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遵义沉思

　　八十年前的遵义会议，无疑对中国共产党和中国近代史的演变走向，具有重大影响，它改写了一个民族的命运。没有这次会议的成功转变，蒋介石40万大军合围剿灭残余的3万红军已是瓮中捉鳖，几乎十拿九稳。蒋介石如果完成了剿共大业，我们或许就看不到中国的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了，当然，今天的很多身居高位手握重权的“红几代”或许连出生的机会都没有。是“集体智慧”排挤掉毛泽东后的最高“三人团”走投无路了，才不得不同意毛泽东出来死马当活马医，挽救红军。

　　果然，毛泽东指挥的红军开始出现变化，虽然第一仗土城之战，由于情报不准，效果欠佳，红军对川军郭勋祺旅、潘佐旅发起猛攻，后未料到川军后续部队有4个旅迅速增援，双方形成对峙局面，战斗没有取得预期的效果，但是毛泽东发现敌情变化，果断命令撤出战斗，1月29日西渡赤水，进入四川，准备北渡长江，张国焘却拒不执行中央南下接应的命令，红军在四川境内北渡长江困难重重。毛泽东就酝酿是否吸引敌军到四川，红军转道云南境内渡江北上。蒋介石也变化部署，再调重兵至川滇边境，毛泽东鉴于敌军主力已大部被红军吸引到川滇边境，黔北兵力空虚的情况，决定红军出敌不意的回师东进，折回贵州。2月18日在太平渡、二郎滩第二次渡过赤水河，占领桐梓、娄山关、遵义城。历时五天，击溃和歼灭敌2个师又8个团，俘敌3000余，取得中央红军长征以来的一次最大的胜利，极大地鼓舞了士气。为了调滇军入川给红军进入云南北渡金沙江创造条件，3月16、17日从茅台镇三渡赤水河迷惑蒋介石。中央红军进入川南，再次摆出北渡长江的态势。蒋介石不得不调动国民党军主力集中到川南，企图再次对红军形成合围，聚歼红军于长江南岸地区。完成战略佯动后，毛泽东命令中央红军于3月20日～22日秘密、迅速地从太平渡、二郎滩、九溪口第四次渡过赤水河。钻过鸭溪至白腊坎不足15华里国民党军封锁线缝隙，转移去黔西县沙土镇后山乡。从后山的梯子岩、江口、大塘河3个渡口全部渡过乌江，进入息烽地域，跳出蒋介石精心设置的“绝境”。成功把几十万追兵甩在北岸，兵峰直逼贵阳。这时，正在贵阳督战的蒋介石吓得魂飞魄散，一面令守城部队死守飞机场，并准备轿子马匹，随时准备逃跑。一面严令云南军阀孙渡火速“救驾”。就在滇军部队东调急援贵阳之际，红军却绕过贵阳，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向西直插云南。期待已久的渡江北上时机终于到了!红军一部进抵距昆明，沿途张贴标语虚张声势，造成了进逼昆明之势。红军主力趁机掉头向北日夜兼程以日行百里的速度直驱金沙江，写下了军事史上的神来之笔。

　　蒋介石也从红军一下子变得出神入化而意识到红军的指挥首脑发生了变化，老蒋无奈地看着“煮熟的鸭子飞了”。从此红军又开始壮大，55年授衔的元帅将军得以施展才能的平台。

　　从这个角度看，毛泽东是今天当权集团父母的再生父母!毫不为过。

　　我们知道毛泽东指挥红军，红军就打胜仗，就能几万人战胜十几万，甚至几十万，就能以少胜多，以弱胜强，它的根本原因是什么，它的胜利法宝是什么?是毛泽东军事思想!毛泽东掌握着真理，用毛泽东的军事思想指导战争就能赢得胜利。那么，毛泽东的军事思想的核心是什么呢?

　　二、以多胜少，以强胜弱

　　以多胜少，以强胜弱。

　　没有搞错吧?毛泽东指挥的红军一只是处于弱势，上井冈山时几百人，要应对近万敌人的追杀，到第一、二、三次反围剿时，也只有三四万红军要对阵10万、20万、30万敌军的围剿，遵义会议后，毛泽东重新统帅红军，也是3万疲惫红军过招蒋介石40多万装备精良训练有素的嫡系正规军，何时占据过多数?何时拥有过强势?

