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按：本文刊于《管理学刊》2015年第2期《纪念李斯特经济学传入中国90周年》专栏），全文3万字。笔者在2010年就提出对洋务运动以来我国的工业化或现代化过程进行反思，重新确定中国新的发展战略，这是其论文之一。本文的学术意义就在于，与彭慕兰和加州学派的“大分流”相对应，本文提出了“中日大分流”的概念，阐述了笔者所谓“新李斯特学派”对“中日大分流”的初步解释。“新李斯特学派”致力于发展“新李斯特经济史”，它完全可以对中西“大分流”问题提出不同于彭慕兰和加州学派的历史解释。笔者建议我国年轻的经济史学者献身于这一事业，而不是迷恋“计量史学”。

原编者按：2014年，我国各界开展了纪念甲午战争爆发120周年的活动，但很少有学者从国际政治经济学的角度讨论这一问题。我们了解到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的贾根良教授一直在关注反思甲午战争的讨论，并于2011年就开始研究中日两国为何因西方列强的挑战而在近代化道路上出现“大分流”：日本加入帝国主义列强的行列，而中国却沦为其半殖民地！贾根良教授是我国著名的演化经济学家和经济思想史专家，对在美国、德国和日本崛起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的李斯特主义经济学深有研究，近年来致力于创建“新李斯特学派”。甲午战争无疑是导致“中日大分流”的重大历史事件，因此，本刊记者于2014年9月对贾根良教授进行了专访，请他就甲午战争发生的广阔国际背景及其对中日两国不同命运的深远影响谈谈“新李斯特学派”的看法。这个访谈为我们反思甲午战争和目前的改革开放提供了更为深邃的历史视野，而贾根良教授的观点则让我们有了耳目一新的感觉。】

一、中国人毫不知晓的日本明治维新成功的根本原因

记者：贾教授，您好！日本在甲午战争中大败中国是日本明治维新获得成功的标志性事件。一年多以来，我国各界一直在反思甲午战争惨败的历史教训，但很少有人通过对日本明治维新成功和晚清洋务运动失败的比较来探讨这个问题。您在2012年3月发表的一篇论文[②]指出，日本明治维新领导集团集体接受李斯特主义经济学是其成功的关键性因素，据我所知，这是中国近代史研究中从未有人提出过的一个全新观点，你能具体谈一下这个问题吗？

贾根良：我所谓的李斯特主义经济学包括在英国、美国和德国分别指导其成功崛起的重商主义、美国学派和李斯特经济学，这种经济学揭示了后发国家工业化和经济崛起的客观历史规律，它并不仅仅是单纯的经济学说，而且也是建设现代国家的政治学说。在日本，明治维新开始不久，日本作为现代民族国家的建构过程就以迅猛之势展开，这与李斯特主义经济学在日本被国家精英们普遍接受具有根本性的联系。众所周知，大久保利通和伊藤博文主宰了日本明治维新时期的内政外交政策，但人们并不知道的是，这两位领导人以及明治维新的绝大部分国家精英完全接受了李斯特主义经济学。我可以举出这方面的四个历史事实作为证明。

第一个历史事实，是日本明治维新政府大藏省官员若山则一（Wakayama Norikazu）在 1870年就出版了宣传李斯特主义经济学的《保护税说》。在该书中，他提出日本必须实行贸易关税保护政策，并在该书的《附录》中大量引用了第二代美国学派代表人物亨利•凯里有关贸易保护主义成功的历史事实，这种保护主义思想得到了当时任内务部部长(相当于现在的总理)的大久保利通的支持。大久保利通说，“现在是最适当的时机，政府和官员们应该采取保护性政策，旨在提高国民生活水平……已经开发的产业必须予以保护，尚未开发的产业必须予以建立”。在上呈天皇的备忘录中，大久保利通显然对亚当•斯密不屑一顾，因为他向天皇推荐效法的是遭到亚当•斯密大力批判但却催生了震撼世界的第一次工业革命的英国重商主义时期的保护主义经济发展战略[1]。

