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 方
魏 巍
第四部 江 声
第十九章 洪水
这一时期，在后方也是很艰苦的。
由于敌人“空中绞杀战”的加紧，铁路时断时修，运送伤员的列车，有时要六七天才能到达丹东。大批伤员不得不临时安排在朝鲜的民房里，临时搭成的棚子里，甚至桥洞里。杨雪她们每个人常常要护理一百多人。跑到这个屋里，又惦着那个屋里；跑到那个屋里，这个屋里又有伤员呼叫。真是忙得脚不沾地。打饭打水，常常肩上挑着一副桶，手里还拎着一个桶，总是一溜小跑。每天能睡上两三个小时，也就很不错了。再加上物资十分缺乏：伤员下来没有小碗，她们就找一些罐头盒子，砸巴砸巴，给伤员使用；没有绷带，她们就把自己的被单扯了，消消毒，给战士们裹扎伤口。真是恨不得身上长出100只手来，应付当前的一切。直到大批重伤员运送到祖国去了，小杨她们这才缓了一口气，躺下来安安静静睡了一觉。这一觉可不短，一下就睡了三天。第四天，这群年轻的姑娘们才真正醒来，跑到溪水边好好地洗了一个脸，梳了梳头。小杨还特意把那面裂了纹的包着红边的小圆镜子掏出来，大家都抢着照了一照，又嘻嘻哈哈地笑着，说着，唱着，投入了新的工作。
黑云岭阻击战开始以后，又有大批伤员下来。医院的条件，仍然没有显著改善，再加上三天两头下雨，更增添了新的困难。这些天，不断有这里那里桥梁被冲断的消息，重伤员仍然无法转运。小杨她们除护理伤员，还要到山上割草打柴，怕天气连阴下去，烧水做饭都难办了。
这天，滂沱大雨整整下了一日，吹了熄灯号，还没有停的样子。杨雪安置白英子睡下以后，就抓起两个凉窝窝头，一边啃着一边上了夜班。为了不惊动伤员，她蹑手蹑脚地摸到灶火间里，悄悄地坐下来，模模糊糊听见里间屋还有人在时断时续地谈话。声音很低，雨声又大，一时听不清楚。她侧起耳朵来，听见一个声音说：
“咳，今天又没吃饭。这样下去受得了吗?”
杨雪蓦地一惊，心里想道：“这里住的八个重伤员，每一个都是自己刚才喂过饭的，怎么说没吃饭呢?”
正在纳闷，只听屋里又谈论说：
“吃饭?照看那么多伤员，哪还有时间哪!”
“有一回，我看见她叼着半块窝窝头就睡着了。”
“咳!别说是一个姑娘，就是三个棒小伙也累垮了!”
“粮食也恐怕不够，你瞅人瘦多了!”
停了一会儿，谈话又继续着：
“下次，叫她跟咱们一块儿吃不行吗?”
“不行呵!那是人家医院的纪律!”
“纪律?咱们就不会来一个……”
“来个突然袭击!”
刚说到这里，有人“嘘——了一声，谈话就中断了。
杨雪听到这里，禁不住偷偷笑了。原来他们在定秘密计划哩，警惕性还挺高呢。这时候，杨雪真想冲过去对他们说：“喂!你看我不是很好吗?哪里有你们说的那么严重!”
接着，又听见一声深沉的叹息：
“咳!这么些天了，她一天价围着咱们转，喂水喂饭，接屎接尿，还哄着我们，我们简直成了小孩子了!”
“我比你们来得都早。”另一个声音说，“小杨怕我生褥疮，还给我做了一个褥垫儿。我那时候还昏昏迷迷的。等我清醒了，才发现她的棉衣大襟鼓鼓囊囊的，跟别人很不一样。我一摸，里面装的尽是稻草。我说：‘你怎么装这个呀?真成了草包将军了’。她也跟我开玩笑说：‘当个草包将军怕什么呀，这里装的是金丝草，赛丝绵，又挡风，又挡寒。’后来别人才告诉我，我的褥垫儿就是她的一条单裤和她大襟上的棉花做的。”
“听说，她的被子也给了伤员，”另一个接上说，“大衣给了那个朝鲜小姑娘了，最后只剩下一个枕头，晚上睡觉就盖点儿草。”
“咳，”又是一声长长的叹息，“直到现在我身上还装着她二百cc血呢!一个女同志，怎么受得了呵!抽了血回去就喝两碗盐水……”
谈话又中断了。他们仿佛都沉到深深的感动里。
沉了一会，一个声音用坚决的语气说：
“一定得让她跟着咱们吃!哪怕咱们少吃一口呢。”
“我考虑过了，你们说的那个突然袭击不行。”另一个接上说，“我倒有一个办法……”
“什么办法?”一个声音急火火地问。
“下次我们挤住她，就说：你要不吃，就是嫌我们脏!——这个办法准行，因为她就怕你给她提到原则高度!”
人们低低地笑起来。
这边的杨雪，被战士们美丽的灵魂深深地震撼着。她感到战士们真是太可爱了!太可爱了!她真想跑过去说：“同志们!亲爱的同志们!在这个伟大的战争里，我不能变成个男的，亲手到第一线一枪一刀地杀敌人，就够让人惭愧的了。我在后方做了这么一点点微不足道的事，又算得了什么呢!你们那样感动，只是因为你们的心地好，并不是我的工作有什么了不起的。只有你们，才是决定胜负的人，也是付出最大代价的人。而我，只不过是用自己的手洗去你们身上的血迹罢了，哪值得你们这样称道呢?……”
里间屋已经传出匀称的鼾声，杨雪也倚着灶台打起盹来。外面的大雨，却一阵紧似一阵，并且滚动着坦克炮一般的雷声。但是因为杨雪太困倦了，竟然像没有觉得似的。
睡梦间，小杨模模糊糊觉得有人推自己的肩膀：
“小杨!小杨!你醒醒!”
