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虚无主义的两株大毒草
——评陈铁健《中共建党第一人——陈独秀》一文并唐宝林《陈独秀全传》一书中的谬说
奚兆永
编者按：本文由奚兆永老师授权本网发表，全文近30万字，本网将分章节进行连载。今天刊登本文第八篇《对陈独秀若干重大问题的批判性论述（上）》，结尾附有全文目录。
去年中国共产党建党95周年前夕，《炎黄春秋》在2016年第6期上发表了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陈铁健写的一篇题为《中共建党第一人——陈独秀》的文章，这是一篇借中共建党95周年之机，严重歪曲历史，造谣诽谤，肆意诋毁毛泽东，歪曲李大钊，贬低鲁迅，恶毒攻击列宁、斯大林，攻击苏共和共产国际，并把把矛头直指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马克思和恩格斯，歪曲和贬低《共产党宣言》等经典著作，无耻吹捧叛徒陈独秀并为其种种劣行进行掩饰、辩护的极其反动的文章。该文许多谬说实际上都是从另一位社科院近代史所研究员、自诩为“陈独秀研究权威”唐宝林所著《陈独秀全传》一书里搬来的。
第八篇 对陈独秀若干重大问题的批判性论述（上）
奚兆永
一、“十宗罪”说法不当，“莫须有”更无根据
唐研究员说，“1927年8月7日中共中央紧急会议(八七会议)决议、1929年11月中央政治局开除陈独秀党籍的决议、1945年六届七中全会通过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问题的决议》，是对陈独秀命运产生决定影响的三个主要决议。这些决议以及根据这些决议所作的其他文件、领导人讲话、文章，和毛泽东秘书胡乔木1951年写的《中国共产党30年》，给陈独秀扣了十顶帽子，我们称之为莫须有的“十宗罪”：机会主义的二次革命论、右倾机会主义、右倾投降主义路线、托陈取消派、反苏、反共产国际、反党、反革命、汉奸、叛徒。”(唐宝林：《中国学术界为陈独秀正名的艰难历程(代序)》，载《陈独秀全传》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001页)
其实，上述三个决议和党史著作并没有给陈独秀定什么罪，而政党本来也不是司法机关，是不好给它的成员定罪的。当然党有党的章程，有党的纪律，它可以对它的犯了错误或违反纪律的成员进行批评教育，也可以对他们进行惩治处罚，目的也都是为了“惩前毖后，治病救人”，这和法庭宣布罪状、判处徒刑显然是大不一样的。实际上，所谓帽子，其实也就是对一些错误的称呼而已。所谓“十宗罪”，其实也就是十项政治错误，当然，这不是一般的错误，而是影响了中国革命进程的极其严重的政治性错误。
至于说这些极其严重政治错误都没有根据，是“莫须有”，都是强加于陈独秀的不实之词，更是不能成立。
我们知道，唐研究员所说的“十宗罪”或我们所认为的十项极其严重的政治错误，都是由以中共中央的名义确立的，难道说，党中央对陈独秀有什么偏见吗?中央主要领导人和陈独秀之间有什么个人恩怨吗?那么，中央委员、中央政治局委员和后来的中央领导人，为什么要把这些“莫须有”的“罪名”强加于陈独秀的头上呢?以下，我们就从不同的方面对此做一些批判性的论述。
二，关于右倾机会主义和右倾投降主义问题
本来，这一条我们也可以不讨论的，因为唐自己也认为这一条“由于缺乏有力的资料，无法撼动”;但是他又认为“十宗罪”都是“莫须有”，虽然自相矛盾，自己已经否定了自己，不过还是有再讨论、再批评的价值。特别是，这一条可以说是他其他错误的一个总根源，对它进行分析更有其必要。
严格地说，陈独秀并不是一个无产阶级革命家，而是一个资产阶级民主派。他所主张的民治主义，其实就是杜威的民治主义，就是英美实行的资产阶级民主。1919年12月，也就是在俄国爆发十月革命两年以后，他还在《新青年》上发表了一篇题为《实行民治的基础》的文章，大肆吹嘘杜威的民治主义，他说：“杜威博士在他《美国民治的发展》讲演中说：‘美国是一个联邦的国家，当初移民的时候，每到一处，就造成一个小村，由许多小村合成一邑，由许多邑合成一州，再由许多州合成一国。小小的一个乡村，一切事都是自治。’他又说：‘美国的联邦是由那些有独立自治的能力的小村合并起来的，所以当初他们只要自治不要国家，后来因有国家的需要，所以才组成联邦。’我们现在要实行民治主义，是应当拿英美做榜样，是要注意政治经济两方面，是应当走民治的坚实基础上做工夫，是应当由人民自己一小部分一小部分创造这基础。”(《陈独秀文选》，上海远东出版社1995年版，第109页)杜威说的“美国联邦是由那些独立自治能力的小村合并起来的”，说穿了就是由欧洲移民过来的那些“有独立自治能力的”的资产者合并起来的资本主义共和国。陈独秀所向往的就是这样的像英美那样的资产阶级共和国。当然，当时他还不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有这种思想也不奇怪，我们似乎不必苛求于他。但是，半年之后，当共产国际代表维经斯基来华与他长谈几次后他的思想有了转变，接受了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的思想，懂得了无产阶级民主和资产阶级民主的区别。这当然是一个很大的进步。