第二个历史事实，是第二代美国学派的综合者帕申•史密斯在1871年至1877年曾担任日本天皇的顾问，当他离任返回美国时，“美国的保护主义经济理论体系已经在（日本的——引者注）政治家、政府官员以及学者中达成了普遍共识”[2]157。帕申•史密斯何许人也？他是美国内战以前最有成就的经济学家，他的思想对他同时代的著名李斯特主义者、林肯的经济顾问亨利•凯里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他还是曾担任林肯与约翰逊总统两届政府国务卿的苏厄德的追随者和顾问，曾一度在苏厄德国务卿任期内的国务院中是排名第三的人物。“帕申•史密斯的《（政治经济学）手册》出版于1853年，比共和党成立还要早一年。该书为这个新政党的以下纲领提供了理论基础，即保护性关税、工业化战略、内部改善以及废除黑奴制度——所有这些政策在美国内战的重建时期一直在实行”[2]145。苏厄德在访问日本时，与日本结下了特殊的友谊，日本要求美国为其天皇派驻国际法律顾问，帕申•史密斯因此就任了这一职位。作为坚定和充满激情的李斯特主义者，帕申•史密斯极力促使日本的国家精英们采纳李斯特经济学和美国学派的国家发展战略观，在长达六年多的时间里，他最终实现了以其经济学说作为“帝王师”的人生目标。

第三个历史事实，是在1870年11月至12月期间，日本政府派遣大藏省少辅伊藤博文前往美国考察财政金融制度，由于受到美国高关税保护制度的启发，1871年3月，曾在美国考察的伊藤博文在给政府的意见书中指出，“尚未臻于完全开化之国如我国者”，关税保护乃是最合适的制度，英国之所以富强也是由于“初借此法大兴产品之制造”，现在英国人主张自由贸易，“并谋诱导我国亦行此法”，“此乃彼国谋求自利之术，对我国有大害；我国应如同美国设置关税保护，以发展我国内之生产”[3]134。当伊藤博文回国时，他已经成为以关税保护、国家银行制度和内部改善为核心的“美国制度”在日本的坚定推行者。正是根据美国学派经济学家帕申•史密斯的建议和伊藤博文这次考察的建议，日本政府才决定中央银行采用由国家控制的美国国家银行体系模式，而非采用由私人控制的英格兰银行模式，并于1872年颁布国家银行条例，于1882年建立日本中央银行。日本中央银行的建立排除了西方列强对日本金融体系的控制和支配，为日本明治维新时期的工业化提供了关键性的国家信贷支持，后面我们还要谈到这一点。

第四个历史事实，是岩仓具视使节团对美欧国家立国之道的大规模考察。明治维新之后，通过废藩置县、消除割据势力，日本完成了国家的统一，但在选择什么样的国家发展道路上，明治政府的领导者们却仍然没有明确的战略，因此，他们决定派出被称为“几近日本行政部门的全体出动”的大规模使节团考察西方列强的经济发展战略及其模式。1871年12月23日，岩仓具视率领使节团从横滨出发，踏上了“考察美欧”之途，1873年9月回到日本，历时一年零九个月。在美国的半年时间里，他们积极地阅读美国学派先驱汉密尔顿及其支持者如美国将军和总统格兰特（Ulysses S. Grant，1822-1885)的论著。之后，他们到了德国，在当时，正如俄国财政大臣谢尔盖•维特所言，“德国所有大学都在学习李斯特的《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而且此书还是俾斯麦的案头书”[4]。所以，他们阅读李斯特的著作，并在柏林拜会了俾斯麦。俾斯麦向他们指出了19世纪国际社会中强权政治的活生生的现实，指责英法的殖民统治，现身说法地讲述了弱小的普鲁士如何成长为德意志帝国的艰苦奋斗历史。这不仅给使节团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而且对日本崛起道路的选择产生了重大影响。

二、英国、美国和德国崛起之路：民族国家建构的普遍道路

记者：贾教授，我记得您曾引用马克思的名言“思想的闪电一旦真正射入这块没有触动过的人民园地，德国人就会解放成为人”[5]指出，在日本，李斯特主义经济学就是日本明治维新领导集团迎接西方挑战的这种思想闪电。李斯特主义经济学有这么大的威力？为什么说日本明治维新领导集团集体接受李斯特主义经济学是日本成功的关键性因素呢？

