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穷人卫报》的标语：Established contrary to “law”, to try the power of “might” against “right”.

　　1836年初，《穷人卫报》和《警察纪事》这两份非法激进报纸一天的销量就能超过《泰晤士报》一周的销量。于是，如何压制这些报刊成为英国统治阶级的政治目标。英国议会通过辩论，认为应该放开英国媒体市场，让资本来控制媒体。这样一来工人阶级的声音就会自然而然地被消失，也就是说通过市场机制把工人报纸给压制住。当时另外一份很有影响的报纸——《每日导报》诞生于1910年英国印刷工人的一场罢工运动，原是一份激进的左翼报纸。到了1933年，它以200万份的每日销量成了世界上最畅销的报纸。因此，伦敦的保守报纸把它视作竞争对手，发动了一场针对它的市场战争。虽然有巨大而忠诚的读者群体，这份报纸最终还是没法在英国的报业市场安身立命。

　　1964年，《每日导报》停刊，其业主改出《太阳报》。1970年，变成小报后的《太阳报》以其用整版篇幅刊登半裸美女照片的‘第三版’名声大震，迅速成了英国报业市场的宠儿。《太阳报》与《世界新闻报》成为默多克全球新闻霸业的两块重要基石。在为英国工人阶级带来了八卦、美女和体育报道的同时，默多克通过自己的管理实践和麾下报纸的新闻报道，与撒切尔在摧毁英国工会和工人阶级力量的共同斗争中结成了铁板同盟，成了新自由主义全球化的急先锋。最著名的案例，一个是在1984到1985年，默多克所控制的媒体在撒切尔政府摧毁强大的英国矿业工会的斗争中持有坚定的反工会立场，另外一个是在1986至1987年，他对集团内部印刷工人工会给予了致命打击。在资本家控制的媒体里，不可能有工人阶级的声音。默多克就是一个极端案例——作为一个普遍原则，商业媒体中的消费者不同于”人民“。

　　加拿大国家最有影响的一份报纸叫《环球邮报》(Globle and Mail)，其在加拿大地位相当于美国的《纽约时报》。在加拿大的舆论场，与更右的《全国邮报》(National Post)相比，这份报纸还算偏“左”了。但一位曾在这份报纸就职的资深女记者在一次演讲中提到，她有一次在报道政府的新税收政策时，用了穷人和富人这样的词汇，结果她的主编就告诉她，你用这些词，是想挑起阶级斗争啊?在演讲中，她就开玩笑说：“我怎么来描述这些有钱的人?难道说Financially unchallenged(经济上没有障碍)吗?!”

　　所以实际上在西方报业里面，真正圈内的人会告诉你，很多情况下他们自己对阶级意识是非常敏感的，也很清楚自己所在媒体的政治立场和阶级立场，所以记者的自由是很受到阶级利益的影响的。除了这些主观的影响之外，还有广告逻辑在起作用，广告商不会去资助那些迎合下层民众的报纸，那样的报纸即使拥有再多读者，也赚不了大钱。

　　有一位研究英国报业史的学者说过一句非常好的话，广告成了事实上的报纸执照发放机构，“Advertising become a de facto licensing authority”。在商业化的媒体制度里面，广告商的利益能决定哪张报纸能够生存，哪张报纸不能生存。

　　从资产阶级“新闻自由”到列宁主义党报原则

　　新闻传播的阶级性意味着，仅仅废除报刊检查制度是不够的。为了维护最广大劳动者的利益，应当剥夺资本家的出版权 ，同时对广告实行垄断 ，彻底摧毁资本家利用报刊发财的基础。列宁认为，党报必须是脱离资本家赚钱的自由，阶级的自由是最重要的。尽管我们现在的媒体，已经在体制上成了执政党及其所领导的国家的媒体，在实践中往往成了压制工人声音的媒体。但是在历史上，共产党的媒体曾是我们现在所理解的“社会运动的媒体”，它们以一种促进社会变革的姿态，作为社会运动的一部分，从事舆论斗争和舆论动员工作。毛泽东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中也写道：“中国人民在几十年中积累起来的一切经验，都叫我们实行人民民主专政，或曰人民民主独裁，总之是一样，就是剥夺反动派的发言权，只让人民有发言权。”这是当年的党报原则的合法性所在。如今，从自由主义的立场来看，这一党报原则在体制上就变成了执政党对媒体进行垄断的历史和理论基础。但这并不应当掩盖在当时，这是革命斗争实践的结果这一事实。当然，也正是基于这一的历史实践，当时的党报肯定不会说媒体是中立的;相反，媒体在当时就是为革命运动的一部分，是有鲜明的党性和阶级立场的。这跟西方的新闻观念是不一样的，而且从新闻实践的角度，也不是所谓的中立报道，而是“我们是运动的一部分”。

