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提要】只要了解一点电影史的人都知道，西方资本势力统治下的好莱坞早在三四十年代开始就推出了两种“反共文艺”，一种是旗帜鲜明的歌颂美国资本主义体制和主流价值观，强调要战胜一切敢于威胁这种体制和价值观的所谓“共产主义邪恶势力”，另一种则是先骂一通“美国社会的黑暗”，然后再强调“如果实现了共产主义统治会更黑暗，所以我们也只能忍受”。前者被称为“主流反共文艺”，后者被称为“黑色反共文艺”。这两种文艺作品艺术风格是相反的，但是其实所要表达的思想内涵是完全一致的，都认为美国式资本主义体制和价值观是不可战胜的“历史终结”。

　　笔者日前在《卡梅隆最爱的<阿丽塔>是被美国“政治正确”毁了的》一文中表示，之所以影片《阿丽塔》对原著当中阶级对立的大幅度删减以至导致叙事凌乱的现象，说到底还是受制于美国反共这一“政治正确”的结果。大部分朋友是同意的，但是也有一些朋友表示“还是先谈谈国内的审查制度吧”，“美国文艺可以宣传用革命推翻资本的统治，《饥饿游戏》不就是吗?”

　　看了这些言论，笔者感到由于多年来公知的混淆视听，很多人已经缺乏对于文艺的最基本的鉴赏力和文艺审查机制的最基本的常识了。因此，我打算在此再简单谈一下相关问题，未必正确，仅供朋友们参考。

一、“黑色反共文艺”是拥护资本势力的

　　在这里，笔者打算首先说一下很多朋友提到的《饥饿游戏》。有些朋友宣称，《饥饿游戏》和《阿丽塔》一样，主题也是“广大普通劳动者面对资本势力的残酷统治，要敢于亮剑，也只有战斗和革命才是出路”。其在美国没有受到任何限制，证明美国是有充分言论自由的。

　　事实果真如此吗?当然不是。《饥饿游戏》原著第一章就开宗明义，强调“穷人和有钱有势的人之间应该彼此信任，共同反对独裁者，所有鼓吹‘穷人和有钱有势的人之间存在阶级对立’的言论都是独裁者的阴谋”：

　　【盖尔心里明白他不该对马奇生气。有时在林子里，他会大声抱怨，说食品券是给第十二区人们制造痛苦的工具。这样做让“夹缝地带”的穷人和有钱有势的人之间埋下仇恨，使他们永远不可能相信彼此。“把我们分裂开来，凯匹特人就可以坐收渔翁之利。”瞅着没人时，他就会这么跟我说。】

　　《饥饿游戏》的确也鼓吹战斗，但是其战斗的对象是未来通过所谓“在穷人和有钱有势的人之间埋下仇恨”而推翻了今天美国体制的“独裁者”，战斗的目的是为了重新建立“穷人和有钱有势的人彼此信任的民主社会”，也就是今天美国的体制和主流价值观所统治的那种社会。这可以说是非常典型的美国主旋律反共大片了，当然不可能受到任何限制。

　　只要了解一点电影史的人都知道，西方资本势力统治下的好莱坞早在三四十年代开始就推出了两种“反共文艺”，一种是旗帜鲜明的歌颂美国资本主义体制和主流价值观，强调要战胜一切敢于威胁这种体制和价值观的所谓“共产主义邪恶势力”，另一种则是先骂一通“美国社会的黑暗”，然后再强调“如果实现了共产主义统治会更黑暗，所以我们也只能忍受”。前者被称为“主流反共文艺”，后者被称为“黑色反共文艺”。这两种文艺作品艺术风格是相反的，但是其实所要表达的思想内涵是完全一致的，都认为美国式资本主义体制和价值观是不可战胜的“历史终结”。

　　笔者以前曾经提到过，鲁迅、郭沫若、茅盾、夏衍等文艺界的巨匠都曾经尖锐的批判过好莱坞大片。要知道，当时在中国的市场上流行的可并不仅是好莱坞“主流反共文艺”，更多的恰恰是“黑色反共文艺”。甚至国民党当局还模仿那种风格，拍了很多先大骂一通“国统区的统治黑暗”，然后再强调“这些黑暗都是中共破坏造成的，只有坚持反共到底才能解决”的“中国式黑色反共电影”。那些文艺界的巨匠所说的“让人变成奴才和流氓的电影”，“心理变态的疯子才喜欢的电影”也更多的是指这种“黑色反共文艺”。