贾根良：这是因为李斯特主义经济学揭示了落后国家崛起的客观历史规律，它不仅是指导英国、美国和德国崛起的经济学说，而且它也是以这三个国家崛起的历史经验为基础的，所以，我们首先要看一下英国、美国和德国的崛起走了一条什么样的道路。由于英国在1750年以前在制造业上落后于东方的印度和中国，而美国和德国是英国崛起之后的追赶型国家，所以，英国、美国和德国崛起的道路实际上就是落后国家的崛起之路，它具有三个核心的特征。

首先，拒斥自由贸易理论，通过关税保护建立起本国与发达国家竞争的高端产业，这种高端产业在当时就是制造业或者说是工业。在从13世纪中叶到17世纪中叶长达四百多年的时间里，英国经济先后受到汉撒同盟和低地国家的支配和剥削，在反抗这种命运的失败、成功、再失败、再成功的反反复复的斗争中，英国的国家精英们终于摸索到了“出口工业制成品、进口原材料”这种重商主义的国家致富原则。1721年，在英国议会开幕时，英国国王乔治一世经人授意，把这种重商主义的国家致富原则确定为国家战略，即“输出制成品并输入原料，对于公共福利的促进显然是再有利也没有的”[6]41。正是按照这种国家致富的基本原则，英国通过对当时印度次大陆占据世界统治地位的“高科技”棉纺织品的禁止性关税保护，在进口替代战略之下，最终催生了震撼世界的“工业革命”的爆发[③]。英国在其大机器工业占据世界垄断地位后，转而诋毁贸易保护，大肆宣扬自由贸易，但正如恩格斯一针见血指出的，英国的自由贸易理论是“建立在英国应该成为农业世界的唯一大工业中心这样一个假设上的”[7]，其目的正如李斯特指出的，踢掉英国攀高时贸易保护的梯子，以免别的国家跟着它上来[6]307。在这种情况下，如果美国和德国接受英国经济战略家的洗脑，它们将面临着在长期内沦为其殖民地的命运。因此，政治经济学的美国学派经济学家们和德国著名经济学家李斯特奋起反击，制定美国和德国后发崛起的新战略，最终促成了美国和德国通过保护主义工业化道路在1900年崛起为超越英国的工业强国。

其次，通过军事扩张重构世界经济版图是国家崛起的基本条件，这是不以人们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任何国家的崛起都无法摆脱与他国的国际经济关系，英国的崛起标志着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诞生，这种体系与以往西欧封建帝国对他国的军事统治以及晚清帝国的朝贡体系存在着一个本质上的不同：后者是建立在同质经济结构基础之上的支配与臣服的关系，而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则是建立在工业国和原材料供应国之间的异质经济结构基础之上的支配与被支配关系，这就是伴随着资本主义兴起而诞生的殖民主义时代的来临。殖民地在经济学中的经典定义就是宗主国的原材料来源地和工业制成品的销售市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前的旧殖民主义时代，在保护本国市场的同时，通过武力建立殖民地并强制其实行自由贸易是国家崛起的必由之路，虽然这并非正义之路。所以，处于崛起过程中的英国作为军事财政国家[④]，通过战争将制造业比其先进的印度次大陆置于其殖民地的地位，美国在高关税保护的同时，派遣海军中将佩里于1851年率领舰队强迫日本签订“自由贸易”的不平等条约，德国“铁血宰相”俾斯麦在1878年召集帝国主义列强签订瓜分世界市场的《柏林条约》。在这种弱肉强食的资本主义世界中，如果哪个国家试图“和平崛起”，无异于痴人说梦，最终必将陷入任人宰割的命运。

