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虚无主义的两株大毒草
——评陈铁健《中共建党第一人——陈独秀》一文并唐宝林《陈独秀全传》一书中的谬说
奚兆永
编者按：本文由奚兆永老师授权本网发表，全文近30万字，本网将分章节进行连载。今天刊登本文第九篇《对陈独秀若干重大问题的批判性论述（中）》，结尾附有全文目录。
去年中国共产党建党95周年前夕，《炎黄春秋》在2016年第6期上发表了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陈铁健写的一篇题为《中共建党第一人——陈独秀》的文章，这是一篇借中共建党95周年之机，严重歪曲历史，造谣诽谤，肆意诋毁毛泽东，歪曲李大钊，贬低鲁迅，恶毒攻击列宁、斯大林，攻击苏共和共产国际，并把把矛头直指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马克思和恩格斯，歪曲和贬低《共产党宣言》等经典著作，无耻吹捧叛徒陈独秀并为其种种劣行进行掩饰、辩护的极其反动的文章。该文许多谬说实际上都是从另一位社科院近代史所研究员、自诩为“陈独秀研究权威”唐宝林所著《陈独秀全传》一书里搬来的。
第九篇 对陈独秀若干重大问题的批判性论述（中）
奚兆永
四、关于“取消派”或“取消主义”问题
取消派或取消主义也是苏俄在革命过程中出现的一个概念。我们知道，俄国在1905-1907年的革命后，曾经出现过一段斯托雷平反动时期。1907年6月3日，沙皇政府解散了第二届国家杜马，并且颁布了第三届国家杜马的选举法。这样做就违背了它自己在1905年所发布的宣言，因为宣言曾宣布沙皇政府未经杜马同意不得发布任何新的法令。这以后，原杜马中的社会民主工党党团的成员被交付法庭审判，工人阶级的代表被判处苦役，被流放于边远的的地区。按照新的选举法，地主和资本家在杜马中的席位大大增加，而本来就很少的工农代表则成倍地减少。这实际上是一场政变，人们把6月3日称为“政变日”。与此同时，沙皇大臣斯托雷平在全国各地布满绞架，有数千革命者惨遭杀害。从1905年开始的革命失败了，革命陷入了低潮，进入了斯托雷平反动年代。在这种情况下，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内部一部分孟什维克的右派提出，要取消秘密的无产阶级政党，建立合法的改良主义政党，放弃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革命纲领。布尔什维克称他们为为“取消派”。在布尔什维克内部也有一些人，像波格丹诺夫、卢那察尔斯基等，经不起考验，思想发生动摇，他们转入敌人的营垒，企图修正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还主张召回在国家杜马中的党团，甚至合法斗争也要停止。这些人被称为“召回派”。《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说召回派是“变相的取消派”。取消派和召回派，就其思想来说，都是取消革命、否定革命的右倾机会主义的思想，所以，它们又都被称为“取消主义”。
陈独秀的思想实际上也是这样。如他在南昌起义和秋收起义后于1927年11月12日写的《致中共中央常委诸同志信》中说，“国民党虽然不能长久统治巩固。而眼前尚不至崩溃，因此我们以群众力量扫荡他们取得政权的时机尚未到。在实际行动上若取时机过早的政策，更是错误。因此，我以为此时的工农运动，应偏重经济的斗争，当然不回避政治(更不是阶级斗争与民族争斗对峙)，以发展我们的实在力量。固然因经济斗争而不避免暴动，尤其在农运非暴力恐难发展。问题是在只能以暴动为不得已而用的方法，而不可以为目的，此时尤不可存‘以暴动取得政权’的幻想。前在汉口，我对于湘鄂运动，也把这样的意见告诉过亦农。若非对于江苏运动，侧重于夺取城市的政权(有些似毛润之的意见)，他且幻想会占得沪宁。”(《陈独秀文选》，上海远东出版社1994年版，第312页)
陈独秀在这里所说，其实是反对南昌起义和秋收起义。在这方面，斯大林于1926年11月30日在共产国际执委会中国委员会会议所做的演讲(《论中国革命的前途》)中曾说，“在中国，是武装的革命反对武装的反革命。这是中国革命的特点之一和优点之一。”(《斯大林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457页)1939年，毛泽东在《<共产党人>发刊词》一文里总结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革命的经验时也认为，“在中国，离开了武装斗争，就没有无产阶级的地位，就没有人民的地位，就没有共产党的地位，就没有革命的胜利。十八年来，我们党的发展、巩固和布尔什维克化，是在革命战争中进行的，没有武装斗争，就不会有今天的。这个拿血换来的经验，全党同志都不要忘记。”(《毛泽东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10页)他把武装斗争和统一战线、党的建设一道看作是战胜敌人的“三大法宝，三个主要法宝”(同上，第606页)陈独秀显然不懂得这一点。我们知道，南昌起义是大革命失败后打响的反对蒋介石反动政权的第一枪，而毛泽东领导的秋收起义更开辟了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正确道路。如果像陈独秀那样等待时机成熟，只是“侧重于经济的斗争”，哪里会有井冈山根据地以及全国众多命根据地的建立?哪里会有中央革命根据地和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成立?又哪里会有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人们完全可以设想，中国革命的胜利不知要推后多少年!
当然，陈独秀似乎也没有顽固地坚持他的取消主义的主张。就在他写了这封信的第二天，即1927年11月13日，他又给“中共中央常委诸同志”写了一封信，表示，“广州暴动，无论成败我们都应该做!这是毫无疑义的。”(同上，第314页)这说明，他的思想是动摇的，而不是坚定不移的。不过，从长时期来看，我们发现，他的根本思想还是民主革命只能由资产阶级领导，而民主革命胜利后所建立的政权只能是资产阶级掌握的政权，实现资本主义社会，然后再经过若干年才谈得上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对于陈独秀来说，他的这一思想又是是非常顽固的。在这方面，他甚至不顾列宁在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上关于殖民地和落后国家可以在先进的国家的帮助下走非资本主义道路的明确的论断，竟然说什么“我们还敢说，即国民革命成功后之建设时期，也必然是革命的民主的和民众政权，并且还不是工农政府;在那时，革命的民主的民众政权之下，中国的资本主义当然要发展起来，也只有那时，真正中国的资本主义才能够自由发展。我们不是乌托邦的社会主义者，决不幻想不经过资本主义，而可以由半封建的社会一跳便到社会主义的社会。”(陈独秀：《我们现在为什么争斗?》，转引自《中国共产党是从两条路线斗争中巩固和中大起来的》，1968年版)
陈独秀的这番话是1926年9月25日讲的，到了1938年8月5日，也就是12年之后，当他在《政论》月刊上发表《告反对资本主义的人们》一文时，他的这一思想不仅没有改变，而且讲得更加变本加厉了。他几乎是指着革命导师列宁和中国共产党大骂道：“小资产阶级的中国共产党，既不懂得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是什么，又厌恶害怕资产阶级的资本主义，于是乃提出‘力争非资本主义的前途’的说法”。(见《陈独秀著作选编》第5卷，上海人民出版社版，第264页)而仅仅20天之前，即7月16日，他还在重庆民生公司作了一个题为《资本主义在中国》的演讲，其中还从理论上回顾了大革命失败以后关于中国社会性质问题的论战，指摘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学者对这个社会性质所作的科学分析。他摆出一副权威的架势说，“说到资本主义在中国的发展问题，又会引起许多不必要的争论。过去的争论：有人认为中国还是封建或半封建的社会，有人则认为中国已经是资本主义社会。其实呢，一个社会的经济，各种不同的新旧成分，都往往继续并存着，尤其是在落后国家;因此，我们观察各国的经济，要估计是哪一种经济成分居领导地位来确认它是哪一种社会，没有什么一半一半，更不能以为它有各种经济成分，遂认为它是各种社会。中国的中外银行直接支配了大城市经济，间接支配了小城市经济，之外的工业商品和中央货币普及与穷乡僻壤，农村生产品如棉花、丝、茶、烟草、桐油等，其扩张和缩小，不但听命于本国市场，且听命于国际市场;这当然是资本主义经济居领导地位，而不是画地自足的封建经济居领导地位;因此我们便可以说中国已经是资本主义社会。”(同上，270-271页)在这方面，他在文中还引用列宁的话作为发展资本主义的论据：“列宁说过，俄国工人吃了资本主义不发达的苦，而不是吃了资本主义发达的苦。在中国更是如此!”(同上，第272页)
表面上看，他说的某些话似乎也有些道理，但是，他的这些有道理的话并不是他的发明，毛泽东早在一年前(即1937年8月)写的《矛盾论》里已经讲了主要矛盾和主要的矛盾方面起领导的决定的作用、决定事物性质的道理;但是在陈独秀运用毛泽东的这一观点说明中国的社会性质时，由于他对于中国国情缺乏正确的了解，却得出了错误的结论。我们知道，当时的中国还是一个以农业为主的农业国，资本主义还很不发达，在国民经济中所占的比重还很小，我们显然不能只看城市而不看农村;而对于农产品，也不能只看经济作物而不看粮食作物，前者只是在一部分地区发展，而后者则是农业的主要部分，经济作物的商品率较高，而粮食作物主要是自给自足的生产，商品率很低;更重要的，中国实际上还是一个受帝国主义支配的半殖民地国家，不能把外国帝国主义对中国的经济侵略当成是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这些都是显而易见的。至于他引用列宁的话，说俄国工人吃了资本主义不发达的苦，而不是吃了资本主义发达的苦。而他认为“在中国更是如此!”
这话的基本观点最早其实是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初版序言中说的，而不是列宁首先说的。马克思当时说的是德国工人阶级的境况。原话最初是这样说的：
“如果德国读者看到英国工农业工人所处的境况而伪善地耸耸肩膀，或者以德国的情况远不是那样坏而乐观地自我安慰，那我就要大声地对他说：这正是说的阁下的事情!
“问题本身并不在于资本主义生产的自然规律所引起的社会对抗程度的高低。问题在于这些规律本身，在于这些以铁的必然性发生作用并且正在实现的趋势。工业较发达的国家向工业较不发达的国家所展示的，只是后者未来的景象。
“撇开这点不说。在资本主义生产已经在我们那里完全确立的地方，例如在真正的工厂里，由于没有起抗衡作用的工厂法，情况比英国要坏得多。在其他一切方面，我们也同西欧大陆所有其他国家一样，不仅苦于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而且苦于资本主义生产的不发展。除了现代的灾难而外，压迫着我们的还有许多遗留下来的灾难，这些灾难的产生，是由于陈旧的生产方式以及伴随着它们的过时的社会关系正在苟延残喘。不仅活人使我们受苦，而且死人也使我们受苦。死人抓住活人!”(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8-11页;着重号为引者所加)
当然，陈独秀说“列宁说过”也没有措，列宁在《两种策略》一书中确实说过这样的话，不过说法和陈独秀引用的并不相同。列宁的原话是这样说的：“在像俄国这样一些国家里，工人阶级与其说是苦于资本主义，不如说是苦于资本主义发展得不够”。(《列宁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556页)不过陈独秀引用的的译文译得并不准确，它把“在像俄国这样一些国家里，工人阶级......”译成了“俄国工人”。这样译虽然很简洁，但是却没有很好地表达出列宁的原意。正如马克思当年讲德国时还讲了“西欧大陆所有其他国家一样”，列宁讲的“像俄国这样一些国家”，讲的也是一种国家类型即资本主义不发达的国家类型，而不是专指所谓“俄国工人”，更不能将其仅仅理解为俄国所特有的问题。另外需要着重指出的是，把列宁原著所说的“与其说是苦于资本主义，不如说是苦于资本主义发展得不够”一句翻译成或说成是“吃了资本主义不发达的苦，而不是吃了资本主义发达的苦”，这显然是不准确的，甚至是完全错误的。试比较“与其说......，不如说......”和“吃了......的苦，而不是吃了......的苦”这两种句式，前者并没有否定俄国工人阶级也吃了资本主义的苦，而后者则根本否定了俄国工人阶级也吃了资本主义的苦，显然是大不一样的。如果联系马克思在《资本论》中用的是“不仅......而且......”这种递进句式，其错误更是显而易见的。还值得一提的是，既然当时中国已经有了列宁《两种策略》的中译本，陈独秀已经能够引用其中列宁的论述，那他显然也可以跟毛泽东一样，能够而且也应该读到列宁关于无产阶级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中领导权的有关论述，并且进而认识到中国共产党特别是自己作为总书记在领导大革命中所犯的错误，但是，在这个问题上，人们却没有看到他有任何真正的反思和检讨。从这里我们也可以看到，毛泽东学习马列著作和陈独秀学习马列著作显然大不相同：毛泽东学马列，是要从当中寻求中国革命的成功之道;而陈独秀学马列，其实只不过是猎奇，给自己装装门面而已。对一个共产党的总书记来说，这是非常令人遗憾的。
不过，既然陈独秀在这里提到了当年中国马克思主义学者和托派文人之间进行的那场关于中国社会性质问题的大论战，而且表明自己对于中国社会性质已经是资本主义社会的观点，为了追求真理和正本清源，今天再对那场论战作一个简略的回顾，还是很有必要的。
我们知道，曾在苏联中山大学学习的中国托派文人严灵峰、任曙等在大革命失败后曾积极撰文参加了这场论战。严灵峰说，“1929年回来上海以后，经过半年的实际观察，第一次在去年3月间写就一篇《中国共产党六次代表大会政治决议批评》的长文内，发表过对对这个问题的见解与主张。......我们的结论：1.中国的社会经济结构虽是复杂，但资本主义的生产方法和生产关系是居领导(亦即支配)的地位;这个社会再生产行程要依赖于资本主义生产方法的经济部门之再生产行程的。中国内部的统治者是资产阶级，他们或多或少的要依靠帝国主义资产阶级经济的、政治的种种势力为其后盾，换言之，中国目前是个资本主义社会。2.帝国主义在中国是绝对地要怕破坏封建制度的经济基础，要推动这整个中国社会向着资本主义过程发展和扩大，.....。3.因为，帝国主义是推动这个资本主义发展的直接因素，商业资本和高利贷资本有造成资本主义原始积累的主要条件与资本主义发展的前提，所以中国的资本主义是必然会按一般社会发展规律而发展的，并且学者还是继续发展的。4.中国农村两极分化是由于资本主义商品农村，不断地瓦解和侵蚀自然经济的结果。正确地说，由于资本主义生产方法的发展，生产集中律的作用所造成的。5中国的地主与城市资产阶级是不能分离的，城市资产阶级和帝国主义的财政资本也是分不开的，所以中国的土地革命不但要推翻一般的地主，而且要推翻资产阶级以至帝国主义的统治。”(严灵峰：《中国经济问题研究》，新生命书局1931年版，第8-10页)
另一个托派文人任曙也鼓吹同样的观点。他认为，如果用帆船代表封建社会，那么轮船就代表资本主义社会。如果轮船已经大大超过了帆船(他提供的二者比例是98:2)，那就说明中国已经是资本主义社会了。他还认为，对于中国和外国的资本主义应该“一视同仁”，都看作是资本主义的发展，而不应该把两者对立起来。(转引自《何干之文选》，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6年版)
严灵峰和任曙的观点显然是错误的;如果他们的观点是正确的话，中国的民主革命反帝、反封建的任务就可以取消了，只等将来条件成熟时进行社会主义革命了。而实际上，在中国，帝国主义都是很明显的阻碍中国生产力向前发展的革命的对象，但是，由于受到苏联托洛茨基主义者托洛茨基、拉狄克等人的影响，在严灵峰和任曙看来，他们却成了革命的动力。他们只看到中外资产阶级的力量，认为应该对他们“一视同仁”，完全搞乱了敌我的界限。他们也看不到农民的力量和反封建主义的重要性。这些错误的理论观点理所当然地受到了马克思主义的学者王学文、潘东周和何干之等人的批判，由此而引发了长达十年之久的一场关于中国社会性质、中国社会史和中国农村问题的大论战。在这场论战中，特别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王学文旗帜鲜明地提出了中国社会的性质是“帝国主义侵略下的殖民地的封建经济”(《中国经济论》，第47页)的观点，引起了人们的极大注意。对此，何干之作出评价说，“虽然这不是极严谨的定义，但中国社会性质的特色，在此可说已具有一个雏形。所谓帝国主义支配下的半殖民地半封建性社会的定义，在此已有了一个雏形。”(见《何干之文选》，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6年版，第34页)这是马克思主义对于托洛茨基主义的一个胜利，后来这个观点不仅为中国共产党的主要领导人毛泽东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一书所采纳，也为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史学界所公认，以致何干之把他称为“划时代的贡献”。(同上，第37页)
针对托陈的上述错误思想，1945年4月举行的中国共产党第六届中央委员会扩大的第七次请全体会议通过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第三部分写道：
“1927年革命失败后在党内曾经发生了‘左’、右倾的偏向。
“以陈独秀为代表的一小部分第一次大革命时期的投降主义者，这时对于革命前途悲观失望，逐渐变成了取消主义者。他们采取了反动的托洛茨基主义立场，认为1927年革命后中国资产阶级对于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已经取得了胜利，它对于人民的统治已趋稳定，中国社会已经是所谓资本主义占优势并将得到和平发展的社会;因此他们武断地说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已经完成，中国无产阶级只有待到将来举行‘社会主义革命’， 在当时就只能进行所谓以‘国民会议’为中心口号的合法运动，而取消革命运动;因此他们反对党所进行的各种革命斗争并污蔑当时的红军运动为‘流寇运动’。他们不但不肯接受党的意见，放弃这种机会主义的取消主义的反党观点，而且还同反动的托洛茨基分子相结合，成立了反党的小组织，因而不得不被驱逐出党，接着并堕落为反革命。”(见《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956页)
对于六届七中全会通过的这个《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长期以来都被公认是一个很好的决议。由于它是在毛泽东的领导下，经过党的中央委员和高级干部将近一年的讨论制定的，有理有据，由胡乔木写成并经毛泽东修改定稿，最后由六届七中全会通过的。长期以来为人们拥护，就是在今天依然是人们研究中共党史和近代史的一个重要依据准绳。毛泽东对它很满意，把它作为附录放在自己的《选集》里。就是唐研究员本人在1994年出版《中国托派史》一书时，对这个决议有关陈独秀取消主义的论述也是持肯定态度的，他在这本书中曾这样写道：
“(陈独秀)在写给中央的意见中，有些意见不无可取之处，......
