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年，网络和媒体不时报道，教育界论文抄袭和造假现象，如最近披露的北京电影学院翟天临博士论文抄袭、南京大学教授博导梁莹论文抄袭等。当确定他们的研究成果为“抄袭”的结论后，学校迅速做出反应，撤销他们的博士、教授、博导的资格。因此这些人必然都戴上“假博士”、“假教授”、“假博导”的帽子。笔者完全赞同这种观点。但这里区分“真假”的标准只是是否“抄袭”、“造假”、“剽窃”，那么没有抄袭、剽窃的论文和科研成果就一定是“真”成果吗?这些人一定是实实在在、货真价实的真文凭、真博士、真教授、真博导吗?笔者认为，区分真假文凭、真假博士、真假教授、真假博导还有其它一些标准，而且是更重要的标准。没有被发现抄袭、剽窃者未必就是真文凭、真博士、真教授、真博导。中国近几十年尤其是大学扩招以来，文凭数量，特别是硕士、博士、教授、博导数量也都成几何级数如同“雨后春笋”般地发展起来。正如中国当今市场上假冒伪劣商品满天飞一样，假文凭、假博士、假教授、假博导的数量也同样满天飞。中国当今究竟有多少“假文凭”、“假博士”、“假教授”、“假博导”呢?。
一般人们把具有较高学历的人都称之为知识分子。有文凭者特别是博士、教授、博导等都是知识分子。但知识分子也有完全的知识分子与不完全的知识分子之分。这是毛主席《整顿党的作风》一文中划分的。他把只具有书本知识而不具有实践知识的人称为“不完全的知识分子”，把既具有书本知识也具有实践知识的知识分子称之为“完全的知识分子”。应该说，博士、教授、博导是知识分子中的佼佼者，是优秀的知识分子，那就应该是“完全的知识分子”。用老百姓的语言讲，这种知识分子就应该具有真本事，即真才实学。因此笔者认为，只有具备真才实学、真正的才能和学识的文凭、博士、教授、博导才是真文凭、真博士、真教授、真博导。那么中国教育界有哪几种类型的文凭、博士、教授、博导不是真文凭、真博士、真教授、真博导呢?除了那种科研成果“抄袭”、“剽窃”之外，笔者认为，还有以下几种：
第一种，知识结构极其狭窄，只懂得专业知识或专业知识的某一方面。作为知识分子，不可能其知识样样精通，必须具备精深的专业知识。但只具备专业知识，其它知识特别是相近知识几乎等于零，是不行的。中国古代就要求知识分子“博学之”，博约结合。但我们今天的某些知识分子知识面就过于狭窄。笔者是搞哲学研究的，发现大学某些哲学教师只懂得哲学知识，而且只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知识。原大学公共政治课单独开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后改革为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许多教哲学的教师就必须教经济学原理，有个别哲学教师就声称自己讲不了经济学原理。前几年，笔者参加了一个历史学方面的学术研讨会，几个老师发言指出，历史研究存在严重的“碎片式”研究现象，即只研究历史发展中的某个人物、片段、事件，且把人物、片段事件与历史整体割裂开来孤立地研究。这种现象就是文革期间的电影《决裂》中的“马尾巴的功能”现象。笔者大学毕业留校后，曾经请教多位老教师如何做学问。一位老师告知之我，要在最小的领域知道最多的东西。而另外一位老师嘱咐我要“钻进去，跳出来”。实践证明，前一种方法错误，后一种方法正确。但教师队伍中确有依靠前一种方法获得教授等资格的。但在我看来，这种教授就是假教授。
第二种，买卖文凭获得的学位。自上世纪改革实行市场经济体制以来，商品交换原则以前所未有的大跃进式的速度渗透到社会生活各个领域，包括教育界。因此权学交易、钱学交易、学色交易现象极为普遍。我想任何一个熟悉教育领域问题的有正义感的同志都能够从自己的周围及媒体的报道中深刻感受到这种现象的客观存在及严重性。笔者可以断定，依靠这种方式获得的文凭、学位特别是硕士、博士学位全都是假的。而官员队伍中这种现象尤为严重。中国近些年来揭露的如此之多的腐败官员绝大多数都有较高文凭，甚至硕士、博士学位，包括中央党校的文凭。这样的文凭几乎100%都是假文凭。
第三种，利用权力获取职称、项目、研究成果者。高校中有这样一种现象。一个人一旦担任学校某种领导职务，如校长、院长、书记、处长等。其在评定专业职称时，校、院、系职称评审委员会或小组大多给与程度不同的照顾。这在高校已经是一条雷打不动的潜规则。同时，这种带有“长”的领导者为了评奖和获得科研项目，总是利用手中权力不同程度给自己创造各种有利条件。特别是在申报省市、国家级科研项目时，总是把自己作为项目负责人，其实项目具体操作和实施者大多都是其属下其他教师。而项目完成或出版书籍时，主编往往是领导者。这种科研实质是权力者利用手中权力窃取属下老师的科研成果。任何一个高校教师都能够感受到这种现象的普遍性。如果其属下教师不满意这种状况，那么这个教师早晚要受到权力者的程度不同的打击报复。那么这种主要依靠手中权力获取项目、奖励的教授、硕导、博导的资格能够是真教授、真博导吗?
