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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作家阎延文:“色戒”现象透视中国文化

  曾三次撰文批评《色戒》、引起广泛关注的女作家阎延文,最近应网友要求,对“色戒”现象及相关文化问题进行了梳理。阎延文表示:时至今日,《色戒》已尘埃落定。在中国大众两个月来,发出了数以百万计的正义声音之后;在《色戒》美国金球奖落选,又连续被美国《USAToday》杂志和美国女性影评人协会,评为年度“最令人失望电影”和“十大耻辱片”之后;特别是在国家广电部门出重拳,清扫了《色戒》网络色情片段之后,《色戒》掀起的欲望之火和情色汹涌,已在中国大众和世界范围内,遭到了鲜明的拒绝。然而,《色戒》评论中表现出的多声部对话和某些价值迷乱,却更值得我们深思。透过“色戒”现象透视中国文化众生态,我们更能感受到建设中国和谐文化的艰巨与责任。

  最近各大网站和报刊,都在盘点2007年度文化热点,在各种“十大文化热点”、“十大文化争议人物”、“十大文化‘有才’”等榜单中,几乎都涉及到如下三个事件:1.作家铁凝写错别字,2.于丹是否误读《论语》、《庄子》,3.80后作家郭敬明入作协。阎延文认为,综合来看,这三个文化热点,都是某种文化泡沫和文化出位的暴现,体现出中国文化健康生态中的某些误区。

一.2007年度文化热点——文化霸气、文化泡沫与文化出位:

  李安导演不久前对电影学院的学生们说: “拍电影,想法要够疯狂,运气要够好”,要敢于“探底”。阎延文认为,电影《色戒》及其上映前后的火爆造势,就是这样一次想法最“疯狂”、最敢于“探底”的出位表演。诚如李安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所说:“大家说起抗日都慷慨激昂”,而《色戒》就要表现抗日团体的阴暗丑陋;大家都痛恨汉奸,《色戒》就要宣扬“汉奸的人性化”;大家都崇敬抗日英雄,《色戒》就要把抗日女志士丑化成因强奸快感、出卖民族大义的小女人……《色戒》就是用如此疯狂的价值“出位”,用明显的历史观错位和色情爆料,制造新闻热炒卖点。因此,《色戒》才引发了中国大众的强烈批评和世界范围的拒绝;但同时,《色戒》也确实获得了6800万网页的海量宣传,使这部艺术冗杂的电影,获得了相当数额的票房。

  阎延文认为:以“出错”“出位”,制造反面热点吸引眼球,《色戒》并非独家。翻看2007年度“十大文化热点”榜单,就可以看出,上榜率最高的上述三个事件,其本身都不具有高深的文化含量和精神价值,而都以文化人的“出错”、“出位”为卖点,热炒爆料为新闻噱头。因此,甚至有网友提问:“2007文化热点,为何尽是文化丑闻”?

1.文化霸气:作协主席写错字

  2007年9月,中国作协主席铁凝在给《美文》杂志题词时,将风华正茂的“茂”字多写了一“点”,草字头下面的“戊”变成了“戍”,成为一个明显的错别字。按说,《美文》杂志作为纯文学刊物,编辑水平毋庸置疑。这种“小学二年级水平的错字”,应该在三审、校对过程中很容易纠正。再者说,就算确实没有发现,刊物出现了错字,只要发出启示更正并向读者致歉,也就解决了。为什么写错字出硬伤,反倒被炒成新闻卖点了呢?主要是身为《美文》主编的著名作家贾平凹争辩:“书法中多一笔少一笔很正常,不能算错别字”,“铁主席这样写,我们要尊重铁主席”。本来,人非圣贤孰能无过?一个错别字并不是大事。但是,在作家贾平凹的这一番解释下,作协主席铁凝写错字算不算错?这个本来不该成为新闻的事件,就被“出位”爆料,轰轰烈烈地热炒起来,不仅成为年度“十大文化热点”之一,甚至还有媒体将其与“华南虎”事件相提并论。岁末反思,人们不禁要问:写错字,为什么要炒新闻?作协主席写错字,为什么就不能算错?

