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经先按语】惊闻李成瑞先生逝世，不胜悲痛。李老对我批驳“饿死三千万”的研究工作是非常支持的。下文是李老为我的专著写的序言。他2013年写了第一稿，在2015年又做了重要修改。下面是第二稿。谨以此沉痛哀悼李老的逝世。
李成瑞 | 序 言：为孙经先《还历史以真相》一书所作
孙经先教授经过多年的潜心研究，写出了专著《还历史以真相——关于我国“三年困难时期”人口变动问题的研究报告》。我认为这本著作主要做出了下述三项贡献。
第一，对“饿死三千万人”的弥天大谎进行了深入的揭批
新中国的成立，使全国人民翻身解放，成为国家的主人。在毛泽东主席和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国民经济迅速发展。经过三年的团结奋斗（1949—1952），医好了旧中国多年社会动乱和战争造成的严重创伤，使国民经济恢复到战前最高水平。又经过五年的团结奋斗（1953—1957），提前完成了国民经济建设的第一个五年计划，超过了我国近100多年来的建设成就；同时基本上完成了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建立了社会主义的经济制度。这些辉煌的胜利，大大鼓舞了广大人民的斗志。在1958年大跃进中人民意气风发、热情高涨，在增产钢铁、兴修水利工程和建立人民公社（乡镇）企业等方面取得重要成就。但随后遇到了严重的自然灾害，加上苏联修正主义集团撕毁合同、撤退专家的影响；也由于在工作中一度出现了高指标、浮夸风、共产风等问题，造成了1959-1961三年的经济困难，特别是粮食供应的困难，有些地区出现了饥荒。毛主席及时发现了这些问题，先后召开了两次“郑州会议”和“武昌会议”，予以纠正；接着又全面施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经过全国人民的继续奋斗，克服了暂时的困难，使国民经济从1962年起重新走上了顺畅发展的轨道，不断取得新的更大胜利。
值得注意的是，在社会主义时期两个阶级、两条道路的激烈斗争中，有些人站在资产阶级反动立场上，为了污蔑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诋毁社会主义制度，竟捏造造出“三年困难时期饿死三千万人”的弥天大谎，并利用多种媒体和出版物，大肆炒作。对于这种谎言，已经有许多人进行了驳斥，而孙教授在他的这本专著中，通过细致的查证和研究，对这一谎言，进行了更加有力的揭发批判。
以杨继绳所写的《墓碑》一书为例，书中所列举的许多数字是凭空捏造的。如说：《常熟县志》载该县“饿死11000多人”；《溧水县志》载该县“近13000多人非正常死亡”；《高邮县志》载“饿死37000多人”；等等。孙教授经过逐一核查，这些地方的志书根本没有这样的记载。
《墓碑》中还有些数字是任意篡改而来的，如该书说甘肃省《临夏市志》载该市1959、1960两年死亡人数41381人，经孙教授查证，《临夏市志》记载的这两年死亡1230人，《墓碑》把这个数字夸大了32倍以上。
《墓碑》还大搞偷换概念的把戏，即把死亡人数作为饿死人数。如中共中央、河南省委调查组报告中称：从1959年10月到1960年4月，信阳地区死亡人口总数为436882人，而《墓碑》中却说“饿死436882人”；更荒谬的是杨继绳后来在“纽约时报中文网”上把这一数字进一步夸大为“饿死108万人”！如此等等，这里不必一一列举。
古人说：“欲灭其国，必先灭其史。”杨继绳等人，就是要通过捏造“饿死3000万”甚至饿死更多的人的谎言，刮起阵阵妖风，污蔑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污蔑社会主义，以实现他们颠覆社会主义制度的反动图谋。孙教授的《还历史以真相》一书以有根有据的资料和数字彻底揭穿了某些人无耻捏造的谎言，澄清了事实，起到了捍卫社会主义制度的积极作用。
