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应该怎么去看待特朗普?我有一个比方，从长期来看，特朗普对中国是一剂良药。良药苦口，刚开始喝的时候一定是非常苦涩，而且还会有一定的副作用，需要去适应它。但是面对未来的国际形势以及中美关系可能出现的各种矛盾，他将让中国非常清醒，丢掉幻想，而且被逼着必须做最坏打算，做一些预案。这种警惕或者忧患意识，都是被逼出来的，我们不可能去淡化它或者装着没事。

　　中美关系的一些思路要修正

　　过去几十年来形成的对中美关系的一些观点、思路，现在看起来都有必要修正，甚至要抛弃了。比如说“经贸是压舱石”，或者是“斗而不破”，或者是“好不到哪去，也坏不到哪去”，现在看起来都得修正。中美关系从中长期来看，这不仅是一场贸易逆差的问题，也不完全是把制造业驱赶回美国或者是可以增加美国蓝领就业的问题。问题的实质，还是中国已经发展到了这个位置，然后表现出来的制度自信，以及对于区域和全球问题展现出来的有比较长远目标这样一个发展阶段，美国人就受不了。美国觉得我们这个“老二”看起来有很大的机会，很大的潜力，甚至要取代美国的地位，至少已经开始平起平坐。为此美国宁愿牺牲短期的经济利益，不惜跟中国全面叫板。

　　本来，中美关系曾被美国学者比喻为“连体婴儿”。中国提供了大量价廉物美的制造业产品，让美国人民长期享受低物价、低通涨的好处，使美国的中产阶级和中下阶层能够维持很高的购买力。然后中国赚了外汇又来买美国国债，让美国长期维持低利率。美国在这样的一种关系里其实是占尽好处的。而它现在宁可割舍这些经济实惠，显然就不是一个简单的经济算盘的问题。这实际上是战略围堵、战略遏制。所以我认为，中美今后从贸易战进一步升级的可能性是很大的。可能它不限于贸易，也不限于投资、科技、金融、网络等等，乃至于在特别的战略敏感的议题上、热点上出现局部性的碰撞，包括南海，包括台海，看起来都不能排除。

　　现在美国的国会其实已经形成了对中国的一种类似宗教热的仇视和敌意，而且民主党和共和党两党是基本一致的。在国会只要有人联署这类议案，很快就都是两党共同联署。这个氛围已经非常清楚，就是把中国当作一个头号的对手，最潜在、最大的一个威胁，我觉得这样一个看法已经形成了。我们也不要对美国的中期选举抱有太多期冀。

　　过去对中国比较友好的人士，包括在华尔街和很多跨国企业有影响的人物，现在在这种大的氛围之下，当然不敢轻易表态。另外他们也很困恼，以前这些人一方面跟中国的高层有很好的沟通渠道，同时也能和白宫通气，在过去一年里也都断了联系。

　　中美贸易战不会短期收兵

　　总而言之，贸易战短时间之内就会很快鸣金收兵的可能性不是很大。在这样一种大的判断之下，我认为特朗普这盘棋不可能下得很好，他这个班子没有什么章法。但是从他的角度来讲，犯点错也没多大关系，因为国家大、底子厚，就是乱棒把你打昏、把你打错了也没关系。他基本就是这样的，非常强势。但他没想到，中国已经不像当年“广场协定”时的日本，吓唬他两下就退让了。在中美贸易摩擦之前，美国以前碰过的所有经贸对手没有不被他吓退求饶的，它还没有碰过真正的对手。

　　中国要有新的布局

　　美国自己也需要全面考量和认识，在这个过程里，美国经济有哪些环节是它的虚弱的地方。它在很多方面享受中国供应链中价廉物美产品好处的不同阶层的消费者和企业，它们的忍痛程度会有多大，这些都是一些变数。