问题是，他的这个进步只是别人灌输的结果，而他自己对于马克思主义并无深入的研究，因此这个转变是不彻底的，进步是不扎实的，一遇到具体问题，就会发生动摇。比如在大革命时期，在关于革命性质的问题上，他认为当时的革命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应该由资产阶级来领导;他看不到无产阶级在革命中的伟大作用，也看不到农民在革命中的重要作用。他在《中国国民革命和社会各阶级》一文中说，“在普通形势之下，国民革命的胜利，自然是资产阶级的胜利，工人阶级和学生不同，有他自己阶级的特殊利害，所以工人阶级在国民革命运动中取何态度，乃是一个极重大而复杂的问题。工人是社会上有力的阶级，在物质上他的力量自然远不及资产阶级雄厚，而在心理上因为实际生活之压迫，往往易于促进他的决战态度，......但同时我们要知道，工人阶级在国民革命中固然是重要分子，然亦只是重要分子而不是独立的革命势力。概括地说起来，是因为殖民地半殖民地产业还未发达，连资产阶级都很幼稚，工人阶级在客观上更是幼稚了。详细说起来，产业幼稚的中国，工人阶级不但在数量上是很幼稚，而且在质量上也很幼稚。”他还说，“中国最大多数的工人还没有自己阶级的政治争斗之需要与可能，而且连一般的政治争斗之甚至于连自己阶级经济争斗之需要都不曾感觉的工人(如手工业工人)也并不是少数。”(《陈独秀文选》，上海远东出版社1995年版，第236-237页)至于农民，他虽然也认为“农民占中国全人口的大多数，自然是国民革命之伟大的势力，中国之革命若不得农民之加入，终不能成为一个大的民众革命。但是农民居处散漫不易集中，文化底生活欲望简单易于趋向保守，中国土地广大易于迁徙被难苟安，这三种环境是造成农民难于加入革命运动的原因。”(同上，第234-235页)他在《资产阶级的革命和革命的资产阶级》一文中还说，“在每个革命运动中，浪漫的左倾观念和妥协的右倾观念都能妨碍革命进行。中国国民党目前的使命及进行的正轨应该是：统率革命的资产阶级，联合革命的无产阶级，实行资产阶级的民主革命。”(同上，第212页)他显然不懂得， 在20世纪20年代，在苏俄取得了十月革命的胜利之后，世界的局面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在苏俄这个社会主义国家的无产阶级的帮助下，完全可以走一条非资本主义的发展道路，即：首先进行民主革命，然后再过渡到社会主义阶段，而不需要建立一个资产阶级统治的资本主义社会。就是说，在这个革命中，工人阶级应该发挥领导的作用，同时和农民及其他小资产阶级以及民族资产阶级建立革命的统一战线，共同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这一点，列宁在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所作的演说里本来是说得很清楚的。但是，陈独秀并没有真正掌握，却提出了让资产阶级领导、联合无产阶级的一条机会主义的路线。这条路线即使按陈独秀自己所说也是属于向资产阶级妥协的右倾路线，称之为右倾机会主义可以说是名副其实的。陈独秀的这种右倾机会主义路线，在特定的条件下，在实践中就会进一步发展为右倾投降主义的路线。本来，右倾机会主义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妥协退让。这种妥协退让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会进一步发展为右倾投降主义的路线。这里所说的投降主义，不是指民族与民族之间的投降，而是阶级与阶级之间的投降。
应该说，陈独秀的这种右倾投降主义早就有所表露。1826年3月20日蒋介石制造了中山舰事件，逮捕了以舰长李之龙为首的共产党人。这是一个信号，也是一起极为严重的政治事件，可是陈独秀不仅不进行斗争，相反，却在6月4日写信蒋介石对主张倒蒋的大泼冷水，而对蒋介石大肆吹捧，说什么“倒蒋必以却又不可挽回的不断的反革命行动为前提，而事实上从建立黄埔军校一直到3月20日，都找不出蒋友意见反革命的行动，如此而欲，且正当英日吴张反动势力大联合，攻破北方国民军之时，这是何等助长反动势力，这是何等反革命!”(陈独秀：《给蒋介石的一封信》，转引自《中国共产党是从两条路线斗争中巩固壮大起来的》，1968年版，第19页)这不是投降主义是什么?实际上，仅仅过了一年，他自己也不得不承认，“蒋介石之反动，在中国革命运动上是一大损失，因为他个人性格之有决断肯负责任，和袁世凯一样是中国有为人物，可惜走到反革命而不走到革命;这也就是我们所以自去年3月20日到今4月12始终迁就他向他让步想拉他向革命路上走之一个原因。我们一年余的忍耐迁就让步，不但只是一场幻想，并且成了他屠杀民众屠杀共产党的代价!”(陈独秀：《蒋介石反动与中国革命》，载《陈独秀文选》，上海远东出版社1994年版，第300页)
由于陈独秀看不到无产阶级的先进性与革命性，认为中国无产阶级不仅在数量上很幼稚，在质量上也很幼稚;而不像毛泽东那样认识到“工业无产阶级人数虽不多，却是中国新的生产力的代表，做了革命运动的领导力量”，毛泽东还通过几年来工人的罢工运动所表现的力量，认识到了“工业无产阶级在中国革命中所处地位的重要”。(《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页)但在陈独秀看来，中国幼稚的工人阶级根本不能承担起领导革命的重任，于是他把革命的领导权拱手让给了资产阶级。这是导致大革命失败的一个根本原因。他在1929年之所以被开除出党，当然与他的这个错误给革命事业所造成的莫大损失有关，同时也是和他拒不承认错误的态度分不开的。