　　从马克思开始，到后来尤其是列宁领导的工人或者说共产主义革命的过程中，通过社会运动来夺取政权这个过程中得出来的结论，就是没有什么抽象的新闻自由，报纸必须遵从这个党报原则。这个原则重要的前提是彻底摧毁资本家利用报刊发财，利用资本控制媒体的状况。资本控制的媒体表面客观，看似公正，看似记者有报道自由，但实际上是在阶级利益、也即资本家阶级的利益这一框架下运转的。毛泽东说的很清楚，在资本主义体制下，新闻自由的原则是有阶级内涵的，他所缔造的人民共和国就是要剥夺反动派的发言权，只让人民有发言权。当然说这个话的前提是当时毛泽东领导中国革命刚取得胜利。他是以一个胜利者的姿态，在对自己政权的人民性或者说革命性充满信心的语境下说的。

　　我相信在今天，虽然执政党也还在做媒体审查，但起码不敢像政权刚成立之初的那么理直气壮和理所当然。中国和西方的新闻制度的对比，并不是一个简单的，非此即彼的一个现象，或者说这边有自由那边没自由。因为现在中国共产党的媒体制度，实际上是从社会运动中出来的。媒体当年是跟社会运动联系在一起的，有很强的阶级性。

　　中国的媒体制度是在列宁主义的基础上建立的，是所谓的党性和人民性的统一，西方概念上的自由，是受到阶级性限制的。党的媒体就要为党说话，也就是现在所谓的党媒姓党，这没错，但关键还在于一句前提性的东西：这个党是一个“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党，一个除了最广大的人民的利益没有自己的利益的革命党。也正是在这一的框架里，中国的媒体从毛泽东写《论人民民主专政》以后，一直到1978年改革开放之前，它是没有商业化的，也就是说，那时中国的媒体是没有被当作资本牟利的工具的。

　　当然，这并不意味着当时的公有媒体不搞经济核算和经营，或者全部靠国家补贴。比如说某些刊物，例如《中国妇女》，在毛泽东时代虽然没有登广告和商业化，但是盈利的，因为它的发行量很大。这里的关键是，这些媒体不会去迎合市场，也不会被广告商的利益所影响，更不会被商业逻辑所左右。

　　但是到了1978年以后，一个很大的转变，就是把商业化的逻辑引入了媒体。当时的想法可能是，第一我们的政治经济发生了变化，要引入市场机制，那么引入广告就成为媒体转型的很重要的一部分，第二是到了78年79年的时候，国家的财政危机使国家不愿意拿更多的钱来资助媒体，所以就要求媒体实现商业化，并且觉得商业化后通过广告得来的利润很可能就使媒体本身发展壮大。虽然我不认为共产党把媒体商业化的目的是像当年的英国议会辩论一样，目的是把左派或者工人阶级的声音压制下去，但是，政府出于财政紧张的原因也好，或者出于整个市场经济起来以后，必然要求媒体市场化这一考虑也好，媒体商业化和市场化的客观后果，就是中国整个舆论场的右翼化。我写了两本关于中国传播的书，一本是1998年出版的，另外一本是2008年，十年之隔。从我追踪的媒体商业化与市场化的过程，就会很清楚地看到越是商业化，媒体越是精英化，越是为中产阶级说话，越成为广告商的话语平台。

