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四大名著之后，中国是少有伟大作品出现的，不只是现在，过去的人们也是一直期待着伟大的作品的问世。

　　在万千期待的人中，毛主席就是一个。

　　毛主席年轻时，就对文学有很高的追求和造诣，他认为“文学为百学之原”，他在湖南高等中学读书时，写过一篇很有名气的作文《商鞅徙木立信论》，国文老师写下多处批语，并给同学们“传观”，一处批语写道：“历观生作，练成一色文字，自是伟大之器，再加功候，吾不知其所至。”可见老师对这个学生是相当期待的，有创造伟大作品的潜质。

　　据毛主席的好友张昆弟的日记记载，1917年9月，他们在一起游玩的时候，毛主席发宏论说：

　　“现在国民性惰，虚伪相崇，奴隶性成，思想狭隘，安得国人有大哲学革命家，大伦理革命家，如俄之托尔斯泰其人，以洗涤国民之旧思想，开发其新思想。”

　　在毛主席的心目中，中国需要的是托尔斯泰那样的大作家，是能够给中国带来思想洗涤的大作品，他曾一度尊崇康梁，一度尊崇陈独秀，认为他们“魄力颇雄大，诚非今日俗学所可比拟”，他也特别尊崇鲁迅，把鲁迅当成一个伟大的新文化革命的旗手。

　　中国要出大作品，首先要破坏束缚大作品产生的思想的强权和牢笼，需要“大势斗转”，“自思想，文学，以至政治，宗教、艺术”，皆要“一改旧观”。毛主席为此曾大声疾呼，创办刊物，撰写文章，组织学会，奔走呼号。

　　1919年7月21日，毛主席在为湖南健学会拟就的章程中主张“研究”精神和“批评”精神，主张“个性”的解放，反对师道尊严，要求竭力打破思想界的强权，他说：

　　“老先生最不喜欢的是狂妄。岂知道古今真确的学理，伟大的事业，都系一些被人加着狂妄名号的狂妄人所发明创造来的。我们住在这繁复的社会，诡诈的世界，没有批评的精神，就容易会做他人的奴隶。……像我们反对孔子，有很多别的理由。单就这独霸中国，使我们思想界不能自由，郁郁做二千年偶像的奴隶，也是不能不反对的。”

　　毛主席所力图改变的，是大环境，是“客观的社会原因”，而对于艺术家本人来讲，要成为伟大的艺术家，出伟大的作品，还需要哪些要素呢？毛主席自有一番见识。

　　1938年4月28日，毛主席在刚刚成立的鲁迅艺术学院发表演讲，希望“鲁艺”造就“具有远大的理想、丰富的斗争经验和良好的艺术技巧的一派文艺工作者”，他认为这三个条件是成为伟大的艺术家的必备要素。他说：

　　“中国近年来所以没有产生伟大的作品，自然有其客观的社会原因，但从作家方面说，也是因为能完全具备这三个条件的太少了。”

　　关于远大理想，他说：

　　“你们不应当是只能简单地记述社会生活的艺术工作者，而应当有为新中国奋斗的远大理想。这就是说，不但要抗日，还要在抗战过程中为建立新的民主共和国而努力，不但要为民主共和国，还要有实现社会主义以至共产主义的理想。没有这种伟大的理想，是不能成为伟大的艺术家的。”

　　关于丰富的生活经验，他说“没有丰富的实际生活经验，无从产生内容充实的艺术作品。要创造伟大的作品，首先要从实际斗争中去丰富自己的经验。”他以鲁迅翻译的苏联作家法捷耶夫的《毁灭》中的“调马之术”和《红楼梦》中描写柳湘莲痛打薛蟠以后的“牵马认镫”为例，来说明“大作家不是坐在屋子里凭想像写作的，那样写出来的东西是不行的。”他要求鲁艺的青年艺术工作者们“现在的大千世界都是属于你们的，都是你们活动的园地。你们的艺术作品要有充实的内容，便要到实际生活中去汲取养料。”他号召青年们下马看花，到群众中去，他说：

　　“艺术家固然要有伟大的理想，但像上马鞍子一类的小事情也要实际地研究。过去一个研究《红楼梦》的人说，他曾切实地把大观园考察过一番。现在你们的‘大观园’是全中国，你们这些青年艺术工作者个个都是大观园中的贾宝玉或林黛玉，要切实地在这个大观园中生活一番， 考察一番。你们的作品，‘大纲’是全中国，‘小纲’是五台山。”

　　毛主席这里说的“王台山”，是指五台山地区，属晋察冀抗日根据地，毛主席的意思就说让青年文艺工作者们深入根据地，写出深入反映抗日军民战斗生活的作品来。

　　关于艺术技巧，毛主席认为“没有良好的技巧，便不能有力地表现丰富的内容。”因此他希望青年们“一定要下一番苦工夫去学习和掌握艺术技巧。”他特别强调语言的重要性，尤其是大众语言，“我看鲁迅先生便是研究过大众语言的。”要获得大众语言，毛主席认为最好的办法是“到群众中去”，只有到群众中去，才能学到真正的语言，真正提高自己的艺术技巧。他说：