至于在他1932年10月被捕入狱后，经过所谓“沉思熟虑”的过程，又回到了他信仰马克思主义以前的认识，竟然批评斯大林“抛弃了民主主义”，甚至批评包括列宁在内的马克思主义者，说他们“不懂得资产阶级民主政治之科学价值(自列托以下均如此)把民主政治当作是资产阶级的统治方式 ，是伪善，是欺骗，而不懂得民主政治的真实内容。”(《陈独秀著作选编》第5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350页)如果说，他在1920年夏曾经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关于资产阶级民主和无产阶级民主的区别是前进了一步，那么，他现在则又大大地退后了一步。而唐研究员在《全传》里竟然把他从马克思主义又退回到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说成是什么“大彻大悟，到达彼岸”，是什么“最后的思想辉煌”，其实，陈独秀最后关于民主和独裁的论述，不仅完全脱离了客观的事实，而且是他对共产主义的最彻底的背叛。他还把二战中苏联在反对德国法西斯所取得的令全世界瞩目的伟大胜利说成是英美等资本主义国家反对德国法西斯的胜利，而人们都知道，英美等国在诺曼底登陆开辟第二战场只是在1944年5月才发生的事，而在这之前，苏联以一国之武装力量抵抗德国法西斯的侵略已经有四年时间，而且经过1943年的斯大林格勒战役已经扭转了战争的局面。这个事实全世界都知道，陈独秀1942年去世，至少也应该知道其相当一部分，怎么好像浑然不知呢?特别是，陈把苏联和德国法西斯相提并论，把斯大林和希特勒相提并论，完全混淆了不同阵营的界限，简直令人匪夷所思。试问，如果没有苏联艰苦卓绝的对德作战，并为战争的胜利奠定了基础，仅仅靠英美等所谓“民主国家”1944年在西线第二战场的诺曼底登陆，就能够打败希特勒德国了吗?如果没有苏联红军最后消灭日本的关东军，仅仅靠美国的两颗原子弹日本会投降吗?如果美国的原子弹真有那么厉害，能够决定战争的胜负，那为什么在波茨坦会议上英美还要求苏联在三个月后出兵呢?连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头头都不相信“唯武器论”，不相信一两件新式武器就能够决定战争的胜负，为什么曾经在人民大学这所马克思主义的教育重镇受过“母校栽培”的《全传》作者居然会相信这种“理论”呢?
把资本主义的民主看成是理想的民主，认为资本主义社今后会万世常存下去，居然把这种极其落后的历史观还当做科学来宣扬，这不能不令人为他的倒退而唏嘘不已!’
三、关于“二次革命论”问题。
马克思主义的革命论是不断革命论和革命发展阶段论的统一，既不是什么“一次革命论”，也不是什么“二次革命论”。在中国，“一次革命”和“二次革命”的说法是由孙中山最先提出来的。他在1905年写的《民报》发刊词里说，“欧美强矣，其民实困，观大同盟罢工与无政府党、社会党之日炽，社会革命其将不远。我国纵能媲迹于欧美，犹不能避免二次之革命，而况追逐于人已然之末轨者之终无成耶;夫欧美社会之祸，伏之数十年，及今而后发见之，又不能使之遽去。吾国治民生主义者，发达最先，睹其祸害于未萌，诚可举政治革命、社会革命毕其功于一役。还视欧美，彼其瞠乎后也。”(《孙中山全集》第1卷，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289页)孙中山所说的政治革命就是民主革命，他所说的社会革命也就是社会主义革命，他提出两大革命可以“毕其功于一役”，明显是受俄国民粹主义革命家的影响，其实是一种主观社会主义主义的幻想。
马克思主义者当然并不赞成孙中山所说的“举政治革命、社会革命毕其功于一役”的“一次革命论”思想。他们认为，社会的发展是一个自然史的过程，它要经过不同的社会发展阶段;与之相适应，革命也是区分不同的发展阶段分别进行的。所谓“政治革命”乃是反封建的资产阶级革命，而“社会革命”乃是反资本主义的社会主义革命;这两种革命的性质不同，革命的对象和动力也不同，它们不可能“毕其功于一役”，而只能是根据社会发展阶段分别进行的。这就是革命发展阶段论。不过马克思主义者又认为，在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之间并没有一座万里长城。无产阶级应该本着不断革命的精神把民主革命向前推到最大限度并且在条件具备时把民主革命转变为社会主义革命。这就是人们所说的不断革命论与革命发展阶段论的统一。这里的关键是一个革命领导权的问题。列宁早在1905年写的《两种策略》一书里就指出，“革命的结局将取决于工人阶级是成为在攻击专制制度方面强大有力但在政治上软弱无力的资产阶级助手，还是成为人民革命的领导者”;“现在，社会民主党的正确的策略口号对领导群众来说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在革命时期贬低原则上坚定的策略口号的意义，是再危险不过了。”(《列宁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529页)
