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人爱石

——闲谈之二：郭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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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曹禺是“戏剧的大海”，那么郭老（沫若）便是“文史的汪洋”。他的才气、激情、正直与博学，置之于“五四”后诸多文学、史学大师中, 是有过之而无不及的。

“才气”使他博览群书、学兼中外；“激情”使他凭《女神》一卷，便成为中国“现代诗之父”；“正直”使他在大革命失败后与“屠夫”蔣介石决裂；博学使他在文学、史学、文字学与考古学诸多领域，均独树一帜,成为“领军人物”。

郭沫若与鲁迅是中国现代文化思想星空中最为璀灿、也最无可争议的“双子星座”，胜似诗中的李杜、文中的韩柳、词中的苏辛。

我从学生时代起就久仰“郭沬若”大名，而见到郭老则是在上了大学之后。大概是1962年前后，郭老南下福建，也到了厦大。他这次来，是为了写“郑成功”的本子（当时并不知道，后看了他发表的《郑成功》电影文学本才知其来意。）

记得郭老在建南大礼堂发表讲话，高呼“厦门大学万岁！” 全场沸腾、掌声不息……。作为学生，能亲眼看到郭老的风釆、听到他激昂的话音，真有难以形容的欣喜，更有“高山仰止”之感。

他为厦大“人类历史博物館”“鲁迅纪念館”和鼓浪屿的“郑成功纪念館”都题了字、写了匾。更令人惊叹的是，历史系将长久不得其解的一枚古银币上的“花押”，请郭老鉴定是什么字、什么年代？郭老似乎不假思索，立即辨认出“花押”是“朱成功”三个连绵缠绕的草书，其年代在明末清初。他这一精鉴，立即把中国货币史——“银币”制造——的年代上推一百多年，真不可不谓之“神”！

自古诗人多爱石（文人也多能诗）。东晋陶渊明启其端，唐代李白、杜甫、白居易、柳宗元、刘禹锡等继其后，两宋苏轼、米芾还有赵佶扬其波，蔚成大观。一直到元明清，赵孟頫、张养浩、徐霞客、石涛、八大、郑板桥、蒲松龄、曹雪芹……，代不乏人。

现代爱石诗人亦众多。民国的先不说，新中国建立后，最著名的藏石大家是沈钧儒老人。家藏五大洲名石千余枚，其中以“纪念石”居多，如有列宁流放地的石头。沈老题其室为“与石居”，有诗曰：“吾生尤爱石，谓是取其坚。掇拾满吾居，安然伴石眠。”。此外，爱石诗人就当数郭老了。

什刹海西南一座不算大的旧王府，曾一度为郭老旧居。郭老去世后，改为“郭沫若纪念館”。它和什刹海东侧的“宋庆龄纪念館”、阜内的“鲁迅博物館”，都是我爱去常去的地方。

近四十年风气大变，去“郭沫若纪念館”的人少多了。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我又去了一次，就没有什么人，门前几可罗雀。

我一进館里，就看到大条案上有一尊“石山子”，青绿色，石质近乎玉，有三、四尺高，堪称佳石之精品。我楼上楼下转了一圈，再没有看到有什么别的藏石了。这是很冷清的一次。

另一次就很热闹了。大概是九十年代中，一天，剧院有位同事（时任舞美工厂厂长）对我说，郭老“纪念館”要举办《郭沫若书法集》发行仪式，邀我参加，条件是当场写一幅字。他也许怕我推辞，便坦言：将有一大册书法集回赠（定价八百元）。

啊，“天上掉馅饼”的事，我当然十分乐意。我也知道，我与郭老子女并无关系，邀请我参加此活动，就是他的主意。他夫人家与启功家同为清室王孙。文革中，启功还在他什刹海帽儿胡同的家避居过。也许有此瓜葛，他认识郭老家子女。

那天我随同事去了，人很不少，各种名流、非名流都来了（我只顾寻觅院里是否有置景之石，并没注意来的都是些谁。）仪式一过，不少嘉宾拿着“书法集”先自走了。我没拿到，心里纳闷，私问同事。同事说你们几位还得去华侨大厦写字。延安来的文化局秦局长正在那儿张罗呢，他也想见见你。（有一年春节“三下乡”，我带队去延安演出，是这位秦付局长接待的。）
 