第四种，不会运用所学知识分析现实问题。哲学认识论认为，认识的目的在于实践。毛泽东说，精通和掌握马克思主义的目的全在于应用，其实一切学习和掌握知识的目的全在于应用。但是笔者发现教育界和知识界，许多教授和专家在他那个专业领域，他的头脑就是一个图书馆或者仓库，问他知识性的问题他都能回答，但就是不能能够运用他的专业知识解释和分析现实问题，他也不引导他的学生分析现实问题，不去分辨现实生活中的特别是有争论或敏感性问题。古人讲到做学问的五个条件中最后两点就是“明辨之，笃行之”。而今天许多教授却做不到这一点，尤其是搞文科和社会科学的，不会分析现实生活中先进与落后、真理与谬误、善与恶、美与丑的对立，是非、善恶、美丑不分，甚至是非黑白颠倒。毛泽东在《改造我们的学习》一文中指出学校的一种严重现象即“在学校的教育中，在在职干部的教育中，教哲学的不引导学生研究中国革命的逻辑，教经济学的不引导学生研究中国经济的特点，教政治学的不引导学生研究中国革命的策略，教军事学的不引导学生研究适合中国特点的战略和战术，诸如此类。其结果，谬种流传，误人不浅。在延安学了，到富县就不能应用。经济学教授不能解释边币和法币，当然学生也不能解释。这样一来，就在许多学生中造成了一种反常的心理，对中国问题反而无兴趣，对党的指示反而不重视，他们一心向往的，就是从先生那里学来的据说是万古不变的教条。”因为这些教授本身就不愿应用，不敢应用，不会应用。今天我们的党校、大学教育中，这种现象有过之而不及。任何一个熟悉教授队伍和学界的同志都能够发现，自己周围这种现象太多太多了。笔者一生都在师范大学思想政治教育专业任教，发现许多思政老师甚至包括学科带头人根本不会研究社会生活、大学生及高校普通老师中客观存在的思想政治状况，更不会对其进行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的分析研究及解决途径。再举一例，中国前两年刚退下来的原教育部长袁某某本身就是是哲学博士生导师。这些年来，中国的教育问题极其之多，作为哲学博导的教育部长就应该运用哲学观点分析认识教育问题、根源及克服途径。但非常遗憾，笔者通过网上搜索，发现他几乎所有讲话丝毫没有哲学味道，既不正视也不会分析教育界的主要和根本问题。与“群众学哲学”成长起来的李瑞环同志的水平相差十万八千里。由此笔者质疑，这个教育部长的“博导”是“真博导”吗?他带出的“博士”是“真博士”吗?中国教育界存在的极其严重的问题在他在任期间，不仅得不到任何解决，且愈演愈烈。这不能不与他是否具有“真才实学”有直接的关系。再如，法的阶级性是马克思主义法学理论中最基本最基本、也是最根本最核心的观点。可是笔者发现整个中国法学领域，讲法的阶级性且运用这一观点、方法分析认识中国当代法律和依法治国现象少之有少。笔者认为，所有不承认马克思主义法的阶级性观点更不会运用阶级分析方法分析认识法学现象的博士、教授、博导在社会主义中国来说，都是假博士、假教授、假博导。
第五种，没有坚定政治方向。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毛主席在世时都强调我们的知识分子应该又红又专。所谓“红”就是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式，就是要求知识分子树立马克思主义和为人民服务的世界观，自觉掌握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自觉改造世界观。但是在整个中国教育界相当多的知识分子中，不仅自己不信不讲不讲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为人民服务思想，而且讽刺那些在课堂上对学生进行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教育的一些老师是对学生进行“洗脑”活动，而他们自己自觉不自觉用资产阶级的普及价值和自由主义理论指导自己的人生价值观、科研目的和影响学生。不仅理工科中存在，哲学社会科学队伍中也大有人在，甚至马克思主义理论队伍中。而中国共产党的最高学府中央党校甚至集中了许多反马克思主义、反社会主义、反无产阶级专政，反对共产党领导的教授、博导。人民大学周新城教授写文章就一针见血地揭露过中央党校教授反党现象，如王长江、蔡霞、周天勇等人。笔者认为，这些人统统都是假教授、假博导。他们培养的学生我们不能主观断定全部都是假硕士、假博士，但我坚信，其多数人都是假硕士、假博士。再有那个从省部级领导岗位退下来后又到中山大学担任教授的于某某在学校讲座活动中大肆攻击毛泽东和毛泽东时代。这种教授难道不是假教授吗?
也许有同志会批评指责我是否打击一大片?有时我也怀疑自己的观点，但我经过数十年对中国教育现状、中国知识分子队伍的观察及我个人运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分析认识这些现实问题。我认为自己的这种划分没有错误，实际情况有可能比我分析认识的还要严重。如对“假党员”的分析。如果单纯以是否履行正规的入党手续认识，“假党员”少之有少，比例几乎接近零。但运用是否真正坚信和践行共产主义而奋斗这一客观标准，那么中国当今近9000万党员队伍中，真正能够符合共产党员标准者可能10%都不到。我这种估计实事求是吗?
中国当代这种假文凭、假博士、假教授、假博导现象的严重泛滥及危害性、根源是多方面的，根治起来也是相当艰巨的。因篇幅所限，这里不再赘述，以后在适当时机笔者还会继续研究这一现象的。
2019年3月7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