当然，列宁的《两种策略》是在大革命失败以后才翻译成中译本的，当时陈独秀无缘看到列宁的这些论述也是可以理解的，毛泽东也是在1932年红军打下漳州以后才读到列宁的这本书的。不过对于这个问题，列宁1920年6-7月间在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上所作的关于民族和殖民地问题的提纲里也有很明确的论述。这特别表现在列宁针对封建关系或宗法关系、宗法农民关系占优势的比较落后的国家和民族所讲的“六个必须”里面：
“第一，各国共产党必须帮助这些国家的资产阶级民主解放运动;把落后国家沦为殖民地或财政上加以控制的那个国家的工人，首先有义务给予最积极的帮助;
“第二，各国同落后国家内具有影响的僧侣及其他反动分子和中世纪制度的代表者作斗争;
“第三，必须同那些企图利用反欧美帝国主义的解放运动来巩固可汗、地主、毛拉等地位的泛伊斯兰主义和其他类似的思潮作斗争;
“第四，必须特别援助落后国家中反对地主、大土地占有制、反对各种封建主义现象或封建主义残余的农民运动，竭力使农民运动有最大的革命性使西欧共产主义无产阶级与东方殖民地以至一切落后国家的农民革命运动结成尽可能密切的联盟;尤其必须尽一切努力，用建立‘劳动者苏维埃’等方法把苏维埃制度的基本原则应用于资本主义前的的关系占统治地位的国家中去;
第五，必须坚决反对把落后国家内的资产阶级民主解放思潮涂上共产主义的色彩;共产国际援助殖民地和落后国家的资产阶级民主民族运动，只能是有条件的，这个条件是各落后国家未来的无产阶级政党(不仅名义上是共产党)的分子已经集结起来，并且通过教育认识到同本国资产阶级民主运动作斗争是自己的特殊任务;共产国际应当同殖民地和落后国家的资产阶级民主派结成临时联盟，但是不要同他们融合，要绝对保持无产阶级运动的独立性，即使这一运动还处在最初的萌芽状态也应如此。
第六，必须同一切国家、特别是落后国家的最广大的劳动群众不断说明和揭露帝国主义列强一贯进行的欺骗，即打着建立政治上独立的国家的幌子，来建立在经济、财政和军事方面都完全依赖于它们的国家;在目前国际形势下，除了建立苏维埃共和国联盟，附属民族和弱小民族别无生路。”(《列宁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20-221页)
列宁的这些论述告诉我们，落后国家进行民主革命应该把反封建放在特别的地位，它要和资产阶级结成临时的联盟，更要重视农民运动，对资产阶级要既联合又斗争，要绝对保持无产阶级运动的独立性，并且还根据苏俄的革命经验提出了建立“劳动者苏维埃”的意见。可以说，这正是不断革命论和革命发展阶段论的一个完美结合的策略。但是，陈独秀并没有接受列宁和共产国际的这个很正确也很切实的指导意见，相反，他刚愎自用，一意孤行地认为，中国工人阶级远远不如资产阶级，不仅在数量上很幼稚，在质量上也很幼稚，虽然是一个重要分子，但不是一个独立的革命势力;中国农民数量虽然很大，但是他们分散、保守、易于苟安，难以加入革命，对于已经兴起的农民运动他也很不满意，说什么是“过分了”，“糟得很”;实际上，他的心目中只有资产阶级。他不止一次地说，“在普通形势之下，国民革命的胜利，自然是资产阶级的胜利。”(《陈独秀文选》，上海远东出版社1994年版，第236页)不过由于有列宁在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上所做的《民族和殖民地问题提纲初稿》在，他也不得不对此稍作补充;但在根本上却是抵制的。他说，“国民革命成功后，在普通形势之下，自然是资产阶级握得政权;但彼时若有特殊的环境，也许有新的变化，工人阶级在彼时能获得若干政权，乃视工人阶级在革命中的努力至何程度及世界的形势而决定。1917年俄罗斯的革命就是一个好例。俄罗斯各阶级各党派的联合革命，本以推倒沙皇为共同目标，只以工人阶级在1905年之革命及1917年二月革命中特殊努力，又以当时资本主义的列强因大战而濒于破产，自救不逞，十月革命遂至发生新的政治组织。但是这种未来的机会我们没有预计的可能，也并没有预计的必要，现在只有一心不乱的干国民革命。”他还说，“陷于半殖民地而且濒于完全殖民地之悲运的中国人，不首先解除列强之重重奴辱，别的话都无从说起。”(同上，第239-240页)
可以说，陈独秀的观点是典型的不折不扣的“二次革命论”的观点：他先是“一心不乱地干国民革命”即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并认为，既然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就应该由资产阶级来领导，而革命成功自然是资产阶级取得政权。用他的话说，“一切工作归国民党!”“没有阶级斗争，只有民族斗争!”“无产阶级和共产党的独立性此时是鬼话!”“等待和国民党分家后再组织共产党不迟!”(《陈独秀在在中国共产党第三次代表大会上的发言》，1923年6月，转引自《中国共产党是从两条路线斗争中巩固壮大起来的》，1968年版，第11页)他甚至说，“至于国民革命成功，共产党便要与国民党左派争政权，这也是不会有的事。共产党取得政权，乃是无产阶级革命时代的事，在国民革命时代，不会发生这类问题。”(陈独秀：《我们现在为什么争斗?》1926年9月25日，转引自《中国共产党是从两条路线斗争中巩固壮大起来的》，1968年版，第12页)在这种情况下，无产阶级参加民主革命又有什么意义呢?如果无产阶级要进行社会主义革命，那就只能是下一次革命即第二次革命的事了。
当然，陈独秀也提到了所谓特殊情况下有可能无产阶级也能够得到若干政权，不过这要由“机会”来决定，而“机会”又是不能预计的，想都不应该想，必须彻底断了这个念头才是。试问，这不是典型的“二次革命论”又是什么?