　　是的，在总数上，在战略上，从1927年秋收起义至1947年战略反攻共产党的军队是少数和弱势，蒋介石一直处于多数和强势。但是，在战役与战术上就不一定了。

　　我们从战争的目的来感受一下毛泽东主席的军事艺术。

　　战争的目的在于消灭战争。战争是政治斗争最激烈的表现形式，对抗双方是生与死的较量，它的缓冲回旋余地较小，只有投降背叛改变政治立场，才能换来苟活。因此，毛泽东指出：战争的目的，不是别的，就是“保存自己，消灭敌人”。

　　保存自己是消灭敌人的前提，消灭敌人是保存自己的保证。

　　保存自己与消灭敌人是既对立又统一的军事思想，是战争指导的根本法则，

　　是敌我双方在战争过程中直接追求的基本目标。

　　是实行作战指导的基本出发点。

　　是检验作战效果的根本标准。

　　这里所说的消灭敌人，主要是指解除敌人的武装，剥夺敌人的抵抗能力，并不是指完全消灭敌人的肉体。保存自己，就是指包括个人自身在内的民族、国家、阶级及战斗整体，不被对方解除武装和剥夺战斗力。

　　这个道理看来很简单，但是在战争过程中真正懂得它，实现它却并不容易。

　　不懂得它的指挥者，在开始制定战略的时候就犯错，导致的结果必然是失败。蒋介石的“4.12大屠杀”让共产党付出了惨痛的代价，毛泽东总结了过去只注意抓笔杆子，没有去抓枪杆子，而处于政治斗争的弱势，由而提出了：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真理。

　　中央也接受毛泽东的主张。开始重视武装斗争。然而，在武装斗争的进攻方向选取上，中央最高层只看到了俄国十月革命一声炮响，攻打冬宫，中心开花，一夜之间革命就胜利了，很爽!于是就依葫芦画瓢：武装暴动，夺取大城市。

　　至于中国是什么具体情况，那些吃洋面包的理论家既不知道，也没有兴趣知道，他们感兴趣的只是下命令。组织武装力量哪怕是只有百十个人，也命令他们去攻占大城市，完全不考虑可不可能实现。这个战略上的错误不知牺牲了多少英勇的同志。它等同于拿宝贵的革命力量去做毫无意义的牺牲。

　　那么，中心开花，一夜之间取得革命胜利这种战略是否不可能呢?也不是，这要有条件，俄国十月革命能一夜胜利，那是他们创造条件把统治集团临时政府的窝一锅端了。真正实现了中心开花。一次解决了反动势力的指挥中心。其他小啰啰就树倒猢狲散了。

　　在中国，如果王明等“大领导”你能在蒋介石的行宫中心开花，当然也可以确定这个战略方向。问题是你王明指挥的武装力量距离蒋介石十万八千里，连他边都拢不到，你攻打的大城市没有一个是能摧毁反动势力指挥中心的，你吹什么中心开花呢?做什么占领大城市的美梦，先不说你有不有能力攻下大城市，就算你占领了某座大城市，蒋介石还唯恐你不守着这座城市，只要你们呆在城市里，他就可以很顺利地调动几十万甚至上百万军队铁桶合围，然后一个不剩地剿灭干净，一劳永逸。

　　可见，中央最高层的教条和肤浅，注定他们只能是智者的陪衬。

　　只有毛泽东不机械地执行命令，1927年9月9日秋收起义的起义军不过五千余人，未到长沙就只剩1500人，显然已不可能攻占长沙，毛泽东当机立断改变了攻打长沙的计划，通知起义各部队到浏阳县文家市集结。召开前敌委员会会议。根据敌强我弱的形势，决定保存实力，向敌人统治力量薄弱的农村中去坚持武装斗争，发展革命力量。

　　起义部队9月29日到达永新县三湾村时，已不足千人，在这里毛泽东进行了著名的“三湾改编”，把支部建在连上，确立的“党指挥枪” 、“官兵平等”的方略，从政治上组织上保证了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奠定了政治建军的基础。之后向井冈山进军。开创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第一个农村革命根据地。毛泽东非常清醒，在权衡力量不够，无法消灭敌人时，保存自己是主要任务。

　　毛泽东把红军的生存摆在首位，只有红军生存下来，才能发展壮大，才能消灭敌人。

　　在井冈山的斗争实践中，朱孔阳的绿林武装在井冈山对付官军的办法很有启发，朱孔阳利用熟悉地形环境等有利条件，机动灵活地在莽莽群山中与官军周旋，使官军疲于奔命，对他却奈何不得。这位绿林好汉有一句对付围剿的名言：“不需能打仗，只要会打圈。”朴素的道理说的简明而深刻。