杨雪听声音像是徐芳，揉了揉眼说：
“是小徐吗?出了什么事啦?”
“小杨姐，你快去吧!”徐芳拉着她的膀子说，“我整不了啦!”
“到底什么事呵?”
“有一个伤员闹得厉害，非要我马上找他们连的指导员不行!你快看看去吧!”
这徐芳虽是文工团下来的，看见护士少，经常参加值班。但是遇见情况，还是不知道怎么处理。杨雪见她这么着急，就连忙扯起裙子后据往头上一蒙，冒着大雨来到五号病房。
她们刚刚脱了鞋，把门拉开，就听见里面喊道：
“你们是谁呀?站在门口的是谁呀?有我们班的人没有?你们快给我找指导员哪!快找指导员哪!”
在昏黄的烛光下，杨雪看见那个挨墙躺着的30多岁的班长。他是这里伤势最重的一个，因为头部还有弹片没有取出，有时昏迷，有时又处于昂奋状态。杨雪怕头发上的雨水滴到伤员脸上，摘下帽子来拧了一拧，趁势擦了一把，走上去，伏下身子轻柔地说：
“李班长!你好好地睡一会儿，等天亮了，我们给你找指导员去。”
这话丝毫没有发生作用，那位伤员还是照旧喊着：
“不行呀，我心里难受得很哪!你们快给我找指导员哪!”
“你找指导员干什么呢?”杨雪又轻柔地问。
“我要向指导员作检讨呀!我打下来阵地没有守住呀!我是一个共产党员，我对不起祖国，对不起党，对不起毛主席呀!……我心里难过得很哪，你们快给我找指导员哪!……”
杨雪见他那昏暗不清的眼睛里，涌出满满的两眶泪水，滔滔不绝地滚下来。她急忙掏出小手绢给他擦泪，被他一手掌就挡回来，继续喊道：
“你们不给我找，我要自己去!我要到前方去！我要到前方去!……”
他那像小泉眼一般的眼泪，顷刻就在枕头上湿了一大片。杨雪和徐芳也被这个战士的伟大的革命责任感所激动，止不住飘下了点泪水。杨雪擦了擦眼睛，极力压住自己的感情，并且用带有几分威严的语调说：
“李班长，你听我说。毛主席的好战士都是听命令的。你在前方听命令吗?”“我听呵!”伤员回答，声音显然小得多了。“那么在后方呢?毛主席的好战士要不要听命令呢?”“听。”他几乎带着几分温柔地答道。“对嘛，这才是好同志嘛!”杨雪又换成温和的调子说，“你不是要找你们指导员吗?我就是上级机关派来的，跟你们指导员一样。你对我们检讨了，也就是对你们指导员检讨了。李班长，你是一个好同志。你在前方打得很好。你不是还立过功吗?……”
“立功不立功有什么!”他反驳道，“为的是祖国嘛!你们说对不对?”
杨雪听到他反驳，更高兴了，这说明他有几分清醒了，就顺着他的话茬说：
“是嘛，你说的对嘛!我们并不是为了立功，是为了保卫祖国，为了朝鲜人民，为了消灭帝国主义才打仗的。你看这样说对吧?”
“对，这样说才对。”他认真地说。
感情的高峰过去了，谈话已经进入一般讨论的范围。杨雪很是高兴。这时只听他又说：
“你是政治处的张干事吧?”
“对，对，我就是张干事。”杨雪随口回答。
“你坐下来，我还有话跟你说呢!”
杨雪本来是一条腿跪着，连忙坐在他身边，给他擦了擦眼泪，又整了整枕头。叫徐芳舀了一小罐头盒水，一匙一匙地舀给他喝。
伤员喝完水，又亲昵又郑重地说：
“张干事!你回去一定要告诉指导员：我的伤不重，我就快要回去了。有什么任 务，我一定保证完成。你叫他把那支冲锋枪给我留着，我那支枪挺好使的。张干事，我给你说，我有一条经验：什么敌人都是搁不住打的!……”
五号病室的伤员几乎全被吵醒了。杨雪逐个地巡视了一遍，把被子都给他们掖好。刚要离开，那边一个截了下肢的伤员，又叫住她：
“你过来!小杨!”
杨雪连忙走过去。
“小杨!”他几乎是用孩子在母亲面前说话的声音说，“我今儿个怎么一天没有看见你呢?”
“我来的时候，你睡着了。”杨雪笑着亲切地说。
“你在我这儿稍微坐一会儿不行吗?一分钟也不行吗?”
“行，行。”杨雪连忙在他身边坐下来。
“小杨!”他望着杨雪，“我真不知道该怎么感谢你。……我截肢以后，不能再到前方去，真是太难过了。经过你给我做解释，我这思想像开了一扇小窗户似地敞亮多了。我们祖国，真有那么一位无脚拖拉机手吗?”
“当然有。”杨雪笑着说，“我还能哄你吗，小陈?”