如果我们把陈独秀的这些“高论”和列宁对这个问题的论述以及苏俄的革命实践加以对照，就不难发现它们之间的根本区别。在列宁，他在1905年进行反对沙皇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时就已经注意到两种不同的策略，就已经把无产阶级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中的领导权问题提到了人们的面前，而在1917年进行二月革命时，他当然也不会忘记这一点。如果没有这个正确的策略思想，以及为之付出的巨大努力，二月革命后怎么会出现两个政权(一个是资产阶级临时政府，另一个是布尔什维克领导的工兵代表苏维埃)并存的局面呢?关于二月革命，上世纪50年代学过《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的人都知道一些，现在知道的人就很少了。这里不妨作一些简略的介绍：
1917年的二月革命是由俄国彼得堡、莫斯科、巴库、下新城等地的工人罢工开始的，罢工迅速扩大，并且一天天地获得新的拥护者，出现了像1905年那样的革命形势。1917年2月18日(俄历)，俄罗斯最大的重工业工厂普梯洛夫工厂开始罢工，接着彼得堡大多数大企业的工人也宣布罢工，到2月23日(公历为3月8日)，女工们也响应彼得堡布尔什维克委员会的号召纷纷走上街头进行示威游行，而工人们则用宣传总罢工的行动支持女工的示威游行。到2月26日(公历为3月11日)政治罢工和示威运动变成为起义的尝试。当时彼得堡军区司令哈巴罗夫发出布告，要工人在2月28日复工，而沙皇在这之前也下令要他“将京都中的骚乱悉行制止”。但是，这时沙皇的命令已经不灵，在26日出现了军人中有人向骑警开火的事情，工人们，特别是女工们积极地开展了争取士兵参加推翻沙皇专制制度的宣传。而布尔什维克党的中央局(负责人是莫洛托夫)当即发表宣言，号召继续进行反对沙皇制度的武装斗争，号召成立临时革命政府。2月27日(公历为3月12日)，彼得堡的驻军拒绝向工人开枪，起义的军人由早晨的一万人发展到晚上的六万人。接着，起义的工人和兵士开始拘捕沙皇的大臣和将军，二月革命这个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取得了胜利。应该说，二月革命的胜利是工人阶级作为革命的前锋并且领导了身穿军装的数百万农民进行的革命的成果。
陈独秀把二月革命的胜利归之于“资本主义列强因大战而濒于破产，自救不逞”这个客观因素，这是说不通的。需要指出的是，第一次世界大战是帝国主义两个集团之间进行的掠夺性战争，是非正义的战争，而绝不是如陈独秀所说的“自救”的战争，也不是第二国际修正主义者所说的“保卫祖国”的战争。同样是这个第一次世界大战，第二国际的社会沙文主义者一个个都忙着去“保卫”资产阶级国家去了，只有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列宁为当班的无产阶级革命左派，始终坚持反对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的战争，并且主张把帝国主义战争转为国内战争，转为革命，这样，才有无产阶级领导的革命的胜利。如果站在社会沙文主义的立场对待这次战争，大家都去“保卫祖国”，哪里还会发生无产阶级革命?苏俄之所以爆发革命，显然不能用第一次世界大战这个客观因素来说明。还应该看到的是，由于第一次世界大战，俄罗斯的工人的成分发生了一些消极的变化：由于沙皇俄国参加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工厂里有相当一些工人当兵打仗去了，而补充进工厂的是一些觉悟程度较低的小资产阶级分子，他们远不像原来那些老工人那样具有无产阶级的优良品质，这些小资产阶级阶层实际上是滋生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的土壤，结果让社会革命党和孟什维克钻了空子，而这些工人中的小资产阶级阶层则成了他们的俘虏。当布尔什维克在街上领导群众进行直接斗争的时候，妥协派的社会革命党和孟什维克却乘机在苏维埃里夺取代表位置，并在苏维埃里组成自己的多数。结果把政权转给了资产阶级，痴心指望这个政权不会妨碍苏维埃自己的工作。对此，布尔什维克做了大量的解释工作，揭穿临时政府继续进行帝国主义战争的反动性质，揭穿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的叛卖行为，而让广大群众知道，必须用工兵代表苏维埃代替临时政府，才能实现真正的和平。可见问题并不在于什么“机会”，而恰恰在于采取什么样的策略，也就是列宁在《两种策略》中说的：“工人阶级是成为在攻击专制制度方面强大有力但在政治上软弱无力的资产阶级助手，还是成为人民革命的领导者”，陈独秀采取的是前者，心甘情愿地做资产阶级的助手，结果大革命失败了;而列宁主张的是后者，所以才能在二月革命的基础上通过不懈的努力实现了革命的转变，由民主革命走上了社会主义革命的道路。