　　“夏天的晚上，农夫们乘凉，坐在长凳子上，手执大芭蕉扇，讲起故事来，他们也懂得胡适之先生的八不主义，他们不用任何典故，讲的故事内容却是那么丰富，言辞又很美丽。这些农民不但是好的散文家，而且常是诗人。民歌中便有许多好诗。我们过去在学校工作的时候，曾让同学趁假期搜集各地的歌谣，其中有许多很好的东西。这里存在着一个极大的不协调，就是有丰富的生活经验与美丽言辞的人不能执笔写作，反之，许多能写作的人却只坐在都市的亭子间，缺

　　乏丰富的生活经验，也不熟悉群众生动的语言。我们都知道高尔基，他的生活经验丰富极了，他熟悉俄国下层群众的生活和语言，也熟悉俄国其他阶层的实际情形，所以才能写出那样多的伟大作品。”

　　毛主席这里所说的胡适之先生的“八不主义”，是胡适在《文学改良刍议》和《建设的文学革命论》中对文学改良的一些主张，概括为八点：一是不做“言之无物”的文字；二是不做“无病呻吟”的文字；三是不用典；四是不用套语滥调；五是不重对偶，文废骈，诗废律；六是不做不合文法的文字；七是不摹仿古人；八是不避俗语俗字。

　　1942年5月28日，毛主席在中央学习组会议上对文艺工作者同工农兵相结合问题进行部署和安排，他指出文艺家的基础是工农兵，只有在这个基础上，“他们的作品才能开花。”毛主席还指出，文艺是从低级到高级的，“从萌芽状态起，一直到高级的，到托尔斯泰、高尔基、鲁迅等最精湛的。”因此，他提出了文艺工作的总方针：

　　“我们的总方针是争取文学家、艺术家中的大多数人和工农结合，使得他们看中低级的东西，看中普通的文艺工作者。”

　　毛主席对这一方针进一步做了说明，他说文艺专门家要从人民那里、从普通文艺工作者那里吸收养料，不然“便要悬在空中”，非常危险。他说：

　　“高级文艺工作者也只有和普通文艺工作者，和人民发生联系，才有出路，他才有群众，才有牛奶吃，这是老百姓给他的，不然便是空的。”

　　同时呢，文艺工作者还要接受一定的领导，才会有正确的创作方向，他说：

　　“如果没有总司令，它的方向就会错的。鲁迅、高尔基就相当于总司令，他们的作品，他们说的话，就当作方向的指导。如果普通的文艺工作者没有高级的指导，他的方向就可能会错， 他就会长期地停留在低级阶段不能提高。”

　　毛主席提出的中国没能产生伟大作品的三个原因，也是中国能够产生伟大作品的三个努力方向，虽然每个时代的内容不一样，时代的特色不一样，但这三个方向所指向的路径确是绝对正确的指引，偏离了这三个方向，就会偏离了大作品产生的方向，离大作品在中国的产生越来越远。

　　毛主席把远大理想放在第一位，也是有道理的，这是一个大方向，有了远大理想，才能把宏大叙事与历史发展的规律融合起来，与历史发展的正确走向紧密地联系起来，作品的大架构才能站立起来，没有远大理想的艺术家，他的作品往往偏离历史发展的大方向，偏囿于一域，不谋于全局；偏执于一事，而无视整体，从这样的作品里看到的往往只是自哀自怨、阴郁昏暗，而看不到远方的大道和开阔地，看不到喷薄的朝阳和开满山坡的鲜花。那些哭哭戚戚的所谓“伤痕文学”、所谓“暴露文学”，所谓“超阶级的人性”的文学，便是没有远大理想的文学，其文艺生命力是短暂的，它的肢体是羸弱的，放在历史的长河里，是经不起历史的冲刷的，被埋没于淤泥是它们共同的宿命。

　　毛主席把丰富的生活经验放在第二位，也是有道理的，工农兵，人民大众，是社会的基础，是文化的最大承载者，是代表了社会的最大的“人性”，不写他们，你写谁呢？人民大众是文艺作品的源泉，人民大众中蕴藏着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创造素材，是艺术工作者的“衣食父母”，伟大的作品必然产生于人民大众这个宝库之中。因此，毛主席才说：

　　“文艺家要向工农兵取材，要和工农兵做朋友，像亲兄弟姐妹一样。”

　　而那些跟人民大众没有感情，不喜欢工农，甚至心底里对人民大众还有几分怨毒的文艺工作者，他能跟工农兵像亲兄弟姐妹一样吗？显然不能，那么他写出来的东西，是没有几分真感情在里面的，是不贴近大众的，这样的作品，因为不可能从大众中吸取源源不断的源泉，往往干瘪不堪，黔驴技穷，只得胡编乱造，无病呻吟，离人民大众真实的生活差之千里，看了令人生厌，这样的作品，因为没有扎根在真实的人民大众之中，即便盛于一时，也脱不了昙花一现，跟伟大作品是不沾边的。

　　如果没有了远大理想、没有丰富的生活经验，热衷于搞文艺技巧，搞“为艺术的艺术”，便成为无本之木，无源之水，也是行之不远的。

　　1975年10月至1976年1月，毛主席多次发表了重要的讲话，其中有一次讲到：

　　“我建议一二年内读点哲学，读点鲁迅。”

　　毛主席一直念念不忘鲁迅，念念不忘中国产生伟大的作品。

　　中国要产生伟大的文艺家，产生伟大的作品，还得朝着毛主席指出的三个方向去努力，缺了一个也不行。没有远大理想，又不跟人民大众象亲兄弟一样交朋友，取素材，要想写出伟大的作品来，门都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