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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大哲学系的李醒尘老师是当年“第一张大字报”的七作者之一，平时喜欢和学生们神侃。有时在二十一楼那间教工宿舍，他两手抄在后脑勺，半躺半倚在高低床的下铺，一聊就是大半天。八七年春天某日，说起毕业找工作，李老师向我们透露说：某处新成立了一个美学研究所，需要人。说着抽出一本新杂志，同学几个凑过去看，竟是《文艺理论与批评》创刊号，封二赫然印有几位领导人的隆重题词。我们当时比较懵懂，但确实有些憧憬。隔两天，我和同学李军，蹬上自行车就进了城。
前海西街十七号，绿瓦灰墙红柱子，是恭亲王府的巨大院落。我们那时都熟悉香港导演李翰祥的电影《垂帘听政》和《火烧圆明园》，知道这是鬼子六奕訢的旧府邸。进院找人打听，大家开始都有点茫然：美学研究所?没有啊。新成立的?咳，是马列所吧!
研究所都不坐班，找人不太容易。我们很幸运，第一次去就见到了陆梅林所长，问了问情况，算是例行的“侦察”。李军当时对新儒学感兴趣，曾考虑去深圳大学国学研究所，后来又准备留校，最终去了中央美院。所以，第二次我自己单独前往，表达了工作的意向。陆先生待晚辈亲切热诚，举止谈吐干练果决，颇有一种“老布尔什维克”的风范。他抗战期间在桂林学俄文，后来参加新四军，是大名鼎鼎的“皮旅”(皮定钧旅)的团文教干事，随军亲历了中原突围，建国后在马列编译局工作。他那时已经六十开外，一头粗硬的华发灰白相间，戴一副瓶子底厚的深色边框眼镜，开口一笑，犬牙交错，很有喜感。他对我说：“小祝，你来，我们欢迎!以后要走，我们欢送!再回来，还欢迎!”那是在恭王府院落深处俗称“九十九间半”的后罩楼西侧、名为“宝约楼”的二层一间斗室里。当时在座的还有程代熙先生，话不多，矜持地微笑着。另有郑伯农老师，他的办公室在楼下，有事正要离开，被陆先生叫住，坐下一言不发，肤色幽暗，神情峻严。
我因为疏懒，后来一直拖延着没按原计划到其他单位，比如到社科院去探探虚实;最后入职在这个所，原因是多方面的，比如恭王府红漆剥落、庭院萧索的环境比较对我胃口;但是，陆先生的那番话肯定触动了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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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马列所，就是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研究所，1986 年9 月刚成立，《文艺理论与批评》杂志同时创刊，陆梅林老师任所长，程代熙老师、盛同老师任副所长;陈涌先生任杂志主编，平常不上班，在家看稿，陆、程任副主编，郑伯农任常务副主编。我当时有一整套研究计划，可报到上班后，却被安排在《文艺理论与批评》做编辑，按陆先生的说法，进所里做研究之前，先要在编辑部“实习一年”。那会儿，编辑部有一间大办公室，一共六个人，一分为二作理论组和评论组。我在理论组，组长是王苏生，老大哥，心思细致，爱好集邮，是北京“国关”的老大学生。隔壁一间狭长的办公室，是郑伯农、蔡毅、李正忠三位编辑部领导。老蔡是编辑部主任，老李是副主任。那时候还延续了上个时代的习惯，上下级关系轻松随意，我们几个小青年，除了喊陆、程老师外，其他一律都是老郑、老蔡、老李，直到九几年才慢慢改口。记得有回全所在编辑部大办公室开会，二十多人各自找地儿坐下，陆所长最后一个进来，已经没有空座，他就拎过一捆杂志，兀自坐在上面主持会议，大家也不以为非。
那时，80 年代的意识形态博弈已经短兵相接。八一年批《苦恋》，八三年清除精神污染，八七年反资产阶级自由化，意识形态领域的这些争论和整肃，折射的是更深刻广阔的历史转折和巨变。20 世纪，从一次大战和俄国革命到亚非拉反殖反帝运动——具体到中国，从五四、北伐到抗战、建国，再到大跃进和“文革”，无论对于世界还是中国，20 世纪都堪称“战争与革命”的世纪。但是，70 年代，随着越南战争结束和中国“文革”破产，“战争与革命”的时代趋于中止，一个“资本与全球化”的时代正酝酿登场。这是就世界而言。另一方面，中国的具体情况还包括，70 年代，以国防工业建成及中美战略和解为标志，近代以来持续一百多年的“救亡”阶段宣告结束，历史即将进入一个新的“发展主义”时期。世界史周期和中国现代史周期再次重叠，一次大转折已不可避免，反映在意识形态领域，就表现为知识分子对革命文艺和革命理论的反叛与清算，表现为80 年代初期伤痕文学的流行和异化哲学的讨论，以及80 年代中期以后展开的先锋文艺、新启蒙和文化讨论。
两个时代、两种价值观、两套理论话语碰撞冲突，一批文艺家和理论工作者，从延安时代的老一辈，到已届中年的“文革”前大学生，有感于两个历史周期的交接轮替，试图从文艺理论这个领域，对传统社会主义有所坚守，也有所增益。那么问题就是：为什么是在文艺理论这个学科内呢?