“另一方面，陈独秀的意见中，也露出了取消主义的端倪。
“陈独秀正确地看到了‘往下落’的形势，却得出了错误的结论：革命应该全面退却。他不像毛泽东那样，在承认革命低潮的同时，看到中国特殊的国情，从中国政治经济发展不平衡的实际情况出发，把城市的防御与农村的进攻结合起来，坚持革命的武装斗争;而是在教条地搬用西方国家在低潮时的革命经验，主张在敌人的屠杀面前，实行完全的退却和防御的策略，‘工农运动不要有所动作’，要动，也‘应偏重于经济的斗争’，如‘不交租、不完粮、不纳税、不还债’，尤其‘不可存以暴动取得政权的幻想。’(《陈独秀致中共中央的信》，1927年11月11日)”(唐宝林：《中国托派史》，台北东大图书公司194年版，第52页)
在这里，唐研究员还非常明确地说陈独秀在革命低潮时得出的是“错误的结论”，说他“露出了取消主义的端倪”。可是，时间才过了八年，当唐研究员在《世纪》杂志发表《中国学术界为陈独秀正名的艰难历程》即《陈独秀全传》的“代序”时，“托陈取消派”就成了所谓“莫须有”强加给陈独秀的一宗罪名了。试问唐研究员，你怎么会如此出尔反尔、自食其言?又如何能够把这两种互相对立的说法统一起来呢?对于这些，难道你没有向读者作出说明的责任吗?
五、关于“托派”问题
中国的托派和苏联的托派不同，苏联的托派是土生土长的，而中国的托派却是舶来品，是从苏联托洛茨基那里批发进口的。托派是托洛茨基主义的有形简称。中国的托派实际上是由在苏联中山大学学习的一部分学生因为受到托派理论家、该校副校长拉狄克的影响而组织起来的组织。随着他们的回国，也就把托派的思想带回来了。
讲到托派，当然就不能不讲到托洛茨基其人。托洛茨基出生于1879年，和斯大林同年。不过两人的出身不同，斯大林出身于格鲁吉亚哥里一个贫困的手工业者(皮匠)家庭，其父早先曾在第比里斯的鞋厂当过工人，而托洛茨基却出身于俄罗斯亚诺夫卡一个富有的富农家庭，并且是一个暴发户。托的童年衣食无忧，家里有管家、厨娘和仆人为其一家人服务，当然还雇佣有农业工人为其进行农业生产。但托洛茨基对此并不满意，他说，“我的童年既不像少数人所享受的阳光灿烂的林间绿地，也不像大多数人那样经受着饥寒交迫。我所经历的，是居住在偏僻的乡村角落，中下层家庭的淡而无味的灰色童年。”(《托洛茨基自传》，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3页)看来他所向往的是城市文明和贵族般的生活。1888年，托洛茨基到敖德萨读书，城乡文明的对比给了他深刻的印象。他认为，乡村生活让他熟悉了农村经济。不过在我看来，对一个9岁的孩子而言，熟悉一些农村生活当然没有问题，至于要真正熟悉农村经济就不是那么简单了，因为那是需要有相应的知识做基础的。我们知道，马克思在大学毕业后曾经在《莱茵报》当编辑，但是由于过去学的是法学而缺乏经济学方面的知识，在工作上就遇到了困难，这才决定去研究经济学的;而托洛茨基居然说他9岁就熟悉农村经济了，这种大话人们能够相信吗?看来，托洛茨基是一个爱说大话，喜欢夸大其词的人。他为了表明自己的记忆力高人一等，竟说他还模糊地记得他吃奶的事，实际上，一个吃奶的婴儿大脑还远没有发育健全，是不可能有记事能力的。托洛茨基之所以在其《自传》里说这样一些话，显然是有其用心的。他在先后被迁居到阿拉木图、驱逐出苏联国境暂住于伊斯坦布尔以及流亡墨西哥之后这段时间里写了许多回忆性质的书，既有关于他自己的，也有关于别人的，而仅仅关于斯大林的的书就写了几本，当然包括《斯大林评传》在内。对于这些回忆的真实性，人们自然会有怀疑，他为了证明自己的记忆力的高超，于是就编造了这样一些神话。当然，他也不得不承认他对一些具体事物(如地形、城市、房屋、人物)的记忆并不那么好，而强调他对抽象的思想的记忆特别强，因为有关具体事物的回忆容易受到别人的检验而被否定，至于抽象的思想的回忆就可以随他凭空乱说了。我们知道，托洛茨基提出所谓的“不断革命论”，反对一国建成社会主义的理论，斯大林批评他看不到农民的作用，他的《自传》无非是想告诉人们，他9岁前一直在农村，强调他9岁时就已熟悉农村经济了，以证明不存在不了解农民的作用的问题。但是，这也是徒劳的。事实胜于雄辩，列宁逝世后，在斯大林领导下实行了国家工业化和农业集体化，仅仅经过两个五年计划的时间，就把苏联建设成为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这个事实清楚不过地说明，无论他采取什么样的辩护的手段，他的那些观点都是经不起实践的检验的。
托洛茨基不是在敖德萨而是在尼古拉耶夫上的七年级。他嫌这里太土气，学校的水平也太差。当时他的思想是很保守的。他在1896年17岁时作出了一个决定：坚决反对社会主义乌托邦。但是，仅仅几个月后，他就被时代战胜了。他开始旷课，荒废学业，同时开始接触马克思主义的书籍，并且结交了有民粹主义和社会民主党色彩的朋友。他父亲希望他将来成为工程师，而他自己则在纯数学和革命之间游移不定，不过最后还是后者战胜了前者。一年后(1897年)他参加了俄国社会民主工党。而这以后他进过监狱，也被流放过。后来他从流放地逃跑出来，又流亡到国外，并于1902年在英国见到了列宁。列宁看他年轻，也能干，准备把他留在《火星报》编辑部工作;为此，列宁曾在1903年3月2日给普列汉诺夫写过一封信。由于普列汉诺夫对托洛茨基并无好感，列宁怕他不同意，所以在信中把他夸赞了一番，而这也就成了他的一个资本。此信曾在他的《自传》里全文照抄了出来。本来，列宁是有心对他进行培养的，但是，他在《火星报》跟马尔托夫、查苏利奇、阿克雪里罗得更加亲近，而与列宁却不是那么融洽。在随后举行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在讨论党章第一条时，他没有站在列宁一边，而是追随于马尔托夫、查苏利奇和阿克雪里罗得之后，成了一个孟什维克(少数派或温和派)，而没有成为一个布尔什维克(多数派或强硬派)。直到十月革命前夕，他才与区联派一道集体参加到布尔什维克的行列中来。在这十四年时间里，他一直是一个孟什维克，而且是一个很积极的孟什维克。而列宁则是一个非常坚定的布尔什维克，因此，在他们两人之间经常发生矛盾和斗争也就毫不奇怪了。可是，托洛茨基居然在他的《自传》里说什么他与列宁的关系从1902年见面到后来一直都是一样的，如果我们读一读在这一时期间他和列宁的一些著述，就会清楚地看到，他的这一谎言只不过是为了给自己脸上贴金，想借列宁的声誉来抬高自己的身价，是完全不符合事实的。实际上，在这一段时间里，列宁曾经多次批判过他的政治错误、组织错误和理论错误，多次和他进行了用词十分激烈的论战;就是在他成为布尔什维克以后，他和列宁之间也多次发生矛盾，常有格格不入之处。这里不妨讲几件事：
一件是关于签订布列斯特-里托夫斯克和约。十月革命胜利后的第二天，即11月8日，第二次苏维埃代表大会就通过了一个《和平法令》，向各交战国提议，立即缔结至少三个月的停战协定，以便进行和平谈判。苏俄作为一个无产阶级领导的国家，提出结束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的战争，这本来是天经地义的事;特别当时的苏俄，由于沙皇和后来的临时政府参加了这场战争，国家被拖累得疲惫不堪，缺少粮食和燃料，交通也遭到很大破坏，人心厌战，迫切需要和平，结束战争，以便恢复经济，让人民休养生息。苏俄的和平谈判的提议遭到了英法两国的拒绝，于是苏俄又转向德奥两国进行谈判。谈判从1917年12月3日开始，5日签订了休战协定。由于当时苏俄的经济极为困难，人们普遍不愿继续战争，军队在撤退过程中几近陷于瓦解的局面;而德国却企图在战争最后夺取俄罗斯的某些土地，并且把波兰、乌克兰、以及爱沙尼亚、拉脱维亚、立陶宛等波罗的海沿岸国家变成其附属国。谈判是在对苏俄极其不利的条件下进行的。列宁、斯大林和斯维尔得洛夫都认为，为了新生的苏维埃政权，必须作出妥协和让步，而托洛茨基和布哈林、皮达可夫等“左派共产主义者”却不愿作出让步。特别是托洛茨基，借口是为了德奥等国的无产阶级革命的需要。他是外交人民委员，是谈判的首席代表，他主张拖延谈判，坚持不战不和的局面而不愿签字。谈判在1918年2月10日中断。托洛茨基的这种态度完全背离了列宁和党中央的决定，使苏俄在谈判中陷入了被动的局面。本来，党中央还在2月18日就已经通过了列宁所主张的致电德政府立刻签订和约的提议，由于托洛茨基的故意拖延，结果，德国下了最后通牒。2月23日，俄共(布)中央只好接受德方提出的更为苛刻的条件而决定在和约上签字。托洛茨基无视列宁和党中央的决定，一意孤行，使苏俄付出了更为惨重的代价。这件事不仅反映了托洛茨基对列宁和党中央的不尊重，而且是一个无组织无纪律的行为，同时也说明他不善于审时度势，并且还有一意孤行的弱点。
再一次是在国内战争期间，列宁虽然让他担任了红军总司令，但是列宁和斯大林对于托洛茨基在1919年后制定的一些作战计划却有有不同看法，曾以中央名义专门派遣斯大林等人到前线去纠正了他的错误做法。此事后面还要提到，这里且不详说。
另一件事是处理日常工作的“小事”。托洛茨基办大事不行，连一些日常小事也办不好。1922年4月4日，当时担任苏俄人民委员会主席的列宁给担任军事人民委员的托洛茨基写了一封信，信中说，“昨天我偶然地，但是是从一个熟悉情况和绝对信任的人那里获得一个消息，使我不得不相信：克里姆林宫军事学校学员们在挨饿，这是一，第二，他们都对警卫任务异常繁重而无法学习表示不满。鉴于这种情况，是否应该：......”(《列宁全集》第52卷，人民出版社中文第二版，第381页)列宁提出的问题有充分的根据，而且还提出了具体的解决办法，语言也很客气。可是，信到了托洛茨基那里以后，却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他在回列宁的信中说，“我时常询问军事学校学院的伙食情况，而他们回答说他们‘没有挨饿’;托洛茨基证实了警卫任务繁重，讲到为减轻警卫任务所采取的措施，并指出搞机械化是很难实现的”。他还谈到小人民委员会拨了“150万战前卢布”用于扩建军事学校学员的住房。但是，副财政人民委员格.雅.索科里尼柯夫打算就这个决定对政治局提出控告。而列宁在看到托洛茨基的这封回信后，在上面做了许多批注：对“没有挨饿”一语画了两条线，对“没有”一词又画了个圈弧，并在上方打了三个问号。在“我时常询问军事学校学员”一语中对“我”字写了批注——“他们不会对托洛茨基讲全部真实情况”，并在这句话上画了一条线。对“150万战前卢布”这几个字画了着重线，并在页边写了“?太多!”在最后一条意见上他画了两条线。(同上，第654页注释434)这里也可以看出，托洛茨基对于列宁交办的事是漫不经心的，他的工作作风和行政能力都是很可怀疑的。列宁没有再去找托洛茨基，隔了一天，即4月6日，列宁把托洛茨基的回信转给了人民委员会和劳动国防委员会副主席亚.德.瞿鲁巴去处理，并且写了一封信说，“我给托洛茨基写信说，据最可靠消息(消息来源我未指明)，军事学校学员在挨饿。这是他的回信。大概人们没有对他说实话。还是应该尽力弄清真实情况。”(同上，第388页)列宁认真负责和深入细致的作风和托洛茨基漫不经心、粗枝大叶的作风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上述几件事，前两件当然是大事，后一件则是所谓“小事”，托洛茨基都没有办好。后来，列宁于病中在1922年12月23、24、25、26日和12月29日以及1923年1月4日口授了若干札记。这些札记后来被称为《给代表大会的信》，其中第一个札记当天就送到了斯大林那里，而其他几份札记则是在列宁逝世几个月后由其夫人克鲁普斯卡娅于5月18日在联共(布)十三大召开前几天交给中央委员会的。而在这之前的3月5日，列宁还口授了两封信，以绝密和亲手的保密等级发送给了托洛茨基和斯大林。在给托洛茨基的信里谈到了格鲁吉亚和边疆区的问题，列宁认为奥尔忠尼启则在这个问题上有大俄罗斯主义的错误，对少数民族不够谨慎，而捷尔任斯基和斯大林在调查中有可能支持了他。所以列宁希望托洛茨基能够和他站在一边。而给斯大林的信则是由于列宁的妻子曾经纪录了列宁口授的给托洛茨基的关于对外贸易垄断问题的信，斯大林认为列宁在病中的作息应该严格控制，对列宁妻子记录这封口授信很不应该，说话很不客气。其实纪录口授的事是经过医生同意的，并非克鲁普斯卡娅的过错。她虽然答应斯大林把这件事忘记，但是后来她因为感到委屈，还是把这事告诉了加米涅夫，结果仍让列宁知道了。列宁对此十分气愤，要求斯大林向他妻子道歉，否则就要断绝往来。本来，斯大林的出发点也是好意，——是为了列宁的健康，但是由于脾气粗暴，说话不注意，结果造成了列宁的极度反感。实际上，在列宁与斯大林之间并没有什么大的原则分歧。斯大林一直把自己当作是列宁的学生，在十月革命后，他实际上是列宁的副手，许多问题列宁都与斯大林商量，尽管他的名字远不如托洛茨基那么显赫，但是列宁对他的水平、能力和气质却是很欣赏的，因此对他也是非常信任的。这就引起了自视很高而又颇有野心的托洛茨基对斯大林的极端嫉妒。他在《斯大林评传》一书里曾说过这样一席话：“在获得政权以后，斯大林开始感到自己的地位比较巩固了，但仍然是一个二等人物。我很快就注意到列宁在‘提拔’斯大林，重视他的坚定、大胆、顽强，并且在某种程度上重视他的阴险，因为这些特点是进行斗争所必须的。列宁并没有期望他有任何独立的主张、政治主动性或创造性的想象力。斯大林是缓慢而谨慎地前进的;只要可能，他就保持安静。但是在彼得格勒的胜利以及后来在莫斯科的胜利使他有了信心。他开始使自己习惯于掌握权力。”(托洛茨基：《斯大林评传》，东方出版社1998年版，第343页)总的来说，这些话还是比较符合事实的，但是，说列宁重视斯大林的阴险并且说它是进行革命所必须的则显然是别有用心的捏造。其实，他并不真正懂得斯大林后来不断上升而他自己不断走向穷途末路的真正原因。关键还是他对马克思主义了解得还很不够，而列宁对于斯大林的理论水平却非常欣赏;同时也是他不懂得群众观点和群众路线所造成的。差不多与托洛茨基说上面一席话的同时，斯大林也谈到了这个问题，——当然是不同的地点。他在1937年十月革命二十周年这一天中午，曾和苏共中央政治局的成员及共产国际的领导人季米特洛夫一道在伏罗希洛夫家中聚餐，斯大林发表了祝酒辞，他说，“俄国沙皇做了很多坏事，但是他们也做了一件好事——创建了巨大的国家，一直到堪察加。”“我们布尔什维克，第一次团结并巩固了这个国家，使它成为一个统一的、不可分的国家，不是为了地主资本家的利益，而是有利于组成这个国家的劳动者和各族人民。我们是以这样的方式统一这个国家的：每一个部分，如从共同的社会主义国家分离出去，不仅仅要受到损失，而且不能独立存在并且不可避免地要陷入外国的奴役之中。因此，每一个企图破坏社会主义国家这种统一的人，每一个从这个国家脱离出去成为单独部分和民族，他就是这个国家苏联各族人民的敌人，不共戴天的敌人。哪怕他是老布尔什维克，我们要消灭它的家族，他的家庭。我们要无情地消灭每一个企图以其行动和思想(是的，还有思想)破坏社会主义国家统一的每一个人，彻底消灭一切敌人，消灭他们自己，消灭他们的家族!(喝彩：拥护伟大的斯大林!)”虽然斯大林继续说：“关于伟大的领袖说得太多了。如果没有其他条件，事业是不能胜利的。主要是中层干部——党的，经济的，军事的。他们选举领袖，他们向群众解释形势，他们保证事业的成功。”“他们谦虚克己，他们不为人知。”季米特洛夫插话：“也为那位鼓舞他们，给他们指出道路、带领他们前进的人，斯大林同志干杯!斯大林接着说 ：”不，不。主要是那些中层干部。将军们没有优秀的军官，什么事也做不成。我们为什么能战胜托洛茨基等人?大家都知道，托洛茨基在列宁之后在我国是最有声望的人。布哈林、季诺维也夫、李可夫、托姆斯基也有声望。当时认识我们——我、莫洛托夫、伏罗希洛夫、加里宁——的人很少。在列宁时期，我们是实干家，是他的助手。但是中层干部支持我们，他们向群众解释我们的立场。而托洛茨基根本不理睬这些干部。”(《季米特洛夫日记选编》，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58-59页)季米特洛夫日记里记录的斯大林的这番话道出了托洛茨基等人为什么会被淘汰掉的真正原因。这是托洛茨基再怎么苦思冥想都想不到的。
列宁在他最后口授的札记里包含有对斯大林很严厉的词语，但是，其中并不包含任何重大的原则问题，而只是因为斯大林对他的妻子克鲁普斯卡娅态度粗暴这样一件事。在俄共(布)十三大开会前，中央委员会进行了研究，决定根据列宁的意愿，向参加代表大会的各代表团宣读了这些札记。不过十三大的代表，也就是斯大林所说的那些中层干部们，在了解了列宁《给代表大会的信》以后，还是选举了斯大林担任总书记一职。有人说，列宁并没有推荐斯大林当总书记，是加米涅夫推荐的，列宁表示同意。选斯大林是一个谜。，只有一个人知道底细，这个人就是莫洛托夫，莫洛托夫对此表示确认，他说，“对，我确实知道是列宁推荐他的。”(丘耶夫：《莫洛托夫访谈录》，吉林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293页)托洛茨基当然然是落选了。应该说，列宁和代表大会的这个选择是完全正确的。试想，像托洛茨基这样的一个目无组织、目无领袖、自高自大、脱离群众而又缺乏实践经验、不会办事的人，能够当好总书记一职吗?我们即使不谈他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仅仅就他在重大问题上对于列宁和党中央的态度，他的工作作风和办事能力来说，他也是不适合当党的总书记的。可以想象，如果当时苏共选择了托洛茨基，苏联能够有后来那样的发展吗?社会主义能够获得那么巨大的成功吗?事情显然就不是那样了。
当然，我们也不否认托洛茨基在十月革命时期和后来的国内战争的开始阶段曾经起过积极的作用，但是这些作用常常被他自己和他的信徒们人为地夸大了。他在1924年列宁逝世后曾经写过一篇《论列宁》，文章到处把自己与列宁并列，随心所欲地夸大自己的作用。对此，斯大林在稍后于1924年11月19日所做的一次演讲中曾经说过这样的一番话：
“托洛茨基分子在加紧散布谣言说托洛茨基是十月起义的鼓舞者和唯一领导者。所谓托洛茨基文集的编辑连茨涅尔特别卖力地散布这些谣言。托洛茨基自己经常不提党、党中央委员会和党的彼得格勒委员会，抹杀这些组织在起义中的领导作用，竭力把自己捧成十月起义的中心人物，有意无意地帮助散布关于托洛茨基在起义中的特殊作用的谣言。我绝不否认托洛茨基在起义中所起的明显的重要作用。但是必须说，托洛茨基在十月起义中没有起而且也不可能起任何特殊作用。他当时担任彼得格勒苏维埃主席，只是执行领导他的每一个行动的相应的党机关的意志。......