“我也相信你不会哄我。”小陈说，“这些天，我一合眼，就好像真的坐在大拖拉机上，呜噜呜噜地开起来，比我有脚的时候还走得快呢!”
杨雪笑了。走到门口时，还听见他在后面说:“小杨!到明天你可一定来呀!”
“好，好，我一定来!”
杨雪连声答应着，在廊檐下登上她那双黑胶鞋，在泥水里吱哇吱哇地走了。
“真神!”徐芳望着杨雪的背影暗自钦慕地说。刚才自己手忙脚乱的事，杨雪一来很轻易地就解决了。看来还是杨雪对战士的思想感情体会得深呵!杨雪回到灶房间，打了个盹儿。陡然间，一个炸雷像打在房顶上似的，把自己从梦中惊醒。走到门口一看，闪电一个接着一个，照得外面明晃晃的。急风挟着暴雨，像瀑布一般倾泻下来。
“像这样大雨，不知道河里的水涨得怎么样了?”杨雪心中不安地想着，正要到所部去问，只见雨地里走过一个人来，气急败坏地喊：
“小杨!小杨!快到所部去!发大水了!”
杨雪听见是所部通讯员小王的声音，连忙吩咐护理员把伤病员喊起来，接着急火火地向所部跑去。这时院子里和街道上的水已经有脚脖深了。
所部点着一盏马灯。已谢顶的老所长坐在那里，全身像从水里刚刚捞出似的。看样子，他刚从外面回来。几个班排长围着他，正在请示什么。气氛显得十分紧张。
杨雪刚踏上台阶，老所长就问：
“小杨!你们院里进了水没有?”
“已经脚脖深了。”杨雪说。
“情况很严重!”他严肃地说，“中午我到堤坡上去看，河里的水还只有半槽，现在已经出了槽了!西边山洪也下来了!现在村子已经处于被洪水包围的形势。这鬼天气!简直是配合美帝向我们进攻。”
“怎么办呢?”人们纷纷地问。
“最重要的是保住伤员。”他说，“中午，分部就通知我们，如果情况严重，就用火车把伤员转移出去。已经派人到铁路上去看，大概快回来了。”
说着，扭头看了看那个旧马蹄表。表针正指着凌晨一点。平常这只表，滴哒滴哒走得很清脆，现在已经完全被外面的风雨声、雷声掩盖住了。
不一时，司务长披着雨衣，拿着电棒从外面回来，在院子里就摇摇手说：
“不行了!铁道已经叫水淹了!”
这时的老所长，脑门上出现了几粒黄豆大的汗珠，但是声音仍然很镇定地说：
“同志们!现在是考验我们的时刻。我们一定要对伤员同志的生命负责，还要保证村里老百姓的生命安全。你们回去立刻把门板、铺板卸下来，扎成木筏子，把他们转移到山上去!”
杨雪往回返时，急风暴雨之势已过，雷声也渐渐远去，水势却越来越大。这时震人心魄的，倒不是暴雨声，而是山洪滚动的沉重的隆隆声和河水暴涨的怕人的哇哇声。这两种声音搅成一片，像要立刻把这座小村庄吞食下去。迎着闪电四处一看，这座离河不远的村庄，已经完全泡在白茫茫的大水里。站在当街，就像站在滔滔的大河里一样。暴涨的河水和下来的山洪正汇合起来向村庄逼进。
杨雪回到院里，水已经有膝盖深了。轻伤员们和护士们见杨雪回来，都围过来问：
“小杨!怎么办哪?”
“所部决定往山上转移。”杨雪说，“大家赶快卸门板，扎木筏子!”
一声令下，大家立刻叮叮当当地干起来。木筏子倒是钉成了，就是往水里一放，浮不起来，经不住人。
一个伤员提议说：
“咱们还是上房吧!”
杨雪果断地摇了摇头，说：
“不行!现在水还涨呢。房子叫水泡塌，损失就更大了。”
“那可怎么办哪?”
这时，几十双眼睛都盯着杨雪。杨雪把一缕乱发往帽子里塞了塞，沉着地说：
“办法倒有，就是还要请示一下。”
这杨雪自幼生长在大清河边，应付发大水有一些经验。刚才她从村边经过时，就注意到那一片粗大的栗子树了，她想，把伤员送到树上，不是很好的待避所吗!正好所长出来巡查，杨雪同他一说，所长同意；于是就立刻动员大家把门板摽在树上。
这时虽雨停风息，水势却继续猛涨不已。河水和山洪搅成一团，像千万头狮子吼叫着要扑过来。但是因为有了明确的办法，大家反而镇静了许多。等树上的门板摽好，他们又立刻分了工，女护士把伤员背到树下，男护士在树上接。轻伤员互相搀扶着，在激流中转移。村里的老百姓，也扶老携幼，向着那一片大栗树林子涌去。
杨雪正要找白英子，给她在树上安置个地方，看见她扶着一个伤员，头顶着东西在水里走呢。这个小姑娘自来到医院，就是这么积极、勇敢，总是抢活儿干。杨雪到山上打柴，她就抢斧头、镰刀；杨雪到伙房打饭打水，她就抢瓷盆、水桶；杨雪到病房去，她也在后面踮踮踮跟着，端盘子，拿镊子，给伤员喂饭喂水，简直成了一个小看护员了。而且她学了许多汉话，中朝混合语说得很是熟练，跟伤员一聊就是老半天的。现在杨雪看见她在这么深的水里搀扶伤员，很不放心，就上去一把拉住她说：
“瞧!大水都淹到你的小胸脯子了，你能行吗?”