第二，对“1960年比1959年减少1000万人”的数字是否符合实际，进行了深入的剖析
1983年《中国统计年鉴》公布的历年人口数字中，显示1960年人口总数比1959年减少1000万。这一数字引起国内外很多人的关注。共同社说这是和平时期最大的人口事件。
2011年出版的《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二卷沿用1991年胡绳主编的《中国共产党七十年》中这样的话：“由于出生率大幅度大面积降低，死亡率显著增高，据正式统计，1960年全国总人口比上年减少一千万。”尽管这一数字没有直接指明当时饿死了多少人，但它成为后来“饿死3000万人”的说法一个重要的引用资料。
那么，1960年总人口减少1000万的数字是怎样得来的呢？它是否客观地反映了实际情况呢？这是需要认真回答的问题。
我国国家统计局的年度人口数字，来自公安部门的户籍登记资料。关于1960年户籍登记的人口总数比1959年净减1000万的问题，孙教授把它同1961年人口总数比1960年人口总数减少348万联系在一起，进行了深入的多方面的的研究。他指出，这两年户籍人口总数减少，有以下五方面的原因：
第一，随着新中国工业的迅速发展，从1956年到1960年初，特别是1958年大跃进开始后，共有3010万农村人口迁移到城市，但许多人原来的农村户口并末注销。到1959年底，这种重报的人口高达1162万人。在1960—1961年整顿户口中，这些重报人口大部分被注销了。
第二，从1960年下半年开始，为了克服经济困难，大规模精简城镇人口，要求2000万人回乡。在这些回乡人口中，许多人注销了城市户口，却并末及时办理农村落户手续。以上两项造成全国户籍人口数人为地“异常减少”1293万人。
第三，1953—1959年存在死亡漏报现象，在1960—1961年整顿户口中补报675万人，也“异常减少”了户籍人口。
第四，1960年和1961年出生人口减少，比此前三年平均增长人口分别少增长627万人和827万人。
第五，1959—1960年人口死亡率增长，以1957年的死亡率（10.8‰）为基准，这三年困难时期的超线性死亡人数为350万（饥饿死亡是超线性死亡的一部分）。
孙教授反复计算结果：1960户籍登记年人口数中，扣除上述五方面中前三个方面由于特殊原因而发生的“异常减少”的数字，按后两方面反映人口出生和死亡实际情况的数字计算，全国人口总数比1959年不是减少了1000万人，而是增加了371万人。当然，这一数字与1955年至1957年平均每年增加1151万人的数字相比，是少增了780万人。
这就是说，1960年的人口实际上并非绝对数减少，而是人口增长速度比过去显著减缓了。这才是历史的真相。
孙经先教授对户籍数字和人口变动实际情况的研究，回答了《中国统计年鉴》公布的人口总数减少1000万人的原因和由来，也进一步证明了“饿死三千万人”谣言的荒谬性。
孙教授在阐述三年经济困难时期上述五个方面的原因中，有些数字是引用原有的可靠或基本可靠的数字，有些数字没有现成的数字，只好由作者自己测算。这些测算数字的准确性还有进一步研究的余地。但是，我们应当肯定：孙教授研究问题的原则和方法是正确的。这就是说，研究1960年年户籍人口总数的减少的问题，不仅要研究人口自然变动（出生、死亡）及其瞒报（漏报）和虚报（重报）的现象，而且要研究人口机械变动（迁出、迁入）及其瞒报和虚报的现象。国内外许多学者只注意到人口的自然变动，而没有注意到人口的机械变动；只注意户籍登记的人口变动与客观事实相一致的方面，而忽视两者存在差距的方面，这样的思想方法是片面的、不科学的。《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等书的作者把1960年总人数减少1000万，简单地归因于人口出生率和死亡率的变动，就是这种片面性的具体表现。