“现在我们来看看中央紧接着在1917年10月16日(29日)举行的会议纪录。出席会议的有...... 共25人。讨论起义的纯粹属于实际组织方面的问题。列宁提出的关于起义决议以20票对两票的多数通过，3票弃权。选出了在组织上领导起义的实践总部。......被选入这个总部的有5个人：斯维尔德洛夫、斯大林、捷尔任斯基、布勃诺夫和乌里茨基。实践总部的任务是：根据中央委员会的指示领导起义的一切实践机关。由此可见，在这次中央委员会会议上，发生了一件‘可惊的.’事情，即起义的‘鼓舞者’、‘首要人物’、‘唯一的领导者’托洛茨基‘奇怪地’没有被选入这个负责领导起义的实践总部。这同关于托洛茨基的特殊作用的流行的说法怎能符合呢?.....
但是，其实这里并没有什么奇怪，因为托洛茨基在十月革命时期是我们党内比较后起的人物，他无论在党内或十月起义中都没有而且不可能起什么特殊作用。他和所有的负责工作人员一样，只是中央委员会及其机关意志的执行者。......
“这当然不是说，十月起义没有鼓舞者。不，十月起义是有鼓舞者和领导者的。但这是列宁，而不是别的什么人，.....”(《斯大林全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264-265页)
应该说，斯大林的说法是客观的，也是公正的。他虽然批评了托洛茨基及一些流行的说法，但他并没有否定托洛茨基在十月革命中“明显的重要作用”的事实。可是，托洛茨基对于斯大林就不同了。只要有机会，他就要诋毁斯大林。在《斯大林评传》一书里，按照他的偏见，斯大林几乎一无是处。他看不起斯大林的家庭出身，说他得的天花是平民生的病;相形之下，以表现自己出身高贵。他还说斯大林是“亚洲人”，他甚至发表大俄罗斯主义的看法，说格鲁吉亚人“懒惰而无能”。所有这些都说明，他对于马克思主义是了解得很差的。他还笑斯大林没有出过国，不懂外语，写的文章没有他多，等等等等。他说这样的话，完全不像一个马克思主义者的看法。实际上，从文化程度来说，托洛茨基并不比斯大林高，他们两人的学历都不算很高，托洛茨基没有上过大学，斯大林的学历实际上还比他强一些，他幼年是在家乡哥里的东正教教会办的初级神学校读的，他母亲希望他将来能够称为一名神父。哥里有一家藏书不多的图书馆，据他童年时代的朋友伊雷马什维利说，他几乎读完了这个图书馆的“所有藏书”。14岁时他被学校保送到格鲁吉亚首府第比利斯神学院学习。在那里，由于沙皇把俄语定为“国语”，上课都要用国语，而且还要学俄罗斯文学和历史，这样，俄语虽然不是母语，但是他的俄语表达能力已经很强了。此外，他还学了希腊语和拉丁语。斯大林对于希腊神话故事也是很熟悉的。在这里，他还读了大量文学著作和自然科学和哲学名著如达尔文的《物种起源》，费尔巴哈的《基督教的本质》等。从那时起，他就开始与外高加索的马克思主义的秘密小组有了联系。特别要指出的是，斯大林早在神学院读书期间，就读了马克思的《资本论》。据一位曾和丘耶夫一道访谈莫洛托夫达70次(全部访谈140次)的绍塔.伊万诺维奇(他是研究历史的，但1977年还不到50岁就突然去世，未参加以后的访谈)在一次访谈时插话说，“斯大林在教会学校曾经抄写过全部《资本论》，这个学校有一套这种书。”莫洛托夫没有否定他的看法，却感叹道：“只有英雄豪杰才能读完《资本论》啊。”(丘耶夫：《莫洛托夫访谈录》，吉林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24页)我在前面曾经说到，莫洛托夫曾说毛泽东没有读过《资本论》，实际上是毛泽东在1949年底以前没有系统地读《资本论》或没有通读过《资本论》而并非根本“没有读过”。而从莫洛托夫的这一感叹可以看出，他自己也并没有通读过全部《资本论》，但他却因此说毛泽东只是一个特卡乔夫(18世纪俄国的英雄人物)式的农民领袖，离马克思主义者甚远则是完全错误的。一个人是不是马克思主义者，并不是看他是不是读过《资本论》，而是要看他的世界观，看他的言论和行动是不是代表了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群众的利益。不过，毛泽东作为一个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在1949年底与莫洛托夫谈话之前没有能够系统地阅读过《资本论》也确实是一件令人遗憾的事。在这方面，斯大林在极其困难的条件下，把全部《资本论》抄写了一遍，然后再进一步进行学习，不说别的，单就这种顽强的毅力和刻苦好学的精神，都是很值得我们学习的，而他的扎实的理论功底由此也可以想见。这也正是托洛茨基所缺乏的。
至于斯大林是否出过国以及他的外语水平，由于沙皇的黑暗统治，十月革命前党的代表大会或代表会议差不多都是在国外举行的。斯大林作为一个老布尔什维克，曾经先后到芬兰、瑞典和英国参加过这样的会议，怎么能够说他没有出过国呢?当然，和托洛茨基比，由于托在在敖德萨读中学时曾学过德语和法语，而且由于长期在国外流亡，能够说两三种外语，而斯大林在革命前许多时间都是在监狱或流放地度过的，去国外的时间当然也少得多，但是绝不能由此说他一种外语都不懂。这个问题，莫洛托夫在回答丘耶夫的提问时也说到了。丘问：“斯大林懂一点德文吧?”莫答：“他到过欧洲，懂一点。”丘问：“里宾特洛甫(希特勒德国的外交部长——引者注)说话他听得懂吗?”莫答：“不，不懂，连我也听不懂。”(同上，第311页)最明显的证据是，他的一本最著名的著作《马克思主义和民族问题》就是1912年底到1913年初用两个多月时间在奥地利首都维也纳写成的。应该说，斯大林作为一个格鲁吉亚人，俄语并不是他的母语，也可以说是一种外语或非本民族语言。他对俄语十分精通，在工作中还常常批评一些人写的文字里有“文理不通”的现象。苏联著名飞机设计师雅可福列夫在其所写的回忆录《生平回忆》中曾经讲到他的一次经历：一次，由斯大林口授，而由他草拟文件的情形：斯大林看他把主词写在宾词的后面，就说，“您这样不太顺当吧?应当这样才对”，于是把它改了过来。后来，雅可福列夫又很认真地把俄文文法温习了一遍。莫洛托夫也认为斯大林的俄语说得很好，就是有时也会把重音搞错的现象。当然，斯大林的论著没有托洛茨基那么多，据说，托洛茨基出版的全集竟有一百多卷之多。但是论著的多少并不能说明一个人的理论水平。关键还是论著的质量，是它的真理性，是它的社会影响。在这方面，斯大林的论著数量虽然不是很多，但是却非常扎实，不仅很有分量，而且很有特色。列宁很早就发现斯大林是一个很杰出的理论家。我们知道，列宁在1904年初为了反对经济派曾经用车尔尼雪夫斯基小说《怎么办》的书名写过一本《怎么办》的理论著作，强调要把社会主义意识“从外面灌输给工人”，斯大林读到后深感它的重要，于是在高加索的《无产阶级斗争报》上发表了一篇论述“从外部灌输”的文章，即《答<社会民主党人报>》。这篇文章不是重复列宁的论述，而是对问题从不同的角度做了全新的阐述，不仅在当地，而且在国外引起了人们的重视，有人甚至把斯大林称作“高加索的列宁”。当时侨居国外的列宁通过克鲁普斯卡娅写信给斯大林，要求寄去《略论党的意见分歧》(斯大林的未署名著作)一书，并且定期寄去他们编辑的《无产阶级斗争报》。列宁在收到斯大林的书和报纸后，还专门发表了一篇书评——《无产阶级斗争报》，对斯大林的《答<社会民主党人报>》一文给予了很高的评价并对该文的观点做了详细的介绍。他说，在斯大林的这篇文章里，“我们看到对于‘从外面灌输意识’这一著名问题的绝妙提法。”(见《列宁全集》第11卷，人民出版社中文第二版，第389页)请注意，列宁在这里用了“绝妙”这样一个极具褒义的形容词，其欣赏和满意的程度真可谓溢于言表。不仅如此，列宁还在自己写的书评里把斯大林文章的观点分成四个部分做了详细的介绍。(同上)
七年之后，也就是1912年，此时第一次世界大战已经临近，民族主义的思想在一些人的头脑中泛滥，民族问题成了除农民问题以外的又一个重要问题，列宁又想到了斯大林。此时的列宁正侨居于波兰的克拉柯夫，他要斯大林到他那里去，一方面是要和他研究《真理报》的问题，并且参加中央委员会的会议，另一方面就是想让他写一篇关于民族问题的文章。而为了搜集资料的方便，他建议斯大林去维也纳，因为那里有维也纳大学，在欧洲也是一个学术重镇。斯大林于1912年11月到了维也纳。用两个多月时间写成了《马克思主义与民族问题》一篇“大文章”，分三期发表于《启蒙》1913年的3、4、5期，后来还印成了小册子单独发行。对于斯大林写的这篇论著，列宁倍加欣赏。他在1913年2月14日写给高尔基的信里说，“关于民族问题，我完全同意您的意见，应当非常认真地研究这个问题。我们这里有一位非常好的格鲁吉亚人正在埋头给《启蒙》杂志写一篇大文章，他搜集了一切奥国的和其他的材料。”(《列宁全集》第46卷，人民出版社中文第二版，第243页)对斯大林的这部著作，列宁在九个月后写作《论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民族纲领》一文时又一次给予了极高的评价，他说，“近来，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文献中，对这种情况以及对社会民主党民族纲领的原则，都进行过阐述(在这里首先要提出的是斯大林的文章)。”(《列宁全集》第24卷，人民出版社中文第二版，第234页)。我们知道，列宁在这段时间也写过不少有关民族问题的文章，但是他把斯大林的《马克思主义与民族问题》作为“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文献中，首先要提出来的”文献而加以特别的推荐，可见他对斯大林此书的重视程度。这里需要指出的是，上述列宁给高尔基的信里说斯大林是“一位非常好的格鲁吉亚人”，而在《列宁全集》中文第一版里的译文则有所不同，那里译为“一位卓越非凡的格鲁吉亚人”。(见《列宁全集》第35卷，人民出版社中文 第一版，第73页)显然，“卓越非凡的”要比“非常好的”译法要崇高得多。经查列宁原著的俄文，这里用的是чудесный一词，该词的词根为чудo(即“奇迹”)，而作为形容词则有“奇异的”、“不可思议的”、“神奇的”、“绝佳的”等意思;显然，将其译为“非常好的”是太一般化了，这就跟说oчень хорошо差不多了，相比之下，译为“卓越非凡的”与原意显然更加切近。当然，如果译为“神奇的”或“奇异的”或“绝佳的”就更符合原意了。不知中文第二版的译者为什么要把原来列宁极为称赞的一个褒义语词改译成为一个极为一般、极为普通的语词?是不是认为现在对斯大林的评价已经不高了，应该用较一般的词语来淡化一些呢?但是，这是列宁对斯大林的评价，理应照直翻译，我们又有什么权利来做这样的改变呢?这显然不是一件小事。建议中央编译局的领导人，对《列宁全集》中文第二版这个词语的改动进行调查，并将调查的结果在媒体上作出公开的说明;如果确实是改错了，应该追究相关责任人的责任，并且在实际工作中纠正这一错误。
在这方面，托洛茨基出于他对斯大林的嫉妒心，走得更远。虽然由于列宁对斯大林的《马克思主义和民族问题》的高度评价他不敢公开否定，并且承认斯大林“有权被承认是杰出的理论家”，但又到处散步流言蜚语，说什么“斯大林的这篇著作完全是列宁启发他写的，是在列宁不断监督下写成的，并且是由列宁逐字逐句修改的。”(托洛茨基：《斯大林评传》，东方出版社1998年版，第222页)在他笔下，斯大林简直成了一个极其笨拙的小学生，这篇著名著作根本就不是斯大林写的，而是在列宁的启发和监督之下写成的，而且在写成之后列宁还逐字逐句进行了修改!如果事情真是这样，列宁为什么还要说斯大林是“卓越非凡的格鲁吉亚人”呢?这不就成了列宁是自己赞赏自己了么?这说得通吗?托洛茨基还援引克鲁普斯卡娅在《列宁回忆录》里的话进行他的“论证”，他说，“克鲁普斯卡娅追述，‘这次，伊里奇同斯大林就民族问题谈了许多话，他很高兴遇到了一个认真关心这一问题、研究这一问题的人。在这以前，斯大林在维也纳住过两个多月，熟悉了在那里我们的人，认识了布哈林、特罗亚诺夫斯基夫妇。’有些话她没有说。‘伊里奇同斯大林谈了......很多话’——这意味着，列宁向斯大林提供一些重要想法，说明这些想法的各个方面，解释错误的概念，提出阅读材料，校阅初稿，作出修正......”(托洛茨基：《斯大林评传》，东方出版社1998年版，第223页)这些话可以说全都是托洛茨基的凭空想象和无中生有的捏造!不要忘记，那时的托洛茨基还不是一个布尔什维克，还是一个孟什维克，或者说还是一个游离于两派之间的“托洛茨基分子”，根本不了解布尔什维克内部的一些事，他哪里有什么资格来补充克鲁普斯卡娅所说的内容呢?关键在于，斯大林早已不是一个初涉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习作者，而是一个在理论上已经相当成熟的理论家，列宁之所以要斯大林写作民族问题的文章，正是由于对他已十分了解，特别是他七年前写的那篇文章阐述“从外面灌输”的文章已经达到了很高的水平，以致列宁甚至用“绝妙提法”这样的词语来盛赞它。再说，当列宁子2月上半月与他谈话时，斯大林早在一月份已经把文章写好了，他在文章末尾清楚地注明了写作时间和地点是“1913年1月于维也纳”而且，《列宁回忆录》也说得很清楚，斯大林的文章是“在这以前，斯大林在维也纳住过两个多月，研究民族问题”。(克鲁普斯卡娅：《列宁回忆录》，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45页)这些事实都说明，正因为斯大林在之前写了这样一篇关于民族问题的文章，对这个问题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列宁才会“很高兴遇到了一个认真关心这一问题，研究这一问题的人”，并且和他“就民族问题谈了很多话”。托洛茨基却硬要把斯大林论著说成是列宁与他谈话、进行灌输的结果，显然是有悖于事实的捏造。在这方面，他自己也觉得这个谎言还不够完善，于是又从克鲁普斯卡娅的《列宁回忆录》后面几页里讲述列宁对青年革命家波利斯的一封信里对他写作进行帮助的一段叙述：“我回忆起伊里奇对缺乏经验的住着的态度。他看到本质，看到基本的东西，周密地考虑如何改正缺点。但是他做得十分谨慎，以致有的作者竟觉察不出租纠正他的缺点。伊里奇非常善于在工作中帮助人。......”(同上，第248页)来说明斯大林的文章是列宁指导下写成的。在此基础上，托洛茨基进一步加油添酱地写道：“人们把斯大林写这篇文章的进展情况十分清楚地给我们叙述出来。最初，列宁在克拉柯宇他进行启导性谈话，概述主要思想和提出研究材料。后来斯大林前往维也纳，到‘奥地利学派’的中心去。斯大林不懂德文，他不能利用原始材料。但是有布哈林在。布哈林毫无疑问有一个理论头脑，懂一些外遇，理解关于这个问题的著作，知道怎样利用文件。布哈林像特罗雅诺夫斯基一样奉列宁的指示去帮助这位‘卓越非凡的’、然而是没有受过什么据的格鲁吉亚人。显然，最重要的引语是他们选择的。文章的逻辑结构(有卖弄学问的毛病)非常困难是由于受到布哈林的影响。......斯大林从维也纳带着他的材料回到克拉柯夫。在这里，又轮着列宁进行工作了。他细心地和不倦地进行了校改。在每一页里都可以很容易地看到他的思想的印记和笔迹。”(《斯大林评传》，东方出版社1998年版，第223-224页)在这里，托洛茨基好像看到了斯大林写作的全过程，包括布哈林在维也纳给他选择引语和确定文章结构，列宁在克拉柯夫为其校改，甚至列宁的“笔迹”他都看到了。真是神奇到了极点!在他的笔下，斯大林是如此的蠢笨无能，整个文章都是别人的思想，别人的贡献，斯大林什么都没有。人们要问，既然如此，列宁为什么要让斯大林写这篇文章?干脆列宁自己写得了，或者叫布哈林写得了，何必要斯大林来写呢?问题还在于，列宁对斯大林此文评价甚高，称他是“卓越非凡的格鲁吉亚人”，称此文是“马克思主义理论文献里”关于民族问题“首先要提到的”文献。这合乎常理吗?在这方面，托洛茨基还说什么克鲁普斯卡娅“把描叙作为青年作家导师列宁的这些话，写在她的回忆录中叙述斯大林写民族问题的那一章里”，“克鲁普斯卡娅常常被迫采取转弯抹角的方法，以便至少保护列宁的一部分著作权不为别人所篡夺“，这更是无中生有的污蔑。实际上，克鲁普斯卡娅的回忆录是按照时间的先后写的，这里所涉及的内容都属于第二部的《克拉科夫1912-1914年》一章，根本没有什么“叙述斯大林写民族问题的那一章”，她不过是把发生在1912-1914年的事按照时间先后加以叙述罢了。有关斯大林到克拉科夫的事发生在1913年2月，所以放在这一部分里面叙述，这很自然。至于说到波利斯，那是因为后来列宁曾到维也纳看望布哈林，并陪妻子到伯尔尼作手术(当时克鲁普斯卡娅越来越陷入残废状态)，而在回程路过慕尼黑，于是又去与在慕尼黑大学学习的波利斯见了面。波利斯写的第一部著作《论俄国农民的分化问题》于1912年出版，出版后给列宁寄了一本;由于在写作过程中列宁曾经写信给他以帮助和指导，因此克鲁普斯卡娅于是又回忆了这段经历。托洛茨基把《列宁回忆录》的这段回忆说成是克鲁普斯卡娅为了维护列宁的著作权并且把它和斯大林写作《马克思主义和民族问题》说成是同一类问题，显然是没有道理的。本来，在革命同志之间特别是在长辈与晚辈之间提供这样的帮助完全是应该的，也是非常正常的事，根本不存在什么著作权问题，更谈不上是什么“列宁的一部分著作”“为别人所篡夺”。从这里也可以清楚地看出，托洛茨基的丑恶灵魂，他满脑子是“知识私有”的观念，名利思想极其严重，根本就说不上是一个无产阶级革命家。应该说，列宁在1913年2月14日给高尔基的信已经可以说明一切：斯大林对民族问题的研究是“卓越非凡”的，是“他”即斯大林这个“格鲁吉亚人”而不是“布哈林”或其他人“埋头给《启蒙》写了一篇大文章”，并且也正是“他”即斯大林而不是“布哈林”或其他人“搜集了一切奥国的和其他的材料。”托洛茨基对斯大林的造谣中伤，实际上已经构成了诬陷罪。但是，在中国，托洛茨基的这些明显的谣言居然还有追随者。一个明显的例子是中央编译局世界社会主义研究所的郑异凡研究员，他在《布哈林论稿》一书中介绍布哈林时说，“1913年斯大林为写作民族问题的著作来到维也纳搜集资料，他不懂西方语言，布哈林在收集和翻译有关材料方面给了他以极大的帮助。可以说，没有布哈林的帮助，斯大林是不可能写成《马克思主义和民族问题》这本使他成为‘民族问题专家’的成名之作的。”(郑异凡：《布哈林论稿》，中央编译出版社1997年版，第4页)根据斯大林的亲密战友莫洛托夫的说法，“斯大林到过欧洲，懂一些德文”，虽然在听说方面还不行，但借助于词典搜集和翻译资料还是可以的。正因为如此，列宁对他也很佩服，称他是“卓越非凡的格鲁吉亚人”。这还有什么可怀疑的呢?再说，布哈林当时到维也纳的时间也还不长，他既要听庞巴卫克的课，又要准备写《食利者的政治经济学》一书，而他对于民族问题也并没有研究过，又怎么能越俎代庖去当斯大林的资料员呢?当然，同志之间进行一些帮助也是会有的，但绝不会所有的资料都是由布哈林提供的。