二月革命推翻了沙皇的专制制度，列宁在二月革命发生后的第35天即4月3日(公历4月16日)从国外回到彼得堡，他在第一天就做了一个战争与革命的报告，明确地提出了从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过渡到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的问题，这就是著名的“四月提纲”。列宁在“提纲”中说，”俄国当前形势的特点是从革命的第一阶段向革命的第二阶段过渡，第一阶段由于无产阶级的觉悟和组织程度不够，政权落到了资产阶级手中，第二阶段则应当使政权转到无产阶级和贫苦农民手中。”“必须承认这样的事实：在大多数工人代表苏维埃中我们党还处于少数地位”，“只要我们还是少数，我们就要批评，揭示错误，同时形成全部国家政权归苏维埃的必要性，使群众从实际经验者纠正自己的错误。”在这个“提纲”里，列宁还提出了“更改党的名称”和“革新国际”的意见(《列宁全集》第29卷，人民出版社中文第二版，第114-116页)总之，提纲的基本要求就是实现革命转变，由民主革命转变为社会主义革命;由两个政权并存转为“全部政权归苏维埃”。当然这是一个艰苦的过程。人们说“两个政权同时并存”，由于主客观原因，最初苏维埃的势力还是比较弱小的——最初只有克拉斯诺雅尔斯克等几个地方的工兵代表苏维埃掌握在布尔什维克手里，莫斯科和彼得堡的苏维埃都掌握在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的手里，但是经过布尔什维克几个月的积极工作，情况就有了很大转变， 到了9月，俄罗斯的两个首都——莫斯科和彼得堡的工兵代表苏维埃中布尔什维克已经取得了多数地位，列宁提出，现在“可以而且应当夺取国家政权”了，起义的问题被提上了日程。列宁在给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中央委员会、彼得格勒委员会、莫斯科委员会的信(即《布尔什维克应当夺取政权》一文)中说，“人民对于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的摇摆不定已经感到厌倦。只要我们在两个首都取得胜利，就能把农民争取过来。”“如果我们现在不夺取政权，历史是不会饶恕我们的。”(《列宁全集》第32卷，人民出版社中文第二版，第233、234页)从这里也可以清楚地看出陈独秀对于革命转变的态度和列宁对于革命转变的态度是根本不同的。
但是，在这方面，唐研究员在其所写的《全传》“代序”里引述了贾文臣和日本学者江田宪治的观点，在一次会议上提出：如果说陈独秀是“二次革命论”的观点，那么，俄国在二月革命后建立的是资产阶级政府，然后紧接着发生十月革命，能不能说列宁也是“二次革命论”呢?他居然利用会上“众多权威学者”说“不能”而认定陈独秀的观点是正确的。(见《全传》，第005-006页)本来，人们认为“不能”只是肯定列宁，而唐研究员竟然把它作为对陈独秀观点的肯定。殊不知陈独秀的观点恰恰是违背列宁的观点的，怎么能够以人们对列宁的肯定作为肯定陈独秀的依据?真不知这究竟是什么逻辑?如果问题就用这样的办法来解决的话，那么任何真正的理论和策略的研究和讨论都是多余的了。在这里我们要看到，列宁是一直主张无产阶级在民主革命中的领导权的，但是由于某些客观的原因，领导权落到了资产阶级手里。对于这一情况，列宁立即提出了改变的意见，因为这是革命能否转变的一个关键。列宁从未说过什么不管领导权是不是在无产阶级手里，民主革命都是要建立资产阶级政权，都要实行资本主义社会制度这样的话。把显然错误的观点硬强加于列宁，这是对列宁的极大的污蔑。很清楚，列宁的革命理论和策略与陈独秀所谓的理论和策略毫无共同之处，硬要把它们混为一谈显然是别有用心的。
在这方面，我建议唐研究员再好好读一读列宁的《两种策略》、《民族和殖民地问题提纲初稿》和他在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上关于非资本主义道路的讲话。对于这些理论和策略问题，不读马列著作是不行的。特别是列宁的有关论述，已经把工人阶级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中的领导权问题，工人阶级在民主革命中的独立性问题，以及在十月革命后殖民地和落后国家可以在先进国家无产阶级帮助下不经过资本主义道路而过渡到社会主义的问题都已经说得非常清楚的情况下，还无视列宁的论述，议论什么列宁是不是也是“二次革命论”，那就未免太浅薄了。
在这里，需要指出的是，在唐研究员过去的著作里，他也是承认陈独秀有“二次革命论”的思想的。比如他在1994年在台湾出版的那本《中国托派史》里就明白无误地说，“也要看到，陈独秀犯错误又有其本身的原因，那就是‘二次革命论’的思想。”(唐宝林：《中国托派史》，台北东大图书公司1994年版，第65页)那时，他还生怕人们看不到陈独秀的这一错误，可是，后来竟然千方百计地为陈独秀掩盖和否定这一错误。人们要问：究竟是什么原因使唐研究员的观点发生了这一百八十度的变化?不管怎么说，作为一个严肃的学者，自己的观点发生如此大的变化，是应该作出说明的;而作为读者，人们也有权要求作者对此作出负责任的交待的。