最后，英国、美国和德国崛起的道路就是现代民族国家的建构过程，用目前流行的术语来说，它是国家治理结构现代化和治理能力提高的必由之路，没有走过英、美、德崛起道路的国家是不可能完成民族国家建构的历史重任的。从重商主义到李斯特经济学，其经济学说的核心就是这种民族国家建构的指导原则。现在，人们一谈起这些学说，只知道其保护主义学说，但实际上，正如李斯特和19世纪下半叶的德国著名经济学家古斯塔夫•施穆勒指出的，重商主义的本质“在它的核心深处，并不在于关税壁垒、保护性关税或者航海法案，而是在于某些远为重要的事情——即在于（它所产生的）社会及其组织、国家及其制度体系的整体性转变，在于用民族国家的经济来替代区域性和地方性的经济”[8]，李斯特主义经济学实质上就是这样一种国家建构的经济学说和实践活动成功经验的总结。就民族国家建构的经济战略而言，在落后国家，与发达国家的自由贸易将破坏这种国内统一市场的形成，所以对外贸易保护是其民族国家建构的前提条件，但并不是经济崛起的充分条件。正如李斯特指出的，国内市场与世界市场并不是同质的，“一国范围以内的贸易自由与国与国之间的贸易自由……这两者的性质与作用都截然不同，犹如天渊之别”[9]。重商主义、美国学派和李斯特经济学都把市场划分为国内市场与世界市场，在国内市场上强调自由贸易与自由竞争，而在世界市场上则强调贸易保护和对国际市场的各种干预。

以上是我对英国、美国和德国崛起道路核心特征的概括。在我看来，英国、美国和德国的崛起道路就是落后国家崛起的普遍道路。日本明治维新的主政者大久保利通和伊藤博文等国家精英，深得这三个国家崛起经验的奥秘，在理论上深刻地领悟了李斯特主义经济学的精髓，这就是我为什么说明治维新必然取得成功的原因。正是在李斯特主义经济学的指导下，日本明治政府通过大力扶植和保护民族经济，到甲午战争前，使日本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以纺织业为中心的轻工业的工业化，甲午战争后，日本开始了以机械和钢铁为中心的重工业化，到1937年发动全面侵华战争之前，日本已能大规模生产汽车、坦克、飞机和大炮，而中国在这些战争必需的重化工业产品上一件也不能生产，中国因此而差点亡国。可见，是否寻找到并接受李斯特主义经济学富国强民的真理，深刻地影响了中日两国截然不同的命运。

三、日本“明治维新”的强力崛起

记者：贾教授，明治初年，日本继续受到幕末以来对外签订的一系列不平等条约的束缚，和当时的中国一样，日本也丧失了关税自主权，不能运用关税控制权自主地保护它的新生工业，直到明治时期（1868—1912）末期的1911年，日本才最终获得了关税自主权，它怎么可能保护其民族经济，在明治时期就走出一条类似于英国、美国和德国的崛起道路呢？

贾根良：这正是日本明治维新领导集团所苦恼的问题，我在这里先讲一下自称为“东洋俾斯麦”的大久保利通的故事。在岩仓具视使节团的考察过程中，“坐在疾驶的英国火车上，看着外面的工业化景象，大久保利通……陷入了沉思：英国曾经是与日本一样的小的岛国，但它系统地实施了保护主义的自强战略。……英国曾经坚决维护贸易保护政策，直到它取得工业领先地位以后才放弃了这一做法而主张自由贸易。日本没有17世纪的英国所享有的控制关税和商业贸易的自主权。更令人苦恼的则是欧洲拒绝有关不平等条约的重新谈判”[10]。怎么办？！岩仓具视使节团这次出使美欧国家的任务之一，就是试图修改西方列强强迫日本签订的不平等条约，但谈判的失败给他们带来了深深的挫败感。

然而，正当岩仓具视使节团为此而苦恼的时候，“铁血宰相”俾斯麦和德国参谋总长毛奇的一席话使日本明治维新的领导集团茅塞顿开。俾斯麦告诉他们，“方今世界各国，虽皆以亲睦礼仪相交，然全属表面现象，其于阴私则强弱相凌、大小相侮……彼之所谓公法，虽云保全列国权利之典常，然一旦大国争利，利己则执公法不动，若不利则翻以兵威相见，固无常守”[11]。德国参谋总长毛奇也说，“法律、正义、自由之理，不足以保护国内，也不足以保护境外，非有兵力不可。万国公法，也是系于国力强弱，局外中立而唯守公法者，乃是小国之事，至于大国则无不以其国力来实现其权力”[12]。