斯大林后来还发表了许多名著，如《论列宁主义的基础》、《论列宁主义的几个问题》和汇编的《列宁主义问题》、《斯大林全集》;50年代以后还发表了《马克思主义与语言学问题》、《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等论著，对于语言学和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都做出了重要的理论贡献。他还指导编写了《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和《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前者被人们称为“马克思主义的百科全书”，后者则被人们称为世界上第一本真正的“广义政治经济学”。这些著作，不仅在苏联，而且在全世界都产生了极其巨大的影响。难怪人们把斯大林和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并列称作“马恩列斯”四大革命导师，把他们四人称作“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把他们的著作称作“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
相比之下，托洛茨基的著作虽然数量很多，但实际上并没有什么理论建树。就其影响来说，根本不能与斯大林相提并论。首先是列宁，对他的著作基本上是批评的。列宁在世时，经常和他论战，说他“理论一窍不通”。在我国，从郑异凡研究员编选的《托洛茨基文选》、《托洛茨基读本》两书来看，这些应该说是他的精品力作了吧，但是人们还是看不到他有什么高水平的可以传世的理论著述，而许多文章是否具有真理性却是大可争论一番的。
在托洛茨基的这些著述中有一篇叫做《俄国社会民主党的发展趋势》的文章。这篇文章最初发表于德国社会民主党机关刊物《新时代》第50期;紧接着，孟什维克的头子马尔托夫也在《新时代》第51期发表了一篇文章，两篇文章观点相近，互相补充，好像是姊妹篇。列宁对这两篇文章所涉及的问题进行了批评，写了《俄国党内斗争的历史意义》一文寄给了考茨基，大概是由于考茨基和托洛茨基同属于中派的缘故，对作为左派的列宁的批评文章竟然拒绝发表，只是经过列宁交涉，他的文章到1911年4月29日才在《争论专页)第3号上发表。托洛茨基在文中表现出了强烈的调和主义的倾向，他把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两派的原则分歧说成是这样的：“尽管这两派一开始就斗争得很激烈，然而两派之间实质上的差别最初是完全微不足道的。这是革命爆发了并且展示了它的壮大问题。革命利益了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两个线程的组织形式，迫使两派在你死我活的斗争中为运动的各种迫切需要服务。这时政治历史是以月计算的。布尔什维主义和孟什维主义各自极其迅速地制订了不同的革命观点和不同的策略。”(《托洛茨基文选》，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52页)在他看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内部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的原则分歧是微不足道的，它们不是社会上阶级斗争在党内的反映，而是所谓知识分子迁就不成熟的无产阶级的产物。他认为在斯托雷平反动时期，无论是布尔什维克还是孟什维克都出现了涣散的现象，两派都在瓦解的过程中。而“当分散的孟什维克集团的合法地位巩固起来的时候，布尔什维克则在全力保卫党的秘密机构，以防反动派的打击，他们重新恢复了国外的出版活动，并且召开了一次全俄代表会议。初看起来，似乎两派找到了两个互不相关的活动领域，从而使分裂无限期地持续下去。但实际上，他们正是用这种方式直接着手党的统一。”(同上，第58页)看来，这就是托洛茨基所说的“俄国社会民主党的发展趋势”。列宁在自己文章的开头就旗帜鲜明地揭露了他的这一观点的倾向所在。列宁说，“马尔托夫阐述了孟什维主义的观点。托洛茨基吃力地跟着孟什维克跑，用特别响亮的词句打掩护。”(《列宁全集》第19卷，人民出版社中文第二版，第350页)列宁在文章里强调指出，托洛茨基不理解发生在反革命得胜时代的这种涣散现象，不理解非社会民主主义分子脱离社会民主工党这一现象的历史经济意义，而向德国读者大谈其两个派别的‘涣散’、‘党的涣散’，‘党的解体’。这是错误的。这种错误表明，第一，托洛茨基在理论上一窍不通。为什么中央全会认为，取消主义也好，召回主义也好，都是‘资产阶级对无产阶级的影响的表现’，这一点托洛茨基绝对理解不了的。请切实想一想，那些体现资产阶级对无产阶级的影响的流派受到党的谴责而分离出去，这究竟是是党的涣散和党的解体呢?还是党的巩固和党的纯洁?”“第二，这种错误表现了托洛茨基派的广告‘政策’托洛茨基要干的，就是试图建立一个派别，现在，由于托洛茨基把中央委员会的代表从《真理报》排挤出去这一点已经被大家识破了。托洛茨基为了给自己的派别做广告，竟大言不惭地对德国人说，‘党’在涣散，两个派别做涣散，而他托洛茨基一个人在拯救一切。”(同上，第365-366页)列宁还说，“托洛茨基在德国人面前贬低党和抬高自己，已经到了多么厚颜无耻的地步”!(同上，第366页)
需要指出的是，列宁对托洛茨基此文的批判，不仅涉及到这篇文章本身，而且表达了他对托洛茨基的理论水平和人品的整个看法：列宁说他“在理论上一窍不通”，这就是说他根本不懂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理论;同时说他是“贬低党和抬高自己，已经到了多么厚颜无耻的程度”，则是说他人品之低下已经到了令人吃惊的地步。
而对于托洛茨基这样一篇被列宁批驳得体无完肤的文章，郑异凡研究员竟然把它作为正面作品不加任何批判和说明地编进《托洛茨基文选》，这件事，显然也很值得我们反思：我们的出版事业是不是出了问题了?当然我不是认为，一切反面的东西都不能出版;为了探求真理，为了进行深入的研究，一些反面的东西当然也可以甚至也必须出版，但是却绝不能把反面的东西作为正面的东西来宣传。但是，这本《托洛茨基文选》并不是为了研究的需要，而是为了“满足当代读者特别是年轻读者的阅读需要”!(见《<人民文库>出版前言》，载《托洛茨基文选》扉页)而在该书的《编者说明》里，也完全是“纯客观”的介绍，实际上是充满了对托洛茨基的同情和赞扬，不仅没有指出托洛茨基的任何错误，倒是一再提到斯大林的错误，而对列宁批判托洛茨基的大量论述，编者竟然浑然不知，实际上是佯装不知，一字不提;在《编者说明》和整个《文选》里甚至找不到一句对托洛茨基的带批判性的说明。这种良莠不辨、是非颠倒的做法，究竟要把我们年轻一代带到哪里去?
在托洛茨基的著作中，最著名的莫过于他的《不断革命》一文了。本来，不断革命论是马克思提出的。马克思在《1848年至1850年法兰西阶级斗争》一书中说，“这种社会主义就是宣布不断革命。就是无产阶级的阶级专政，这种专政是达到消灭一切阶级差别，达到消灭这些差别所由产生的一切生产关系，达到消灭和这些生产关系相适应的一切社会关系，达到改变社会关系产生出来的一切观念的必然的过渡阶段。”(《马克思是选集》地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462页)这里所说的社会主义当时马克思叫做“革命社会主义”，后来由于马克思在《资本论》里解决了“资本总公式的矛盾”，从而在不违背价值规律——等价交换原则的基础上揭示了剩余价值产生的秘密，解决了导致李嘉图学派破产的两个难题之一——“资本与劳动交换”的难题，恩格斯在《反杜林论》里说，“这个问题的解决，是马克思著作的划时代的功绩，它使明亮的阳光照进了经济学的领域，而在这个领域中，从前社会主义者像资产阶级经济学家一样曾在深沉的黑暗中摸索。科学的社会主义就是以此为起点，以此为中心发展起来的。”(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548页)自此以后，原来称作“革命社会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就被称为“科学社会主义”了。为了更广泛第宣传“科学社会主义”的思想，恩格斯还把《反杜林论》里的有关内容摘编成了一本小册子即《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出版。应该说，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的不断革命论从其一开始就是和革命发展阶段论联系在一起的。所谓不断革命，就是不仅要消灭一切阶级差别，而且要消灭这些差别的基础生产关系、消灭一切与之相适应的社会关系，以及由这些关系产生出来的观念。这是一个不断革命的过程，同时它又是一个“过渡时期”，即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时期。实际上，这里涉及到三个时期：资本主义时期，社会主义时期，还有从前者到后者转变的过渡时期。革命发展的这三个阶段以及他们之间的顺序显然是不能随便改变的。可是，被列宁称为“理论上一窍不通”的托洛茨基却在1905年革命期间提出了一个与马克思的不断革命论完全不同的不断革命论。他说，“无产阶级一旦取得政权，就不能停留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限度内，它必须采取不断革命的策略，也就是必须打破社会民主党最低纲领和最高纲领的界限，向愈来愈激进社会改革过程，并从西方革命寻求直接及时的支持。”(托洛茨基：(《总结与展望》1919年莫斯科重印本序，载《“不断革命”论》，三联书店1966年版，第2-3页)但是，《托洛茨基文选》没有采用这个早期说法，而是采用了他1929年的晚期说法。问题是，托洛茨基的不断革命论正是由于他的早期说法才引起了人们的注意和批评;他显然是想用二十多年以后的晚期说法来掩饰其过去的错误。这一点，在他1929年的文章的第一条里可说是暴露无疑。他说，“不断革命论现在要求每一个马克思主义者给予最大的关注，因为阶级斗争和思想斗争的进程完全彻底地使问题走出对俄国马克思主义者的旧意见分歧的回忆领域，而成了关于整个国际革命的性质、内部联系和方法的问题。”(《托洛茨基文选》，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234页)值得注意的是，马克思当年提出的的不断革命论正是针对欧洲革命说的，而托洛茨基把这一理论变成了一个俄国的问题，为了掩盖自己的错误，居然还让人走出过去分歧的回忆领域;更有甚者，他居然批评所谓“列宁的旧公式”!其实，不是别人，正是他自己把马克思说的欧洲革命变成了俄国革命，并且把它和西方革命的支持捆绑在一起，这显然是前后矛盾的。而且根据他后来的解释，他还把不断革命与输出革命联系在一起，这也是十分错误的。革命发生的原因，在于它是社会内部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的矛盾，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之间的矛盾发展到对抗程度的产物，是社会的两大阶级的矛盾发展到对抗程度的产物。事物的发展与变革应该是由内因引起，外因只能起某些影响的作用，以国外的力量代替国内人民的斗争，这显然不是马克思主义的革命论。
在郑异凡研究员编选的《托洛茨基文选》里，还有相当大的一部分内容是托洛茨基对斯大林的批评。对于这种批评，斯大林也早已给予了回答。看来此书编者对斯大林的回答是不赞成的。问题是，斯大林用苏联工业化和农业集体化的实践，用在苏联建成社会主义国家的实践，还用苏联在卫国战争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的伟大胜利，向全世界证明了他领导的正确。还是鲁迅在《答托洛茨基派的信》一文里说得好：“因为斯大林先生们的苏维埃俄罗斯共和国联邦在世界上的任何方面的成功，不就说明了托洛茨基先生的被逐、飘泊、潦倒，以致‘不得不’用敌人金钱的晚景的可怜么?现在的流浪，当与革命前西伯利亚当年风味不同，因为那时怕送一片面包的人也没有;但心境又当不同，这却因了苏联的成功。事实胜于雄辩，竟不料现在就来了如此无情面的讽刺的。”(《鲁迅全集》第6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609页)鲁迅的话是1936年6月10日说的。后来的事他没有说到。我们知道，在1937年，苏联通过了新宪法，宣布建成了社会主义社会。而从1940年6月起，德国法西斯背信弃义，向苏联发动了大规模的侵略战争，苏联在极其困难的情况下，从战略退却到战略相持，经过斯大林格勒会战，苏联转入战略反攻，最后打到了希特勒的老巢，把红旗插到了柏林的上空。可惜，托洛茨基也没有看到这一幕 。随着托洛茨基的去世，人们已经渐渐地把他忘却。但是，斯大林却赢得了全世界对他的尊敬。当然反对他的人总是有的，那也不过是几只“嗡嗡叫”的苍蝇而已。当然也不能太小看他们，他们的反苏大合唱，在里应外合之下，居然把有73年历史的苏联给搞垮了。这是一个多么惨痛而又深刻的教训，对此，我们显然应该没齿不忘，深深记取，永远引以为鉴，而绝不能重蹈覆辙才是。
当然托洛茨基在组织建立红军、指挥国内战争方面也曾有过一些贡献，他曾被人们称为“苏联红军之父”，而他的头像在国内战争时期还曾与列宁的头像并列悬挂之于许多公共场合，使他得到过一些虚荣。应该说，这也是战争时期常有的事。我们中国在战争时期乃至在解放初期不是也曾把朱德的头像和毛泽东的头像并列悬挂过吗?不过，托洛茨基指挥国内战争只是在前期做了一些有益的工作，由于他缺乏他实践经验，又不愿意深入实际、深入群众，他所制定的一些作战计划往往是错误的;只是由于1919年初以后列宁派出了斯大林等人去东方前线、西方和南方前线巡视，改变了原来的作战部署，并上报中央批准执行，才使战局发生了变化，从而取得了战争的胜利。在这方面斯大林在国内战争中才是真正功不可没的。实际上，托洛茨基作为联共(布)的反对派，后来在苏联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中所充当的角色一直是负面的;他一直是一个消极的破坏者，而不是一个积极的建设者。苏联后来的巨大成就和他是无关的，而苏联的最终垮台，倒是有他一份“功劳”在内，——他完全成了一个反面人物。
值得一提的是，托洛茨基在他的《自传》里提到，列宁为了让他和斯大林和解，曾经派斯大林、伏罗希洛夫到南俄前线的察里津与他汇合，托洛茨基对列宁的这一做法当时虽然还不敢敢公开表示拒绝，但在私下还是表现出了不满，说了一些他们两人的坏话。后来他在《自传》里引用列宁的信时还在信上插了两个很不礼貌的注，表示不同意列宁的看法。这也说明，托洛茨基与斯大林的矛盾，托洛茨基是应该负主要责任的。需要指出的是，斯大对于组建红军的骑兵部队是有重要贡献的，由于骑兵具有机动灵活的特点，在国内战争时期曾经发挥了很大的作用。斯大林受中央派遣到察里津去，对于解决至关紧迫的粮食问题，也作出了重要贡献;他作为一个政治家，在解决粮食问题的同时还妥善地解决了与农民的关系问题，也是值得人们称道的。伏罗希洛夫作为铁路工人出身的军事指挥人员，曾被托洛茨基任命为军长，但他对斯大林非常崇拜，一直跟随斯大林的政治路线，而且屡立战功，多次获得红旗勋章，成为苏联家喻户晓的英雄人物。电影《保卫察里津》曾经纪录了这一段历史。当然对于拍这部电影，托洛茨基肯定也是不高兴的，不过那时他早已经成了历史，再也无法管这种事情了。
问题是陈独秀为什么会对托洛茨基情有独钟呢?说穿了，那不过是因为陈独秀的一些看法与托洛茨基比较接近。据唐著《中国托派史》所述，1929年5月，彭述之、尹宽、郑超龄等人自苏联归国，陈独秀得以见到了托洛茨基论述中国革命的几篇文章，他惊喜地发现，自己提出的先是反对加入国民党，后来又多次要求退出国民党的主张，原来与托洛茨基的主张不谋而合，他极口称赞“托洛茨基指出过去大革命失败的教训是百分之百的正确。”(唐宝林：《中国托派史》，台北东大图书公司1994年版，第63页)说得不好听，陈独秀崇拜托洛茨基实际上有一种可以说是“自恋”的成分。从此，陈独秀把托洛茨基当作“知音”，乃至当作崇拜的对象，一脚踏进了托洛茨基主义的泥淖之中而不能自拔，甚至在看到托派的主张的问题之后，也没有勇气与之公开决裂。
令人遗憾的是，被陈独秀吹得天花乱坠的托洛茨基写的这些用以指导中国革命的文章，特别是《中国革命的总结和前瞻》与《共产国际第六次代表大会后的中国问题》两文都没有收进郑异凡先生编选的《托洛茨基文选》，不知他究竟是出于什么考虑?应该说，具有光荣革命传统和长期革命实践经验的中国共产党和广大的中国人民，是有很强辨别是非的能力的，他们完全能够分清什么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路线，什么是托洛茨基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如果将这些材料公开，并且积极地开展对它的批判，它就能够很好地发挥反面教材的作用，大大增强人们对于各种细菌和病毒的免疫力。毛泽东当年就是这么做的，叶永烈的《毛泽东的四大秘书》一书对此曾有介绍：1946年元旦，蒋介石做了一个长篇广播演说，大讲什么军队要必须归还国家统辖，任何割据地盘破坏交通阻碍复员的军事行动必须绝对避免，这明显是一个撕毁双十协定，要发动内战的信号，毛泽东当即决定，将其在《解放日报》上全文转载，以期引起人们的注意;同时让胡乔木撰写了一篇长篇社论进行批驳，让它起了很好的反面教材的作用。为什么郑异凡先生就看不到托洛茨基这这两篇文章作为反面教材的价值呢?是不是为了帮助托洛茨基掩饰其错误呢?