80 年代，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是一个准备阶段。如果说90 年代以来是资本登场，是市场化、私有化、全球化，是真金白银分割财富的时代，那么，80 年代更多要解决的则是价值观或意识形态的问题：要以个人本位取代传统社会主义的集体伦理和家国观念——因为孤立的、原子化的个人更适合市场交易和金钱支配的环境，所以当时的论争集中于象征符号，即文艺层面。因此，80年代文学成为热点和前沿，90 年代经济学上升为显学。就文学内部而言，“文革”结束，以伤痕文学开其端，创作实践突破传统的革命文学体制，表达了另一种趣味和立场，这种趣味和立场从形象到思想，从情感到逻辑，在80 年代中期已经延伸、上升到了文艺理论层面，以新方法论和文学主体论为代表，当时被称誉为“我们时代的文艺理论”。
这一切当然不是我们那会儿所能理解的。我当时正沉浸于哲学，先后膜拜过海德格尔和解构主义，离校前夕，经请示所领导，用那台笨重的复印机，在盛夏之日汗流浃背地复印了几十种从学校图书馆借来的胡塞尔、海德格尔、梅洛- 庞蒂、保罗·利科等人的著作。告别求学七年的校园，进入社会，内心迟疑而茫然，似乎是希望通过继续沉浸于这些现代哲学名作，通过继续蜷缩在理论象牙塔内部，来延续学生时代的某种精神世界，以免沉埋在庸碌琐屑的世俗社会和日常生活中。但是，凌空蹈虚的追求，使空虚感和疏离感愈发严重，云端的哲学思维需要一系列“社会科学”的中介，才能捕捉大地上的实在之物。空洞的“能指”寻找坚实的“所指”，于是离校不久，便开始将精力稍稍转向“现实”，转向“实学”，一开始是阅读那会儿能找到的一本《曾国藩传》(忘了作者是谁)和广益书局版的《曾文正公著述八种》，大体的方向是从中国近代史入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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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九十年代之交，国内国际的一连串事变使得“现实”更加凸显，已无可回避。怎样解释“中国”，怎样把“中国”放在纵向的1840年以来的历史和横向的当代国际关系中给以理解，是紧迫的问题。那两三年，何新的系列对话和文章陆续发表于报刊，在知识界曾独树一帜，其融合国家主义和社会主义的观点及思路给我很深的印象和启迪。我还记得，他那篇同日本经济学家对谈的长文《论世界经济形势与中国经济问题》载于九零年十二月的《人民日报》，我是在单位食堂排队打饭时一手提着饭盆，一手捧着报纸，全神贯注开始阅读的。在九五年写作的书稿《新时期以来的美学与知识分子》中，我曾对何新这个“思想史的个案”做过较细致的分析。
另外还有一个细节。九一年冬，从重庆出差回京的夜车上，同行有所里几位同事和其他几个北京的学者，其中一位是王仲。他是延安时期的版画家王琦的二公子，也创作，也评论，大约一米九的个子，长发飘飘，风流倜傥。王仲很健谈，从“文革”大字报到新时期文坛八卦，纵论天下，亦庄亦谐，他特别提到六九年在北京放映切·格瓦拉传记片的情景，每每称格瓦拉为“切”，感觉洋派而又新鲜。王仲是那几年美术界另类的左派批评家，同文艺界另两位学者一起被戏称为“三剑客”，在美术界有点形单影只，年近五十，据说还是中级职称。当时，其他两位“剑客”都已各得其所，大家聊到这种个人际遇，我调侃他说：人家两位都有了归宿，你怎么样?王仲那时坐在硬卧车厢下铺靠窗的位置上，不急不恼，优雅地笑说：我是永远漂泊的雅各宾。我不由得打量眼前这位长发披肩的艺术家，脑海中第一次把“左派”与“才华”叠印在一起，乃至多年后仍记得这一幕。回京后，我找来上海人民出版社七五年版的《切·格瓦拉》(作者是美国记者丹尼尔·詹姆斯)，一口气读完。格瓦拉的浪漫形象及传奇经历，对“小资”颇有杀伤力，常常成为“小资”左转的枢纽和初阶。从这里出发，经过马、列、毛，再到对“文革”及其流产的关注和思考，是一个从情感到思维、从感性到理性的认知深化的过程。