白英子翻翻眼，用熟练的中朝混合语说：
“小杨姐!我的怎么的不行呵?关系的没有哇!”
杨雪不容分说，把她头上的东西抢过来，紧紧拉着她，和伤员一起向栗树林走去。到了树下，杨雪抱着她，高高地举起来，男护士在树上接着，把她拉到树上去了。杨雪临走，还带着几分姐姐的尊严嘱咐说：
“小英子!你可不许再下来了。”
白英子坐在门板上，悠打着两条小腿儿，一面拧着小裙子上的水，歪着短发齐眉的头，笑着说:“小杨姐!你的去吧，关系的没有哇!”
“不管关系的有没有，你都不许再下来了!”杨雪沉下脸儿，再一次郑重地说。
杨雪把房东老大娘也搀扶着越过激流，送到树上，接着就去背重伤员。那位李班长，这时却颇为清醒，见杨雪要来背他，十分难过地说：
“小杨呵!听说我前半夜给你找了麻烦，弄得你没有休息，这会儿又来背我!”
杨雪笑着说：
“这有什么呀，李班长!你负了这么重的伤，我能够背你还觉着是光荣呢!”
杨雪一面说，一面动手来背。这位班长是个山东大汉，身躯高大，为了不使他的腿拖在地上，杨雪将他的两条腿紧紧抱在胸前。李班长连声叹着气，在背上说：
“唉唉，小杨呵，我长了这么大个子，你个女同志，怎么背得起哟?”
“你看，这不是背起来了吗!”
杨雪背着他，顽强地跨过激流。他在背上一直“唉唉”地叹着气，直到把他送到树上，他还难过地说：
“小杨呵!叫我怎么报答你呢?我原来有一块表，也叫炮弹给炸坏了……”
“这个好办。”杨雪在树下仰起脸笑着说，“李班长，等你伤好了，再到前方去，多牵几串俘虏来不就行了!?”
李班长含着泪笑着说：
“这个，我办得到!我办得到!”
这杨雪一向体力强健，像小牛犊子似地充满了使不完的精力。在军的小报上，曾被称为“铁打的姑娘”。过去背伤员，常常二十三十地背，并不觉得怎样。可是毕竟前一时期劳累过度，不久以前又两次输血，所以背到第八个伤员时，就觉着浑身无力，两腿发软，竟两次跌在水里。伤员在背上看见她的头上满是泥水，难过地说：“小杨!看把你累成什么样儿了，快让我下来走吧!”这话使她比受了最严厉的责备还要难过，终于以最大的毅力，跨过激流，把伤员送到树上。
等全部伤员、群众都上了树，水已经漫过了胸脯。徐芳又跑回去拿她的提琴。杨雪在树下站着，一直等到她来，连声说：“快快，小徐!我的老天爷!这是闹着玩的吗？”说着，就让徐芳踩着自己的肩头攀上去了。这时的杨雪已经没有一丝力气，攀着树，好几次都上不去。一个男护士从树上跳下来，用力举着她，才勉勉强强上去了。
东方已经发白，放眼望去，四外一片汪洋。当那浑浊的黄流，漫过村庄，从战士们的脚下汹涌滚过时，尽管快要舔着栗子树的绿叶，但却奈何不得那些坚强的人们。这时候，在栗子树繁茂的枝叶间，传出一阵阵悠扬的琴声。它在这样的清晨响起，显得特别清亮而又激越，像一首战歌似的，以不可战胜的调子，越过水面，飘向远方，飘向远方。这是徐芳应战士们的请求，把那支《刘胡兰》选曲又高高地奏起了……
黄流滚滚，琴声袅袅。徐芳今天琴拉得特别有感情，特别深沉动人。因为自她到医院以来，她有许许多多感受。她曾在日记上写道：“真是不到医院，不知我军士气的深度；不到医院，不知我军医护人员的伟大!”在徐芳心底沉积的感情，今天怎么能不从她的手指上泄露出来呢!……
第二十章 金妈妈
这次洪水，据朝鲜老人说，是几十年来所罕见的，幸亏时间不长就消退了。满地都是烂泥浆，房屋倒塌了不少，自然又给朝鲜人民增加了很多困难。杨雪他们，除了护理伤员外，还帮助朝鲜人民盖房垒屋，工作就更加繁忙了。
关于郭祥失踪的消息，尽管大家极力瞒着杨雪，但她还是零零碎碎地听到了一些，使她陷入严重的不安和焦思苦念之中。这天，从朝鲜人民军转来了一个伤员，正是三连的通讯员小牛。这意外的消息，使整个医院为之轰动，大家纷纷去打听郭祥的下落。杨雪不好马上去，等人们散去，才悄悄来到小牛的病房。
小牛的两条腿都已摔断，内脏也受了重伤。他的精神本来挺好，可是一见小杨，没有说上两句话，就哭了。
杨雪抚慰地说：
“你不是回来了吗，小牛，还哭什么呀?”
“小杨，我对不住你!”他抽抽咽咽地说，“我没有跟连长一块儿同来。……”
杨雪立时热泪满眶，背过脸去擦了一擦，勉强压制住自己的情感说：
“你是怎么回来的呢?”