郭沫若与傅抱石、朱洁夫、郭平英在北京

这位同事又引我与館长、也是郭老的女儿郭平英见面。館长“千金”衣着朴素，人也热情，领我们进館内参观。我发现原先那“石山子”不在了，连大案子也撤了。我问郭老的这位“千金”：原先放在那儿的一尊“石山子”哪儿去了？她也说不清，只说展品都是定期更换的。

我觉得，展品多，更换是必要的，但应尽量保存郭老生前家中布置的原貌才好，包括藏石所摆放的位置。可惜，布置的人似乎不太管这个，恐也多不太懂石头。要是换个喜欢石头的，情况就大不相同。至少大部分藏石就不会收入仓庫，让参观的人见不到这些郭老生前珍爱的宝贝。

据说郭老作为中国科学院院长，对各种化石兴趣很浓，对“三叶虫”化石（又称“燕子石”）更是情有独钟，但在纪念館只见到角落里有块“孔雀石”，其余的什么也没见着。

十分遗憾的是，那天现场写字，我本想“蝎里虎子掀门簾——露一小手”，特意选我常写的毛主席的“北国风光……”，用草书写。我写时，郭館长、秦局长都围过来看。我平时都是写在废报纸上，不讲究，很顺手。那天是好宣纸，“一得阁”墨汁。写时墨浓得笔都拉不开，异常之枯涩。心越急字越糟，草草写完，一塌糊涂，完全写砸了！想重写已没时间了，时已过午，大家等着吃饭呢。唉，真是懊恼之至。一生中唯一的一次能给郭老纪念館留下一幅字的机会竟成了泡影。

我当场也没得到“书法集”，咀里不好提，心里很不舍，悄声问同事，他说都分光了，以后会再给。等了好久，经我硬着头皮一再讨要才送来。这不怪人家，是啊，非亲非故，字又写砸了，凭什么给你？

这都是些题外的旧事，想起来都有点可笑。还是回到正题。

郭老不仅爱石，还写了不少咏石诗文。

四十年代末，他去南京梅园新村拜访周恩来，在 “周公馆”看到客厅、办公桌水盆中有不少“雨花石”，后著文赞其“宁静、明朗、坚实、无我，似乎象征着主人的精神。”（《梅园新村之行》）这里，郭老把雨花石“人格化”了，不重其表面色泽之美丽、图案之天成，单赞颂其内在精神之高尚，借以赞美主人品格之高洁与无私。

建国后，郭老看到沈钧儒老人《与石居》诗，便写了《水龙吟-奉题沈钧儒先生的“与石居”》，有“轻灵可转，坚贞难移，良堪拜倒” 之句，似为“拜石”，实乃“崇人”，崇尚这位清末进士出身的民主老人“坚贞不移”的高贵品格（沈老为反蔣而入獄的著名“七君子”之一）。

郭老酷爱山石与山水，游踪几遍宇内，有《峨嵋山诗稿》与《武夷山诗稿》两种手书问世，其中应有不少吟咏山石的篇什。（二种手稿印出后，我均有收藏。近因迁居京东，诗册留在京南大学城“石可居”，一时无法征引。）

“沧海横流，方显英雄本色。” 这是郭老最烩炙人口的诗句，也是他的“英雄本色”的写照。郭老生前，誉满海内外，身后遭众屑小无端攻击、诬蔑，长达四十年之久，至今犹不见收敛，令人气愤。回击他们，只能用同样爱石的“诗圣”名句：“尔曹身与名俱灭，不废江河万古流。”（杜甫：《戏为六绝句》）

我坚信，在万古不废的激流中，爱石的郭老将是一尊“中流砥柱”，巍然不倒。同时，他的形象、他的诗文，也将长留于天地间，永存在热爱他的人们心中……

（2021年3月30日，於京东山水文园“石且居”。）

【附录】

《为郭老辩诬二三事》

——之一：驳“谄媚文人”