　　只要会打圈，避其锋芒不与他交火，就可以生存下来，这是防御，当然这是消极的防御。毛泽东却把消极的防御和积极的进攻结合起来，指出：“我们工农革命军既要会打圈，又要会打仗。打圈是为了避实击虚，歼灭敌人，使根据地不断巩固扩大。”“总之，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赚钱就来，蚀本不干，这就是我们的战术原则。”

　　当敌人大军压境时，红军主动撤退避其锋芒;敌人安营休息时，红军小股交火造势惊扰;敌人疲惫不堪时，红军出其不意猛攻狠打;敌人沮丧退却时，红军乘势追击扩大战果。由此“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这一游击战争的“十六字诀”给红军的发展和壮大确定了战术保证。游击战使弱小的红军灵活机动，收放自如，进攻时似从天而降，撤退时像入地无踪。

　　红军保存了自己的力量后，如何消灭敌人呢?毛泽东是有讲究，有标准的，而且标准较高，与敌军阵地交火，激烈战斗之后把敌人打跑了，算不算胜利呢?大家都认为应该是“我们赢了”，但是按毛泽东的标准这不是胜仗，算败仗!因为红军根据地在偏远山区农村，没有军事工业和其他军事物资做来源补充，经过对峙的阵地战把敌人打跑了，战斗虽然赢了，但弹药消耗了不少，没有得到缴获补充，还是“蚀本”的。这违背了“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赚钱就来，蚀本不干”的战术原则。所以，在毛泽东的标准中，这样的击溃战不能算胜仗，应该划为败仗一类。

　　毛泽东幽默地告诉红军战士，我们的军事工业在伦敦和汉阳的兵工厂，并且经过蒋介石的运输队送来。是啊，既然敌人送来了，红军就要把这些军事物资留下。敌人三个人送来的物资，红军安排三个人接待敌人可能未必有把握把他们留下，这或许要八九个人这样绝对的优势，才能稳稳当当地留下物资，可见集中兵力形成优势是多么重要。因此，每次蒋介石出动几倍甚至十倍大军来围剿红军时，毛泽东在战略上虽然藐视敌人的，但在战役战术上，却很重视对手。在战略总数上没有优势，就在战役局部上集中优势。

　　红军被敌人逼迫到被动地位是常有的事，重要的是要迅速地恢复主动地位。主动地位不是空想的，而是具体的，物质的。其中最重要的，是保存并集结规模最大并富有活力的军队。就是攥紧红军的拳头。

　　十几万的敌人来了，三万多红军当然不占优势，显然，硬打是要吃亏的，怎么办?简单，“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走，撤退，进入战略防御。怎么走，往哪里退?这就由不得敌人，这要按照红军的意图，朝有利于红军的地形走，走到对红军有利的地区，正如蒋介石的“围剿”西路军总司令陈铭枢所说的“国军处处黑暗，红军处处明亮”。红军由被动变主动，调动敌人，运动起来。敌军的感受是：“肥的拖瘦，瘦的拖死”。

　　在运动中使敌人疲惫沮丧士气低落，

　　在运动中使敌人战线拉长顾此失彼，

　　在运动中使敌人联系中断孤立无援，

　　在运动中把敌人引入红军重兵部署的伏击圈。

　　这样红军就在战役或战斗上，把弱势改变为强势。

　　毛泽东通过运动，运动中集中自己，运动中调动敌人，创造出红军以强胜弱，以多胜少的战役优势后，红军便由战略防御转入战略进攻，由运动战转入歼灭战，对进入伏击圈的敌人，进行出其不意的猛攻，快速全歼敌军，缴获全部武器辎重，补充红军。完成一个战役胜利。

　　红军从弱势战略防御中取得的胜利，基本上都是通过集中兵力各个击破取得的，积小胜变大胜。

　　在毛泽东的军事思想指导下，1930年11月第一次反围剿，“进剿”军虽有十万之众，四万红军运动中集中兵力，一战吃掉了张辉瓒师的主力，两个旅和一个师部，连师长在内九千人全部被俘。吓得谭道源师向东韶逃跑。红军又追击谭师消灭它一半。五天内打两仗(1930年12月30日至1931年1月3日)，于是各路敌军都怕当张辉瓒第二，纷纷撤退，第一次反“围剿”胜利。