“跳崖以后，我也不知道自己什么时候醒的，一睁眼就满天星了。”小牛说，“我动了一动，浑身的骨头像酥了似的，疼得满身是汗，我强忍着爬过去找同志们，摸摸他们，一个一个，都牺牲了……”
“你找着你们连长了吗?”杨雪着急地问。
“没有。”小牛摇摇头说，“我在草棵里爬过来爬过去找，就是没有他。乔大个也没见。我没辙了，才往回爬。爬到小河边，要搁平时，我一步就跳过去了，可这时候怎么也过不去。幸亏遇到朝鲜人民军的侦察员，才把我救了。……”
听到这儿，杨雪又问：
“小牛，跳崖是你先跳的，还是他先跳的?”
“是他先跳的。”小牛说，“他跳的时候，我一把拉住他，本来想跟他说：咱俩一块跳吧，如果我摔不死，还可以照顾你。他误会了，当我要说什么软话，把我一推，就跳下去了。”
“敌人到底来过没有?”
“我不知道。”
“你就一点动静也没听见?”
“仿佛是两声枪响，把我惊醒了似的。其余的我就什么也不知道了。”
杨雪看实在问不出什么，只好作罢。最后察看了小牛的伤势，安慰小牛说：
“小牛，你就好好养着吧。你年纪轻轻，我看你的腿是能养好的。”
“你看我还能上前线么?”小牛睁大着眼问。
“能，能。我看没有问题。”
同小牛的谈话，没有带来一丝宽慰，反而更引起她对郭祥的渴念。在郭祥离开医院的这一段时日里，她常常觉得对不起郭祥。这不仅因为郭祥对她始终如一的爱情，长期没有被她察觉；而且她深深感到，在纷纭的生活之流中没有辨出一片真金；再加上过去自己虚抛的感情，更使人多么地愧悔呵!杨雪的这种心情老像一团乱丝似地在心头缭绕不去，总想有朝一日能对郭祥痛痛快快地倾诉一番。可是郭祥如今却生死不明，他此刻究竟在哪里呢?有谁能告诉她一个可靠的信息呢?……
亲爱的读者，要交代我们主人公这一时期的经历和下落，恐怕还要费较大一段文字。
前文已经叙明，那天玉女峰的跳崖，乔大夯是最后一个。这个身躯高大的机枪射手，如果要落在平地上，恐怕就没有生还的希望了；但他没有落在平地，而是被峭壁上的一棵小树架住。那时幽谷中暮色渐浓，晚烟腾起，天还没有完全黑下来。他就抱住小树定了定神。看看下边还有一两丈高。听见敌人占领阵地后，胡乱吃喝了一阵，向下打了一通枪，并没有下来搜寻，才放心。等到天黑，他就抓住壁上的葛藤，攀援下来。他心里惦记着那些跳崖的同志，就轻轻地爬到他们身边，一个一个地察看，见他们都牺牲了。小牛的两条腿已经摔断，叫了好几声，也没有回应。最后，他在一片灌木丛上，发现了郭祥。郭祥已经昏迷不醒，摸摸胸口，还有些热气，心脏也似乎在微弱地跳动。大夯喜出望外，就紧紧贴着他的脸，附在他的耳边，轻轻地叫：“连长!连长!”只听郭祥哼了一声，再叫又没回应了。大夯就把他带木壳的驳壳枪轻轻取下，佩在自己身上。然后，就把郭祥背起来，一只手在后面托着郭祥，一只手提着他那支带刺刀的步枪，下了山坡。
下到谷底，向北走出不远，忽然听到前面有咔咔的皮鞋声和“哈罗、哈罗”的呼唤声。大夯知道是敌人，就警觉地隐伏下来。接着，对面响起了哒哒的卡宾枪声，像飞蝗一般的子弹，从头顶上吱吱地穿过。大夯看到敌人发现了自己，惟恐再伤着连长，就紧紧背着郭祥绕道向西走去。
大约走出30米远，敌人又大着胆子追了过来。大夯回头一望，有三个家伙，已经离得只有几步远近，看样子想要抓他活的。他一看脱身不得，只好把连长轻轻放下，端起枪，大喝了一声，向着最近的一个敌人猛力刺去。这个敌人猝不及防，当即“噗嗤”一声被刺进肚子里去，随着惊慌的惨叫，倒在地上。那两个回头要跑，也被大夯赶上去，捅了个透心凉，其余的敌人，早已吓得魂飞魄散，不敢再追。大夯也生怕敌人追赶，连忙背起郭祥，甩开大步急火火地向西猛奔。
这乔大夯本来想往西走，再绕路向北，不意山径曲折，迷失了方向，竟沿着向西南的一条小公路走下去了。由于心里急，步子快，一下就走出二三十里。大约走到半夜，觉得口干舌燥，正好路边有一道山溪，就将郭祥轻轻放下，摘下小搪瓷碗，舀了大半碗水，到郭祥嘴边，一口一口地喂着，谁知竟喝下去了，大夯非常高兴，自己也喝了个痛快。正要继续上路，只见公路上扫过来一派贼亮的汽车灯光，说话间，一辆辆的卡车呜呜地飞驰过来。大夯一望，车上坐的都是戴着钢盔的美国鬼子，不禁暗暗吃了一惊，才知道路走错了。他急忙用一丛茂草遮住郭祥，自己也伏在草丛里。卡车一辆接一辆地从他们身边飞驰而过。大夯心中想道：“不管怎样，总先离开公路才好。”车队过去了，大夯就背起郭祥，沿着山溪拐进一条窄窄的山沟。
这条山沟草茂林密，人烟稀少。大夯沿着一条羊肠小路，曲曲弯弯，又行了数十里，才看见山坡上有两三户人家。此时天色已近破晓。为了防备意外，大夯首先将郭祥隐蔽在草丛之中，悄悄来到一所独立家屋附近，藏在一棵大树后面观察动静。大约等了半个小时左右，茅屋的门才“哗嗒”一声打开，出来了一个朝鲜老妈妈。看去她有50多岁年纪，面容消瘦，鬓发斑白，穿着破旧的白衣白裙，打着一双赤脚。她在廊檐下略站了一站，就登上船形胶鞋，走到牛棚里去。接着，牵出一头已经衰老的黄牛，架开柴门，到下面小溪边饮牛去了。
饮牛回来，老妈妈又到小溪边顶了一瓦罐水，接着就弯着腰在院子里劈柴。她那粗筋隆起的老手举着斧头，劈了几下就显出很吃力的样子。大夯见她的房舍、穿着和举止，都像一家贫农，就轻轻地走进院子，叫了一声：
“阿妈妮!让我来帮你劈吧!”