前面已经说过，把大革命失败归之于党内合作这种形式是一种很皮相的说法;关键不在于国共合作的形式，关键是无产阶级能不能掌握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领导权问题。这是列宁早在1905年写的《两种策略》一书中就明确说了的，虽然后来列宁在共产国际二大关于民族殖民地问题提纲里也曾再次谈到这个问题，但是由于列宁的《两种策略》一书长期没有译成中文，陈独秀和中国共产党人也不可能对此有更深刻的认识。这是历史造成的，不能由个人来负责。但是，陈独秀作为中国共产党的总书记，应该对大革命的失败负责又是不可推卸的。现在好了，可以从托洛茨基那里找到大革命失败的原因了，陈独秀如获至宝，他现在可以把责任完全推给共产国际和斯大林了。这样一来，他对大革命失败就没有责任了，而且还可以以一贯正确自居，他在精神上也就可以得到彻底解脱了。这是他很快就皈依托洛茨基主义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在这方面，毛泽东就与他完全不同，他不怨天尤人，而是反求诸己，他在读了列宁的《两种策略》之后，终于找到了大革命失败的真正原因，在此基础上提出了正确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正确路线，并且领导全党和全国人民通过不懈的斗争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而陈独秀却从此走上了一条更加错误的道路，成了一个共产党的叛徒，一个时代的落伍者，被历史所淘汰。说到底，陈独秀在这个问题上是有私心的，他不能出以公心，总是患得患失，今天这样，明天那样，根本就谈不上有坚定的信仰。革命前辈、原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在瞻仰毛泽东故居后曾题词说，“公者千古，私者一时”。诚哉斯言!毛泽东至今仍然活在中国人民心中，而陈独秀呢，尽管曾经风头一时，当过“五任总书记”，但是，如果全面考察、功过相比，那就明显是过大于功，现在除了一些右派精英外，还有谁不承认正是他才是葬送了轰轰烈烈的大革命的历史罪人呢?
应该指出，陈独秀与托洛茨基关于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观点其实也并不相同，如关于无产阶级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中的领导权问题，陈独秀主张由资产阶级领导，而托洛茨基并无这种观点，当然，他们两人在不重视农民方面的看法是相同的。此外，他们还有一些共同点。他们学习马克思主义都不是很用功，都喜欢自以为是，而且都主张个人自由而不愿意受到组织的约束。由于这个原因，托洛茨基在1903年就成了孟什维克，实际上，即使在1917年加入布尔什维克以后他也并没有改掉这个劣根。如前所说，在1918年签订布列斯特和约问题上是这样，在日常工作中也是这样。后来更是变本加厉，在党内进行派别活动。1920-1921年挑起工会问题的争论，1923-1926年进行反党派别活动。1925年，他被解除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和陆海军军事人民委员职务;1926年与季诺维也夫结成“托季联盟”，在他们为联共(布)15大准备的的文件里竟然甚至公开提出，“1.要求党内民主，党内有搞派别活动的自由。2.反对一国建设社会主义。3.要求公布列宁遗嘱。4.批评共产国际在中国、英国、德革命中执行右倾机会主义路线。”这个文件被斯大林称作反党文件，不准印发。(见《中国托派史》，台北东大图书公司1994年版，第6页)在这方面，陈独秀几乎也是一样。他在1927年曾经写过一首《国民党四字经》，其头两句说，“党外无党，帝王思想;党内无派，千奇百怪。”(见《陈独秀著作选编》第4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第355页)虽然这是说国民党的，但是，在他看来党外有党和党内有派都是天经地义的。他在共产党内要做反对派，后来成了托派，而后又在托派里又当反对派，胡适说他是终身的反对派，看来说得也不错。但是在共产党内是不允许组织反对派的，而这也就决定了他的命运，他之被开除出党乃是他的思想和行为的必然结果。
说陈独秀是托派，有什么“莫须有”可说?有关他崇拜托洛茨基、反对斯大林以致反对列宁的文字，都是白纸黑字，证据确凿;他还当过中国托派的书记，并且还向托洛茨基写信汇报情况，反映中国托派内部的争论，而托洛茨基还一再希望他参加托派的第四国际总理事会，或到美国去生活，这些材料现在人人都可看到，而且在唐研究员写的《全传》和《中国托派史》里都有介绍，其真实性和可靠性，唐研究员应该比别人知道得更清楚，在这方面，可谓是铁证如山，难道还需要什么别的证据来补充证明吗?
六、关于“汉奸”问题
至于说陈独秀或托派是不是汉奸的问题，在唐著里用了不少篇幅批判共产国际和王明、康生两人的所谓诬陷，还对《解放》杂志、《群众》杂志和《新华日报》进行了批评。其实，更早提出托派汉奸问题的是鲁迅。早在1936年6月，在鲁迅病重时，托派头面人物之一的陈其昌以为可以利用鲁迅与四条汉子之间的一些矛盾拉鲁迅跟他们托派走，于是给鲁迅寄去了一些托派刊物，并给鲁迅寄去了一封信。该信如实地反映了托派对中国革命和和抗日战争的看法和他们拉鲁迅下水的意图。信中写道：
“鲁迅先生：
“1927年革命失败后，中国康繆尼斯脱不采取退兵政策以预备再起，而乃转向军事投机。他们放弃了城市工作，命令党员在革命退潮后到处暴动，写这农民基础上制造Reds以打平天下。七八年来，几十万勇敢又为青年，被这种政策所牺牲掉，使现在民族运动高涨之时，城市民众失掉革命的领袖，并把下次革命推远到难期的将来。
“现在Reds打天下的运动失败了。中国康谬尼斯脱又盲目接受了莫斯科官僚的命令，转向所谓‘新政策’。他们一反过去的行为，放弃阶级的立场，改换面目，发宣言，派代表交涉，要求与官僚、政客、刽子手，都是民族革命者，都能抗日，其结果必然是把革命民众送交给刽子手们，使再遭一次屠杀。史太林党的这种无耻背叛行为，使中国革命者都感到羞耻。
“现在上海的一般自由资产阶级与小资产阶级分子无不拥护史太林党的这‘新政策’。这是无足怪的。莫斯科的传统威信，中国Reds的流血史迹与现存力量——还有比这更值得利用的东西吗?可是，史太林党的‘新政策’越受欢迎，中国革命便越遭毒害。
“我们这个团体，在百般困苦的环境中，为我们的主张做不懈的斗争。大革命失败后，我们即反对史太林派的盲动政策，而提出‘革命的民主斗争’的道路。我们认为大革命既然失败了，一切只有再从头做起。我们不断地团结革命干部，研究革命理论，接受失败的教训，经教育革命工人，期望值这反革命的艰苦时期，为下次革命打下坚固的基础。几年来的各种事变证明我们的政治路线与工作方法是正确的。我们反对史太林党的机会主义、盲动主义的政策与官僚党制，现在我们又坚决打击这盘被的‘新政策’。但恰因为此，现在我们受到各投机分子和党官僚们的嫉视。这是幸呢，还是不幸?
“先生的学识文章与品格，是我十余年来所景仰的，在许多有思想的人都沉沦到个人主义的坑中时，先生独能本自己的见解奋斗不息!我们的意见，如能得到先生的批评，私心将引为光荣。现在送上近期刊物数份，敬乞收阅。如蒙赐复，请留存X处，三日之内当来领取。顺颂
“健康!
“陈XX 六月三日”(转引自《鲁迅全集》第6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607-608页)
鲁迅是什么人?他的头脑有马克思主义的武装，看问题尖锐深刻，一眼就看清了陈其昌来信的恶毒用心，这封信理所当然地遭到了他的痛斥。他在回信中写道：
“先生的来信及惠寄的《斗争》《火花》等刊物，我都收到了。
“总括先生来信的意思，大概有两点：一是骂史太林先生们是官僚，再一是骂毛泽东先生们的‘各派联合一致抗日’的主张为出卖革命。“这很使我‘糊涂’起来了。因为史太林先生......(前面刚刚引过此内容，从略)其次，你们的‘理论’确比毛泽东先生们高超得多，岂但得多，简直一是在天上，一是在地下。但高超固然是可敬佩的，无奈这高超又恰恰为日本侵略者所欢迎，则这高超仍不免要从天上掉下来，掉到地上最不干净的地方去。因为你们高超的理论为日本所欢迎，我看了你们引出的很整齐的刊物，就不禁为你们捏一把汗，在大众面前，倘若有人造一个攻击你们的谣言，说日本人出钱叫你们办报，你们能够洗刷得很清楚吗?这绝不是因为从前你们中曾有人跟着别人骂过我拿卢布，现在就拿这一手来报复。不是的，我还不至于这样下流，因为我不相信你们会下作到拿日本人钱来出版攻击毛泽东先生们的一致抗日论。你们绝不会的。我只要敬告你们一声，你们高超的理论，将不受中国大众所欢迎，你们的所为有背于中国人现在为人的道德。我要对你们讲的话，就仅仅这一点。”(《鲁迅全集》第6卷，第609-610页)
鲁迅在回信里没有说托派是汉奸，但是他说托派的“最高超的理论”“不免要从天生掉下来，掉到到地上最不干净的地方去”，这个“最不干净的地方”也就是最肮脏的地方，难道还不能说明问题吗?在这方面，鲁迅还提供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事实：陈其昌寄给鲁迅的托派所出版的《斗争》《火花》等刊物并不像唐研究员们所说的那样——“绝大部分都是油印的”，实际上，油印的只是一些传单，而他们的机关报刊和小册子却是很正规很整齐的铅印出版物，其经费究竟从何而来当然是一个不能回避的问题;问题还在于，鲁迅指出他们的刊物所宣传的内容，是“受到日本侵略者所欢迎”而“不受中国大众所欢迎”的，并且还是“有背于中国人现在为人的道德”的;如果把这些加起来，这究竟是什么言论和行为呢?这不是汉奸言行又是什么呢?
这里还有必要说一说陈独秀在抗战开始以后所发表的一些言论。前面我在批驳唐研究员关于“陈独秀是提出‘持久战’第一人”的说法时就已指出，陈独秀在一些文章里大谈敌强我弱，散布失败主义的观念，这本身就是一种亡国论。这明显是一种受日本侵略者欢迎而不受中国人欢迎的汉奸言论。问题是，他一直在宣传这种失败主义的主张。比如，他1938年写了一篇题为《准备战败后的抗战》。文章说，“我们不但现在要援助政府对日战争获得胜利，即令将来政府军一败涂地，我们还是要继续抗战，不应该因战败而灰心丧气。”文章还现身说法，说什么，“我半生所作的事业，似乎大半失败了，然而我并不承认失败，只有我承认失败而屈服，这才是真正的失败和最后的失败，我对于此次抗日战争也作如是观。在卢沟桥事件发生之时，有一位朋友对我说：这一回做法真要抗战了。我说：这是应该的。他说：开战后胜败如何呢?我说：军事上会一败涂地。他说：你既然明知会败，又何以主张抗战呢?我说：明知必败而战，才能够战胜，若认为必胜而战，结果只有战败。”(《陈独秀著作选编》第5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第223页)文章还说，“单靠政府手中所有的一点飞机、大炮、坦克车，不但非日本帝国主义全部力量之敌人、即比它在整个国防计划上所能够加于中国作战的一部分即其三分之一，也还相差很远，以此抗战，不啻以卵击石，不待开战，胜败已可逆睹。我们必须先见到这一胜败的必然性，然后才不妄自尊大，才会诚心诚意的结合与国(特别是苏联)，获得必要的军器，才会坚决的发动民众运动，宣传全国民众的抗日洪流，以补足我们致败的缺点，以达到持久战、消耗战之目的，使敌人知难而退。”(同上)这样的诡辩，正像鲁迅早在1936年时就说过的，真是一个“高超的理论”!应该说，无论是胜利还是失败都有客观的标准，并不是以个人承认或不承认为转移的。大革命失败了，你不承认行吗?抗日战争是胜利还是失败也必须用客观实际来衡量，而绝不能以主观的判断来衡量。日本在武器等方面固然有其优势，但是，根据毛泽东在《论持久战》里的分析，如果全面地看，长期地看，它也有许多致命的弱点，我们虽然不能速胜，而必须经过持久的战争，但最后的胜利却肯定属于我们中国。问题是，个别战役的胜败并不能说明整个战争的胜败，但是它也会对整个战争产生重要的影响，特别是初战对以后的影响很大，所以毛泽东很注意这个“慎重初战”的原则。陈独秀用唯武器论的观点，坚持“战必败”的失败主义的立场，准备战败以后对日本继续抗战。这简直是痴人说梦，令人匪夷所思。在战败之后，中国已经“一败涂地”了，已经亡国了，哪里还有继续抗战的力量?因此，他把希望寄托于所谓“从与国”(特别是苏联)身上，但是，他又坚持反对斯大林，把斯大林与希特勒相提并论，甚至说苏联是法西斯国家，如此出尔反尔、自相矛盾的态度，又怎么会得到苏联的军事援助呢?也正如鲁迅早在1936年所说，他的这套高超的理论只能受到日本侵略者的欢迎，而中国的老百姓是绝不会欢迎这些理论的，称其为汉奸理论又有何不可?唐研究员在这个问题上把批判的矛头集中于王明和康生身上，这当然是很方便的，因为王明在上世纪40年代的整风中曾经受到毛泽东的严厉批评，后来他又不愿认错，跑到苏联而不归国，早已成为一个反面人物的典型;而康生在生前和逝世时虽然受到高度评价，但在上世纪80年代初却被重新评价，成为一个彻底被否定的人物，把罪名加到他们两人头上，当然是再方便不过了。但是，不要忘记，在当时，在30年代，他们曾经是共产国际的执委和中共驻共产国际的代表，而且在他们回国前夕，斯大林还曾在1937年 11月11日召集共产国际领导人季米特洛夫和他们两人以及准备接替他们工作的王稼祥一道到到克里姆林宫谈话。斯大林曾十分强调地说，“‘要用一切手段加强对托派的斗争’(决定中的话)，这是不够的。托派必须要追捕、枪毙、消灭。他们是全世界的奸细，是恶毒的法西斯走狗!”(《季米特洛夫日记选编》，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59页)而根据季米特洛夫的日记的记载，就在四天前纪念十月革命二十周年时，斯大林还曾就包括肃清托洛茨基主义者在内的苏联国家的敌人问题发表过重要意见。看来，所谓汉奸问题并不是如唐研究员所说的那样是王明和康生对陈独秀的诬陷，而是斯大林和共产国际对中共中央的指示和要求。问题是，斯大林为什么对托派如此仇恨?这当然不能用两人的个人恩怨来解释。这只要看一看鲁迅对托派所取的态度就可以了然。关键在于，托洛茨基所做的一切正是世界帝国主义和各国反动派所欢迎的，正如中国托派的所作的一切为日本侵略者所欢迎一样。他们把斗争的矛头集中指向苏联，指向各国共产党，指向共产国际，指向斯大林，而不是指向帝国主义和各国反动派，实际上，他们已经成了帝国主义反苏、反共、反共产国际和反斯大林的一支别动队;对于这样的敌人，难道不应该与之坚决斗争吗?难道不应该将其肃清吗?我们革命的对象既然是世界帝国主义和各国反动派，那么，对他们的帮凶和走狗难道还要讲什么情面和客气吗?!