应当看到，由于我国城市户籍人口所享受的社会福利明显高于农村，因而由农村迁到城市的人口都要积极地登记城市户口，而不会漏掉，但与此同时却不一定销掉农村户口（这也与当时的有关法令中没有规定由乡迁城必须交验注销乡村户口证件的漏洞有关）。另一方面，由城市迁到农村的人口，对于落户农村却不那么积极。许多人认为精简城市人口是暂时的，一旦经济情况好转就又回到城市，所以宁肯把户口装在自己口袋里也不愿在农村落户口（群众称之为“口袋户口”），免得以后再到城市落户口时遇到麻烦。1960年正处在农村人口大量迁往城市与城市人口大量迁回农村的交叉点上，同时又处在户口管理较松与户口管理较紧（整顿户口）的交叉点上，各种矛盾现象（登记数字与实际情况脱节）也就十分集中地表现出来。
总之，孙教授的著作对我们的启示是：研究这一问题也同研究其他问题一样，在纵向上，要把当时的情况与以前和以后的情况联系起来，不能静止地进行研究；在横向上，要把这种情况与有关的其他情况联系起来，不能静止的、孤立地进行研究；更重要的是要把主观反映的东西与客观实际既联系又区别开来，不能认为主观反映的东西一定符合客观实际。只有以发展的、全面的、客观的方法来研究问题，才合乎辩证唯物论的要求。
这里还要说明，我国上世纪50—70年代，由于户籍制度建立不久，机构和制度尚不够健全，再加上其他原因，使得许多年份的人口数字与实际情况存在着较大的差距，因而也不能满足人口平衡公式的要求。但在这一期间，国家统计局在国务院领导下，先后在1953年、1964年和1982年进行了全国人口普查，这三次普查结果的真实性是中外公认的，这就保证了1953年到1982年这一时间段总体人口数字的质量。孙教授在书中对这些问题作了论证。从实际情况看，1982年以后，随着户籍制度的进一步加强，以及在统计工作中每十年进行一次人口普查和每年进行一次抽样调查制度的建立，使得来自户籍登记的年度人口数字接近或比较接近于实际情况，因而也接近或比较接近于满足人口平衡公式的要求了。
第三，对“三年困难时期”人口变动的若干论著提出了重要意见
孙教授在他的专著中不仅从正面详细地阐述了自己的观点，而且对中外若干专家学者——包括科尔（美国）、蒋正华、王维志以及杨继绳、金辉、曹树基等人有关“三年困难时期”人口变动的论著进行了详细的研究，分别提出了质疑或批评意见。对于这些论著，我阅读过的只有科尔和蒋正华的论著。这里简要地谈谈我所了解的有关这两位先生论著的一些情况。
美国人口与人口学委员会主席、普林斯顿大学教授安斯利•科尔，是最早研究这一问题的学者。在美国官方的资助下，他在1984年出版了《从1952年到1982年中国人口的急剧变化》一书。书中估算，中国在1958——1963年的超线性死亡人口约为2700万（2680万）。这一数字在国际上产生了较大影响。1985年，我作为中国第三次人口普查办公室主任，应邀参加了国际人口科学研究联合会在意大利佛罗伦萨市召开的第二十届大会。会上，我宣读了题为《中国1982年人口普查资料的可靠性》的论文，各国学者对这次人口普查结果的质量给予了肯定和好评。关于科尔著作中关于中国超线性死亡的数字，会上有种种议论。有些学者表示支持，也有些学者表示质疑。法国人口学家卡洛提出：“无论如何，历史学家需要这样一个估算。我们建议中国同行对这些数据进行科学的调整，并说明调整方法。”