现在有些人一说到苏联和共产国际，就认为是它们的指导错误导致了中国大革命的失败，而陈独秀只不过是一个替罪羊罢了。唐研究员也是这种观点。这种说法显然是不符合事实的。从根本上来说，列宁和共产国际对于中国和整个东方殖民地与落后国家的指导是完全正确的，中国大革命的失败，恰恰是陈独秀拒绝执行列宁在《两种策略》一书和他在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上所指出的正确方针的结果。这个错误不由陈独秀来承担，难道还要由提出正确指导思想的列宁和共产国际来承担吗?当然，斯大林和共产国际在大革命后期的某些具体问题的指导上有失误，对此中共领导人应该提出进行讨论而不应该盲目执行;如果盲目执行了，那执行者自己理应承担起责任，一概推给斯大林和共产国际的做法也是完全错误的。实际上，国共合作究竟是采取党内联合还是党外联合并不是大革命成败的关键。在实行党内联合时也曾经取得过辉煌的胜利，而且采取党内联合的形式是列宁和孙中山在世时就决定了的，那时斯大林虽然已经做了总书记，但是，从列宁和斯大林的信件往返中可知，即使是由斯大林起草的文件也是需要经过列宁同意才能发出的。列宁在世时斯大林还不是最高领袖，怎么能够把一切都说成是斯大林的错误?其实，真正的问题是革命的领导权问题，在这方面，列宁说得很明确，而陈独秀根本没有这个概念，他生怕会把资产阶级吓跑，一再妥协退让，结果让蒋介石掌握了领导权，他也不敢斗争，还一再帮蒋介石说好话。陈独秀既然当中国共产党的总书记，他怎么能够对大革命的失败不负责任呢?
必须指出，关于无产阶级在民主革命中的领导权问题，列宁不仅在《两种策略》一书里已经讲得十分明确，而且在《民族和殖民地问题提纲初稿》里也做了进一步的强调，认为这是民主革命能够转变为社会主义革命的一个重要条件，但是陈独秀却一再加以拒绝，认为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应该由资产阶级领导，而这个革命的胜利“自然是资产阶级的胜利”。实际上，资产阶级是一个政治上很软弱的阶级，它既有主张进行民主革命的一面，又有革命不彻底的一面。道理很简单，因为资本主义也是建立在私有制基础上的，资本主义社会也是一个剥削社会，如果它对封建地主阶级的革命过于彻底将会触及其本身的利益。所以，差不多所有的资产阶级学者包括那些在资产阶级上升时期的最优秀的学者，他们出于“正确的本能”都不可能彻底地批判封建社会，而资产阶级领导的民主革命也都是不彻底的。列宁曾说，“一切先进国家中125年和250年前以至更早以前(英国在1649年)完成它们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时，都在很大程度上留下了没有打扫干净的奥吉亚斯的牛圈——试从这些奥吉亚斯牛圈拿出任何一间来，你们都会看到，我们已经把它们打扫得干干净净。从1917年10月25日(11月7日)到解散立宪会议(1918年1月5日)这十来个星期里，我们在这方面所作的工作，比资产阶级民主派和自由派(立宪民主党)以及小资产阶级民主派(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在他们执政的八个月里所做的要多千百遍。”(《列宁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564页)原来苏俄的无产阶级在取得十月革命胜利后并没有马上进行社会主义革命，而是用了大约两个半月的时间继续完成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时期没有完成的任务。就无产阶级完成民主革命的彻底性来说，不仅远远超过临时政府时期，而且大大超过一切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这正是无产阶级领导民主革命的优越性所在。陈独秀不懂这一点，而毛泽东早在1925年写作《中国社会各阶级分析》时就已经明确地指出，工人阶级“是近代中国最进步的阶级，做了革命筠的的领导力量。”(《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页)当红军打下漳州读到列宁的《两种策略》一书时，毛泽东更是如获至宝，并且把此书寄给彭德怀看，还用铅笔在上面写道：“此书要在大革命时候读着，就不会犯错误。”(见《彭德怀自述》，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183页)可以说，毛泽东后来写《新民主主义论》是受了列宁《两种策略》一书的很大影响的。现在有人居然说：“中国的新民主主义革命，起于陈独秀，成于毛泽东，我们庆贺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的时候，万万不可忘记陈独秀。”(贾立臣：《陈独秀实现发展轨迹》中国档案出版社2003年版，第10页)这位贾立臣先生，就是唐研究员大力推崇的所谓“否定陈独秀‘二次革命论’的第一人”，但是他竟然不懂得无产阶级在民主革命中的领导权问题是革命转变的关键，也不懂得新民主主义与旧民主主义的区别也正在于是无产阶级领导还是资产阶级领导。实际上，陈独秀所主张的是资产阶级领导的建立资本主义社会的旧民主主义，而绝不是无产阶级领导的其前途是社会主义的新民主主义。在这种情况下侈谈什么新民主主义起于陈独秀，成于毛泽东，完全是南辕北辙!其目的也很清楚，那就是抬高陈独秀，贬低毛泽东!