　　当然，我们不能简单的说今天那些喜欢美国“黑色反共文艺”的朋友全都是“心理变态的疯子”。之所以会出现很多人误认为美国的“黑色反共文艺”是批判资本主义的，主要是因为中国的某些公知和主流媒体对美国的歌颂太肉麻了，所以美国的文艺作品中只要说一点儿美国社会现实的坏话就被不少中国人认为是“批判资本主义的”。其实，美国不是中国，即使是“主流反共文艺”也不得不承认美国社会也有黑暗面。如果要是美国主流媒体和中国公知一样，对于美国只进行360度无死角的歌颂，那么那些上大学的贷款就要还到40岁，住房贷款一辈子也还不完的美国人早就造反了。

　　在这里笔者再强调一遍，像《阿丽塔》和《追捕》那样承认“穷人和有钱有势的人之间存在阶级对立”的才是进步作品，而《饥饿游戏》那种宣传“不存在阶级对立，只存在民主与独裁的对立”的不管格调有多黑暗，都是保守反动的作品。也正因为这个缘故，前者在西方受到很大的压制，往往只能采取“欲说还休”的手法，后者则可以旗帜鲜明，往往叙事非常简单明快。

二、社会主义国家的审查并不严厉

　　接下来，我想说一下社会主义国家对于文艺作品的审查。现在由于西方和中国亲西方公知多年来的宣传，社会主义国家对于文艺的审查已经被妖魔化了，似乎社会主义国家的审查是无孔不入的，限制得非常严厉，只有资本主义国家才有创作自由。其实，实际情况是恰恰相反的。

　　比如说，斯大林时期的苏联有一个公开表示自己反共支持白卫军的作家布尔加科夫，其写了一部正面表现白卫军的作品《土尔宾一家的日子》。其在莫斯科大剧院上演之后引发了很大争议，不少人呼吁禁演。但是斯大林却表示，布尔加科夫虽然是站在白卫军立场上为他们哭坟的，但是也承认布尔什维克党的胜利具有历史的必然性，所以我们仍然应该上映他的剧本：

　　【不要忘记，这个剧本留给观众的主要印象是对布尔什维克有利的印象：“如果像土尔宾这样一家人都承认自己的事业已经彻底失败，不得不放下武器，服从人民的意志，那就是说，布尔什维克是不可战胜的，对他们布尔什维克是毫无办法的。”《土尔宾一家的日子》显示了布尔什维主义无坚不摧的力量。】

　　社会主义国家对文艺作品的审查的尺度有多宽呢?可以说，因为政治问题不允许发表的文艺作品只有像《日瓦格医生》那种高喊“十月革命导致了整个人类生活方式的毁灭”，或者《古拉格群岛》那种大骂“共产主义的统治就是个大集中营”那种只有反共标语口号式的作品。其实，这种作品即使单从艺术角度上来看也是不能发表的。因为即使是站在共产党人的角度上高喊“资产阶级导致了整个人类生活方式的毁灭”，“资本主义的统治就是个大集中营”这种标语口号类型的作品，苏联也不会发表。

　　过去不少人宣称苏联有着“大量从未发表过的作品”。到苏联解体以后人们才发现，这一切只不过是自由派公知制造的谣言而已，苏联在国内没能得到发表的反共标语口号式文艺作品几乎都在国外发表了，从未发表过的作品寥寥无几：

　　【一位俄罗斯批评家半开玩笑地说，人们看到现已发表的“过去锁进抽屉的手稿”后发现，“这样的手稿要比刚开始发表时所谈论的少得多，这大概是因为苏联自由派作家更喜欢饮酒而不大乐意伏案写作的缘故”。

　　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编,纪念中国社会科学院建院三十周年学术论文集  外国文学研究所卷,方志出版社,2007.04,第157页】

　　另外值得注意的是，虽然那些在国外发表的作品造成了很大危害，苏联也并没有因为这个缘故把相关的人士抓起来。像《日瓦戈医生》的作者帕斯捷尔纳克仍然保留了高干待遇，住在豪华别墅里;《我们》的作者扎米亚金则在流亡国外期间仍然保留了苏联作协的编制，并按月领苏联寄来的工资;被处罚最重的《古拉格群岛》的作者索尔仁尼琴也只不过被赶到了西方去享受西方资本家的津贴而已，苏联方面多次表示其承认错误就可以回国……