  “错字门”所以被有些媒体与“华南虎”事件并列,因二者都以“出错”制造新闻效应,构成对文化诚信的冲击。但“华南虎”假照的制造者周正龙,只是个普通农民,无论怎样强硬也还可以批评;而铁凝是中国作家协会主席,是不能批评的。正如《香港文汇报》所言:“作协主席铁凝……明明写错了字,居然还是会有这么些人出来辩护,说没有错,还要用其它理论来教育老百姓……”可以说,“错字门”表现出的是一种文化霸气。对于某些文化权力人物而言,似乎就是要树立一种权威:在文学的话语权力上,大众和精英是不对等的。就像批评《色戒》的人们,都被某些评论者斥为“不懂人性,不懂艺术,看不懂电影”一样。错了还是没错?关键要看出错的人是谁。世界级大师李安不会有错,作协主席铁凝也不会有错;即使错了,大众也不能说错。

  果真如此,中国公众的文化权益如何保证?中国文学的和谐与诚信,又该如何缔造?这是我们不能不思考的文化命题。

2.文化泡沫:于丹是否误读了《论语》、《庄子》?

  2007年的十大文化热点中,于丹是否误读庄子和孔子,是大多数榜单的内容。岁尾年初,由28位专业书评人选出的“2007十大烂书榜”,于丹的《庄子心得》也赫然名列其中。这令很多喜爱“百家讲坛”的人们,感到几许失落。曾几何时,“百家讲坛”作为电视节目爆亮于央视,以大众视角和人文关怀,把《红楼梦》、明清历史等文化经典和专业知识,透过电视传媒与大众分享,对当下的“传统文化热”功不可没。于丹用轻松的语言传达现代人对经典的解读,本身也不失为一种创新方式。但是,对《论语》、《庄子》这样的中国文化瑰宝,解读的准确性和严谨的治学精神是最首要的。于丹讲稿出版后,不少对《论语》、《庄子》研究精深的专家,指出了其中的多处解读错误;还有学者从训诂学角度,将错误一一列出,以便修正。

  然而令人始料未及的是,这些错误不仅没有被改正,反而成了新闻爆炒的噱头。一时间,出了错的于丹教授成了“学术超女”、娱乐明星,新闻爆料铺天盖地,甚至有媒体把“苏丹红”改成了“于丹红”。

  经典解读错了,为何反而爆红?这种反常的文化现象,不禁使人想起股市上的泡沫。理智的经济学家都强调,虚火过盛的股市泡沫是最危险的,弄不好会导致全面崩盘;只有不断挤出泡沫,股市才能发展。文化市场也是如此。只有挤出以“错”爆料的文化泡沫,还文化经典以本来面目,给中国大众特别是青少年观众最准确真实的文化解读,才能真正传播传统文化,而不是谬读与误传。

3.文化出位:因抄袭被告的80后作家郭敬明加入中国作协

  2007年的另一个文化热点,是因抄袭败诉又拒不道歉的80后作家郭敬明,被中国作协批准入会,舆论顿时一片哗然。近年来,80后作家以旺盛的创作力,活跃的写作态势崛起文坛,很多作协会员都认为,80后作家加入中国作协是理所当然的事。阎延文谈到:这次加入中国作协的80后作家只有10人左右;其实,只以我比较熟悉的诗歌而论,80后诗人作家有实力入会的就远不止10个。问题在于:那么多优秀的80后青年作家,为什么单单要选一个因抄袭被告的作家?没有抄袭的80后作家,为何不能入会?郭敬明在未抄袭前已有不少作品,那时他为何不能入会?难怪有评论者认为:让抄袭者入会,是作协反其道而行之、吸引大众眼球的做法。也有网站以PK的方式设专题讨论:“抄袭者入会,中国作协和郭敬明谁是赢家?”

  阎延文表示:我个人认为,双方都不是赢家。首先,郭敬明不是赢家,在此争论中,一个已尘埃落定的抄袭事件被再次放大,在不少人心目中,郭敬明和抄袭者画上了等号。本来可以通过道歉或其他方式消除的负面影响,变成了公众事件,难怪郭敬明的粉丝为其鸣不平。其二,80后作家整体不是赢家。与70后作家被“美女写作”和“下半身写作”遮蔽一样,通过这样一个公众事件,80后作家会不会被“抄袭”所遮蔽?现在已经有人把“80后”作家,与美国文学中“垮掉的一代”相提并论了。这是一种危险的信号,也是值得警惕的命运。其三.中国作协更不是赢家。有评论者认为:作为国家级的作家团体,中国作协对抄袭者的认可,将影响中国文学的诚信问题;有网友的表达更为偏激:“如此一来,作协岂不可更名为‘剽协’”?