这是海内外“反共”“反毛”家伙给郭老罗列的诸多罪状中，最恶毒也最经不起历史检验的一条。

在时代大潮面前，最容易看出一个人的风骨。

郭老成名后，并沒有像胡适那样，“急流勇退”，迅速倒向“右翼”，而是“急流勇进”、投笔从戎，参加北伐战争。当蔣介石叛变革命、屠杀共产党人的危难之际，背叛、变节者何其多？当此之时，郭老如倒向蔣一边，高官厚禄，唾手可得。但郭老大义凛然、不改信仰，写出著名的“反蔣”檄文：《请看今日之蔣介石》，给蔣以痛击。为此他遭蔣通缉、流亡日本长达十年之久。

诬蔑者所说的“谄媚”，是指郭老对毛主席一向的景仰与崇敬。这完全是“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

郭老与毛主席从大革命中相识于广州，终其一生，可说是战友，也是诗友，有很深的感情。

毛赴重庆谈判时，郭老见主席连个手表也没有，参会、活动多有不便，便将腕上的瑞士手錶摘下送给他。那时国共两党，共产党属弱小一方，胜算不大、前途未卜。“势利小人”岂肯冒此风险？只有患难与共的战友与挚友方能如此。这手錶，毛主席十分珍惜，老旧了也舍不得换，一直戴到逝世。

毛主席对郭老同样十分敬重，把《甲申三百年祭》作为党的整风文件是大家都知道的。建国后，主席每有诗作，总是先送请郭老过目，征求他的意见。二位诗友之间，也有唱和，如《满江红-和郭沫若同志》（“小小寰球……”）《七律-和郭沬若同志》（“一从大地起风雷……”）。主席常称赞郭老文章写得好，赞扬他在史学、甲骨文与戏剧创作等诸多领域所取得的卓越成就。主席虽说过“‘十批’不是好文章” 的话（指郭老《十批判书》有尊孔倾向），却在郭老与范文澜同志关于先秦历史分期的争论中，赞同郭老的观点（即奴隶社会与封建社会的分期应在春秋战国而不在西周。）

对于毛主席，开国元勋中“崇拜”的岂止郭老一人？毛赴重庆谈判，如入虎穴，危险丛生。周付主席为主席安全，更是费尽心血。主席住处，凡其所经路径、所卧床榻，他都要预先走一走、躺一躺。宴会中，所有给主席敬的酒，周公全部代为喝下。还有宋庆龄付主席：建国后，主席第二次赴苏，特邀请宋付主席同行（也邀请郭老）。飞机上，毛主席坚持要她坐头等舱，自己坐二等舱，尊她为“国母”。五十年代，宋付主席知道毛主席睡前醒后，有靠着床头批文件、看书的习惯，特送一大的鸭绒枕头给他。开国领袖和元勋们相互关心的佳话，举不胜举、书不胜书，不独郭老为然。

这种感人至深的战友、挚友间的情谊，岂是无端攻击诬蔑的“宵小”们所能明白的？

在文史研究上，他们攻击郭老迎合“圣意”、“唯上是尊”的一个例子，是指责郭老“文革”中写了《李白与杜甫》，完全是为迎合毛“扬李贬杜” 的观点（连钱钟书这明哲之人都附和此谬说，文革后赴美时曾对来访者透露过，让台湾某些居心叵测的“学者”如获至宝。）

“扬李贬杜” 或“扬杜贬李”，是唐以后文学史上的一个争论不休的问题。

文学史、书法史上常有这种现象：生前不显，身后扬名。其中唐代就有两位：杜甫的诗与颜真卿的字。他们都是北宋人捧起来的。杜甫被尊为“诗圣”，颜字被捧为“有唐第一”。为什么？二人都是以“忠君”而受到宋人器重的，“政治标准”压倒“艺术标准”。对此，宋之后并不人人认可，故“扬李贬杜” 与“扬杜贬李”，争讼不断。

毛主席与郭老，同具“叛逆”个性，同趋“浪漫”诗风。他们更喜欢李白而不喜欢杜甫是自然的。难道要求郭老必须样样与毛“唱反调”，才算有“骨气”、才不算“谄媚”？

郭老晚年写的《李白与杜甫》，是否奉了“圣命”、遵了“上意”，至今也没人拿得出确切的证据来，妄加猜测的居多。但不可否认，郭老对晚年最后一部专著是下了功夫的。该书考证精详、立论有据，洋洋二十多万字，全以己意出之。一般拾人牙慧的庸才之辈还真写不出来。