　　比如说《北京青年报》是北京团市委的机关报，商业化以后，就开始在大街上、报摊上销售。由于一开始它是卖给所有大街上的人，立场还是比较迎合普通老百姓的。但是慢慢地随着商业化程度的加深，就慢慢转变为以订阅为主，而订阅的用户则以中产阶级家庭为主。所以这个报纸的口味就越来越迎合所谓的中产和白领。《北京青年报》后来出现了三个副刊，一个叫《汽车时代》，一个叫《广厦时代》，一个叫《电脑时代》。《汽车时代》为什么会出来?不就是通过这么一个专刊来卖汽车广告吗?《广厦时代》是卖房子嘛，《电脑时代》是卖IT产品。我们可以想想，为什么没有出一个《劳工时代》?因为他们想象不到出一个《劳工时代》会给报纸带来盈利。

　　当代中国媒体中理解工人阶级传播的困境

　　随着媒体的商业化程度日益加深，其口味越来越迎合社会上层。所出的专刊，所分的栏目，就越来越符合赚钱的目的，而不是按照社会的人群来划分。比如，在商业化过程中，很多省报都把自己的农村版变成了都市报。所以媒体商业化的过程就是一个媒体的声音右翼化和把下层的工人农民边缘化的过程。当然，我们也不能说商业化之前工人阶级的声音就有多么强大，但是商业化以后，媒体关于工人阶级，关于工人、工厂和工业的内容就减少了，这也是有研究证明了的。

　　当我研究媒体1999年关于中国加入WTO的报道时候，我分析了400多篇文章，根本没有发现工人阶级的声音，连《工人日报》都没有，农民的声音就更不用说了。以前毛泽东时代的时候，写新闻报道的时候有时候会形式主义，但是即使是形式主义，新闻报道也要说一下工人农民是怎么看待某一事情的。等到1999年的时候，连这样的象征性的表达都没有了。总之，商业化的过程就是一个工人阶级声音消逝的过程。

　　湖南卫视也有一个很经典的例子，它曾经有一个栏目是关于农村问题的，那个栏目拿过奖，但是当后来湖南卫视决定走娱乐路线的时候，这个节目马上就被边缘化了。1990年代开始，收视率在电视台中起到越来越关键的作用，搞所谓的末位淘汰制度，什么节目收视率不高就会被淘汰。这个以收视率为中心的制度本身就很有问题。有意思的是最近几年两会的时候经常会讨论这么一个问题，主管部门在指导思想方面也有纠偏的意识，但这会触动既得利益，改变起来不会容易。

　　有关媒体商业化的过程就是一个工人阶级声音边缘化的过程，在我和吴畅畅合写的一篇文章里，已有很多详细分析，这里再提几个案例。我觉得最有代表性的两个案例是媒体关于孙志刚事件和王斌余事件的报道。王斌余是一个讨薪的工人，被工头逼得没办法了，一怒之下杀了几个人。因为出现了讨薪出人命的事情，刚开始，新华社作为传统党报原则的体现，就把他当做一个让各级领导和全社会汲取教训的案例，其报道口气相当于说，“你看看，如果逼急了他们是会走这样的一条血腥的路的”，所以我们要给工人发工资。但是，当左翼网站有把王斌余的境遇为全体工人阶级说事的时候， 商业化的媒体就非常警觉，不愿意把王斌余的事情和工人阶级普遍利益相联系，而说媒体应该就事论事地客观报道王斌余杀人这一事情，也即刑事案件本身。也就是说，商业化的媒体——尤其是以《南方周末》、《南方都市报》为代表的商业媒体很快就认识到，在王斌余这个事情上，不能把他的当做为工人阶级整体利益说事。在他们看来，受到压制没法拿到工资这个问题应该是一个个体问题，而不应该当成工人阶级的普遍的问题。这个事情就和前面孙志刚事情成为对比。报道孙志刚事件的时候，媒体用的是自由主义的框架，孙志刚代表者所有在城市里面没有户口的公民。总之，商业化媒体在这两个问题上有两套标准。

　　还有一个例子，2004和2005年那段时间，在郎咸平反对国企的私有化的极端行为的同时，重庆的一个工厂的工人阶级为反抗工厂私有化正在进行艰辛的抗争。但是商业化媒体就是不报道工人阶级的这些斗争，却把郎咸平报道成“孤军奋战”的英雄。