  电影《色戒》的商业运作表明,在大众传媒时代,越是匪夷所思、出人意料、引人愤怒,越容易成为文化“出位”的新闻噱头。如果从这个视角看郭敬明入会事件,热爱中国文学的人们,心中会更增几分惆怅。的确,“出位”的文化噱头容易炒热;但热点过后,毁坏的是中国文学的国家形象。

二.价值迷乱:“色戒”现象透视中国文化

  阎延文表示,2007年其实是中国影视相当辉煌的一年,《亮剑》、《太行山上》、《恰同学少年》等影视巨作的获奖,把中国人的亮剑精神,中国青年的强国精神以及太行山脉般不屈的民族精神,爆发为朴素而壮丽的美,震撼了不同年龄的观众。近期上映的贺岁大片《集结号》,也以平民英雄的牺牲震撼人心,取得了观众和专业领域的双重喝彩,获得了票房和艺术的双赢。因此,《色戒》并不能代表2007年的华语影视成就;特别在中国大众的集体拒绝之下,更不能撼动中国文化的尊严。但是,在《色戒》讨论过程中,发自多种立场、多种价值观念的文化对话,却使我们透过“色戒”本身,进入更广阔的文化视野,看到中国文化的个别价值迷乱现象,听到某些不和谐的文化颤音。

1.历史是非的迷乱:

  一篇支持《色戒》的博文说:“在这里,普遍的人性超越了阶级仇恨和民族大义:汉奸也是人!……战争过去了整整半个世纪,我们才在银幕上把‘鬼’真正还原成了人。”在另一篇题名为《李安:2007年最被误读的人物》的文章中,作者说得更透彻:“电影开启了一道……历史的大门,让观众跟着梁朝伟的背影,去寻找那些被国民党(以及共产党)所隐瞒和简单化的历史。”这个历史,就是汪精卫政权的历史,也就是“不能以‘汉奸’的简单标签,就一笔抹煞这个有5年历史的政权”。李安曾多次表述,要通过《色戒》“抢救历史”;而电影抢救出来的竟是汪伪政府的叛国史!这就是电影《色戒》“所创造的文化现象”。应该说,现在还坚持把《色戒》看作艺术片、爱情片的人们,其实是没有读懂李安,没有读懂影片“改写历史”的欲望话语;因此,文章才称李安为“2007年最被误读的人”。

  但是,就颠覆历史而言,《色戒》并非始作俑者。文学界很早就有“告别革命,躲避崇高”的说法。中国近代一百多年的民族复兴历史,似乎只有重新改写,把英雄、崇高、民族、牺牲等字眼全部删除,全部格式化,才有新意。甚至有人说:“都什么时代了,还提爱国主义和民族精神,又搞‘文革’啊?”于是,民族英雄林则徐被丑化,“鸦片战争”成了悬疑;太平天国成了“发匪”、“匪类”,签订卖国条约的李鸿章则被刻意美化,不但不是卖国贼,还成了忍辱负重的大清栋梁!五四新文化奠基者鲁迅被反复妖魔化,民族革命史上的爱国者一个个成了“爱国贼”……如今,《色戒》更“抢救”了汪伪政府的历史,将历史迷乱推到了极限。应该说,李安导演以电影《色戒》,进行了对民族历史最大尺度的解构。

2.道德底线的迷乱:性爱解构国家形象

  有网友评论说:《色戒》的色情暴露,“无非要挑战中国人对性的接受能力和底线!”这也正是美国电影界将其评为“十大耻辱片”的原因。女性器官高于国家,要女性器官,还是要国家?要性欲+金钱,还是要民族与道义?‘阴道说’和‘工具说’,成为《色戒》解构国家观念和民族意识的另类价值理念。