　　1931年4月第二次反“围剿”时敌军二十万人，红军3万多，毛泽东集中兵力，运动中寻找弱敌王金钰、公秉藩(共11个团)打第一仗。全胜后，接着打郭华宗师、打孙连仲部、打朱绍良等。十五天中(1931年5月16日至31日)，转战七百里，打5个胜仗，缴枪二万多枝，取得了第二次反“围剿”的胜利。

　　可见毛泽东在军事上总能观澜全局，面对强敌毫无畏惧沉着应对，战略上是以一当十藐视敌人，战术上却以十当一重视对手，集中优势兵力，运动中寻找机会，不打击溃，力求全歼，形象地告诉我们：“伤其十指，不如断其一指!”形成优势后，转入反攻战略，以多胜少，以强打弱，迅速歼灭敌人，成建制地注销敌军的番号。

　　毛泽东艺术地将敌军对红军的一个大“围剿”，改为红军对敌军的许多各别的小围剿。

　　将敌军对红军的战略上的分进合击，改为红军对敌军的战役上的分进合击。

　　将敌军对红军的战略上的优势，改为红军对敌军的战役上的优势。

　　使战略上处于强者地位的敌军，在战役上处于弱者的地位。同时，将红军战略上的弱者地位，改变为战役上的强者的地位。

　　形成“围剿”中的围剿，封锁中的封锁，防御中的进攻，劣势中的优势，弱者中的强者，不利中的有利，被动中的主动。

　　这就是毛泽东不断地创造“以少胜多，以弱胜强”军事奇迹的奥秘!他一直都在用“以多胜少，以强胜弱”绘制着“以少胜多，以弱胜强”的壮丽画卷!

　　三、军事较量的形式

　　军事斗争的方法是武装手段，目的是控制政权，形式是围剿与反围剿。

　　政权的更替或夺取一般有两个途径。

　　一个是在统治集团的内部分化瓦解对手，制定计划实施擒王行动，中心开花，通过内部极小范围的精准手术，直接解决政治对手的最高指挥中心，变更最高领导人，改变政治主张。堡垒从内部往往比较容易攻破。这个代价小，社会震荡小，多以政变或偷袭的方式得手，是非常有效的智取之法。

　　另一个是从政权体制外部独立出政治军事力量，经受政权机器持续的军事围剿，仍能生存壮大，通过长期发展，政治军事实力足够强大后，从外部直接摧毁旧政权，成立新政府，实施新的政治主张。这个代价巨大，社会震荡惊人， 多要经过长期残酷的斗争方能实现， 是非常宏伟的强夺之策。

　　这两个各不相同的途径都需要不同的具体条件。第一种方式需要在统治集团高层有资源，有人脉，有干将等，统治集团内部政治分化的环境，对手踪迹变化的准确信息和针对对手周密隐蔽的行动计划。

　　第二种方式则需要政权机器部分地丧失对国家的控制能力，大批底层民众进入生死挣扎线，地方政权相互混战动荡的乱世环境，符合底层民众愿望的政治纲领，久经考验的骨干团队和雄才睿智的政治领袖。

　　如果不具备客观条件，脱离了具体情况，闭门造车盲目空想都是不可能成功的。

　　中国共产党的武装斗争初期最高领导者王明博古之流的错误就在于，脱离实际的教条。明明是远离统治集团内部的外围武装暴动，却天天盘算着中心开花，臆想着一夜成功的黄粱美梦。

　　毛泽东正是清楚地看到了，从蒋介石内部实行斩首的擒王行动不具备条件，而红军攻打大城市也还没有这个实力。客观情况迫使红军首先需要立足生存，因而，毛泽东明智地带领红军到敌人薄弱的农村去建立根据地，武装割据发展壮大。

　　一支人民的军队，在反人民的反动政权中，当然是刺眼的。拔掉红军这个眼中钉是蒋介石整天琢磨的大事，于是反动军队对红军的“围剿”就成为一种常态。

　　重兵压境的封锁和“围剿”，确是给迷雾中的红军将士带来过疑问，林彪：“红旗究竟能打多久?”的迷茫，得到的是毛泽东自信的回答：星星之火可以燎原!这就是战术家和战略家的差距。

