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北美“新清史”的学术主张逐渐在国内引起较大反响。据称，该学派与“旧清史”的一个重要区别，就是高度重视发掘满语、蒙古语、藏语、察合台语等“内陆亚洲”民族的语言文献，并致力于从“内陆亚洲”视角重新认识清史的重要问题。因此，在具体的学术实践中，出现了将传统的清朝断代史研究与西方学界带有鲜明“阿尔泰学派”特色的内亚史研究相结合的学风特色。柯娇燕是“新清史”的代表人物之一，从其专著《满洲人》、《透镜》来看，她确实是一位试图将清史与内亚史紧密结合的新型满族史和清史学人。然而，内亚史研究牵涉的史料语种繁多，各种记载之间又屡现差异，研究者稍有不慎，即可能提出看似新意迭出最后却被证明错误的观点。笔者在阅读柯氏作品的部分内容后，即发现了某些史实误判。

　　差之毫厘 谬以千里

　　宋史专家邓广铭先生强调，治史者必须掌握“四把钥匙”，即年代学、历史地理、目录学和职官制度。对于剖析“新清史”的失误而言，这“四把钥匙”从总体上看依然没有过时。前三项均可直接适用于内亚史研究领域，鉴于内亚史研究需要处理多语种史料，元史前辈韩儒林先生提出的审音勘同之学，可作为剖析“新清史”的第四把钥匙。下面笔者就通过分析柯氏著述中若干失误之处，阐释以上观点。

　　我们来看柯娇燕著《创制蒙古人》最后一节，这一节通过考察1756年发生于喀尔喀蒙古的具有反清性质的“撤驿之变”，来揭示蒙古王公拥清或反清的不同政治立场，以表明国家认同和民族认同的复杂性。然而，在论述这一命题时，柯娇燕却将发动此次事变的主角青衮杂布的蒙古语名字，与定边左副将军(又称乌里雅苏台将军)成衮扎布的蒙古语名字弄混了。这一失误直接导致她在通篇叙述中，将发动反清事变的人由青衮杂布变成了一直效忠清朝的成衮扎布。在接下来的叙述中，柯娇燕又把成衮扎布错换成了他的弟弟车布登扎布，而“撤驿之变”的真正主角青衮杂布的名字，在整篇叙述中一次也未出现。在结论中，柯娇燕又一次将始终忠于清朝并先后担任定边左副将军的成衮扎布和车布登扎布兄弟二人，错误地定性为在反清还是拥清的政治问题上立场截然相对的成吉思汗后裔。如此一来，相关人物之间本来非常清楚的关系，却被柯娇燕搞得十分混乱，以上错误叙述与她原本讨论的相关命题也越行越远。可见，柯娇燕误识蒙古人名所产生的严重后果，可谓“差之毫厘，谬以千里”。假如她在审音勘同上受过良好专业训练，这类低级失误完全可以避免。

　　柯娇燕又在《创制蒙古人》中称，清代的大量蒙古史著作大多根基于《蒙古秘史》，后者是在1662年首次由清政府予以刊印，类似论述也见于她此前出版的《透镜》一书。她的这一论述恰恰又犯了一个年代上的巨大错误，将《蒙古秘史》在清朝的刊刻时间与另一部蒙古史籍《蒙古源流》的成书时间搞反了。有清一代，《蒙古秘史》在1908年以前从来就没有被刊刻过，当时流传的本子均承自明代的12卷刊本和抄入《永乐大典》的15卷本，前者后来仅留有残页，完整的本子仅为明刻的影抄本，故在相当长的时期内留传并不广。直到1908年，派生自影抄本的观古堂本由叶德辉刊行问世，该本的情况才公之于众。后者则被不少清人抄录或转抄，留传的范围更广一些，有的抄本甚至流散到国外。柯娇燕所谓1662年刊印《蒙古秘史》，其实是另一部重要的蒙古史书《蒙古源流》的成书时间。不过，该书的正式刊刻，则是乾隆年间之事。这样一来，柯娇燕所谓清代蒙古史著作大多根基于《蒙古秘史》这一观点，也就完全作废。需要指出的是，她本来是欲通过强调这一点，来证实安德森《想象的共同体》所提出的命题也适用于帝制晚期的中国：即大量刊印反映民族历史文化传统的书籍，会为民族主义的传播埋下种子。因此，她才无限拔高《蒙古秘史》在清代对蒙古人族性意识的形成所起到的重要影响。然而，由于整个命题的史实基石轰然倒塌，她所寄予厚望的理论体系也就仅剩一座空中楼阁。从这个例子可以看出，年代学何等重要，不可轻忽。