至于唐研究员说什么“‘邓小平理论’等于是对‘陈独秀机会主义二次革命论’的彻底平反”，这个说法显然是不能成立的，也是非常错误的。我们知道，邓小平并不是一个理论家，他也从来没有研究过陈独秀的“二次革命论”，怎么能够说“邓小平理论”等于是对“二次革命论”的彻底平反呢?现在人们说的“邓小平理论”，那只是改革开放以后才出现的提法。在唐研究员看来，改革开放就是放弃社会主义社会，重走资本主义道路，并且建立资本主义社会，跟当年陈独秀说的“在普通形势下，自然是资产阶级握得政权”，“自然是资本主义社会”一脉相承，当然就可以将二者等同起来而没有必要反对“二次革命论”的问题了，而陈独秀违背列宁教导搞“二次革命论”的错误也就不成其为错误了。我们说，不对!改革开放以后，尽管无论是社会上，还是在共产党内部，都有些人认为，走资本主义道路的机会来了，他们主张私有化，要全盘借鉴资本主义社会的一切，但是，无论是邓小平还是后来的领导人，他们都没有公开主张过放弃社会主义而走资本主义道路，相反，他们主张“四个坚持”，主张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当然有些说法和做法(如否定以阶级斗争为纲等)并不正确，并且还出现过像胡耀邦、赵紫阳那样的支持资产阶级自由化的领导人，这些当然是应该从中吸取教训的。但是，把改革开放说成是走陈独秀“二次革命论”的路线，将二者划上等号，为陈独秀的错误翻案，显然是非常错误的。在这里，唐研究员实际上是故技重演，他其实是想拉大旗作虎皮裹着自己去吓唬别人，但是他又失算了，这套伎俩，不仅不能达到目的，反而暴露了他意欲否定社会主义而要走资本主义道路的丑恶嘴脸。
附全文目录
目录：
引言（3）
一、制造谎言，诋毁毛泽东，吹捧陈独秀（7）
1.陈文说毛只是一大的“记录员”，否定其为党员代表身份(7)
2.唐著《全传》里贬毛褒陈的不实之词随处可见(16)
3.驳所谓陈独秀是“提出抗日持久战第一人”之谬(25)
二、歪曲历史，压低李大钊，抬高陈独秀（34）
1.究竟谁是“中国马克思主义第一人”?(34)
2.歪曲历史，步谢韬后尘，继续为民主社会主义制造舆论(43)
3.以否定人道主义来否定李大钊是徒劳的(61)
4.驳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是由日本经陈溥贤中介而来之谬(65)
三、捏造事实，贬损鲁迅，吹嘘陈独秀（76）
1.驳所谓陈独秀是“鲁迅小说的引路人”的谬说(76)
2.驳所谓陈独秀“带动鲁迅写杂文”的谬说(81)
3.企图用贬损鲁迅来吹嘘陈独秀是心劳日拙的表现(87)
四、无中生有，造谣中伤，恶毒攻击列宁斯大林（102）
1.关于涅恰耶夫其人其事和马恩对他的否定评价(1012)
2.驳所谓“列宁斯大林崇拜涅恰耶夫”的荒唐谣言(106)
3.驳陈唐对苏联共产党和共产国际的恶毒攻击(132)
五、无知无畏，口出狂言，妄图否定马克思主义（165）
1.“消灭私有制”是历史发展的必然(166)
2.苏联历史证明：社会主义远比资本主义优越(172)
3.中国历史同样证明：社会主义远比资本主义优越(194)
六、兼评理论界的一些反马克思主义的论调（213）
1.驳所谓“马克思主义过时论(213)
2.驳所谓“马克思主义中看不中用论”(232)
3.驳所谓“马克思主义太难论”和“马克思主义简单论”(252)
4.学习毛泽东，认真学习马列，努力改造世界观(268)
七、去真存伪，隐恶扬“善”，造假陈独秀（275）
1.借口所谓“谣言杀人”，蓄意掩盖事实真相(275)
2.陈独秀绝不是什么“硬骨头”，而是一个软骨头(292)
3.表面上追求民主，实际上家长作风严重(300)
八、对陈独秀若干重大问题的批判性论述（上）（304）
1.“十宗罪”说法不当，“莫须有”更无根据(304)
2.关于“右倾机会主义”和“右倾投降主义”问题(305)
3.关于“二次革命论”问题(311)
九、对陈独秀若干重大问题的批判性论述（中）（327）
4.关于“取消派”和“取消主义”问题(327)
5.关于托派问题(338)
6.关于汉奸问题(373)
十、对陈独秀若干重大问题的批判性论述（下）（414）
7.关于叛徒问题(414)
8.关于反革命问题(421)
9.驳所谓“新版《毛选》放弃了六项反革命罪”的谬说(432)
结束语（447）
（原发于2017-06-2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