尽管乔大夯怕惊着她，当她抬起头来，看见乔大夯那一身的血迹和泥土，还是着实吃了一惊，手里的斧头也“乓哒”一声跌落下来。
大夯见她惊慌，赶快指指自己的帽子，用生硬的朝鲜语轻轻地说：
“阿妈妮!我是‘急文衮’哪！”
一声“阿妈妮”，一个“志愿军”，比最周详的介绍信还灵，比电流还快，立刻稳定了朝鲜老妈妈的情绪，沟通了他们之间的感情。她把乔大夯上上下下打量了一番，就紧紧摸住他的一只大手，抖抖索索地哭了。
大夯把郭祥背到屋里，老妈妈看见他衣服破烂，浑身血泥，昏迷不醒，一种无限的痛惜之情，深深地激动着她。她一面“哎呀，哎呀”地叹息着，一面慌慌忙忙地铺上被褥，取出枕头，安置郭祥躺了下来。她伏下身子，垂着斑白的头，眼泪扑嗒扑嗒跌在郭祥的胸脯上。在这中间，她说了许多话，乔大夯都听不懂，听懂的只有“阿德儿”（朝语：儿子）一词。
老妈妈稍稍平静下来，就到外面把柴门紧紧闭上；回来从柜子里取出两身男人衣服，叫他们换了；把他们的枪支和带血的军衣都藏到牛棚里。接着就去给他们烧水做饭。
老妈妈给大夯做了大米干饭，给郭祥做了大米粥，又从坛子里夹出一些朝鲜酸菜，都用大铜碗盛着，用小炕桌端了过来。她一面亲热地招呼大夯吃饭，自己坐在郭祥身边，拿起小铜勺儿亲自来喂。此时郭祥仍旧处于昏迷状态，白米粥放到嘴里也不知道下咽。老妈妈无可奈何地叹了口气，又来喂水，倒是喝了不少。
此后一连三天都是如此。郭祥好像永远睡不醒似地酣睡着。尤其是他一口饭不吃，使老妈妈忧心如焚。这天，老妈妈出去了好半天，然后用裙子包着点什么笑微微地走回来。一倒出来，原来是五六个大红苹果。她连忙跑到厨房里煮成了苹果酱，兴冲冲地端到郭祥嘴边，拿起小铜勺儿来喂。她想郭祥一定会顺顺利利地吃下去，谁知郭祥只吃了两小口，就咽不下去了。眼瞅着老妈妈脸上一度出现的喜色消失了，怔征地端着铜碗，不知怎样才好。大夯也急了，附在郭祥耳边轻轻地叫：
“连长!连长!阿妈妮给你东西吃呢!”
只听郭祥哼了一下，再叫又不应声。这时老妈妈再也抑制不住，把铜碗往炕上一放，哭了……
但是第四天，老妈妈正给郭祥喂水的时候，郭祥哼了一声，接着慢慢地睁开眼睛，醒了。老妈妈高兴得拿着铜勺儿的手都轻轻地战栗着，说：“我的——‘阿德儿’——醒来了——哟!——”这句话大夯虽然听不懂，可以听出她是在拉着长声唱着说的。大夯也满脸是笑凑上前去说：
“连长!你可醒啦!”
郭祥望望老妈妈，望望大夯，又望望这所朝鲜小屋和自己穿的朝鲜服装，眼光里显出一种惶惑不解的神情。他问：
“这，这是什么地方?”
大夯见他开始说话，更高兴了，连忙笑着说：
“这是敌后呵!连长。”
“敌后?”他仿佛对这个词儿很生疏而又费解的样子，重复地问，“什么敌后?”
“我们来到敌人后边了。”大夯认真地解释着，向周围一指，“这里四处都是敌人。”
“我怎么到这儿来了呢?”他又问。
“因为我们跳崖以后，走错路了。”
“跳崖?什么跳崖?”他又显出惶惑不解的样子。
大夯看出他得了脑震荡，尽管恢复了知觉，但是记忆并未恢复，就把这一段战斗历程，详详细细地叙说了一遍。当他听到大夯刺死了三个敌人的时候，还微微一笑，望望大夯，显出满意的样子。他沉吟了片刻，又接着问：
“跳崖的同志们呢?”
“都牺牲了。”
“小牛呢?”
“也牺牲了。”
只见郭祥的眼里，像有一粒火星似地闪动了一下，接着又问：
“我们的阵地呢?”