这里，我觉得很有必要对于康生1937-1938年间发表于《解放》周刊第29-30期的《铲除日寇侦探民族公敌托洛茨基匪徒》一文作一些讨论。该文说：
“1931年，九一八事变，日本帝国主义占领了我们党东三省，同时上海的日本侦探机关，经过亲日派唐有壬的介绍，与由陈独秀、彭述之、罗汉等所组织的托匪中央’进行了共同的合作谈判。当时唐有壬代表日本侦探机关，陈独秀、罗汉代表托匪的组织，谈判的结果是：托洛茨基匪徒‘不阻碍日本侵略中国’，而日本给陈独秀的‘托匪中央’每月300元的津贴，待有成效后再加之。这一卖国的谈判确定了，日方津贴由陈独秀托匪中央的组织部长罗汉领取了，于是中国的托派和托洛茨基匪首在日寇的指示下在各方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就大唱其双簧戏。”(转引自尼司编：《陈独秀与所谓托派问题》，新中国出版社1938年5月版，第21页)
此书编者尼司对陈独秀是比较同情的，他引用康生文章的这些话时说它们“令人看了惊异的话”，但是他也承认，“陈独秀数月以来，逆来顺受，连起码的声辩也没有。有人去问他，他也不怎么表示，一般人也觉得奇怪。”(同上)这显然不符合陈独秀的性格。之所以如此，我认为，他显然有难言之隐。因为，1931年时离他加入托派的时间还不久，对托洛茨基还相当崇拜，托的有关世界革命的理论对他还有很大影响，而那时的托派由于反对斯大林，和苏联及中国共产党的关系已经破裂，在经济上又十分拮据，活动经费根本没有着落，因此通过旧时相识、当时担任国民党政府高官的亲日派汉奸唐有壬(唐曾在1919年在北大任经济系教授，“九一八”时任交通部次长)从日特处获得每月300元津贴也不会嫌其少，况且还有“待有成效后在加之”的承诺在后呢。在这方面，我们没有看到唐研究员拿出什么事实来进行反驳。而另一位陈独秀的研究者任建树在其所写的《陈独秀大传》一书里对此则作了否定的分析：一说是康文没有指出时间地点人物，殊不可信;二说是300元津贴数额太少，也不可信;三说是“不阻碍日本侵略中国”，不像日本人的语言，日本人是不会说自己“侵略中国”的。我认为任建树说的这三条理由都难以成立。第一，这里实际上已经指出了谈判的时间、地点和人物。时间是在1931年“九一八”日寇占领了东三省以后。地点是在上海。实际上，当时的中国托派中央正好就设在上海，而唐有壬也在上海与日特川岛芳子作了情报交易。至于人物，康文也明确指出了陈独秀、彭述之和罗汉代表托派中央，而唐有壬代表上海日特机关，都有名有姓。何言没有时间、地点、人物?第二，日特机关每月支付300元津贴，这数额看似很少，但是，在1932年时这300元大洋其实并不是一个小数字。1930年，北京社会调查所曾经对2000多户工薪收入家庭进行调查，其平均收入只有16块大洋。当然，作为活动经费来说，是偏少了一些，但是，陈独秀等托派当时已经十分穷愁潦倒，有文章说陈独秀在没有钱花时常常跑到东亚图书馆汪老板(汪孟邹及其侄子汪原放都是他在安徽办《俗话报》时的老熟人，后来办东亚图书馆陈独秀也是股东之一)处去磨磨蹭蹭，汪知道他没钱了，就拿些钱给他，当然这些钱后来陈独秀曾用重印《独秀文存》的稿费给还了。在这种困难的情况下，就是津贴的钱不多他也是会接受的。实际上，任建树在其所著《陈独秀传》里也曾说过，“‘无产者社’的活动经费，包括刊物铅印油印的费用，主要靠陈独秀利用他的社会关系筹措的。(任建树：《陈独秀传》下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76页)我们知道，陈独秀曾在北大任文科学长，而唐有壬也是那时到北大任经济系教授的，他们之间既有同事之谊，陈当然也会利用这种关系去筹款的。第三，所谓“不阻碍日本侵略中国”并不是日本人谈判用的语言，而是托洛茨基对中国托派的指示和要求;实际上中国的托派即使没有这个津贴也是这样行动的。在这个问题上，托洛茨基都是针对斯大林反其道而行之的。在西安事变时，斯大林当机立断，主张不杀蒋介石，主张国共两党联合抗日，而托洛茨基则与之相反，把中日战争说成是蒋介石与日本天皇之间的战争，因此提出“不阻碍日本侵略中国”这样极其错误的口号。而后来的事实也证明，中国托派对抗日根本不积极，他们的所谓抗日只是停留在口头上，搞的是假抗日，只不过是做做样子而已。陈独秀之所以在康生文章发表以后几个月都不出来讲话，他的朋友们之所以觉得他逆来顺受，感到很奇怪，其原因就在于，陈独秀要否定这些事实，也是很难说得清楚的，因而只好选择“开口为银，闭口为金”之一途了。直到1938年的3月16日他的同乡、故旧和一些有亲日倾向的国民党政客才拼凑了一个只有九人参与的公开信，想助他一臂之力，但这个公开信也未能对康文所揭露的基本事实提供任何反驳的材料，说的都是一些不着边际的空话而已，因为他们并没有将康文提到的事实进行真正的辩驳。。
在这方面，尽管唐研究员一再为之“辩诬”，但对于上述基本事实同样也没有拿出任何足以否定的证据来。这里还要说一说康文所说的唐有壬其人。唐有壬早年就读于日本庆应大学，回国后曾任北大教授，以后又于1924年创办《现代评论》，后进入国民党政府做官，先后任交通部和外交部次长。其亲日倾向十分明显。1932年“一二八”事变时，唐有壬曾向日本间谍川岛芳子出卖上海中央银行业已濒于破产的情报及国民政府希望停战的迫切愿望。此类信息殊具战略意义，致使日本在优势条件下结束了“一二八”战争。事后，唐有壬受到追究，而他居然藏身于川岛芳子宅内，时间长达两周之久。他还与华北大汉奸殷汝耕一道搞汉奸外交，致使与日本签订了丧权辱国的“何梅协定”，造成了中国巨大损失。此人深为中国广大民众所痛恨，于1935年12月25日被中华抗日锄奸团击毙。托派与这样的汉奸进行谈判，收取其津贴，实可谓是狼狈为奸，乃一丘之貉，而为彼等进行所谓“辩诬”，则是完全站到敌人的立场上去了。
唐研究员还引用了新版《毛选》的注释作依据。注释说，“抗日战争时期，托派在宣传上主张抗日，但是攻击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把托派与汉奸相提并论，是由于当时在共产国际内部流行着中国托派与日本帝国主义间谍组织有关的错误论断造成的。”(《毛选》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二版，第270页注释)请注意，这里是说“托派在宣传上主张抗日，但是攻击中国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这不就清楚地揭露了托派的抗日只是“宣传上的抗日”或口头上的抗日，而不是行动上的抗日;而在行动上，他们“攻击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他们在行动上，充其量也就是“消极抗日、积极反共”，连国民党也不如，因为他们也反对抗日的国民党。而唐研究员居然看不到《毛选》新版这个个注释的实质，说什么这个注释“第一次承认托派是‘抗日的’，并指出了说托派是‘汉奸’‘反革命’的来源，实际上也是非正式地为托派平了反。”(《全传》，第012页)这样的解读真让人啼笑皆非。明明注释说的是托派只是“在宣传上主张抗日，但是攻击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但是到了唐研究员那里经过斩头去尾的手术后就面目全非，变成了“承认托派是‘抗日的’”。试问，这么一个只是“宣传上主张抗日”而在行动上“攻击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托派，我们能够承认它是真正“抗日的”吗?当然，这个注释说“共产国际流行着中国托派和日本帝国主义 间谍组织有关的错误论断”，这个说法也是不妥当的。共产国际是领导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战斗的领导机关，而不是清谈馆，更不是街谈巷议之所在，它在世界范围搜集情报，为的是指导各国的革命斗争，而绝不只是在那里清谈一番而已，用“流行着”一语显然有欠准确，也是很不严肃的。当然，他们的情报也可能会出现不准确的问题，像在1930年初发布的毛泽东因患肺结核而病逝的讣闻就不确，但这绝不是什么诬陷的问题。
实际上，我们就是从陈独秀给托洛茨基写的一封汇报情况的信里也可以看到，中国托派言行的反动性质。他在1938年11月3日(另一处写为1939年X月，由于此信译自托洛茨基档案，后一个时间很可能是托洛茨基收到此信的时间——引者)写给托洛茨基的信里曾经谈到中国托派的现状，特别谈到了所谓“极左派”的种种问题。这里要顺便说一说，在陈独秀和托洛茨基的语言里，都把“极左派”和“极左主义”一词当作贬义词使用，现在一些人讲话写文章也有类似情况，开口闭口“极左派”如何如何，其实这种说法是错误的。实际上，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用语里，“极左派”指的就是共产党，是一种很正面的说法。恩格斯在谈到社会党作为独立的政党与激进派和共和派联合参加同一运动时曾说，“我们在胜利的情况下对斗争成果不抱任何幻想，这样一种成果远远不不能使我们满足，它对于我们来说仅仅是已经达到的阶段之一，仅仅是一个作进一步占领的新的作战基地;正是在胜利的当天我们就将分道扬镳，并且从那一天起，我们将成为和新政府对立的新反对派，但不是反动的而是进步的反对派，一个极左的、要求越过已获得的阵地而向新的阵地进军的反对派。”(《马恩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455页)恩格斯的这些话不仅对于我们理解“极左”一词有重要的意义，而且对于我们深刻理解马克思主义的革命观也有很重要的意义。马克思主义的革命观是不断革命论和革命发展阶段论的统一，无产阶级革命派愿意和其他阶级的革命派联合起来参加某一个革命运动，但是这个运动的胜利并不是他们的最后胜利，作为极左派，一切胜利都是有阶段性的，在达到今天的胜利之后，它们还要继续不断地革命下去，直到消灭一切阶级，消灭......，实现共产主义。革命是有阶段的，共产党有最低纲领和最高纲领，这就体现了革命的阶段性;但是，革命也是要不间断地进行的，是没有止境的。大家知道，毛泽东就说过，到了共产主义，也还有先进与落后的矛盾，也还是要继续革命。这是完全符合马克思主义不断革命论的原理的。在陈独秀写给托洛茨基的信中曾经讲到托派(他称作是“极左派”，即,不包括他在内的那些托派)的种种表现：“这些极左派的倾向在组织内部的宣传教育起了很大的作用，遂决定了对中日战争的整个态度，没有人能够纠正，谁出来纠正，谁就是机会主义者。在战争中，这般极左派的人们口里也说参加抗战，同时却反对把抗日战争的意义解释的过高。他们的意思或者认为只有反抗国民党统治的战争才是革命的，反抗日本帝国主义的战争不能算是革命的。又有人讥笑‘爱国’这一名词。甚至有人认为此次战争是蒋介石对日本天皇的战争。有人认为工人参加战争是替资产阶级当炮灰。他们认为，谁要企图同共产党、国民党谈判共同抗日的工作，谁便是堕落投降。群众眼中所看见的‘托派’，不是抗日行动，而是每期机关报上满纸攻击痛骂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的文章，因此使斯大林派的‘托派汉奸’的宣传在各阶层中都得了回声，即同情我们的人也不明白‘托派目前所反对的究竟是谁。从开战一直到今天，这样状况仍旧继续着，不但无法获得群众，简直无法和群众见面，因此使他们的意识更加狭窄，竟至有人造出一种理论说：一个革命党员，社会关系越简单越好。”(《陈独秀著作选编》第5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第296-297页;黑体字为引者所加。)
实际上，陈独秀指出的托派的这些表现，正是基于托洛茨基本人对于中国抗日战争的看法和主张而产生的。因此上海的托派临时中央委员会在收到陈独秀的信后并没有把它及时转给托洛茨基，而是将其搁置了下来。几个月后，由于托洛茨基急于成立所谓“第四国际”，并且很想让陈独秀这样一个在中国和世界都有些名望的人物进入其“总理事会”，让他充当相当于片山潜(日共创始人和领导人)在第三国际里那样的角色，于是写信给上海托派临委，很关心地问起陈独秀的状况。在这种情况下，上海托派临委决定给托洛茨基写一份报告，和陈独秀的信一道寄给托洛茨基。这样，双方的观点就同时一起放到了托洛茨基面前。唐研究员在《全传》中说：
“一方面，托氏不得不承认，中国托派临委抗战路线基本上符合他的思想和指示，另一方面，因为他有了以上对陈独秀的观察和了解，对陈独秀信中的意见也不能不重视，于是他采取折中方法，调和两个极端，十分审慎地表示：‘我很困难形成一种确定的见解来判断我们的同志们的政治意见，或判断他们极左主义的程度，因之也不能判断我的老朋友(即陈独秀)对于他们严斥是否正确。’”(《全传》，第833页)在这里，我们又一次看到了托洛茨基优柔寡断、慵弱无能的特点。同时，从这里我们也可以清楚地看到，不仅陈独秀自己在给托洛茨基的信里批评了中国托派临委的不积极抗日的种种错误说法和做法，反映了群众骂他们是“托派汉奸”确实是事实，而且连陈独秀自己都看到了托派宣传的观点已经到了不敢与群众见面的程度;而托洛茨基本人也承认，中国托派们的所作所为确实是按照他的指示行动的，甚至连他本人都不能确定这些指示是否正确。既然如此，那不正好证明，共产国际和王明与康生揭露托派“不阻碍日本侵略中国”的主张的确是事实而并非是“诬陷”吗?
必须强调的是，首先指出托派的所谓“高超理论”“为日本侵略者所欢迎”、“不受中国大众所欢迎”的是伟大的思想家和作家鲁迅;鲁迅还指出了他们的“所为有背于中国人现在为人的道德”，并且对于他们印刷很整齐、很正规的机关报刊等出版物的经费来源提出了质疑。只是在一年半之后，斯大林和共产国际才指出了托派“是全世界帝国主义的奸细，是恶毒的法西斯走狗!”并且发出了严厉的追捕、枪毙、消灭托派的指令，作为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中国驻共产国际代表王明、康生回国执行斯大林和共产国际的指示乃是理所当然的组织行为，是无可厚非的，根本不存在什么他们二人“诬陷”陈独秀的问题。实际上，《解放》、《群众》和《新华日报》等党的机关刊物和报纸批判托派是汉奸也都是组织行为，而绝不是王明和康生两人的个人行为。我们知道，延安的《解放》周刊是党中央的机关刊物，康生当时在社会部工作并未担任重要职务，但那篇长文被置于《解放》第29期的第二篇(第一篇是洛甫即张闻天的文章)，并且还在上面连载到30期，肯定是经过中央主要领导同志同意才发表的。毫无疑问，它代表的是中央的意见，而绝不是康生个人的意见。唐研究员对鲁迅《答托洛茨基派的信》中批托的观点未敢公开完全否定，却采取了釜底抽薪的手段，大谈什么此信不是鲁迅亲笔写的，而是冯雪峰代笔的，说此信“与其说是鲁迅的答信，不如说是一个青年共产党员冯雪峰的答信。”这是对鲁迅的污蔑。鲁迅是一个原则性很强的人，只是由于自己生病才让冯雪峰根据鲁迅的思想观点写成这封信。既然此信事先得到了鲁迅的授意，事后得到了鲁迅的点头同意，那当然就是代表了鲁迅的观点。而鲁迅生前把它以自己的名义公开发表就更证明了此信表达是鲁迅的观点，唐研究员在这个问题上制造混乱显然是徒劳的。唐还说什么，鲁迅点头同意，“这与当时所有的中国人一样，一是在不了解事实的情况下，对已经形成社会共识‘谣言性的舆论’的无奈与勉强的认同;二是对对托派反对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基本否定。”(《全传》，第785-786页)唐说鲁迅和全国人民一样是在不了解事实的情况下无奈和勉强认同了某个共识，是毫无道理的，因为托派送去的的机关刊物《火花》和《斗争》里的文章就可以清楚地证明托派的政治倾向;而托派反对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事实自然也遭到鲁迅和全国人民的否定也证明了这一点。唐研究员的两个说法本身就是自相矛盾的。至于他把重点转移到王明和康生二人身上，是因为此二人在当今社会已经是被否定的人物，所谓“墙倒众人推”，他就可以轻而易举地获得后来某些中央下属单位工作人员和读者的赞成，说得不好听，这其实不过是一种学术投机行为罢了。不过他的这个目的并没有能够达到。实际上，无论是中央宣传部(它只是党中央的一个职能部门)，还是中央党史研究室(它只是党中央下属的一个研究单位)都不是党的最高权力机关，都无权改变党的权力机关中央委员会所作出的历史结论;要改变历史上所做出的结论，必须由党的最高权力机关即党的全国代表大会或党的中央委员会才能作出这样的决定。
值得注意的是，唐研究员还借机恶毒地攻击毛泽东，胡说什么“毛泽东不敢得罪斯大林，继承了王明诬陷陈独秀为‘汉奸’的衣钵。”唐研究员是研究历史的，当然不会不知道，中国共产党当时还是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而共产国际和中共是一种上下级关系，下级服从上级是民主集中制这个组织原则中的一项原则，难道中国共产党可以不遵守?毛泽东在历史上曾经多次与错误路线进行斗争，但是在他受到组织处理时，他从来都是按组织原则办事的，这里根本不存在什么“敢不敢得罪人”的问题。应该说，“怕得罪人”或“不敢得罪人”本身就是一种很不健康的心态，有这种心态的人就不是一个真正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把这样一种极其恶毒的语言加之于毛泽东乃是对毛泽东的一种污蔑!而问题的根本还在于，事实上，托派的言论和行动是有利于日本侵略者而不利于中国共产党和全中国坚持抗日的人民大众的。这个事实是谁也否定不了的。人们称托派是“托派汉奸”，这一点甚至连陈独秀在给托洛茨基的信里都写得很清楚，唐研究员又有什么理由去否定这个事实呢?