俾斯麦和毛奇的话使岩仓具视使节团的成员们兴奋不已：弱小的普鲁士不就是依靠“振兴国力”即发展经济军事实力，成为新兴军事强国的吗？再往前说，英国不也是通过三次英荷战争、英法战争、武力占领印度以及鸦片战争，从一个孤悬欧洲大陆之外的落后岛国变身为“日不落帝国”的吗？英国和德国能够做到的，日本也能做到！在日本身边，大清帝国还在沉睡，琉球和朝鲜这两个晚清的藩属国不就可以首先变成日本的殖民地，进而台湾、满洲乃至整个中国不就可以成为日本的殖民地吗？这真乃天赐良机！日本暂时惹不起西方列强，身边的肥肉怎能放过？大久保利通为此兴奋不已，他给西乡隆盛写信说，听过俾斯麦的一席话之后，我开始感到日本的前途大有希望了[3]143，他还说，来到德国，最有意义的是见到俾斯麦，“经营国家不可不如彼……用俾斯麦的强权，缔造英国式的富强……（为此）即使我一个人，也要维持这个国家”[13]！

对日本明治维新领导集团来说，自对外开放以来，欧美各国一直侵略日本，被强加各种不平等条约，日本实力不够，暂时无法直接对其反击，所以，他们认为，只有通过侵略琉球、朝鲜和中国找回这种损失，并通过这种侵略强大起来，才能实现与西方列强平起平坐乃至最后进攻它们的目标，“铁血宰相”俾斯麦和德国参谋总长毛奇的一席话为他们从前已接受的侵略邻国战略提供了根据。“这种以屈服于欧美和侵略邻国为日本出路的想法，在幕府末期就已经由长州的吉田松阴（后来成为明治政府领导人木户孝允、伊藤博文、山县有朋的老师）明确地阐述出来。……松阴的观点被他们直接或间接的弟子——明治政府领导人——继承下来……这点一直贯穿着明治政府的对外政策……大久保利通死后，主要由伊藤博文、山县有朋等推行的从征伐朝鲜到发动甲午战争的侵略主义，也没有偏离在对近邻的侵略当中找回从属欧美的损失这一念头”[14]10。

我们知道，吉田松阴的观点是典型的封建帝国主义侵略思想，它并不含有建立资本主义国家殖民地的任何元素。但对于大久保利通和伊藤博文来说，欧美之行使他们为吉田松阴的思想赋予了一种全新的含义：强大的工业是英国作为资本主义国家第一个崛起的关键[⑤]，而工业则需要殖民地作为原材料来源地和产品的销售市场，但日本资源匮乏、市场狭小，所以，日本只有把朝鲜和中国变成殖民地，才能确保其成为日本崛起所需要的原材料来源地和工业制成品销售市场。正如甲午战争的发动者伊藤博文后来露骨地指出的，瓜分东亚的目的，“和‘仅仅为了侵吞国土和荣誉’的‘昔日之战争’（甲午战争之前的——引者注）不同，‘其目的在于消除向国外扩充工商业利益时的外来障碍，或主动向世界扩张工商业’，即‘必须带来资本主义利益’”[14]131。由此可见，伊藤博文是深得英、美、德崛起成功经验的精髓的。

正如奥斯汀（Ian Patrick Austin）指出的，日本明治维新国家精英们的核心目的是建立可持续的政治、战略和经济结构，这不仅仅是为了预防日本像大多数东亚国家那样被殖民地化，更是为了遵循英、美、德崛起的道路，使自身成为东亚区域的殖民主义者[15]。由此可见，甲午战争是不可避免的，它是日本早在明治维新初年就已经作为一种国家崛起的战略精心策划好的，而晚清统治者在战争爆发时仍对此一无所知。这说明，晚清政府在洋务运动时一点也没有看清殖民主义在当时作为国家崛起必由之路的世界大势，而日本在明治维新之初就根据这种世界大势制定了通过在东亚建立殖民地实现国家崛起的战略。视野的差距如此之大，不禁令人悲叹！