　　从以上案例，我们也可以发现，国内媒体和工人阶级的抗争的互动是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到了通钢事件发生的时候，由于其极端性和暴力性，包括《中国新闻周刊》这样的媒体对工人阶级的抗争开始有所报道;但是，直到本田罢工的时候，媒体的报道才更多一些，对工人阶级的利益呼吁也有所正面反应。但是，我们也能清楚看到，商业化媒体对工人阶级的阶级利益的报道，尤其是工人阶级为掌握自己生产资料所进行的抗争，没有任何的同情，甚至连最起码的理解都没有。对这样的立场，商业化媒体就是视而不见。

　　也就是说，相对于党报，有时候市场化媒体还是报道了一些包括工人抗争这样的底层问题，但是这个报道本身是放在自由主义或新自由主义的框架中的。一方面，改革开放的过程本身就包含着媒体的商业化过程，不管执政党或者媒体改革者是否有意要把工人阶级的声音边缘化，但是客观上就是这样的效果;另一方面，改革开放的过程也是新工人阶级形成的过程，而在新工人阶级在形成过程中，在主流媒体上没有自己的声音，在商业化媒体上也是没有声音的。这就是我们中国改革开放的意识形态现实。

　　新时期由于媒体对工人阶级视而不见，最多大概五一节的时候来一句“工人阶级领导一切”，再做一点官样文章，平时基本上很少有工人阶级视角。在上海某大学任教的一位同事告诉我，在给本科生上课的时候 ，有一个学生站起来问：老师，什么叫做工人?也就是说，连“工人”这个词都在公共话语里面都消失了。这个现象的确触目惊心，也不能不让人揪心。一方面宪法宣称这是一个是工人阶级领导的国家，另一方面在现实中工人阶级的声音基本上被边缘化了，或者在话语层面根本就不存在。

　　党媒姓党：工人阶级传播的希望？

　　通钢罢工事件中，工人阶级的铁拳都把资本家的代理人给打死了，这种是属于“人咬狗”性质的新闻，具有所谓的“新闻价值”，这种情况下可能媒体再也忍不住了。官方的媒体也好，商业化的媒体也好，都开始报道这个事情。但是这种报道不可能真正地站在工人阶级一边说话。中国媒体是通过革命出来的，它的合法性建立在一个列宁意义的党性原则的基础上，但是这个过程中由于党本身的阶级基础的变化，党本身变得右翼化或者说全民化——有些党员甚至官僚资本化，政治立场发生了变化。当上面主管舆论工作的领导，在指说市场逻辑和掌握舆论导向是一致的时候，我真的不知道他们是不懂装懂呢，还是真的不懂。官方的说法是说，社会效益第一，商业效益第二，争取两者结合，但是怎么结合?如果你承认这个国家是要走向社会主义的，那怎么想象一个商业化的媒体体制能与此同时是一个保持社会主义性质的媒体体制呢?国内媒体一直宣称改革道路是一个康庄大道，在这个过程中要保持舆论导向。那么市场化怎么能保证媒体的社会主义导向、保证工人阶作为国家领导阶级的文化领导权呢?这几年有关部门不断重申党媒要姓党，也通过党政号令要求媒体“走基层”，开展“三项教育”、群众路线教育等活动。也就是说一方面它要深化媒体市场化，通过商业逻辑把媒体做大做强，一方面又用政治手段、动员的手段，让记者们不要脱离群众不要脱离底层人民。虽然这些政治措施也有一定的作用，但要从根本上要扭转媒体的中产化甚至资产阶级化的倾向，是不容易的，因为整个奖赏机制和日常运作逻辑都是商业化的，媒体人已经内在化了的价值体系和专业规范也是深受西方新闻观念影响的。从习近平总书记的文艺座谈会中对极端商业主义的批评可以看出来，也许上面对商业主义是有所警觉的。但文艺座谈会的所针对的是艺术界、艺术家、文艺界，而不是媒体界。到现在为止，据我从外部观察，除了近年两会上针对收视率的一些道德主义的批评，政治体制对媒体商业化的政治后果的认识仍然是不清晰的。