大约九五年夏，中国社会主义文艺学会请来台湾作家陈映真先生，在张自忠路七号和敬公主府院内的中纪委招待所，搞了一次座谈，由他来主讲两岸关系和台湾问题。学会是一个社会团体，成立于九三年，其主要成员与所、刊多有重叠，所以我也旁听了座谈。这是我第一次见到陈映真，也见识了他的左翼立场，他将社会经济、国际关系和意识形态表象从深层联结起来给以分析的方法所表现出的机敏、广博和穿透力，还有其儒雅谦逊的风度，使人耳目一新。那些年，所、刊、会同陈映真交往很密切，每年他来北京，我一般也都会去见他。九八年冬的一次会议后，他说要介绍我认识一个人。不久，一个叫“闻迪”的老大哥来恭王府找我，他是老清华学生，80 年代定居美国，参加过“文革”，深思而豪迈，那些年经常回国，交游甚广。以后，闻迪介绍我认识了许建康，许在宾汉姆顿大学读书，是沃伦斯坦的学生，当时正和童小溪一起编辑有名的电子刊物《中国与世界》。许又通过电子邮件介绍我认识了在北京的朋友，绕了一大圈，转回身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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刚工作时，到编辑部“实习”，一年期满后我要求回所做研究，陆先生说“再沉一沉”。一年后再要求，陆先生还说“再沉一沉”。一晃就到了九八年，那会儿编辑部已经搬到恭王府那个坐南朝北、面向瞻霁楼的两个套间的办公室，在里间，李正忠老师让我并排坐，手把手，教我做主编发稿的手艺。老李早年在中央音乐学院作曲系读书，“文革”中毕业离校，在河北山西下放几年，70 年代初到国务院文化组，见闻广博，经历丰富。老李工作上有理念、有办法，办事豪爽利索，同时又心细如发，是个“发动机”式的人物。他当头儿那几年，治所办刊若烹小鲜，和老李共事，工作变成了事业，不知不觉中竟盼着上班。
从90 年代末到新世纪初，一方面，工人身份转换，三农问题凸显，经济社会关系丕
变;另一方面，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出口导向，逐步占据全球产业链的中低端，并逐步扩张、攀升。改革和开放同时抵达一个转折点，“三个代表”则重新表述了执政党宗旨。经济转型、社会转型、执政党转型连贯进行，当代史的底牌逐次翻开，但其重要含义并未得到认识。
坦率说，马克思主义仍然是认识现实的最有效的理论工具。马克思主义包含两个方面，首先，是对社会历史构造及其运行方式的一套解释系统;其次，是克服资本主义总危机的一套行动方案。从学科角度也可以说，马克思主义以政治经济学为轴心，汇聚和概括了历史学、社会学、政治学和国际关系学等众多学科，当然也包括文艺理论，是一门综合性的“社会科学”。这种“社会科学”对于所面临的每一课题，总是能立体地、综合性地给以解答和说明。这是马克思主义的原初形态，在经典作家手中，所缔造和运用的正是这样一种行之有效的活的“社会科学”。
新世纪以来，国家与资本携手前行，全球范围新自由主义一枝独秀，终于在世纪初引爆百年一遇的全球金融危机，世界经济进入漫长的衰退期。面对新的事实和经验，“马克思”作为一个政治和思想的特殊符号再次回归，尤其是在青年一代的知识群体中，这种情况迥异于八九十年代。实际上，马克思主义的命运，同它所揭示的真相和规律本身，更具体地说，同资本主义的命运，深刻地纠结在一起。也就是说，资本主义依照危机、萧条、复苏、高涨的程序完成其再生产的循环;当资本主义表面繁荣的时候，马克思主义曾一次又一次被它的敌人宣判为“过时”;而只有在危机时代，马克思主义才作为拯救的学说再次降临世界，重新深入人心。这就是“真理”的退隐与复出。我曾在2000 年评话剧《切·格瓦拉》的短文中表述了这个看法。那年冬天一个傍晚，李正忠老师带我们几个去拜访贺(敬之)老，那是我第一次去他家。在南沙沟那间简朴的客厅里，谈到新演的那部话剧，贺老拿起一本《文艺理论与批评》新刊，在灯下翻到我那篇短文，朗读了其中的一段，以示鼓励，让我十分惶愧。
在所、刊工作，入职多年后，因多种机缘才获得点滴的认知。时代变迁，思想曲折，怎样从感性的、文艺的入口，研究马克思主义，进入其整体性的问题视野，运用其多学科的分析方法，解剖现实、理解现实，感觉工作仿佛才刚刚开始。
原载《文艺理论与批评》2016年第5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