　　当然，这并不是说社会主义国家的审查制度没有问题。纵容反共公知的活动本身就是一个很大的问题了。像笔者以前在文章中提到过，老电影《追捕》在中国大陆上映的时候，就把对于西方资本主义体制和普世价值批判最尖锐的内容几乎都删除了。而现在进口的那些好莱坞大片，最多的一类是由美国漫画改编的。在漫画的原著里边，几乎所有的反派均是苏联与中国的“共产主义渗透阴谋”，超级英雄则大多满嘴反共口号。(可参见下图)虽然现在为了在中国市场上映，在改编的电影中反共口号不再喊的那么响亮了，但是宣传“美国体制与主流价值观必然胜利”的思想内涵丝毫没有改变。可中国对于这些电影却往往都是无删减的上映……这种做法是很令人不可思议的。

三、资本势力对文艺的审查才是最严厉的

　　而相比之下，西方国家对于共产主义的恐惧近乎到了歇斯底里的程度。其审查的严厉程度远远超乎了人们的想象。我们就不说麦卡锡主义盛行的时代了，单单说一下麦卡锡垮台以后比较“正常”的状态吧。

　　对科幻有兴趣的朋友大概都知道，美国有一个非常著名的科幻小说家阿西莫夫。他原本父母是反共的白俄，在十月革命之后移民美国。但只因为其出生在苏联，并且在1956年的一部小说里边承认了最早的核电站不是美国而是苏联建成的(事实上世界上最早的核电站也的确是1954年苏联建成的，只是当时美国当局表示拒绝承认)，就被视为“有严重的苏联间谍嫌疑”，被FBI从1960年到1967年监视调查了7年之久。(可参见《为什么FBI曾怀疑科幻小说家阿西莫夫是前苏联间谍?》http://finance.sina.com.cn/roll/2019-02-26/doc-ihsxncvf7990616.shtml)

　　但是这种政治压制还不是限制最严的，限制最严厉的恰恰是资本势力的“合法审查”。因为西方国家实行的是资本主义私有制，无论是影视还是新闻出版都掌握在私人资本手中手中。文艺界的知识分子只不过是他们雇佣的奴才而已。正如《共产党宣言》当中所指出的：

　　【资产阶级抹去了一切向来受人尊崇和令人敬畏的职业的神圣光环。它把医生、律师、教士、诗人和学者变成了它出钱招雇的雇佣劳动者。】

　　也就是说，在这种体制之下，出版什么类型的文艺作品完全取决于老板的个人喜好，文艺工作者根本无权置喙。如果资本势力不同意出版，文艺工作者是没有任何办法干涉的。而那些掌控文化产业的资本势力显然不可能喜欢鼓吹共产主义革命推翻自己的作品(这是从整体上说，当然不排除有个别的进步人士)。如果要是文艺工作者创作一部宣传共产主义的作品，得罪了掌控文化产业的资本势力，无疑是自杀性质的行为。

　　相反，过去社会主义国家在文化上实行的是公有制体制，以文艺界名流为代表的高级知识分子差不多是最有话语权的群体。因此只要不是太出格太露骨的反共作品，负责审查的人一般是不会否决的，否则就会给自己带来很大的麻烦。即使在审查的时候不让发表的话，必须要有一个合理的解释。所以苏联解体以后，不要说是俄罗斯的爱国派作家，即使是自由派公知们也普遍认为，“市场审查比政治审查要厉害得多”。(可参考《文艺报》2000年3月2 5日俄罗斯文学专家张捷谈访录《当今俄罗斯文学与作家》)

　　所以我们就可以看到一个非常奇特的现象：几乎所有的社会主义国家当中都有着大量公开反共的公知和文艺界名流，而资本主义国家当中却几乎没有公开表示支持共产主义革命的知名人士，最多只是表达一点隐晦的同情。这说到底是因为社会主义国家当中的文艺界人士工作生活比较有保障，而资本主义国家当中的文艺界人士的饭碗则捏在资本势力手里。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也只有经济上的自由才能保证文艺界的创作自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