书中即使有褒贬失当、矫枉过正之处，又何须妄加“诬蔑”之词而予以全盘否定？北宋以来，又有多少“扬李贬杜” 的论者？难道因为毛主席“独爱‘三李’”（李白、李商隐、李贺），郭老就没有喜欢李白的自由与权利？

之二：“兰亭论辩”及其余波

上世纪六十年代中期，学术界掀起了一次关于“兰亭序真伪”的论战，后称“兰亭论辩”。

其始末大致是：郭老写了《从王谢墓志看‘兰亭序’的真伪》一文。此文立即在学术界特别是书法界掀起轩然大波。赞成的、反对的，明里暗里，议论纷纷。江苏的高二适先生写了篇“刍议”，对郭文加以反驳，投光明日报被压下。他愤而向老师章士钊求助，章将文章转给毛主席。主席得章信后，亲给郭老写一信，信中说：“笔墨官司，有比无好。” 信并转康生。

主席对双方争论的“兰亭真伪”、是非如何并没表态，但很显然，并不赞成压下高氏稿件的做法。“百家争鸣”是他一贯的主张，也是他一贯的做法。当年关于《红楼梦》的争论，他对压制小人物（二位山东大学的学生李希丸、蓝翎）的做法，就曾表示强烈不满。他之所以将信转康老，一是康是宣传口的负责人之一，二是康亦精于书法及鉴赏（据说郭老文中的主要论点“晋书必带有隶意” 是从康那里来的。）

后高文在报刊上发表。郭老再著文“商榷”，高先生又撰文争辩。争论由此展开。参加争论者大都赞成郭老的文章，公开赞同高文者寥廖。论辩呈一边倒之势。（后古藉出版社将双方论文彙编成《兰亭论辩》一书，可参阅。）

人称艺术有高下无是非，而学术无高下有是非。此话似是而非。艺术也有是非，学术也有高下。依本人之见，郭、高二文，文笔高下易辨：郭文畅达，从地下发掘引证，颇有新见；高文滞涩，多引旧说，新见无多（高氏精研章草及《急就章》，自视甚高，有“草圣平生”一印。）郭文精采处正在于那句：“晋书必带有隶意”（书史发展规律：前代孕育后代，后代必蕴含前代）；偏颇处则断言《兰亭序》乃王羲之七世孙智永作伪。高文可贵处在于否定郭文之偏颇，不足处则断言《兰亭序》为“书圣”真迹无疑。

“兰亭论辩”虽热闹了一阵子，一时并无结论（千古之谜，岂可轻下结论？）

问题在于，郭老去世后，世风日变，关于“兰亭论辩”旧案又重新翻了出来，并作为诬蔑、否定郭老的材料：其一、指责郭老“以势压人”，先是扣稿不发，后是召集众人围攻对方；其二、全盘否定郭文的价值。

先说“以势压人”一事。

某报是何人又为何压下稿子，应不难查清。但此事与郭老有关吗？攻击者并未拿出证据。郭老不主管报刊，没这个权力。再说郭老作为大学者，一生论敌多多，与人争论无数。他也是赞成“百家争鸣”的，对“兰亭序”非“书圣”真迹的看法，有充分的自信，何惧不同意见？也许，他还盼不得有人反驳以扩大声势呢。至于报社约人写稿，谁也提不出是郭老亲自约的或指使人约的证据（连启功老也含糊其辞，只说有人让他写。）想当然沒影的事儿，怎扯得上郭老“以势压人”？

其次、此次翻出旧案者（本也未定案），大都异口同声地指责郭老文站不住脚，连当年著文赞同郭老观点的不少人也都变了调（甚至启功老人也改了口，似乎当年是“违心”的。）知过必改，善莫大焉。问题在于，对郭老的这种非议大都不是学术的（只有个别人用证据说话），而是指责、挖苦、嘲讽，把郭老文说得一钱不值（近风向又有点变，开始有文章说郭老的观点不无道理、引人思考云云。）