　　从中长期来看，中国要做最坏的打算，同时要继续推进、加强跟美国以外其他地区的经贸、科技等各方面的合作。第一个是以欧亚大陆作为依托的新的全球化布局。当然美国可能会从旁捣乱，不管是多边的合作框架也好，或者双边合作框架，在心理上要有绕过美国的准备，包括在金融、贸易、能源、互联网等方面。我们现在是要加紧脚步做这些事情，使对外经济打开新的格局。在美国手中控制的、对我们来讲是咽喉跟命门的要害环节，都要有应急预案和替代机制。中国已经成为全球多边体制、全球治理体制中最重要的支柱之一，而且相对来讲是最牢靠的，这个作用中国要发挥得更好。关于WTO，美国想退又不想退，它想在里面对WTO规则做一个比较大的改变。退不退群是它的事，而中国要花很大的精力来做自己的事。要取得跟欧盟、日本、韩国乃至印度和金砖五国这些多边体制的一致性。不仅是WTO，甚至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现在都面对一个潜在的危机，因为这一轮SDR的配额的检讨正在进行，它要检讨的方向、指向已经很清楚，就是美国和欧洲、日本必须减少配额比率，将更多的配额让出来给新兴市场国家，因为它的经济板块和份额，已经跟IMF中的配额和比重不匹配了，但美国一直从中作梗。

　　中国首先要把自己的体制做一些调整，要加强自己的软肋，保持自己经济增长的动能，有效控制各种金融风险，这是非常重要、也是非常根本的。

　　我觉得中国体制有自己的一些优势，但各级的地方领导要有更强的胆识去推动地方制度改革的试验，或者对地方的经济发展做些更有力的推进。中国有很好的能够带动自己经济发展的体制优势，不要让它弱化。

　　另外，中国的金融体制和实体经济中存在很多脱钩与矛盾的问题。尽管央行常常不得不放水，但这些水最后是不是能够滴灌到那些真正需要的实业上，或者让很多企业愿意进行中长期投资，进行升级，跨入新的领域?如果没有很好的融资机制做后盾，就很难支撑我们的经济向一个稳定的、有活力的高质量型增长模式转型。

　　最近我碰到一些台商，他们也在苦恼，因为他们的产品列入了美国下一轮2000亿美元出口产品征税清单。他问我该怎么办?我向他们建议，只要跟你的美国客户是长期供应关系，而且在你这个特定的产品领域里面份额很大，你可以放心，他的订单一时之间绝对转不了。他当然希望你吸收一部分关税，但是你应该坚持，因为按通常的国际贸易惯例，合约都是这样规定的：即关税由进口方(买家)承担。你应该劝他，可以通过涨价来吸收关税，而不是反过来剥供应商一层皮。关税本身和美国的很多物价以及通涨的作用关联很紧，传导机制很快，很快会在沃尔玛等大卖场反映出来。这会让美国很多过去切实受惠于中国的紧密经贸关系的利益攸关者，开始把他们的不满和反对态度表达出来。也许不见得马上逼着特朗普要改弦易策，但是国会就会帮他开后门，事实上国会已经开了很多后门。国会最近通过的这些关税法案给他们豁免的也很多，这样贸易战打起来就有一点雷声大，雨点小，这个对缓和形势也有帮助。

　　还有一些劳动密集型的、最后组装或缝制阶段的这些生产活动，也可以做一些好的规划，让它的一些产品分别出口到越南、印尼、印度、非洲等等。主动做一些规划，然后让类似的产业以及跟它搭配的这些厂商能够有序地往外多出口。而且贸易出口品种可以转型，国内厂商可以转而提供这些加工业所用的机械装备，或做高价值零部件的供应者。日本过去就是这样做的，把他的低价值加工环节转移到东南亚，但日本还是出口附加价值最高的部分，只不过利用他们海外比较低的劳动跟土地成本进行最后阶段的组装，这也避开了跟美国之间的贸易摩擦。

　　¨ 本文是根据作者在2018年9月9日“中美关系前景探讨”研讨会上的发言摘编。

　　* 朱云汉，中信改革发展研究基金会顾问，台湾大学政治系教授。

   （原发于2018-12-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