  这种以个人高于国家、以性爱解构国家形象的文本表达,在当代文学中也有所体现。在长篇小说《无雨之城》中,曾有这样一段表述:天空中是“一个巨大的女人生殖器,桔黄色阴道正面洞开,一只银白色飞机在里面飞翔……”这个覆盖天空的女性生殖器,成为小说的象征性画面。在这里,女性器官已经不仅高于国家,而且高于天空、高于宇宙,霸气十足地布满整个天空,被有的评论者称为“中国当代文学最匪夷所思的性描写。”在这种象征下,《无雨之城》的男主人公市长普运哲和女主人公陶又佳,构成一对“贪官+二奶”的强势组合,进行着政治和性的赤裸裸交换。如果说,电影《色戒》的核心是:“到女人心里的路通过阴道”;那么,小说《无雨之城》的核心则是:“自古以来,有几个男人对政治和女人生殖器不感兴趣呢?”而二者的不同在于:《色戒》女主角王佳芝在色情破戒之后,丧失了生命;而《无雨之城》的女主角却通过性交易,成为当代社会的成功女性。

三.如何树立文学艺术品的国家形象:

1. 作家、艺术家:反思自身的文化责任

  《色戒》的色情污染和扭曲历史并不是唯一的。阎延文谈到,90年代中期以来,“身体写作”、“下半身写作”一度泛滥,赤裸裸的性描写成为一些作品、甚至纯文学作品的“佐料”。因此,德国汉学家顾彬在谈到这类文学时,才断言“不是文学,是垃圾”。阎延文呼吁:在广电部门已对《色戒》等网络色情片段予以清除的情况下,如何制止文学作品中的情色汹涌,如何清扫当代文学中的色情垃圾,更是当务之急。

  《色戒》只是一部电影,但《色戒》背后表现的价值迷乱却是值得深思的。如果我们的作家、电影艺术家都躲避崇高,表现性欲+暴力,扭曲民族历史和中国形象;那么,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如何在文艺中得到体现?我们应如何杜绝中国影坛文坛情色汹涌?如何在作品中维护国家形象和民族尊严?这是每一个中国作家文艺家和文化工作者,都应该反思自身的文化责任。

2. 大众媒体:如何把文化权益还给大众?

  《色戒》上映前后,大众媒体爆炸式的宣传,几乎都是为影片的“人性”情色一致叫好。然而,大众对《色戒》的批评,却缺乏媒体平台,公众的话语权力被剥夺。两个多月来,中国的文化大众们,像谷子地等九连战士坚守阵地一样,为维护中国文化底线艰苦卓绝,发出了数以百万计的正直之声。但是,这些艺术说理的文艺批评,却大多只能在博客中讨论,缺乏表达空间与发表平台。阎延文表示,今天的大众媒体,是中国公众的文化场所。某些媒体站在《色戒》一部电影的立场上,拒绝中国大众的声音,是否尊重了中国公众的文化权益?是否实践了媒体工作者“贴近实际、贴近生活、贴近群众”的宗旨?

  在《色戒》谢幕之后,大众媒体应如何把文化权益还给大众,倾听大众声音、为大众提供创作、交流和评价的文化平台,创建公平和谐的文化环境?这也许是大众媒体需要思考的问题。

3. 大众肩负的文化职责:吹响中国文化的集结号

  阎延文表示:《色戒》上映以来,近两个月的文化坚守,众多诗人、作家和热爱中国文化的网友们,以自己的智慧良知,以自己对中国文化的情感,以民族正义和道德底线,对《色戒》的色情污染和美化汉奸,坚决地说“不”!在这些绚烂而朴素的文字中,蕴藏着中国文化博大鲜活的力量。

  马丁·路德曾说:“一个国家的繁荣,在于其公民的文明素养,在于人们的远见卓识和品格的高下。这才是真正的利害所在,真正的力量所在。”今天,和谐社会的文明进步和道德升华,既是政府的责任,是媒体的责任,更是社会大众的“集体性责任”。

  阎延文祝愿,2008新春已经开始:《色戒》之后,相信专业和非专业的朋友们,都会继续努力,为民族文化的和谐崛起,为中国人的形象和尊严,吹响中国文化的集结号!

   (原发于
2008-01-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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