四、我国的历史学家们到现在还没有看清当时的世界大势

记者：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马勇研究员认为，“如果按照当时的经济增长方式继续走下去，不发生甲午战争，中国不犯这么一个‘颠覆性’的重大错误的话，中国的经济继续成长，它就一定会去调整社会结构，也得走自由贸易、自由经济之路，允许非国有企业发展，慢慢也能够成长出一个中国自己的资产阶级。但这是历史假设，没办法重新来过”[16]。马勇的意思是说晚清政府不放弃朝鲜，跟日本打了一仗，是犯了“颠覆性”的重大错误。您同意这种观点吗？

贾根良：我觉得，作为一个历史学家，马勇的说法缺乏起码的历史常识，他的观点纯粹是近十多年来席卷中国的买办思潮和新自由主义思潮的产物。马勇这段话里关于甲午战争和洋务运动的认识都是错误的，让我先谈甲午战争的问题。即使晚清政府当时拱手把朝鲜让给日本，这种绥靖主义也是无法阻挡日本侵略中国的步伐的，历史文献对此记录的很清楚：日本早在甲午战争之前二十年就已经制定了先割走中国台湾、再占领中国东北地区、继而把全中国作为其殖民地的既定战略方针。如果按照马勇研究员的说法，晚清对日本一点也不抵抗，这难道不会更加刺激日本侵略者的胃口，导致整个中国在1937年之前就变成了日本的殖民地吗？马勇研究员作为一位历史学家，把甲午战争说成是晚清政府犯下的一个“颠覆性”重大错误实在是难以让人理解，实际上，他对甲午战争前世界大势的认识没有超过李鸿章，这是为什么他对李鸿章佩服得五体投地的原因。马勇研究员的许多奇谈怪论，如“日本使朝鲜内部分化，就是要建构一个民族国家”，而不是要把朝鲜变成日本的殖民地，“近代战争就是一个愿赌服输，不存在不平等条约”等等，都是“买办史学”的典型观点。马勇研究员的观点在中国历史学界并不是个案，近十多年来，为袁世凯、李鸿章翻案，否认中国革命的合理性等虚无主义的“买办史学”沉渣泛起，甚嚣尘上，实在是一种不祥之兆！甲午战争已经过去120年了，中国学术界现在仍很少有人了解和信奉李斯特主义经济学，难道天命如此？

我在前面已经讲到，殖民主义是资本主义发展的内在组成部分，这就是鸦片战争发生的历史背景，到了19世纪八九十年代，这种殖民主义就发展成为帝国主义，这是甲午战争发生的背景。对于当时要崛起的落后国家来说，它们面临的任务包括两个方面：一方面要反对英国及其他帝国主义列强的殖民主义，保护民族独立；另一方面又要对沉睡中的国家和弱小的国家实行殖民主义政策。在俄国十月革命爆发之前，这是一种普遍的模式，虽然后一方面是非正义的，但这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日本著名启蒙思想家福泽谕吉对这种世界大势理解得就非常透彻，在他的“文明论”中，所谓“文明”的现代性就等同于对外扩张，了解这一点是理解福泽谕吉“脱亚入欧论”的关键。“1885年3月，福泽谕吉在《时事新报》上发表了著名的《脱亚论》，宣称‘我国不应为等待邻国之开明、共振亚洲而犹豫不决，莫如摆脱当前之处境，与西洋之文明国共进退。对待中国、朝鲜，也无须因是邻国而有所顾虑，应按西洋人之对待方法而行。’主张与西洋列强一道侵略朝鲜和中国。……（对于福泽谕吉来说）甲午战争就是他们所持见解的实践，福泽感到‘这次战争宛如自己发动的一样’，为之欣喜若狂”[14]133-134。

在福泽谕吉看来，晚清政府对外奴颜婢膝，对内专横残暴，自我沉溺，愚昧无知，这样的国家如果不灭亡，天理不容，日本怎能与之共进退？西方列强侵略这样的国家理所当然，加入到这种侵略行列是日本走向西方文明的必由之路。在日本，福泽谕吉是一位被尊称为“日本近代文明缔造者”的启蒙思想家，现在日本的纸币上就印着福泽谕吉的肖像，作为狂热的军国主义者，福泽谕吉一直就受到日本国民的高度尊敬，特别是印有福泽谕吉肖像的纸币是在20世纪80年代才发行的，这一点值得我国高度警醒。在明治维新领导集团看来，通过战争建立殖民地是日本资本主义原始积累的重要途径，也是日本摆脱西方列强重压的唯一出路，福泽谕吉的“脱亚入欧论”为其提供了理论基础，并成为日本举国上下的共识。

