心，难能可贵，令人赞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