　　地理位置张冠李戴

　　柯娇燕的《创制蒙古人》在叙述西蒙古历史时，从其分布在巴尔喀什湖地区的时代说起。西蒙古人的早期名称为斡亦剌人，蒙古汗国和元朝时期，他们生活于贝加尔湖西北方的昂可剌河(安哥拉河)和该湖西方的谦河(叶尼塞河)之间的广阔区域。从地理上看，柯娇燕所说的“巴尔喀什湖”，似为“贝加尔湖”之误。她在《透镜》一书中所附的两幅反映清朝及其周边区域的大比例尺地图，可作为佐证。在前一幅地图中，她将“巴尔喀什湖”错误地标注为“贝加尔湖”(Lake Baikal)，而把蒙古正北方的“贝加尔湖”误标为“巴尔喀什湖”(the Lake Balkash)。在后一幅地图上，“巴尔喀什湖”的所在地未标注任何字样，“贝加尔湖”的位置却依然张冠李戴地标示着“巴尔喀什湖”。

　　经过上述对照，疑惑即可迎刃而解。柯娇燕竟然把相隔上千公里的“贝加尔湖”和“巴尔喀什湖”的地理方位弄反了。即便对一位史学新手来说，如此硬伤都是不可原谅的，居然出现在荣膺古根海姆学术研究奖和列文森中国最佳著作奖的资深教授身上，并且此类失误从1999年一直延续到2006年。这则例子已经足以说明，掌握正确的历史地理知识对内亚史研究是何等重要。

　　不熟悉学术源流

　　在“四把钥匙”中，目录学的范围最广，既包括基本典籍知识，又囊括学术源流史。柯娇燕的《满洲人》称，皇太极1630—1633年将莽古尔泰和阿敏排挤出权力中枢，将此二人原先各自所领的两旗与自己原先统领的一旗组成了上三旗。以后，柯娇燕又在《透镜》一书中，继续称上三旗成立于皇太极时期，源于莽古尔泰1633年去世后生前所领的镶白旗落入皇太极手中，成为上三旗之一。这些叙述存在颇多错误，需要纠正。阿敏、莽古尔泰分别于1630年、1631年被革去大贝勒，给皇太极大权独揽扫除了障碍，根本不用等到1633年。柯娇燕又将莽古尔泰生前实际所领的正蓝旗误作镶白旗，同时还把后者的逝世年份晚置了一年。

　　相比这些错误而言，柯娇燕更大的谬误在于，她不懂得上三旗实是正黄旗、镶黄旗和正白旗。上三旗的形成经历了一个变迁的过程，起初缘于皇太极执政时已握有正黄、镶黄两旗。顺治八年，世祖又利用清算多尔衮的机会，一举接手了后者生前所掌的正白、镶白两旗。以后虽然福临将镶白旗让出以安宗室，但正白旗从此专归皇权掌控，逐渐形成上三旗之制，最后被载入《八旗通志》中。柯娇燕却把上三旗的形成时间错移到入关以前，并将之与皇太极褫夺两大贝勒权力的政治事件联系起来，以致把上三旗的名称弄错了，她本人却浑然不知。这样的“研究”实际上是越做越糊涂，不啻于制造学术混乱。

　　（作者单位：中央民族大学历史文化学院）
   
    （原发于 2015-05-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