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阎延文:台湾作家陈映真应担任作协主席

据媒体报道,刚刚结束的中国作家协会第七届主席团第十次会议,聘请台湾著名作家陈映真为中国作协名誉副主席。这是继去年吸纳金庸之后,中国作协聘请的又一位来自港澳台地区的名誉副主席。

我认为:相对于陈映真先生的文学成就,这个荣誉不是太高,而是来得太迟、也给得太低了。陈映真先生,应该担任中国作协正主席。可惜早在2006年,陈映真就患了中风。

众所周知,中国作协荣誉副主席只是一个荣誉头衔,并没有处理作协事务的实际权力。任何作家,如果只是戴上一顶名誉副主席的荣誉礼帽,而不能管理作协的具体事务,也就不可能产生任何现实功用。如果说,在巴金、茅盾等文学大师担任作协主席的时代,由陈映真出任副主席当属恰当定位;而今天,在当代文学的“大师时代”已经结束,文坛缺乏重量级人物领袖群伦的时候,要想真正促进两岸统一,有利于中国文学的繁荣发展,陈映真先生就不应只担任海市蜃楼般的中国作协荣誉副主席,而应该正式担任中国作协主席。

中国作协发言人陈琦嵘日前在接受记者采访时也承认:像金庸、陈映真等将近10位作协名誉副主席,都只是“虚职”。“他们一般的开会都不会参加,除非是特别重要的文学活动或者是作协代表大会。他们更多承担的是对外文学交流的象征作用。”(《青年报》8月24日)

可见,即使发展再多的名誉副主席,也只是个“象征作用”。中国作协的“行政化”、“衙门化”、“官僚化”倾向,很难有根本改观。试想:在这种强烈的时代诉求中,如果中国作协不执行切实的文化体制改革,而只是靠给港台和海外某些著名作家“发英雄帖”、“加头衔”、“赠封号”来提高知名度和寻求存在的合理性,对中国文学的大繁荣大发展,能有实质性推动吗?

因此,我建议不应只给陈映真先生这种迟到的“荣誉”称号,而应由他正式出任中国作协正主席。其原因有三:

其一,两岸中国人都越来越坚信,台湾文学是中国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与20世纪大陆新文学同声相应,是中华民族的文学重镇。1995年,我写作高教版《中国现代文学史》“台湾文学”专题时,就曾为中国文学的这种“两岸同构”激动不已。那也是大陆高校教材,第一次将台湾文学纳入到中国文学史的主体框架中。创作“台湾三部曲”十余年来,我通过和台湾作家的交流,越来越强烈地感到:台湾当代文学成就斐然,其间涌现的代表性作家灿若星河,而以往由于两岸阻隔,我们对台湾文学的重视远远不够。现在,若能由一位台湾本土出生的著名作家,担任中国作协正主席,必能给台湾文学应有的中国定位,把“中国”二字,深深镌刻在台湾文学的血脉中。

其次,陈映真先生著作等身,其卓尔不群的文学成就,海内外共睹。我曾参加映真先生的作品研讨会,并写过他的作品评论。读他的作品,你能感到鲁迅先生那种浩然的精神力量。陈映真用文学抒写理想,解剖社会也解剖自己,其思量力度、社会责任和爱国爱乡情怀,都是当代作家中极为罕见的。

在文学大师纷纷凋谢的今天,陈映真先生可称两岸硕果仅存的大师级作家之一。我相信,若能由这样一位具有强烈国家民族情怀的现实主义作家担任中国作协主席,会有助于恢复当代文学的信仰和尊严。

第三,由陈映真先生担任中国作协正主席,才能最有效地促进中国作协“去官僚化”、“去行政化”的文化体制改革。

和中国作协前任主席、文学大师巴金老人相似,陈映真也是一位始终保持民间化身份的“平民”作家。他驰骋文坛半个世纪,却从未因文学创作而获取官位、金钱和权力。与可敬的巴金老人一样,他完全靠稿费生活,为坚守文学信仰,不惜入牢房、丢饭碗,一生甘守清贫。我以为,由这样一位淡泊名利,不看重主席台、官帽子,不需要“给级别”、“给待遇”的著名作家担任主席,才能有望改变中国作协面临的“衙门化”、“官本位”问题,使作协真正回归到文学本位,回归到“为作家服务”的职能中,促进当前正在全国深入开展的文化体制改革。

2010年08月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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