於郭老健在时是一付面孔、一种态度 ，而在郭老离世后又是另一付面孔、另一种态度。这种变化，真让人无话可说，要说也只有两个字：“势利”！

这让我想起了一位名家，其名叫“姚雪垠”。姚先生为写《李自成》，曾向郭老求教与求助（连他那头一卷《李自成》都是郭老帮他转给毛主席的。该小说受到主席肯定后，他处境转好，方能续写后几卷。）有恩不报也罢，岂能反咬一口？他在郭老逝后，竟写文章一一指摘郭老《甲申三百年祭》文中，哪条哪条不符合史实，甚至斥责郭老：“此人学风一贯不正”！

俗谚道：“有恩不报非君子，以怨报德为小人。” 姚氏这种在郭老生前、身后“先恭后踞” 的态度，实在为人不齿。姚文之恶劣，激怒了著名文史学者黄裳先生，当即写长文对其加以痛斥。文中说：郭老当年正当抗战，时在重庆，资料匮乏，能写出这样文章，已属难能可贵。而姚著《李自成》写于建国之后，查阅史料要方便得多，不也是漏洞百出，甚至胡乱编造吗？（文中也一一引证其违反史实之谬。）他并指出，你既然对郭老此文有如此大的意见，为何郭老在时一句不说、一待郭老不在了却大放厥词呢？真是义正词严，无可辩驳(因击中要害，姚氏只能哑口，再未见反驳。)读黄裳先生此文，只觉痛快淋漓、大张正气。鄙人不善酒，不然真该“浮一大白”！

世风如此，夫复何言？文人无良，尤令人慨叹。不过，大潮之下，鱼龙混杂、泥沙俱下，见多了也就见怪不怪了。

“兰亭论辩”已过去半个多世纪，然而“余波”未止，对郭老的排斥、攻击于今不绝。

书法界评“现代十大书法家”，有沈尹默、启功、沙孟海等多位，唯独把郭老排斥在外。关于郭老的书法，我本人喜欢不喜欢不重要，我也不说沈尹默、启功、沙孟海等诸名家够不够格，我只说一句：郭老题匾的“故宫博物院”，上述诸名家哪一位写得出来？

诸家中写匾能手只有沙孟海。沙氏为绍兴“兰亭”写的“王右军祠”还不错，有肃穆之态。他为杭州灵隐寺写的“大雄宝殿”，用行草书，有飞动之势，一时备受赞誉。本人初见也觉别致，未见“大雄宝殿”有此种写法。过后细想，那是佛家之地，宜静不宜动，用草书写此匾，岂非有扰佛境清静？

最近网上还有人攻击郭老题的“黄帝陵”，认为“不配”。请问：郭老不配谁配？

 据说“黄帝陵”三个字，原先是请毛主席写的。毛主席推荐郭老写。我估计其理由：一是郭老是无可争辩的大历史学家，精研上古历史，尤其是开以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国古代社会之先河；二是郭老又是群众喜爱的大书法家，字写得比别人都要好（北京很多匾额如“中国历史博物館”、“中国书店”、“中国银行”都是他写的。）连毛主席都谦让、推荐郭老写的“黄帝陵”碑，竟有人说郭老“不配”、不够格，如果不是十足“无知”，便是出于“敌视”。

之三：所谓“抛弃妻儿”

这是多年来对郭老最恶毒、也是最无耻的污蔑。这种招阴，往往出自美国中情局豢养、唆使的“枪手”与“打手”之手段。“美国之音”早就供认不讳：抹黑革命领袖形象最有效的手段是“男女关系”与“亲情”之类。如《私人医生回忆录》《叫父亲太沉重》等垃圾，都是中情局策划的用来抹黑毛主席和周总理的，满咀喷粪，影响极坏。

诬蔑郭老同样也使出这一招。他们指责“七七”事变后，郭老独自归国，把在日本的妻儿拋弃了。

“七七”抗战后，郭老抛妻别子、逃离日本，回国参加抗战等等，都是事实。然而，凡是稍有良心的人都会动脑子想一想：1927年大革命失敗后，郭老避难日本达十年之久。他孤苦一人、艰难度日，靠研究“冷门”的甲骨文为生。后虽娶了日本妻子安娜并生育有子女，但在日本宪兵及国民党特务的双重监视底下，郭老过的不仅是“难民”还是“亡国奴”的生活。

“七七”事变之后，国共合作、举国一致抗日，郭老本着一片爱国之心、赤子之情，冒着生命危险，冲破重重障碍，毅然决然回国参战。这是一位忠诚的革命者、一位伟大的爱国者弃家为国、无私无畏的英雄行为，何罪之有？