　　毛泽东把武装斗争、土地革命、建立政权结合起来，使之建成支持长期革命战争的战略基地。果然在游击战，运动战，歼灭战的战争诗篇中，红军不断发展壮大，星星之火已有燎原之势。随着革命战争、人民武装和根据地的发展，逐步造成农村包围城市的战略态势，最后夺取全国胜利。中国革命“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全国胜利”的正确道路展现在了共产党的眼前。

　　由于毛泽东领导的共产党革命武装是不依附于国民党的独立军事武装，从创建之日起，就必然受到反动势力的敌视和仇视，任何一个红军或游击队的周围，任何一个革命根据地的周围，经常遇到敌人的“围剿”。敌人总是盯着红军，“围剿”红军。红军则不断地反“围剿”。这种内战形式一直延续到1937年，

　　第二次国共合作，为了民族的存亡，共产党与国民党结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战争的对手换为日本侵略者，新的“围剿”与反“围剿”再度演绎。日军对八路军的“围剿”，与八路军的反“围剿” 的战争形式持续八年。

　　抗战胜利，《双十协定》还没有签字几天，蒋介石又开始全面“围剿”解放军，解放军的反“围剿”再写新篇，

　　至1947年，蒋介石通过20年的努力，终于“剿”出了一只总兵力超过国军的共军。从此解放军的战略地位发生改变，转入战略反攻阶段，蒋介石的国军开始成为解放军的围剿对象。

　　解放军开始围剿国军，效率就高多了，2年就把蒋介石剿到了台湾。建立了新中国!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

　　“围剿”与反“围剿”伴随革命武装的成长壮大，是革命战争的主要形式。

　　四、辩证唯物主义的真理

　　军事斗争中，敌我双方的较量胜负变数多，战斗精神常能发挥巨大作用，如战斗动员中鼓励战士的：狭路相逢勇者胜!“勇敢”的精神力量有时看起来超越武器。特别是毛泽东思想武装的人民军队，战士们的伟大精神折服了不少学者。

　　马克思的辩证唯物主义认为：物质是第一性的，意识是第二性的，意识是高度发展的物质——人脑的机能，是客观物质世界在人脑中的反映。事物都是一分为二的，是辩证的。事物矛盾双方既斗争又统一，促使事物不断地由低级向高级发展。因此，事物的矛盾规律，即对立统一的规律，是物质世界运动、变化和发展的最根本的规律。

　　在军事战争中，我们肯定物质的作用，同时也肯定精神意识的作用，肯定意识对物质的反作用。提倡军人要有敢于牺牲，勇敢战斗，所向无敌的精神。不能否认这种精神在军事较量中发挥了巨大的作用。也创造了不少的奇迹。

　　精神的神奇作用，让一些学术爱好者以为掌握了新真理。他们对马克思辩证唯物主义关于物质世界运动本质阐述的正确性提出了质疑，列数了很多精神力量改变事物发展的例证，抗美援朝志愿军的胜利，就不容置疑地佐证了精神的巨大力量。中国人民志愿军从武器装备到后勤保障，从工业体系到综合国力，从兵器火力到军种协同，都远不及刚打赢第二次世界大战，灭了德国日本的头号军事工业科技霸主美国，更何况对手是美国为首的整个西方集团16国联军，不仅有世界上最强大的陆军，海军，空军，还有原子弹。论物质相差好几个等级。

　　但是只有步枪山炮的志愿军，硬是把拥有飞机大炮坦克军舰外加核武器的16国联军，从鸭绿江边赶到了三八线以南。抗美援朝战争的胜利，当然是志愿军伟大精神创造的军事奇迹。

　　由此，有学术爱好者，从唯物论和唯心论的角度来重新认识世界，对辩证唯物主义的物质是第一性的，意识是第二性的一元论提出异议，认为抗美援朝的胜利就是精神的胜利，是唯心论的胜利。据此提出唯心论或二元论。这显然具有从根本上动摇或否定马克思主义的倾向。也是从哲学上否定毛泽东思想唯物辩证法的暗招，因此有必要厘清这个哲学问题。

　　精神的巨大作用究竟是通过什么，从哪里释放出神奇的力量?

