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天，写了一篇《从“650万美元进斯坦福”谈起》，替北京的小白领们算了一笔账，按他们现在的平均工资计算，他们要不吃不喝290年，才能攒够650万美元。

　　算账而已，并没有别的意思，没想到却被人抨击为仇富，这倒使我觉得有必要对“仇富”这个概念做一番辨析了。

　　仇富并非一个新名词，但进入大众话语领域，却还要归功于一个“被正确地打成右派”的苍髯老贼的炒作，恕我因为过于厌恶而不愿意提起他的名字。

　　在主流经济学家的推波助澜下，“仇富”已经变成了一种非常强势的压制性话语，令很多试图对富人的骄奢淫逸有所批评的人心中凛凛，开口之前先要申明“我不是仇富”，或者说“我不仇富，是仇腐”，等等。似乎仇富已成为所有非富人的原罪，必须先行撇清。

　　这让我们再次体会到了话语霸权的厉害。其实，马克思在他煌煌三卷的天才著作《资本论》中，已经对富人之所以富，穷人之所以穷揭示得一清二楚了。

　　正是根据马克思发现的秘密，革命，无论是俄国革命还是中国革命，才具有了“剥夺剥夺者”、“拿回属于自己的东西”(列宁语)的天然正义性，而不是被仇富情绪驱使的无意义的暴乱。

　　政治与理论的论述，这里不展开了。继续对仇富本身进行辨析。

　　从哲学的角度看，富与贫，是一对矛盾，两者之间是对立统一的关系。仇富，正是贫富对立在心理和情绪层面的一种反映。

　　存在决定意识，只要存在贫富对立，就会存在仇富情绪，这也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

　　同样，既然是贫富对立，就不会只有仇富情绪。在仇富情绪的另一面，是嫌贫、仇贫、厌贫、恨贫等情绪。

　　和仇富情绪受到大张旗鼓的、无所不用其极的攻击不同，仇贫、厌贫情绪虽然更加广泛地、明目张胆地存在，但却没有受到攻击，反而被视为一种“文化”，甚至“文明”。

　　比如，在稍微高档一点的酒店、会所，就会看到“衣冠不整，禁止入内”的字样。在富人集中居住的社区、别墅区，保安也会对看上去像穷人的人严加盘查，不轻易放他们入内。

　　反过来，穷人的社区、穷人的娱乐场所，却从来不会对富人做同样的限制。

　　不仅如此，富人们出行的时候，还会用头等舱、商务舱等把自己和穷人隔离开。著名的泰坦尼克号的规则就是高层级舱室的客人可以随意到低层级舱室，但低层级舱室到客人却不能到高层级舱室。

　　郭德纲用一个流传甚广的段子表现了富人仇贫、厌贫的心理：“快，把方圆二十里内的穷人都给我赶走，我这人心善，见不得穷人。”

　　穷人的存在，使富人无法保持自己的伪善，也使他们感到不安全，这是仇贫心理的深层次原因。

　　与仇贫情绪同时存在的，是羡富、爱富的情绪。这是得到主流话语支持的，也得到了各种温度、浓度，各种口味的“鸡汤”慷慨的浇灌和滋养。

　　“650万美元”的女主角不是也在自己直播视频中大灌其鸡汤吗？

　　羡富、爱富的情绪，以及在羡富、爱富基础上产生的励志激情，客观上论证了富人财富的正当性，使富人成为成功学偶像，显得通体灿然，光环熠熠，所以大受鼓励，并被敕封为成熟、理性、“有志气”。

　　概括来说，仇富情绪，由于它是贫富对立的派生物而具有客观性，这种情绪不会因为受到攻击、诅咒而消失；同时，它由于受到《资本论》的理论支持而具有正义性。

　　在今天，仇富情绪客观上具有制衡富人滥用财富权力的作用，有助于暴富阶层逐渐形成健康的财富伦理，所以总体上是对社会有益的一种情绪。

　　对富人来说，被仇富情绪包围感觉是令人不舒服，甚至恐惧的。但在贫富矛盾中，富人才是矛盾的主要方面，所以应该由富人采取主动缓解仇富情绪，这就要求富人要善用自己的财富——不挥霍浪费，不四处转移，不用来帮助女性做邓文迪，也不是用来为女儿买一张外国大学的录取通知书，而是把财富用于助推中华民族的现代化，把自己定位为财富的看护者。

　　这样的话，尽管仇富情绪不会完全消失，但一定会大大缓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