　　实际上，就是在学界，深入研究媒体商业化的本质的传播学者也非常稀缺，只有我们这些搞传播政治经济学的少数学者，苦口婆心地希望把商业化媒体的政治逻辑解释清楚。现在是很关键的一个时刻，从文艺座谈会上对极端商业主义的批评和对所谓的党管媒体、政治家办报的不断重申可以看出来，官方是想从政治角度来认知媒体的。但是如果对媒体商业化的政治内涵的理解出发，如果从共产党的宗旨出发，我觉党性原则和商业化的媒体运作机制，更不必说网络媒体的国内外资本主导，这两者之间，是有张力、甚至不可调和的矛盾的。

　　这几年，主管部门在压制某些声音方面是变得越来越重手，如果用西方新闻自由的话语来看中国媒体管理的现实，就必然会得出管得越来越紧这一结论：西方媒体也是这么报道的。当下的理论挑战是，能否理直气壮地回到列宁的党性原则和毛泽东《论人民民主专政》?而当下的媒体机制和媒体实践挑战是，能否真正让“工农联盟”这一宪法中的权力主体在舆论场中有更实质性的表达?

    当然，这并不意味着当时的公有媒体不搞经济核算和经营，或者全部靠国家补贴。比如说某些刊物，例如《中国妇女》，在毛泽东时代虽然没有登广告和商业化，但是盈利的，因为它的发行量很大。这里的关键是，这些媒体不会去迎合市场，也不会被广告商的利益所影响，更不会被商业逻辑所左右。

　　但是到了1978年以后，一个很大的转变，就是把商业化的逻辑引入了媒体。当时的想法可能是，第一我们的政治经济发生了变化，要引入市场机制，那么引入广告就成为媒体转型的很重要的一部分，第二是到了78年79年的时候，国家的财政危机使国家不愿意拿更多的钱来资助媒体，所以就要求媒体实现商业化，并且觉得商业化后通过广告得来的利润很可能就使媒体本身发展壮大。虽然我不认为共产党把媒体商业化的目的是像当年的英国议会辩论一样，目的是把左派或者工人阶级的声音压制下去，但是，政府出于财政紧张的原因也好，或者出于整个市场经济起来以后，必然要求媒体市场化这一考虑也好，媒体商业化和市场化的客观后果，就是中国整个舆论场的右翼化。我写了两本关于中国传播的书，一本是1998年出版的，另外一本是2008年，十年之隔。从我追踪的媒体商业化与市场化的过程，就会很清楚地看到越是商业化，媒体越是精英化，越是为中产阶级说话，越成为广告商的话语平台。

　　比如说《北京青年报》是北京团市委的机关报，商业化以后，就开始在大街上、报摊上销售。由于一开始它是卖给所有大街上的人，立场还是比较迎合普通老百姓的。但是慢慢地随着商业化程度的加深，就慢慢转变为以订阅为主，而订阅的用户则以中产阶级家庭为主。所以这个报纸的口味就越来越迎合所谓的中产和白领。《北京青年报》后来出现了三个副刊，一个叫《汽车时代》，一个叫《广厦时代》，一个叫《电脑时代》。《汽车时代》为什么会出来?不就是通过这么一个专刊来卖汽车广告吗?《广厦时代》是卖房子嘛，《电脑时代》是卖IT产品。我们可以想想，为什么没有出一个《劳工时代》?因为他们想象不到出一个《劳工时代》会给报纸带来盈利。

　　当代中国媒体中理解工人阶级传播的困境

　　随着媒体的商业化程度日益加深，其口味越来越迎合社会上层。所出的专刊，所分的栏目，就越来越符合赚钱的目的，而不是按照社会的人群来划分。比如，在商业化过程中，很多省报都把自己的农村版变成了都市报。所以媒体商业化的过程就是一个媒体的声音右翼化和把下层的工人农民边缘化的过程。当然，我们也不能说商业化之前工人阶级的声音就有多么强大，但是商业化以后，媒体关于工人阶级，关于工人、工厂和工业的内容就减少了，这也是有研究证明了的。