　　一个一米八几的大汉同一个一米五几的小个子打架，大汉在体格力量上有物质优势是不容置疑的，但不一定在双方打斗时他就能赢，有时我们可能会看到这个小个子追着大汉满大街逃跑。什么原因呢?小个子勇敢，不要命。我们知道，在生活中，两个人打架，是胆小的怕胆大的，胆大的怕不要命的。胆小的精神气势上不及胆大的，胆大的精神气势上不及不要命的。胜负好像是精神决定了。其实不然。

　　胆小的为什么会怕胆大的呢?是胆小的在打架的物质投入上有顾忌，手上脚上破点皮，流点血他可以接受，但如果攻击可能出现断手断脚的代价，他就无法承受了，因而胆小者投入战斗的物资只是整个身体物资的较少部分。当对手攻击凶猛，可能伤残他的手脚时，他就奉陪不起了，就会选择逃遁或认输。

　　而胆大者在打架时伤手残脚也不在乎，在打架物质的投入上就要慷慨的多了，手脚都可以计入战斗成本，战斗物质大大地超过了胆小者。具备了赢得胜利的物质优势。然而，这些能把身体大部分本钱投入战斗的胆大者，遇上了不要命的对手，他就没有优势了。

　　对方不仅打架中可以断手断脚毫不犹豫，甚至格斗残酷到伤肝伤肾，断头丢命都在所不惜，可见，亡命之徒在搏斗的物质投入，是他所能投入的全部，包括生命。亡命之徒在格斗中自己的生命都可以不要，已经做了牺牲生命的准备，那么在攻击对手时，自然不会给对手留生的机会。出手必狠，下手必重。碰到这样的对手，胆大者也只能认输了。

　　可见，胆大者或亡命之徒的胜利，本质上是投入战斗的物质力量增加了，而获得的战略优势，这个优势是具体的，物质的。精神只是改变了物质的战斗属性，是加入战斗序列增加战斗力，还是置身事外无视自身的成败。精神意识起到策动的作用。

　　在朝鲜战场，美军虽然有机械化装甲武器，有飞机等现代化的空军，但是美军士兵多是贪生怕死之流，不要说牺牲生命，就是伤手伤脚都不愿付出的，他们投入战争的物质也只有那些冰冷的武器。我们如果庸俗些，用资本主义金钱来核算物质的总量做比较，我们发现美军除了枪械，坦克，装甲车，飞机等物资能计入战争投入的物质外，那些贪生怕死的士兵是没有什么愿意投入增加美军的战斗力。

　　而中国军队虽然武器落后很多，其物资价值少于敌军，但志愿军将士，大多都有牺牲精神，都抱有牺牲生命也要血战到底的决心和准备。每个将士的手脚，肝肾，甚至生命是多么巨大的战争物质投入的增加，这些折算成金钱是远大于美军武器价值的天文数字。

　　由此可见志愿军的战争物质投入是远大于美国等16国联军的。有牺牲精神准备的志愿军将士未必会牺牲，而贪生怕死的美国大兵也未必就能逃脱死亡。这就是辩证法。战争的结果是志愿军把美军从鸭绿江边赶到三八线以南，定格在板门店的停战协议上。

　　抗美援朝的胜利是志愿军伟大精神的胜利，也是物质力量的胜利，是唯物辩证法的胜利。物质是第一性的，意识是第二性的，意识只能在物质存在的基础上反作用与物质，意识不能增加物质，只能改变物质的属性，把原来没有参与某事物发展的物质，通过意识促使物质参与某事物的发展，而改变事物发展的力量对比。表现出巨大的作用，这些巨大作用，依然是通过物质力量释放出来的。精神力量的本质是物质的力量。

　　这表明辩证唯物主义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

　　毛主席在政治斗争和军事斗争中，总是全面地考虑各种因素，抓住事物的主要矛盾，用对立统一的唯物辩证法，把握变化主动，引导事物发展，把总数上的少数，变为局部上的多数，把战略上的弱势，变为战役上的强势。

　　毛泽东主席艺术地将敌人对我们的一个大“围剿”，改为我们对敌人的许多各别的小围剿。

　　将敌人对我们的战略上的分进合击，改为我们对敌人的战役上的分进合击。

　　将敌人对我们的战略上的优势，改为我们对敌人的战役上的优势。

　　使战略上处于强者地位的敌人，在战役上处于弱者的地位。同时，将我们战略上的弱者地位，改变为战役上的强者的地位。

　　形成“围剿”中的围剿，封锁中的封锁，防御中的进攻，劣势中的优势，弱者中的强者，不利中的有利，被动中的主动。

　　这就是毛主席不断地创造“以少胜多，以弱胜强”军事奇迹的奥秘！

　　钢筋水泥(2015年01月16日遵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