唐研究员还在书中大谈中共批评“托派汉奸”的负面作用是如何大，其实站出来为陈独秀辩护的人少得可怜。所谓九人联名信，这九人的知名度其实并不高，其中知名度最高的竟然是汪精卫在南京组织的低调俱乐部的主要成员周佛海、陶希圣这样两个大汉奸。由这样一些早就准备投敌的大汉奸出面为陈独秀辩护，只会使被辩护的托派陈独秀蒙羞，怎么会“在道德上对中共伤害最大”呢?当然，写九人联名信中也有像张西曼这样赞成中苏友好、思想比较开明的人，但是，一来他对托派和陈独秀的了解很有限，二来他没有像鲁迅那样的火眼金睛，没有看穿托陈的本质，《新华日报》批评他“不容含糊小心上当”其实是对他的爱护;如果像唐研究员所说使他“气得生病一场”，那就太没有政治家的风度了。参加九人信为托陈辩护的还有一些人，有的是同乡，有的是故旧，只是出于“友谊”的考虑;还有的是国民党的政客，还有的是从共产党里出来的的脱党分子，他们在社会上的名声本来就不怎么样，写这样一个联名信又能有多大影响?更有意思的是，九人中有一位林庚白，《全传》说他是在“遭到《新华日报》的一个无理反驳后竟然公开动摇”，“特郑重声明，本人于该函之内容，完全不能同意，应不负责任。”(载《新华日报》1938年3月16日，转引自《全传》，第827页)《全传》的这一说法并不符合事实。实际上，林的声明是在九人信见报的当天写的，原因是他见了信的草稿后曾经提出修改意见，但后来并没有采纳他的意见，这才写信声明不对此信负责。我们知道，这位林庚白，乃福建闽侯人氏，为当时中国最著名的诗人之一，早年曾参加南社，与柳亚子过从甚密。柳亚子是国民党的著名左派，一贯坚持孙中山的三大政策，并且崇拜毛泽东。林也受其影响，对毛泽东很崇拜，认为毛泽东必将是未来新中国的开国领袖。柳亚子曾被郭沫若誉为“今屈原”，而柳对林的诗也很欣赏，认为其诗可比肩于清代的龚自珍。因为同乡的关系，又同为诗人，林与郑孝胥的关系也很密切，20年代时曾称郑诗为中国第一，而他自己的诗为中国第二，但10年后，郑孝胥当了伪满洲国溥仪的总理兼文教大臣，成为汉奸，他即看清了郑诗感情的虚伪;当他在1933年创办《长风》诗刊时再次比论中国古今诗人，说，“我第一，杜甫第二，孝胥还谈不上”。他虽然自视甚高，自诩“诗狂”，评价未必精当，但他一生爱国，追求进步，1941年在香港死于日本人的枪弹之下。这表明，林庚白是一个很有思想、很讲原则的人。他发表声明退出九人公开信，正说明此联名信的基础很脆弱，而其产生过程也过于匆忙欠周，并没有什么价值。说得不好听，发表这封信，其实不过是一场闹剧。《全传》借此事批评《新华日报》的反驳是“无理的”，批评林庚白的退出是什么“公开动摇”，则是对言论自由原则的粗暴干涉，也是对这位爱国诗人的极大的不尊重，不过是给这场闹剧又多续了一个狗尾巴而已。
还需要指出的是，刊登该九人(实为八人)联名信的《大公报》、《武汉日报》和《扫荡报》当时都是受到周佛海所主持的“艺文研究会”控制的报纸，实际上名声都不太好。1926年改组后的《大公报》虽是一家大报，但它对国民党一直是“小骂大帮忙”;该报的“三架马车”即吴鼎昌、胡政之和张季鸾三人都是所谓“知日派”，周佛海曾经通过胡适、张季鸾、陶希圣、高宗武等以他们特有的身份在庐山谈话会期间，向蒋介石建言，要蒋介石不要放弃外交的努力，胡适也向蒋介石推荐了高宗武。实际上，三家报纸在抗日问题上态度都表现暧昧，它们刊登此信又能产生多大影响?《新华日报》自然未登此信，就是国民党的《中央日报》也未登此信。《全传》说该信的发表影响如何如何之大，其实不过是夸大其词罢了。
值得一提的是，在八人公开辩护启事发表一年之后，投靠蒋介石并在军统任中将衔设计委员会主任的张国焘曾向蒋介石“建言”，派国民党的知名人士公开访问陈独秀，并且将陈独秀的有关抗日的言论编辑成册，扩大对延安的反共宣传。蒋介石经过研究，决定派他的两个“好学生”——胡宗南和戴笠带着那个为陈独秀辩护的启事剪报到陈独秀在江津的住处拜访陈独秀，请教他对国事的看法。戴笠曾将此事跟他的部下文强说过。戴笠说，“这则启事的剪报曾送给校长(蒋介石)看过，校长批示，要特别慎重保密，只许宗南与我知道此事，以私人身份前往问计。如果陈问到是不是奉命来的，则可说报告过就是了。我和宗南得到指示后，原打算要张国焘一起去，张却坚决拒绝，理由是会引起陈的怀疑，见了面反而不好说话，陈的身边有高语罕夫妇在，容易泄密，一旦被延安抓到把柄，以后在宣传战线就有顾虑。......陈对我们之去是出乎意外的。他慢吞吞地表示，是逃难入川，虽以国事萦怀，却并不与闻政治，更不曾有任何政治活动。但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他问来意为何?胡将一年前的那则启事剪报给陈看，并说，受到人身攻击一事，大家不平则鸣，傅汝霖、段锡朋诸先生，是陈老的学生，忘年之交的朋友，诸先生为陈老恢复名誉的辩护启事，乃国人之公论，民心之所向。今日特来求教陈老对国事的看法。值此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德军席卷欧陆，波罗的海四国乃苏俄边沿，被德军闪电一击，不一周而尽失，眼看苏俄处于极不利之局。国内国共问题，由分而合，由合而斗，大战当前，如国策不能贯彻，前途实堪隐忧。为今之计，陈老意下如何?陈默想久之，眼睛看看接在手中的剪报，又看看高语罕，慢慢地说，‘蒋先生的抗战决策，是符合国人的愿望的。弱国强敌，速胜困难，只要举国上下，团结一致，则任何难关都可渡过。延安坐井观天，谬论横生。我本人多遭诬蔑，幸公道在人心，先生等所示剪报启事一则，足可证明。列名为我辩者，乃国内知名人士，有国民党的，有非国民党的，有以教育家而闻名的。我原打算向法院起诉，因见代鸣不平的公启，乃作罢。先生等对我关注，深致谢意。本人孤陋寡闻，雅不愿公开发表言论，致引起喋喋不休之争。另请两君对今日晤谈切勿见之报刊，此乃唯一之要求。言及世界局势，大不利于苏，殊出预料。斯大林之极权政治初败于希墨极权政治，苏联好比烂冬瓜，前途将不可收拾。苏败，则延安绝无前途，此大势所趋，非人力所能改变。请转告蒋先生好自为之。’陈老头所言，胡要我呈报校长。校长说，‘陈的见解深湛，眼光远大。共产党这样的人都容不下，难怪张国焘要逃走了。”(文强：《戴笠其人》，载沈醉、文强著《戴笠其人》一书，文史资料出版社版，第209、210页)
蒋介石接受张国焘的建议，派其心腹胡宗南和戴笠带着辩护启事的剪报去造访陈独秀这件事却又不敢公开，这本身就说明他是心怀鬼胎的。我们知道，蒋介石在整个抗战期间实际上都是脚踩两条船的，他一方面主张抗战，另一方面又想与日本议和，与汪精卫合作。此时，汪精卫已经投降日本，他也在考虑自己的前途，偷偷问计于陈独秀。带着那份剪报去的目的仍是为了反共，掀起反共高潮，好与日伪合作。陈对此也是心领神会，在谈话中骂共产党是“坐井观天”、“谬论横生”，同时又不敢见之于报刊。至于胡宗南大讲苏联前途不妙。陈独秀也大讲苏联是“烂冬瓜”，“苏败，则延安绝无前途”。对这种错误的估计，蒋介石还称赞他“见解深湛，眼光远大”，真是可笑之极!关于所谓污蔑，实际上，《解放》周刊早在1937年12月即已经发表康生的文章，但是陈独秀一连几个月都没有任何反映，哪里有什么“我原打算向法院起诉”的意思?!在这个问题上，连前面引述过的《陈独秀与所谓托派问题》一书的编者尼司也都认为陈独秀是逆来顺受而感到不能理解和十分奇怪的。
唐研究员说，托洛茨基一案已经在1988年被苏联当局平反，在他看来，既然苏联都对托洛茨基平了反，中国也理所当然地应该为中国的托派平反，用他的话说，这是“皮之不存，毛将焉附”!错了，中国共产党不是苏联共产党的附属品，苏联共产党曾经是列宁和斯大林缔造的党，是世界上最强大和最先进的工人阶级的政党，但是，斯大林逝世后，从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以后又两度换人，安德罗波夫和契尔年科都很短命，一直到到戈尔巴乔夫，已经一步一步地把苏共演变成一个修正主义的党，这样一个已经变了质的党所作出的所谓“平反决定”我们难道还应该跟在它后面跑吗?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对苏联现代修正主义进行了坚决的斗争，在上世纪50年代发表了著名的“两论”(即《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和《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在六十年代又发表了著名的“九评”(即九篇评论《苏共中央公开信》的文章)，两党由意识形态的分歧，进而发展为两国国家关系的对立，后来中苏关系虽然实现了正常化，但是在意识形态上的分歧还是十分清楚的，怎么可以把戈尔巴乔夫时期的苏联看作是“皮”，而把中国看作是附在这张“皮”上的“毛”呢?苏联在80年代后期对托洛茨基进行了“平反”，难道中国也应该亦步亦趋地跟在它后面对托洛茨基问题进行“平反”吗?当然不应该这样。实际上，中国在1991年出版的《毛选》中有关“反革命的托洛茨基分子”的注释根本就没有接受苏联在80年代后期的有关“平反”的说法，注释虽然在文字上有些修改，如前所说，某些说法也有些不妥，但是根本不存在所谓“平反”的问题，哪里有什么所谓“皮之不存，毛讲焉附”之说!(见《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1年第一版，第162页之注30和《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68页之注33)
写到这里，我还想补充讲一件事。大家知道，在中国人民进行抗日战争期间曾经出了一个最大的汉奸汪精卫。此人早就是一个亲日派和主和派，他希望国民党和日本人联合起来对付共产党，对于双十二事变(即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国共两党联合抗日一直心存不满。但是，他在七七事变后也发表过不少所谓抗日言论，由周佛海主持的艺文研究会下属的独立出版社还将其汇集成册，出了一本《汪精卫先生抗战言论集》。这件事很令人奇怪：大汉奸居然还大讲抗日!但是只要读过他的这本书，就不难发现，他的所谓“抗日言论”和共产党的抗日言论，甚至和国民党的抗日言论是大不相同的。其中有一篇叫《大家要说老实话，大家要负责任》，是他1937年8月3日在南京发表的一个广播讲话。此讲话大谈什么“不讲老实话只有亡国”。他以第一次世界大战时的德国为例说，“德国败于协约国，几乎亡了。然，足能保存，且能复兴，这都是于垂亡之时，人人下了救亡图存之决心，人人肯说老实话。和呢是要吃亏的，就老实的承认吃亏，并且求于吃亏之后，有所以抵偿，战呢是会打败仗的，就老实承认打败仗，败了再打，打了再败，败个不已，打个不已，终于打出一个由亡而存的局面来。”(《汪精卫先生抗战言论集》，汉口独立出版社1938年5月版，第14页)他的这些话是说给谁听的呢?是说给主张抗战的共产党和国民党的主战派听的。在他看来，共产党和国民党主张抗战是唱高调，他的所谓“老实话”和“负责任”就是针对共产党和国民党的“唱高调”而说的。他还在南京组织了一个所谓“低调俱乐部”，专门给主战派泼冷水。参加者有顾祝同、熊式辉、周佛海、梅思平、高宗武、陶希圣、胡适等人，据说，陈独秀出狱后也常光顾那里。后来武将们走了，胡适也被蒋介石派到美国当大使去了，其他的后来差不多都跟汪精卫一起投敌去了，实际上都成了汉奸。这个所谓“低调俱乐部”实际上是一个汉奸俱乐部，只不过高宗武和陶希圣两人到日本后又回到了重庆，没有以汉奸治罪，而且还受到蒋介石的重用，据陈伯达的《评<中国之命运>》一书说，蒋介石的《中国之命运》一书就是陶希圣帮他写的。
当然，汪精卫的书里也有一些高调。比如有一篇文章叫《最后关头》，里面大讲什么呢?是宣传战争恐怖，实际上也是要人们走他的和平妥协之路。这篇《最后关头》也是一篇广播讲话，讲得更早些，是1937年7月29日在南京讲。讲话一开头，就引用了蒋介石1935年11月在国民党五大说的两句“名言”：“和平未至完全断望，绝不轻弃和平，牺牲未至最后关头，绝不轻言牺牲。”本来蒋介石此话是为了对付当时日益高涨的抗日民主运动而采取的缓兵之计，现在，发生了七七事变，蒋介石已经声言到了“最后关头”了，汪精卫又为什么把第一句话重提出来呢?这说明，他想的还是他那个所谓“和平运动”，即使到了最后关头，他念念不忘的还是他那个和平谈判的主张。当然，作为最高领袖的蒋介石已经讲了“最后关头”，他也不能不言“牺牲”。他对所谓“牺牲”又是怎么说的呢?他说，“牺牲两字是严酷的，我们自己牺牲，我们并且要全国同胞一起牺牲。因为我们是弱国，我们是弱国之民，我们所谓抵抗，无他内容，其内容只是牺牲，我们要使每一个人，每一块地，都成为灰烬，不使敌人有一些得到手里，这意义诚然是严酷的，然不如此，尚有更严酷的随在后头，质言之，那就只有做傀儡了。”他还说什么，“天下既无弱者，天下即无强者，那么，我们牺牲完了，我们抵抗之目的也就达到了。我们高呼一句‘最后关头’，我们更高呼一句‘牺牲’。”(《汪精卫先生抗战言论集》，汉口独立出版社1938年5月版，第12页)此话看起来很壮烈，他准备和全国同胞一起牺牲，但是这种牺牲有什么意义呢?没有，最后只是“每一个人每一块土地都成为灰烬”!他的的意思很清楚，那就是，抵抗是没有出路的，牺牲不过是送死而已。原来他说的是反话。他所宣传的仍然是一条妥协投降的路线。在这里，他甚至已经说到了“只有做傀儡”这样的话。
这哪里是什么抗战言论?这分明是汉奸言论!全中国一切爱国的人们都不欢迎这种言论，只有日本侵略者才欢迎这种言论。
当然，中国也有人为汪精卫的这种汉奸言论喝彩的。
那是谁?
托派是也，陈独秀是也。
在汪精卫的《大家要说老实话，大家要负责任》发表后一年稍为不到一点，即1938年7月27日，陈写了一篇题目也差不多的文章，叫做《说老实话》，对汪精卫一年前写的那篇《大家要说老实话，大家要负责任》大加赞扬。他说，“‘负责任，说老实话’，汪精卫先生这两句话，特别是对于现在的中国人(汪精卫先生和我当然都在内)，真实逆耳的良言!”他还进一步发挥道，“我以为这两句话实在是一句话，不说老实的人，绝不会负责任，话既然不老实，根本便无责任可负。说老实话，可以说是负责任的基本条件。”再下去，他就联系实际批评“抗战八股”了。他说，“在抗战八股大流行的今天，把宗教般的感情带替了科学，说老实话更是不合时宜了。后方的英勇战士实在太多了。尤其是在开会发言和通电的时候，全民抗战，各党合作，全国精诚团结，全民奋起，歼灭敌人，最后胜利，如此等等，似乎都已经不成问题，事事结果圆满，处处印象极佳，即有一二忧时之士，心所谓危，亦不敢出诸口，持久战状况究竟能够支持几天呢?个人不说老实话其事还小;政府使人不敢说老实话，事情已经够严重了;社会不容许人说老实话，则更糟。至于纯洁有志青年，也不愿听老实话而乐于接受浮夸欺骗的宣传，尤其是盲目在野党不负责任的胡吹乱道，那便是无药可救了。”(《陈独秀著作选编》第5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第260-261页)
那么，什么是汪精卫和陈独秀所谓的老实话呢?从以上所引用的陈独秀的话语来看，他所谓的不老实、不负责任的话，其实就是一些抗日的口号，是用来宣传抗日、鼓动群众抗日的语言，他把这些话贬低成是“抗战八股”和所谓“套话”，是“把宗教般的感情代替了科学”，是“不老实的话”;而他自己所谓的老实话就是他说的“一二忧时之士”，“心所谓危，亦不敢出诸口”的话，是不利于抗日、不利于宣传群众、组织群众的话，也就是心里想说而嘴里不敢说的话。这样的话，汪精卫有，他陈独秀也有。他们俩真想到一块去了。
或者有人要为陈独秀辩护，说他反对的是一些国民党官僚政客借着抗日口号达到美化自己欺骗群众的目的。当然这样的人是有的，像张天翼的讽刺小说《华威先生》那样的政客在现实生活中的确也有，讽刺一下当然也没有什么不可;但是，陈独秀所反对的绝不只是这种人。你看，他对“纯洁有志青年，也不愿听老实话而乐于接受浮夸欺骗的宣传，尤其是盲目在野党不负责任的胡吹乱道”似乎表现了更大的不满。不仅如此，他甚至对于在人民群众中广为流行的抗日歌曲也大加讽刺。比如他在同一时期写的《民族野心》一文里居然说什么：“如果经过了鸦片战争、甲午战争、庚子战争，以致今日敌人的飞机、大炮、坦克车，还不能唤醒我们的痴人迷梦，还死守着前资本主义社会固有的生产制、武器、道德和文化，跟着一前进政党自命的蠢材，大反其‘唯武器论’，和大唱其‘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大吹其‘大刀旋舞起来，皇军便要发抖’的法螺;......”(《陈独秀著作选编》第5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第257页)这样的冷嘲热讽显然是针对共产党的。因为毛泽东在此前两个月写的《论持久战》里曾经讲到了“能动性”的问题，讲到了“兵民是胜利之本”的问题，这实际上是批判了所谓“唯武器论”。这又有什么不对?实际上，红军的战争史已经把这种“唯武器论”早就批倒了。至于在全国城乡大唱特唱的《大刀进行曲》，更是极大地鼓励了全国军民抗日救亡的斗志，受到广大军民的热烈欢迎，产生了巨大的精神作用;以致这首歌久唱不衰，直到今天，还为许多人所传唱。不知陈独秀为什么要反对这首著名的深受全国居民喜爱的抗日歌曲?他内心究竟是一种怎样的感情?
陈独秀还有一篇写于1937年11月9日的文章，题目叫做《言和即为汉奸》，只要看题目就可知道他是主战派而绝非主和派。问题是，他又为什么与主和派的大汉奸汪精卫那么亲密无间呢?汪精卫一年前讲“说老实话”，他一年后还要来撰文响应，还要为之吹喇叭、抬轿子，这究竟是这么回事呢?读了文章的内容才知道，他其实是想两面讨好。一方面，他是向汪精卫讨好，说他“讲老实话”讲得如何好;另一方面是向蒋介石讨好，说他讲“言和即为汉奸”讲得又如何好，“从此以后，我们要确信政府确有抗战到底的决心”，并且要“人民不要再怀疑政府了”。实际上，自七七事变以来，日本的诱降活动没有停止过，而汪、蒋的求和活动也没有停止过，真不知陈独秀的上述两种表态究竟有什么价值?