我参加会议回来，写了《国际人口学会佛罗伦萨会议对我国1982年人口普查结果的评价和提出的问题》的报告。报告的最后提出几条建议，其中一条是加强对我国建国以来人口出生率和死亡率的研究，包括“三年经济困难时期”人口变动的研究。我要求这项研究能坚持严格的客观性，不掺入任何主观因素；并在人口学和统计学的理论和方法上能达到较高的水平。这是一个难度较大的任务，提出后几乎无人响应。最后由当时任西安交通大学人口与经济研究所所长的蒋正华教授承担了这一任务。蒋教授和他的助手们经过反复研究，估算出1958—1963年非正常死亡人口约为1700万（1697万）。对于这一初步的研究成果，曾由国务院人口普查办公室、中国人口学会与西安交通大学人口研究所在北京联合召集专家开会，进行讨论。国家统计局、公安部、国家计划生育委员会、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人民大学以及中国科学院应用数学学研究所等单位的有关专家学者参加了会议。与会者对蒋教授研究的方法和初步成果给予了基本肯定，同时提出了若干改进意见。会后蒋教授吸收这些意见进行了修订，写出了《中国人口动态估计的方法和结果》的学术论文，在《西安交通大学学报》上发表。
蒋教授的研究，是在国家统计局的要求和支持下进行的，但国家统计局经过反复考虑，认为这一问题研究的难度较大，当时的研究成果尚不成熟，所以并未将此项研究列为正式科研课题，没有拨付课题经费，没有正式的“课题研究报告”及其“鉴定书”。蒋正华教授研究的初步成果始终是作为学者个人的学术论文，在本校学报和自行联系的有关书刊上发表的。
1996年冬，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的同志约我为《中共党史研究》（双月刊）写一篇文章，介绍中外专家学者关于“三年经济困难时期”人口变动问题研究的情况。我按照他们的要求撰写了文章在《中共党史研究》1997年第2期发表。这篇文章的主要内容是介绍国外有代表性的科尔的论著与国内当时唯一的系统性研究者蒋正华的论著。在介绍这两位学者研究方法及其结论的同时，也提出了个人的一些意见。
如对科尔教授的著作，肯定了他对我国人口普查数据经过反复验算而对其“精度”和“一致性”作出的高度评价；另一方面指出，书中对我国分年度人口死亡数的调整包括1958—1963年人口死亡数的调整，“是根据假设作出的”（科尔本人的说法），缺乏科学根据。我还具体地指出：科尔所使用的作为计算起点的1957年人口数字，存在着技术性错误。我修正这一项技术性错误（其他有关资料和方法一律不变）重新计算的结果，1958－1963超线性死亡人口是2158万，约数为2200万，而不是2700万。在这里，应当指出，美国有关当局在科尔这部著作出版发行时，匆忙地举行了记者招待会，以扩大宣传书中缺乏科学根据而提出的中国曾发生高达2700万人“超线性死亡”的敏感性数字，显然是包含了抹黑社会主义中国的政治企图的。此外，在我国国内，有的人对于我修正科尔计算中一项技术性错误而得出的2200万人的数字，硬说是“李成瑞认为中国非正常死亡2200万人”，这完全是一种歪曲，必须加以纠正。对于蒋正华教授的研究成果，认为他根据我国三次人口普查的分性别、年龄的资料编制各年度的完全生命表作为估算年度人口数字的依据，这种方法是比较科学的；同时在研究中较多地考虑到中国的实际情况，总的看，比科尔研究成果的科学性有所提高，但还存在不少需要研究的问题。我在文章的最后指出：“更深入的研究还有待今后的努力。”
孙教授作为数学专家，对各位学者有关论著所提的批评意见中，包括了大量数学模型等方法问题。由于我对数学没有作过专门研究，对这些意见和问题难以置评。但我认为，孙教授对许多人的研究成果提出不同意见是一件好事。有比较才能鉴别，真理愈辩愈明嘛！
总之，我认为孙经先教授的《还历史以真相》一书，对于我国“三年经济困难时期”人口情况的研究作出了重要贡献，把研究的水平大大地向前推进了一步。当然，学无止境。希望孙教授和有关学者继续努力，不断推出更新的、更高水平的研究成果。
2015年3月8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