　　当我研究媒体1999年关于中国加入WTO的报道时候，我分析了400多篇文章，根本没有发现工人阶级的声音，连《工人日报》都没有，农民的声音就更不用说了。以前毛泽东时代的时候，写新闻报道的时候有时候会形式主义，但是即使是形式主义，新闻报道也要说一下工人农民是怎么看待某一事情的。等到1999年的时候，连这样的象征性的表达都没有了。总之，商业化的过程就是一个工人阶级声音消逝的过程。

　　湖南卫视也有一个很经典的例子，它曾经有一个栏目是关于农村问题的，那个栏目拿过奖，但是当后来湖南卫视决定走娱乐路线的时候，这个节目马上就被边缘化了。1990年代开始，收视率在电视台中起到越来越关键的作用，搞所谓的末位淘汰制度，什么节目收视率不高就会被淘汰。这个以收视率为中心的制度本身就很有问题。有意思的是最近几年两会的时候经常会讨论这么一个问题，主管部门在指导思想方面也有纠偏的意识，但这会触动既得利益，改变起来不会容易。

　　有关媒体商业化的过程就是一个工人阶级声音边缘化的过程，在我和吴畅畅合写的一篇文章里，已有很多详细分析，这里再提几个案例。我觉得最有代表性的两个案例是媒体关于孙志刚事件和王斌余事件的报道。王斌余是一个讨薪的工人，被工头逼得没办法了，一怒之下杀了几个人。因为出现了讨薪出人命的事情，刚开始，新华社作为传统党报原则的体现，就把他当做一个让各级领导和全社会汲取教训的案例，其报道口气相当于说，“你看看，如果逼急了他们是会走这样的一条血腥的路的”，所以我们要给工人发工资。但是，当左翼网站有把王斌余的境遇为全体工人阶级说事的时候， 商业化的媒体就非常警觉，不愿意把王斌余的事情和工人阶级普遍利益相联系，而说媒体应该就事论事地客观报道王斌余杀人这一事情，也即刑事案件本身。也就是说，商业化的媒体——尤其是以《南方周末》、《南方都市报》为代表的商业媒体很快就认识到，在王斌余这个事情上，不能把他的当做为工人阶级整体利益说事。在他们看来，受到压制没法拿到工资这个问题应该是一个个体问题，而不应该当成工人阶级的普遍的问题。这个事情就和前面孙志刚事情成为对比。报道孙志刚事件的时候，媒体用的是自由主义的框架，孙志刚代表者所有在城市里面没有户口的公民。总之，商业化媒体在这两个问题上有两套标准。

　　还有一个例子，2004和2005年那段时间，在郎咸平反对国企的私有化的极端行为的同时，重庆的一个工厂的工人阶级为反抗工厂私有化正在进行艰辛的抗争。但是商业化媒体就是不报道工人阶级的这些斗争，却把郎咸平报道成“孤军奋战”的英雄。

　　从以上案例，我们也可以发现，国内媒体和工人阶级的抗争的互动是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到了通钢事件发生的时候，由于其极端性和暴力性，包括《中国新闻周刊》这样的媒体对工人阶级的抗争开始有所报道;但是，直到本田罢工的时候，媒体的报道才更多一些，对工人阶级的利益呼吁也有所正面反应。但是，我们也能清楚看到，商业化媒体对工人阶级的阶级利益的报道，尤其是工人阶级为掌握自己生产资料所进行的抗争，没有任何的同情，甚至连最起码的理解都没有。对这样的立场，商业化媒体就是视而不见。

　　也就是说，相对于党报，有时候市场化媒体还是报道了一些包括工人抗争这样的底层问题，但是这个报道本身是放在自由主义或新自由主义的框架中的。一方面，改革开放的过程本身就包含着媒体的商业化过程，不管执政党或者媒体改革者是否有意要把工人阶级的声音边缘化，但是客观上就是这样的效果;另一方面，改革开放的过程也是新工人阶级形成的过程，而在新工人阶级在形成过程中，在主流媒体上没有自己的声音，在商业化媒体上也是没有声音的。这就是我们中国改革开放的意识形态现实。