不过有一点倒是真的，那就是，即使在他的所谓抗日言论里，他也没有忘记对共产党进行攻击。甚至在他写于1938年7月21日的一篇题为《论游击队》的文章里，他也没有忘记贬低和攻击共产党领导的游击队和过去的“红军”与“苏维埃政府”。国民党诬共产党“游而不击”，陈独秀也紧随其后不指名地骂所谓“‘不正当的’游击队”是“游而不击”。他还重谈托派理论的老调，说什么：“近代国家已经是工业支配了农业、城市支配了乡村，大城市支配了小城市，敌人首先要占据的是我们的沿海沿江沿铁路的大城市，他们占据这些城市，便可以支配全中国，别的比较不重要的地方，即令我们的军队或游击队闹的天翻地覆，他们都可以暂时不管;因为他们懂得大城市中近代国家之重要。如果我们不懂得这个，妄想拿农村来支配城市，妄想拿农村来做抗日根据地，正是敌人所求之不得的事。过去的所谓的‘红军’及山上的‘苏维埃政府’为什么到处失败，也正因为在军器上，在经济上，在文化上，农村和小城市都不能独立存在。在此次抗日战争中，如果我们执迷不悟，过分地估计游击队和游击战术，无意识地帮助敌人更容易的占据了我们全国的大城市和交通要道，即使游击队布满了全国的农村和小城市，甚至避开敌人的势力在偏僻地方建立一些可怜的边区，仍然算是亡了国!”(《陈独秀著作选编》第5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第258页)陈独秀这套所谓的“理论”还是他过去的“城市中心论”和“农民落后论”那些陈旧货色，不仅毫不新鲜，而且早已被实践证明是错误的。和毛泽东不同，陈独秀没有打过仗，没有上过山，他根本不了解中国的国情，也没有实践的经验，却要摆出一副行家里手的架势胡吹一通，其实不过是闭门造车、纸上谈兵罢了，在毛泽东面前其实是地地道道的班门弄斧!如果用他的这一套来指导抗战，那不打败仗才怪呢。实际上，在他发表此等“高论”之前两个月，毛泽东就写过一篇《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对相关问题做了科学的论述，而成的下的“高论”也正是为了攻击毛泽东而发的。毛泽东指出，游击战争在一般的情况下是一个战术问题，但是在中国和日本之间的战争中，由于中国是一个经济不发达的弱国，同时又是一个人口众多的大国，而日本是一个发达的强国，同时又是人口不多、兵员不足的小国，游击战争对于中国就不仅有战术的意义，而且有战略的意义。毛泽东还指出，在中国，在敌人后方发展游击战争，建立游击区和根据地和边区政府，不仅是可能的，而且是必要的。需要指出的是，在毛泽东的领导下，中国共产党还有十年内战积累起来的丰富经验，甚至连蒋介石都不得不承认共产党在这方面的经验。我们知道，蒋介石曾在湖南南岳山办过游击战的训练班，请叶剑英给国民党的军官们上课。陈独秀居然把十年内战时期的红军、农村革命根据地和苏维埃政府说得一塌糊涂、一无是处，足见其思想的狭隘和僵化!十年内战期间出现的失败，不是毛泽东“农村包围城市”思想的失败，而是党内左倾机会主义思想指导的结果。毛泽东在他的《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一文里还结合当时的实际，论述了建立根据地问题的重要性，指出不仅山区可以建立根据地(这是比较理想的)，而且在平原地区(这是比较困难的)，河港湖汊地区(这也是比较理想的)也可以建立根据地进行游击战争。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不仅在太行山、五台山、沂蒙山、茅山、四明山以及皖南山区建立了根据地，而且在华北平原、苏北平原，在白洋淀、微山湖、阳澄湖等湖港河汊地区也都建立了自己的抗日游击根据地。解放后拍的许多反映抗日题材的电影如《平原游击队》、《铁道游击队》、《小兵张嘎》、《地道战》、《地雷战》、《沙家浜》等都是有原型的。抗日战争当然要有打阵地战和运动战的正规军，但是，“兵民乃胜利之本”，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抗日游击队对于整个抗日战争所起的巨大的作用也是不能抹杀的，是任何人也否定不了的。毛泽东的军事思想在抗日战争中被证明是完全正确的，而陈独秀的种种攻击则是根本站不住脚的。
说到这里，我们再来讨论一下关于什么是汉奸的标准问题。对于什么是汉奸问题，陈独秀心中其实是有自己的标准的。他在南京出狱后来到武汉，曾经在武昌华中大学作了一次题为《抗日战争之意义》的演讲，其中就讲到了汉奸问题。他说，“如果此次战败，只有亡国为奴。所以此次战争，乃是中国人或为自由民或为奴隶之关键，每一个中国人对于抗战怠工，不尽他所能尽的力量，事实上是帮助了敌人，即是消极的无形的汉奸!”(《陈独秀文选》，上海远东出版社1994年版，第380页)陈独秀此言说得很好，他如果用此言来衡量托派，衡量自己，那么托派的言行——当然也包括他陈独秀自己的言行在内，是不是“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他们的言行——包括他陈独秀自己的言行在内，是不是属于“对抗战的怠工”?是不是“事实上帮助了敌人”?能不能说是“消极的无形的汉奸”?人们是不难得出结论来的。
后来在重庆刮起了一阵风，说政府正在与日本谈和，弄得人心惶惶，经过外电辟谣和国民党政府表态：“言和即为汉奸”，陈独秀又专门写了一篇《言和即为汉奸》的文章，积极加以宣传。应该说，在中国当时的具体条件下，这样说是一个正确的判断，不过，作为“汉奸”的一般定义来说，此说却是不能成立的。
我们知道，苏俄十月革命后曾经与德国帝国主义进行单独媾和的谈判，准备签署“布列斯特和约”，这在当时是完全正确的，你能够说列宁和布尔什维克是俄奸吗?当然不能。是不是可以言和，要看情况，不能一概而论。列宁曾写过一篇《论妥协》的文章，他说，“一切都要看达成的是什么协议，是在什么情况下达成的。在这一点上，也仅仅在这一点上，才可以而且应当去寻找从无产阶级革命的观点看来是正当的协议和从同样的观点看来是叛卖、变节的协议之间的区别。”(《列宁全集》第38卷，人民出版社中文第二版，第319页)对这两种不同的谈判和妥协，他还举过这样两个不同的例子：一个是，“假定一群匪徒包围了你的汽车，把手枪对准你的脑袋。假定你就把金钱和武器交给了匪徒，让他们把汽车开走。”另一个是，“假定另外一位公民把武器和金钱交给了匪徒，而目的是为了入伙，和这些匪徒一起抢劫和平的公民。”(《列宁全集》第36卷，人民出版社中文第二版，第330页)这两者显然是大不一样的。可见问题的关键并不在于是否和敌人进行了和平谈判，而在于是不是和敌人同流合污一起干了坏事。
康生写那篇《铲除日寇侦探民族公敌托洛茨基匪徒》所揭露的事实，当然还不止前面所引的内容，该文还披露了这样的事实：“当时，陈独秀等托匪说：日本占领东三省，并不是为了侵略中国的领土，而是为了解决东三省悬案问题。这一方面掩护了日寇灭亡中国的阴谋，而同时托洛茨基在欧洲于‘九一八’事变后在其《日本的侵略中国与苏联》一文上加紧挑拨日寇进攻苏联的战争，但同时又为日寇施放烟幕弹说，‘从远东加之苏联的危险，直接的或尖锐的威胁，无论如何是没有的。’(见托匪机关报《斗争》第6期)这另一方面，又为日寇准备进攻苏联的阴谋作掩护。同时，托洛茨基匪徒，当日寇开始了向中国人民进攻之时，不去破坏日本的进攻，而去破坏中国的各种反日团体，不去反对中国人民的公敌——日本帝国主义，而去专门反对反日最坚决的红军和中国共产党，这便是‘九一八’后帮助日寇的铁的事实。
”1932年——当时中国最主要的时间是上海战争。十九路军和上海的工人、市民，为了保卫上海英勇抗日。但是托洛茨基匪徒，无论是在中国的‘托匪中央’，无论是在苏联和中国的托匪匪徒，陈独秀最好的干部周达文、俞秀松、董亦湘等，都异口同声的说：上海的战争并不是民族革命战争，而是帝国主义与帝国主义的战争。当时托匪破坏上海战争，破坏反日罢工的事实，乃是尽人皆知的，每个上海和沪西的工友不会忘记托匪华文魁、龚麟书用一切方法破坏沪西的大罢工，甚至勾结侦探，要用绑票的手段来绑架领导罢工的杨善坤同志。
“1933年——当时中国最主要的事件是：冯玉祥先生和中共党员吉鸿昌同志在张北抗日。可是托匪张慕陶假借共产党的名义破坏张北抗战，甚至无耻提出‘联日反蒋’的口号，以至勾结侦探向侦探告密，将英勇抗日的共产党员吉鸿昌同志逮捕枪毙。
“1935、36年——当1935年8月1日中国共产党发表了著名的八一宣言，那时，中国有两个统一战线：一个是共产党代表全中国人民的要求，提出的反日民族统一战线，这是抗日救国、挽救中国危亡的唯一出路;另一个是日寇提出的反共统一战线，这是日寇挑拨中国内战以华制华使中国灭亡的死路。托洛茨基匪徒是站在哪一条战线上呢?它过去是、现在也是站在日寇的反共战线上来否定中国共产党、破坏反日民族统一战线，污蔑共产党主张是‘出卖阶级’，造谣说共产党主张反日统一战线没有诚意。他们主张进行内战，‘围剿’红军，散布国民党蒋介石先生死也不会抗日的语言，挑拨离间国民党与共产党的关系，并且日寇和张慕陶派人到陕北来破坏红二十六军、二十七军和甘陕苏区。托洛茨基匪徒在‘反对一切帝国主义’口号下来掩盖日寇进攻中国，转移中国人民的反日目标。这无怪鲁迅先生他吗陈独秀等托匪是有悖于为人的道德;也无怪日本真推进机关称赞他们为最能‘帮助有利帝国的活动’、‘破坏南京的统一’、麻醉群众最‘高明’的工具了。”(康生：《铲除日寇侦探民族公敌的托洛茨基匪徒》，《解放》周刊，第30期)
以上事实有时间、有地点、有人物姓名，由于情况复杂，个别的人和事容或有误，但总的来说却是符合历史的真实的。特别是托派对抗日的消极态度，这在托派的机关刊物《斗争》与《火花》上都留下了深深的历史的痕迹，是任何人也无法改变的。尼司在1938年编的那本《陈独秀与所谓托派问题》一书里有“局外人的评议”一节，其中刊登了一位读者的意见，他是这样说的：“从他们的机关刊物《斗争》上看，一手打斯大林派，一手打中国国民党。这是无可宽恕的罪恶。我们对于中国的‘托派’，如同宽恕其他造过孽的党派一样，如果是自新悔过，服从三民主义，也为我们所允许，反之，他假三民主义之名，而行反三民主义之实，不论是托派也好，反托派也好，从中国抗战的立场上说，都可以叫他为汉奸，固不必叫他为‘托派汉奸’。”(尼斯编：《陈独秀与所谓托派问题》，新中国出版社1938年版，第59页)看得出，发表这个意见的读者，既不是共产党，也不是国民党，而是一个两党之外的所谓“局外人”，他的意见代表了中国广大民众的意见。在当时情况下，国共联合抗日，而托派既反对国民党，又反对共产党，这样一来，托派就成了日本人的帮凶，你说他们不是汉奸又是什么呢?
事实证明，鲁迅《答托洛茨基派的信》说得是何等之好：托派之所为“恰恰为日本侵略者所欢迎”，而“不受中国大众所欢迎”，他们的所作所为“有背于中国人现在为人的道德”!，成了这样的人而说他们是汉奸并不违背陈独秀关于汉奸所下的定义，称他们为汉奸又有什么错?又有什么理由说是“莫须有”呢?
对于王明和康生，他们在历史上曾经犯过这样和那样的错误，但是，我们不能把一切错误的东西都加在他们两人身上。不能说，他们一生做的事情，全都是坏事和错事，也不能认为他们从未做过好事和正确的事情。前南京大学校长，老一辈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匡亚明曾经做过康生的秘书，他对康生当然是了解的，他就不赞成这种绝对的看法。但是，在唐研究员看来，因为《铲除》一文是王明和康生在回国以后写的，它的全部观点和全部论据都是错的，没有一点是正确的。例如《全传》说，“据当时人回忆，外国共产党在莫斯科是驻共产国际代表绝大多数也被杀害，但是中共的代表王明、康生却活了下来，是因为他们诬陷别人有功。
“王明、康生为了自保，不仅诬告在苏联的中共党员，而且诬陷已经回国的著名中共党员，如初建党时的俞秀松等，致使苏联借新疆军阀盛世才的手杀死了俞秀松、毛泽民、何叔衡等一大批中共骨干。同时，他们又在陈独秀和托派汉奸问题上大做文章。”(《全传》，第782页)
在这里，与其说唐研究员把矛头指向了王明和康生，不如说，他首先指向的是斯大林领导的苏联共产党和共产国际。在他看来，苏共也好，共产国际也好，在斯大林的领导下都成了杀人的魔窟，而斯大林就成了杀人的魔王。事情果真是这样吗?我们知道，先后在莫斯科共产国际工作的，除了苏联共产党的领导人外，还有来自世界各国的共产党的领袖人物，如来自日本的片山潜、野板参三，来自英国的波立特，来自法国的多列士，来自德国的乌布利希，来自捷克斯拉伐克的哥特瓦尔德，来自保加利亚的季米特洛夫，还有来自中国的瞿秋白、王明、康生、王稼祥、任弼时等，他们或为各自国家共产党的代表或代表团团长，或为共产国际的执行委员，或为共产国际主席团的成员，或为共产国际的总书记。他们都曾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领袖人物或著名活动家，如果他们中的绝大多数都遭到了杀害，那么世界各国的共产党还能派他们的代表到共产国际去工作吗?共产国际还能够领导世界各国的革命事业吗?这种谎言显然是不能成立的。唐研究员如果认为他所说的是有根据的，是“据当时人回忆”的，那为什么不把这个“根据”和“出处”说出来让我们见识见识呢?如果他不能说出这个“根据”和“出处”，我们只能认为这是一个捏造的假证据，是属于诬陷。
而且，在唐研究员笔下，王、康二人只要进行诬告就可以“自保”，那斯大林领导下的苏共和共产国际成了什么样的组织了呢?还有什么原则和公正可言呢?这样说显然也是对苏共和共产国际的污蔑。事实当然不是这样。事实上，王明、康生回国以后虽然积极反托，但并没有得到共产国际的什么特别的支持。王明自以为他的马列水平比毛泽东高，他显然想当党的领袖，而且反托有功，但是共产国际并没有因此而支持他，而是支持了毛泽东。这说明，共产国际办事是讲原则的，是公正的，唐研究员的那些污蔑的说法显然是没有根据的。
再说，唐说俞秀松、毛泽民、何叔衡都是由于王明“为了自保”进行诬告，由苏联借新疆军阀盛世才的手杀害的，显然这些说法也是不符合事实的。不错，盛世才曾经主张反帝、亲苏，主张民族团结和联合共产党，但他后来又投靠蒋介石，在新疆杀害了一些中国共产党的干部，其中最著名的是陈潭秋、毛泽民和林基路三人，那是在1943年，而不是在王明和康生回国的1937年11月。新疆在1956年曾在乌鲁木齐的燕儿窝为三位烈士建立了陵园，以纪念他们。俞秀松虽然也曾在新疆工作，他曾任省立一中校长和新疆学员院长，他办事公正，工作也很有成就，并且还在那里与盛世才的妹妹盛世同结了婚。应该说，他在历史上与王明也有过矛盾，主要是在中山大学时，王明曾认为俞是所谓“江浙同乡会”这个小组织的头子，并且说他是“托派”，不过在历史上审查时已经被否定。王明、康生回国途经新疆，又向盛世才提出历史上的事，致使俞秀松于1938年3月被捕入狱，后来被押解到苏联，在苏联被判刑致死。很明显，俞秀松并不是如唐研究员所说是苏联借新疆军阀盛世才的手被杀害的。
至于何叔衡，他是一大代表，1928年中共在莫斯科举行六大时 ，他和董必武、吴玉章、徐特立、林伯渠等几位年龄较大的共产党人一道出席了大会，后又一道参加了中山大学特别班的学习，被称为“五老”。五老中，何是1976年生人，年龄最大，他居然在苏联学会了俄语，可见其学习的勤奋。由于何在党内资格最老，又敢于担当，徐特立说，我们在政治上是跟何叔衡走的。回国后，他先在党中央机关工作，后去中央苏区，曾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工农监察人民委员、内务人民委员和中央苏区临时法庭主席。1934年10月，中央红军开始长征，他与瞿秋白、陈潭秋等被留了下来，没有参加长征。1935年初，他们在邓子恢的带领下从江西瑞金向福建长汀转移，2月26日，在长汀水口镇附近被国民党36师宋希濂师长管辖下的福建地方保安团发现，由于寡不敌众，无法突围，他感到自己有时还要用担架抬，这样会拖累大家，而且还很可能会落入敌人之手，就对邓子恢说，“子恢，我走不动了，我要为苏维埃流最后一滴血。”当时就向警卫员要枪，正在争夺时，邓说，“你千万不能这样”，他顺势从山崖上跳了下去，邓子恢要去拉他已经来不及了。(《邓子恢传》，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176页)他牺牲得十分壮烈。在跳崖过程中又连中机关枪数发，而敌人在打扫战场时发现他还未死，且语言倔强，又向他补了一枪。1964年1月长汀县委和县人民政府在他牺牲的地方树立了纪念碑，以永远纪念这位伟大的共产主义者。很明显，何叔衡既没有到新疆工作过，当然也不可能被新疆军阀盛世才所杀害，唐研究员所说显然与事实不符。
像这样在一句话里就有两三处与事实根本相背离的论断，竟然出自以历史为终身职业的唐研究员身上，我认为是很不应该的。
附全文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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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3）
一、制造谎言，诋毁毛泽东，吹捧陈独秀（7）
1.陈文说毛只是一大的“记录员”，否定其为党员代表身份(7)
2.唐著《全传》里贬毛褒陈的不实之词随处可见(16)
3.驳所谓陈独秀是“提出抗日持久战第一人”之谬(25)
二、歪曲历史，压低李大钊，抬高陈独秀（34）
1.究竟谁是“中国马克思主义第一人”?(34)
2.歪曲历史，步谢韬后尘，继续为民主社会主义制造舆论(43)
3.以否定人道主义来否定李大钊是徒劳的(61)
4.驳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是由日本经陈溥贤中介而来之谬(65)
三、捏造事实，贬损鲁迅，吹嘘陈独秀（76）
1.驳所谓陈独秀是“鲁迅小说的引路人”的谬说(76)
2.驳所谓陈独秀“带动鲁迅写杂文”的谬说(81)
3.企图用贬损鲁迅来吹嘘陈独秀是心劳日拙的表现(87)
四、无中生有，造谣中伤，恶毒攻击列宁斯大林（102）
1.关于涅恰耶夫其人其事和马恩对他的否定评价(1012)
2.驳所谓“列宁斯大林崇拜涅恰耶夫”的荒唐谣言(106)
3.驳陈唐对苏联共产党和共产国际的恶毒攻击(132)
五、无知无畏，口出狂言，妄图否定马克思主义（165）
1.“消灭私有制”是历史发展的必然(166)
2.苏联历史证明：社会主义远比资本主义优越(172)
3.中国历史同样证明：社会主义远比资本主义优越(194)
六、兼评理论界的一些反马克思主义的论调（213）
1.驳所谓“马克思主义过时论(213)
2.驳所谓“马克思主义中看不中用论”(232)
3.驳所谓“马克思主义太难论”和“马克思主义简单论”(252)
4.学习毛泽东，认真学习马列，努力改造世界观(268)
七、去真存伪，隐恶扬“善”，造假陈独秀（275）
1.借口所谓“谣言杀人”，蓄意掩盖事实真相(275)
2.陈独秀绝不是什么“硬骨头”，而是一个软骨头(292)
3.表面上追求民主，实际上家长作风严重(300)
八、对陈独秀若干重大问题的批判性论述（上）（304）
1.“十宗罪”说法不当，“莫须有”更无根据(304)
2.关于“右倾机会主义”和“右倾投降主义”问题(305)
3.关于“二次革命论”问题(311)
九、对陈独秀若干重大问题的批判性论述（中）（327）
4.关于“取消派”和“取消主义”问题(327)
5.关于托派问题(338)
6.关于汉奸问题(373)
十、对陈独秀若干重大问题的批判性论述（下）（414）
7.关于叛徒问题(414)
8.关于反革命问题(421)
9.驳所谓“新版《毛选》放弃了六项反革命罪”的谬说(432)
结束语（447）
（原发于2017-06-3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