再看同样有日本妻儿的周作人，又是一番什么表现？当时，不知有多少人劝他赶快离开北平南下，逃离日本人的魔爪。然而，他舍不得他的一家妻儿，舍不得安逸的书斋生活，更不愿去过那种颠沛流离的逃难生涯。他倒沒有“抛弃妻儿”，却当了日本人的走狗，成了人所共恨的汉奸卖国贼。

难道说，国难当头，郭老不应该“抛弃妻儿”回国参战，反而应该像周作人那样，与妻儿们厮守而置国家危亡、民族大义于不顾，才算是“有情有义”的好男人？

郭老对妻儿的感情如何，人们只要不存偏见或敌意，看了他后来写的《蔡文姬》就不难明白了。郭老说《蔡文姬》写的就是他自己。当他观看“文姬归汉” 那一幕，看到蔡文姬为整理父亲遗著割爱归国、忍痛抛别一对幼子的那情景时，常常潸然泪下、难以自抑……

我承认，郭老不是完人，也难免有缺点，包括对某些人与事都可能有处理不尽妥当之处。但终其一生，郭老大节不亏。他的某些缺陷与不足，有如白璧之瑕、日月之蚀，又何至於强加以“无耻文人”等诸多诬蔑人格之恶谥？

胡适现被那些仇视郭老的人捧上了天。他逝世时，蔣介石送一挽联，题曰：“旧道德的楷模，新文化的先锋”（不知是哪位文人替他拟的？）蔣“日记”则是另一番评价：斥其为“沒有人格”的“买办文人”，甚至骂其为“蟊贼”。两相比较，何为真言何为虛文，不辨自明。当然，蔣之言也不是标准。标准是历史、是人民。

因此，历史人物，有时“盖棺”也未必就能“论定”。胡适也是如此。至少在新、旧两个方面，他并没那么完美、高尚，既不是“楷模”，也不是“先锋”。而在时代大潮流、历史大转折面前，他对国家对民族亏欠甚多：以前的不说，抗战前，他也是鼓吹“抗战必亡”的；抗战后，他鼓吹共产党要交出武装（给毛主席写了不止一封信）；解放战争，为美蔣效命，被定为“战犯”。

那些诬蔑郭老者，从不说胡适半句不好的话，反而给他戴上一顶顶“桂冠”。——不是讲“真理面前人人平等”吗？为何对胡适这般寬容而对郭老又如此严苛呢？

谁都明白，这种爱与恨，都不是无缘无故的。简而言之：这是近半个世纪以来，在共产主义运动低潮时期，国内外反动势力掀起的反共、反毛、反社会主义逆流的反映，是这股反动逆流在郭老身上泼的髒水。

应该说，郭老身后，丧心病狂的攻击、诬蔑者有之，但更多的有良心、正直的人们依然怀念郭老、敬仰郭老。国家为他建立纪念馆、学者们继续研究他的文学与史学成果、有关方面出版他诞生百年纪念文集，以及多种研究文集……

需要特别带一笔的，是戏剧大师曹禺对郭老始终如一的崇敬与怀念之情。郭老最后一次生病住院后，为让老人能再看一眼他的心血之作《蔡文姬》的演出，曹禺任院长的北京“人艺”日夜赶排该剧。郭老去世后，曹禺不仅写了悼念长文，高度评价郭老一生为人为艺的风范与成就，深情回忆郭老对“人艺”、对他本人的情谊与贡献，还特意将该院院名改为郭老的书体以寄托哀思（因郭老生前未能亲书，只能用“集字”镌刻）。

早在上世纪六十年代，中央实验歌剧院“分院”，分为两大歌剧院：“中国歌剧舞剧院”院名由郭老亲自书写；“中央歌剧舞剧院” 院名用的是鲁迅先生笔迹的集字。这都体现国家和人民对鲁迅与郭沬若这两位文化巨人一贯的敬重与纪念。

郭老也是说不尽的。本人对郭老素无研究，只能用这一短文表达对郭老的敬意，也借以表示对攻击、诬蔑他的“虫豕”们的蔑视。

（2021/4/1，於京东山水文园“石且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