　　新时期由于媒体对工人阶级视而不见，最多大概五一节的时候来一句“工人阶级领导一切”，再做一点官样文章，平时基本上很少有工人阶级视角。在上海某大学任教的一位同事告诉我，在给本科生上课的时候 ，有一个学生站起来问：老师，什么叫做工人?也就是说，连“工人”这个词都在公共话语里面都消失了。这个现象的确触目惊心，也不能不让人揪心。一方面宪法宣称这是一个是工人阶级领导的国家，另一方面在现实中工人阶级的声音基本上被边缘化了，或者在话语层面根本就不存在。

　　党媒姓党：工人阶级传播的希望？

　　通钢罢工事件中，工人阶级的铁拳都把资本家的代理人给打死了，这种是属于“人咬狗”性质的新闻，具有所谓的“新闻价值”，这种情况下可能媒体再也忍不住了。官方的媒体也好，商业化的媒体也好，都开始报道这个事情。但是这种报道不可能真正地站在工人阶级一边说话。中国媒体是通过革命出来的，它的合法性建立在一个列宁意义的党性原则的基础上，但是这个过程中由于党本身的阶级基础的变化，党本身变得右翼化或者说全民化——有些党员甚至官僚资本化，政治立场发生了变化。当上面主管舆论工作的领导，在指说市场逻辑和掌握舆论导向是一致的时候，我真的不知道他们是不懂装懂呢，还是真的不懂。官方的说法是说，社会效益第一，商业效益第二，争取两者结合，但是怎么结合?如果你承认这个国家是要走向社会主义的，那怎么想象一个商业化的媒体体制能与此同时是一个保持社会主义性质的媒体体制呢?国内媒体一直宣称改革道路是一个康庄大道，在这个过程中要保持舆论导向。那么市场化怎么能保证媒体的社会主义导向、保证工人阶作为国家领导阶级的文化领导权呢?这几年有关部门不断重申党媒要姓党，也通过党政号令要求媒体“走基层”，开展“三项教育”、群众路线教育等活动。也就是说一方面它要深化媒体市场化，通过商业逻辑把媒体做大做强，一方面又用政治手段、动员的手段，让记者们不要脱离群众不要脱离底层人民。虽然这些政治措施也有一定的作用，但要从根本上要扭转媒体的中产化甚至资产阶级化的倾向，是不容易的，因为整个奖赏机制和日常运作逻辑都是商业化的，媒体人已经内在化了的价值体系和专业规范也是深受西方新闻观念影响的。从习近平总书记的文艺座谈会中对极端商业主义的批评可以看出来，也许上面对商业主义是有所警觉的。但文艺座谈会的所针对的是艺术界、艺术家、文艺界，而不是媒体界。到现在为止，据我从外部观察，除了近年两会上针对收视率的一些道德主义的批评，政治体制对媒体商业化的政治后果的认识仍然是不清晰的。

　　实际上，就是在学界，深入研究媒体商业化的本质的传播学者也非常稀缺，只有我们这些搞传播政治经济学的少数学者，苦口婆心地希望把商业化媒体的政治逻辑解释清楚。现在是很关键的一个时刻，从文艺座谈会上对极端商业主义的批评和对所谓的党管媒体、政治家办报的不断重申可以看出来，官方是想从政治角度来认知媒体的。但是如果对媒体商业化的政治内涵的理解出发，如果从共产党的宗旨出发，我觉党性原则和商业化的媒体运作机制，更不必说网络媒体的国内外资本主导，这两者之间，是有张力、甚至不可调和的矛盾的。

　　这几年，主管部门在压制某些声音方面是变得越来越重手，如果用西方新闻自由的话语来看中国媒体管理的现实，就必然会得出管得越来越紧这一结论：西方媒体也是这么报道的。当下的理论挑战是，能否理直气壮地回到列宁的党性原则和毛泽东《论人民民主专政》?而当下的媒体机制和媒体实践挑战是，能否真正让“工农联盟”这一宪法中的权力主体在舆论场中有更实质性的表达?

   （原发于 2016-04-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