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　序

 

这部书当是系统反映新中国之初重大事件与国家主要领导人活动的第一部长篇历史小说。

 

 

这部书的产生是偶然的，也是必然的。

 

 

二〇〇〇年之前，我调到河南省驻马店市工作。工作之余，仍喜欢写点文学作品。

 

 

应该是二〇〇三年前后，我的一部五、六万字的中篇小说虽因选题“不够新颖”而未被《人民文学》杂志采用，但当时的编辑部主任确实给了我很大的鼓励：“作品很好读，我是一气读完的”，“你文笔这么好，要是能把驻马店的‘七五·八’写出来，定能一炮走红”。

 

 

说实话，我比较安静，写文章就是个爱好，就是独自一人站在一处危崖上纵情歌舞或嬉笑哭泣。当然，有时也喜欢分享。确实没有想着“走红”之类。但这个从未听说过的“七五·八”倒也引起了我的些许好奇。

 

 

于是向同事打听，向本市的文友打听，方知是指发生在一九七五年八月的一次极其严酷的超巨水灾。但同时又被告知：千万别碰！

 

 

我倒不是怕什么，当时之所以没再想写这个题材，是因为它太大。一来自已没经历过；二是一般亲历者根本说不清它的来龙去脉，三是我没有时间与精力四处采访见证者。

 

 

时间一晃到了二〇一〇年，也就是“七五·八”三十五周年的时候，从四、五月份开始吧，驻马店的《天中晚报》开了个专门报道当年水灾的栏目，这引起了我的关注。可看来看去，无非是写雨怎么怎么的大，石漫滩、板桥等数十座大、中、小型水库垮塌，淹死了一些人，灾民怎么在水中挣扎等——没看出我能从哪里入手。

 

 

次年，即二〇一一年，发生了转机。

 

 

五一节假期，我刚刚完成了一部五十万字的长篇小说，内心很放松，二号那天，就带着儿子到附近转转。

 

 

记得当时似乎下着小雨，我们先到了计划去的地方，发现人特别多，就继续把车子顺着风景不错的山间油路往前开，接近中午时，到了平顶山境内的石漫滩水库。

 

 

仍然是人多。我们母子随意地到处走一走，偶然走进了一个像是会议室一样的建筑。大厅的幕布上正播放着一九七五年八月这座大型水库垮坝的记录片：垮后断开的大坝，逃难的群众，在水中挣扎的人头……一张张黑白照片折射出了当年的惨烈。

 

 

然后我们又来到高大的纪念碑前。看着上面的时间记录与发生事故的原因，我跟儿子说了欲写“七五·八”事件却不知如何下笔的过程。

 

 

正上大学的儿子建议道：“写成一部电影，就像《唐山大地震》。”

 

 

我当时的感觉是：茅塞顿开。

 

 

晚上一回家，就开始查找“七五·八”事件的资料。接着又从市水利局、市文联找到一些相关的书籍，认真研读了数日。

 

 

我不是一个只看表面现象的人，喜欢追根求源。研读资料，还有其后的几次板桥之行发现，这完全是一出不该发生的悲剧，也绝不是一个独立的悲剧。

 

 

数月后写好剧本，初名为《水魔“七五·八”》，又名《天河倾泄“七五·八”》，几经修改，一二年初回北京寻找电影厂。

 

 

北京的朋友询问了这个剧本的情况，他们说，涉及敏感问题了，可能出不来。这个判断果然被验证——“审核通不过”。

 

 

大约为了安慰我，朋友说这个题材选得很好，但要避开政治，只写雨大，写广大干部、解放军官兵是怎么救灾的，写群众是怎么自救的，要编写出一个浓浓的“情”字。

 

 

若只那样，驻马店经历过这次灾难、看见过这次灾难的人岂不是会骂我？再说，编出那样虚假的东西就失去了我写作的本意。于是剧本束之高阁。

 

 

但是，那么多无辜的生命让我不得安宁。心想，改写成小说就不至于像电影那样需要经过严格审核了。于是，一三年，我开始创作小说，到一四年八月完成第一稿，接着修改了几遍，企图在一五年，也就是灾难发生四十周年的时候出版发行，以示祭奠，同时警示生者，特别是当权者，切勿重蹈覆辙。

 

 