大夯见他有些着急，连忙说：
“恐怕早恢复了。”
老妈妈觉得他刚刚苏醒，不宜说话过多，就向大夯使了个眼色；又连忙把昨天熬好的苹果酱端过来喂他。郭祥竟然吃了不少。老妈妈给他擦了擦嘴，几天来第一次松心地笑了。
从这天起，郭祥的精神一天比一天见好。由于他同朝鲜老百姓接触多，会的朝鲜话也多，就同老妈妈不断地谈叙家常，亲昵得如同母子一般。从这些叙谈里粗略得知：老妈妈姓金，年轻时嫁给一个贫苦的农民，因为逃避地主的债务，迁居到这个名叫金谷里的小村庄已经几十年了。她生了一个女儿，两个儿子。女儿在12岁的时候被卖去当了童工，至今还在釜山的一个纺织厂里。大儿子早年就参加了金日成将军的朝鲜人民革命军，在长白山一带与日本军队作战中牺牲了。二儿子结婚不久也走了他哥哥的道路，两年前偷越过三八线，投奔北方，现在是人民军的一位排长：家里只剩下老两口和一个儿媳。美国鬼子向南撤退时，要把她的儿媳拉走，老妈妈的丈夫抓起铁锨跟敌人拼命，两个人都被打死在当院里。老妈妈说到此处，指了指山坡上的两座新坟。
像一般朝鲜的母亲那样，老妈妈又问起郭祥的家世。郭祥比划着，粗略地说了。当说到自己的父亲被地主开膛破肚时，老妈妈流着眼泪，深有感触地说：
“中国的，朝鲜的，一样!”
老妈妈又问起郭祥的母亲多大年纪。郭祥把两只手翻了五番，又伸出了两个指头。老妈妈说：“噢，比我还小一岁呢!”
“不过，头发也花白了。”郭祥说着，轻轻地抚摩了一下老妈妈的鬓发。
“中国的妈妈好。”老妈妈不胜感叹地说，“她们的孩子在朝鲜大大的辛苦!”
郭祥不等她说完，就连忙接上说：
“中国的阿妈妮，朝鲜的阿妈妮，汉嘎基（朝语：一样）！中国的阿德儿，朝鲜的阿德儿，汉戛基!阿妈妮，你同我的妈妈汉戛基!”
老妈妈笑了。
说话间，已经过去了一周。但对乔大夯说，这日子却过得令人难熬。这倒不是因为他在敌人窝里担惊受怕，而是担心自己食量过大，怕老妈妈粮食少，以后难以度日。而且，他早就发现老妈妈不同他们一起吃饭。每到开饭，她不是说吃过了，就是借口有事要等一等才吃。这乔大夯像实心的竹子那么老实，但也还是有个心眼儿。这天中午，他吃过饭，就装着睡了。老妈妈把通厨房的门，“噶哒”一声关上。不一会儿，就听见厨房间有碗筷响动的声音。他悄悄地爬起来，在门缝里偷看。这一看不要紧，乔大夯登时难过万分，热泪滚滚，抱着头坐在那里半天没有言语。这时，正好郭祥醒着，连声地叫：
“大个儿!大个儿!你怎么了？”
大夯一时说不出话，抽咽了好半晌才说出了一句：
“阿妈妮在那儿吃野莱呢!”
郭祥心中也十分难受，用袖子擦擦眼说：
“我们还是早点走吧!”
“这怎么行？”乔大夯说，“你头部、腿部的伤还这么重，怎么能通过敌人的封锁线呢?”
“不不，”郭祥说，“我似乎觉着有点儿力气了，头也没有那么痛了。就是腿不争气，你明天扶着我锻炼锻炼!”
正在这时，听见外面有推柴门的声音。大夯顺着窗上的破洞往外一看，只见一个鬼鬼祟祟的人，戴着平顶窄边的洋草帽儿，留着小日本胡子，已经推开柴门闯了进来。老妈妈也似乎听到了响动，一溜小跑地迎上去，用身子将那人拦住。两个人站在那里说了几句，那人才假笑了一声，勉勉强强地走了，一边走一边还回头向院子里偷看。老妈妈等那人走远，把柴门紧紧闭上，慢慢地回到屋里。
大夯把刚才的情景告知郭祥。郭祥指指外面，用朝语问：
“阿妈妮!刚才什么人来了?”
“一个地主。”老妈妈面带愁容地说。
郭祥暗暗吃了一惊，又问：
“他来干什么?”
老妈妈比划了半天，郭祥才明白：那地主说自己的猫丢了，到这里来找一找。郭祥心里登时焦灼不安起来，不知什么迹象引起了敌人的怀疑。很明显，敌人虽然走了，决不会就此罢休。如果地主把治安队或美国人勾来，自己的生命事小，老妈妈可怎么办?郭祥想到这里，就说：
“阿妈妮!我们走吧!”
“什么?你说什么?”老妈妈惊愕地扬起了眉毛。
“我们，北面的‘卡’哟!”