这个过程是在束手束脚、藏头盖尾的情况下进行的。我很黯然，加上又被几个好心的朋友严肃地警告了几番，遂又停住。

 

 

但是我无法放弃对大量的、正、反资料分析后生出的颠覆性认识，况且这些认识已经在与一些熟悉、或参与过最高层博弈的朋友的谈话中得到了证实（一年多后较放开地重新续写）——

 

 

比如对“大跃进”中鼓吹“浮夸风”“共产风”的认识过程：

 

 

先是在网上看到当时身处一线的几位高官站在粮食堆上的浮夸照片。

 

 

然后从党史资料上看到毛泽东在五八、五九年的郑州会议上反复反对“五风”，他说“有一种树，叫钻天杨，钻得非常快，就是不结实——建设搞得太快了，可能天下大乱”，“不要务虚名而得实祸”，“公社要多搞商品生产……要扩大商品生产，扩大社会交换”，提出“要划清两个界限，一是集体所有制与全民所有制的界限，一是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的界限……”

 

 

此后，我又在几位一线领导人大跃进时期的文章中找答案：

 

 

《刘少奇选集》部分目录（连续的）：

 

 

地质工作者是社会主义建设的开路先锋(1957年5月17日)

 

 

我国应有两种教育制度、两种劳动制度(1958年5月30日)

 

 

同炭子冲农民的谈话 (1961年5月7日)

 

 

当前经济困难的原因及其克服的办法(1961年5月31日)

 

 

《邓小平文选》部分目录（连续的）：

 

 

在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祝词（1957年5月15日）

 

 

办教育一要普及二要提高（1958年4月7日）

 

 

正确地宣传毛泽东思想（1960年3月25日）

 

 

提倡深入细致的工作（1961年10月23日）

 

 

大批提拔年轻的技术干部（1961年11月23日）

 

 

《周恩来选集》部分目录（连续的）：

 

 

给程砚秋的信（1957年11月13日）

 

 

进一步提高军队的政治素养（1957年12月24日）

 

 

当前文字改革的任务（1958年1月10日）

 

 

把知识和经验留给后代（1959年4月29日）

 

 

共产国际和中国共产党（1960年7月14日、15日）

 

 

加强调查研究（1961年3月、5月）

 

 

从以上目录可以看出，刘少奇、邓小平、周恩来这一时期或者没有收录的文章，或者收录了几篇与大跃进无关的文章。

 

 

一线首脑不可能在“三面红旗”时期没有一篇与时俱进的典章，我认为以上的“虚无”只能有一种解释：文章不便被选用。

 

 

而毛泽东就不一样了，这个被认为是搞浮夸的“罪魁祸首”，竟然没有一篇鼓吹“浮夸”的文章，相反，同一时期，仅反对“五风”的文章就达数十篇……

 

 

最后，我与一位曾在中南海、在毛泽东等领导人身边工作几十年的退休干部谈了此事，他证实了我的许多想法。

 

 

需要再次强调的是，本书不是纪实文学，是长篇历史小说的形式。

 

 

胡适说过，“大胆地假设，小心地求证”。我尽力为之。

 

 

我是按所了解的资料，尽力合乎逻辑地把每一个主要人物的思想贯穿成体系，使它们不再是支离破碎的、前后矛盾的……

 

 

主人公的行为举止基本不带有作者的思想倾向；作品中没有使用攻击性、污辱性或刻意褒扬、吹捧的语言；只是娓娓地讲着别人的故事。

 

 

写作的根本目的是让人们认识清楚，到底什么样的制度能使中国更健康地向前发展，到底什么样的所有形式能使人民真正具有安全感和幸福感，到底什么样的领导干部才是中国人民需要的、可信赖的带路人——我认为作品很有现实与未来意义。

 

 

另外需说明的，本书的注解除了正常的知识性，它还是作品内容的重要组成部分，请您不要错过。

 

 

图片来源于网络）

 

 

屡放不下，反一步步地写了这么多字（百余万），只是我追根究底的结果。

 

 

希望这一“结果”能在毛泽东学生时代的作文《心之力》写成后的一百周年之际与世人见面，也权当是对《心之力》的一个纪念吧。

 

 

二〇一七年六月三十日（初）

 

 

二〇一七年八月二十五日（定）【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