老妈妈听到这话，激动地张开两臂把郭祥抱住，用半通的中国话说：
“这个的不行!不行!”她指指自己的胸口，又指指郭祥和乔大夯，“有阿妈妮，就有你们!……办法的我有。”
这天，老妈妈提前做了晚饭，喂了郭祥，又硬逼着乔大夯把两大铜碗饭吃下去。大夯不吃，她就拿起铜勺来喂，弄得大夯脖粗脸红，怪不好意思，只好把两大铜碗饭都吃下去了。饭后，她又找出一条绳子，把被褥捆好。等天色黑下来，就叫大夯背起郭祥，带上枪支，自己顶着被褥，把屋门、柴门全都锁了。自己在前面引路，上了屋后的山坡。
山坡上有两座新坟。绕过新坟，有一条弯弯曲曲的小径。因为草深路小，小径几乎被掩盖得看不见了。大夯紧紧跟着老妈妈的脚步，穿行在山腰里，向着一条更幽僻的山沟走去。
约摸走了十几里路，在迷离的月光下，看见前面有一座高高的悬崖，上面长着两三棵古松。悬崖旁边是一个陡坡，被长年的流水冲得坡坡坎坎。老妈妈走到这里停住脚步，打打手势，叫乔大夯要小心一点。接着，就攀着灌木丛，上了陡坡。大夯也跟了上去。没提防，有几只宿鸟，从脚下惊起，噗愣愣地飞到山那边去了。大夯不由地打了一个趔绊，定神一看，悬崖旁边，有一个自然洞，洞口有半人来高。老妈妈把包袱放下，叫大夯把郭祥也放下来。两个人就猫着腰钻了进去。大夯划了根火柴一看，里面地方倒不小，完全可以直起腰来，中间还有一块平平的石头，像一盘大炕。老妈妈用裙子拂了拂上面的土，又钻出去，抱了一抱蒿草铺上。接着又展开被褥，铺得平平的，让大夯把郭祥抱进来躺下。
老妈妈临走，抚摩着郭祥的头说：“阿德儿，好好睡吧!关系的没有。”说过，慈祥地笑了一笑，就出了洞口走了。
第二天天还不亮，老妈妈就把饭送来。还拿来了两个铜碗，两把铜勺儿，一把沙壶。饭和酸菜都很多，足够一天吃的。沙壶是供他们烧水用的，这个洞子角里就不断地滴哒着清冽的泉水。老妈妈为了在天亮以前赶回，没有停多久，就下山去了。
“这样下去，总不是个办法。”郭祥心中想道。“阿妈妮一早儿就送了饭来，她想必过了半夜就得起床。做了饭，又得摸着黑，爬山过岭。就是自己的亲生母亲也不过如此。何况阿妈妮已经这么大年纪，长此下去，有个三长两短，可怎么办呢?……”想到这里，他的泪蛋蛋就滚到枕头上去了。再加上洞子里叮咚叮咚的滴水声，也更使他难以入睡。
天还没有大亮，大夯就轻轻地起了床到外面观察动静；刚转回来，郭祥就挣扎着坐起来说：
“大个儿!老这样子可不行呵。你今天扶着我走几步吧!”
“连长，”大夯笑着说，“叫我看还不行呢。”
“怎么不行?”郭祥说，“老这么躺着，就是块铁也生锈了。”
大夯从洞角的水汪里，舀了半铜碗水，给郭祥湿了手巾，让他擦了擦脸。郭祥显得更精神了，扶着大夯，就要下来。大夯劝他不听只好用力搀扶着。哪知他的左脚刚一沾地，疼得“哎哟”了一声，差点儿跌到地上。脑门上的汗珠子也乓乓地落了下来。
“逞强不行呵，连长。”大夯轻声地埋怨着，“老百姓常说，伤筋动骨要100天呢。”郭祥一时无话，只好在铺上老老实实地坐下了。
哪知进洞的第三天又出现了意外情况。
这天早晨，老妈妈没有来山上送饭，郭祥他们还以为有事误了，并不在意。可是晌午过后，大夯出去望了多次，也不见踪影。郭祥就怀疑，是不是出了什么变故。天黑以后，他正要派大夯前去探问，老妈妈来了。她把盛饭的瓦罐往地上一放，一面喘气，一面抱歉地说：
“阿德儿!把你们饿坏了吧?”
郭祥划了根火柴一看，见老妈妈头上扎着绷带，白衣上还有几缕血迹，吃惊地问：
“阿妈妮!出了什么事了?”
老妈妈摇了摇头，笑着说:“没有什么，你们快点吃吧!”
郭祥和大夯，都着急得什么似的，向阿妈妮表示，如果不讲，这饭就不吃了。老妈妈才告诉他们：昨天晚上，治安队突然闯到她的家里搜查，问她的儿子是否回来了。最后，没有搜查出什么东西，就把她打了一顿，抢了一些东西走了。
郭祥和大夯听了，心中十分难过。郭祥觉得，自己作为一个革命战士，不能保护人民，反而使阿妈妮受了连累，怎么还能住下去呢?就拉着阿妈妮的手说：
“阿妈妮!我的伤也好得差不多了，你就让我们走吧!”
老妈妈听郭祥又说要走，显然生了气，好半天没有言语。呆了一阵，才咕哝了一句什么，接着站起身来，一面撩起裙子擦泪，一面钻出了洞口。
“阿妈妮!阿妈妮!”
郭祥一连叫了两声，见老妈妈没有答言，就对乔大夯说:“大夯!快，快去喊大娘回来!”
大夯猫着腰出了洞子，又叫：
“阿妈妮!阿妈妮!你回来一下。”
可是老妈妈已经下了陡坡，头也不回的走了。
“真糟!”郭祥捶着床铺，后悔不迭地说：“我又犯了主观主义……”
（未完待续）
红色武器选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