在这里值得指出的是，我国历史学界经过过去十多年研究得出的下述结论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甲午战争中日本取胜导致了日本的近代化从此转向了军国主义歧路。这种观点认为，甲午战争中日本孤注一掷，采取以‘国运相赌’‘以小博大’取得胜利的方式，不仅使日本对外侵略的野心迅速膨胀，同时也导致了日本的近代化从此转向了军国主义的歧路。”[17]正如早就有学者指出的，发动侵华战争是日本明治维新的主要目的之一，我上面对日本明治维新对外战略的梳理也清楚地说明了，日本的军国主义道路实际上早在甲午战争之前就已确立了，无论是甲午战争，还是后来的“九一八”事变和全面侵华战争，根本就不是什么随机性的赌博行为，而是日本殖民主义的本性使然。

而我们现在从晚清政府随意放弃琉球来看，其领导集团对当时这种殖民主义的世界大势毫不知晓，它仍然按照古代的朝贡体系看待日本的侵略行为，它怎么有可能打赢日本为获取资本主义发展所必需的殖民地而发动的甲午战争呢？实际上，当时中国在迎接西方挑战的条件上要比日本优越，假如晚清政府能够在洋务运动之初就接触到李斯特主义经济学，假如政府中能有像大久保利通和伊藤博文这样有血性的战略家，它本来就可以顺应世界大势，仿照西方的殖民主义体系很容易地把琉球、安南（越南）、朝鲜和缅甸等这些原先的藩属国变成晚清的殖民地。假如是这样，甲午战争就不会失败，日本军国主义的全面侵华战争也就不可能发生，目前的台海问题和钓鱼岛之争也就不复存在，美国人现在岂敢重返亚洲！昏庸无能的晚清领导集团给中华民族带来了多大的灾难！给我们留下了直到现在仍感到如此棘手的问题！由此可见，像中国这样的后发国家改革开放的“顶层设计”是否以发达国家崛起的历史经验为根据，国家领导集团接受什么样的经济学说对国家兴衰是多么重要！这个结论对反思目前我国的经济发展战略仍具有重大现实意义，我将在后面具体讨论。

五、我们现在仍处于帝国主义时代

记者：历史不能假设，旧殖民主义时代已经成为历史，我们不得不面对昏庸无能的晚清政府留给我们的历史问题和目前美国对我国的军事、经济包围。2014年不只是甲午战争爆发120周年，也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100周年，任仲平又在《人民日报》上发表文章说，100年过去了，帝国主义、殖民统治的历史已经翻页，世界进入了一个全球化的新时代[18]。我认为他这种看法太乐观了，您是如何看待这种观点的？

贾根良：任仲平的这种观点不是实事求是的观点，也不是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列宁早就指出，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高级阶段，资本主义没有消亡，帝国主义怎会消失？从现实情况来看，如果说在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前，任仲平说帝国主义已经成为历史可能会得到大多数人的赞同，但国际金融危机的爆发使越来越多的人看清了帝国主义的新发展——金融帝国主义在当代世界的肆虐，特别是美国对包括中国在内的世界大多数国家财富的史无前例的掠夺，在这方面，迈克尔•赫德森、廖子光和宋鸿兵等都进行了无情的揭露。帝国主义不仅没有成为历史，反而在目前正大行其道，所谓全球化的新时代，只不过是美国通过军事强权在全球推行以美元霸权为新核心的金融帝国主义的时代而已，这是一种高级形式的殖民主义。

你刚才讲到了历史不能假设。确实，历史是不能假设的，但可以引以为戒。古人云，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忘记历史就意味着背叛，意味着历史的悲剧将有可能重演，这就是我作为一位经济学者而从2011年开始研究中国近代史的原因。因为早在2006年，通过历史与现实的比较，我就已经发现，中国在1993年后形成的发展模式与历史上发达国家成功崛起的历史经验是背道而驰的，进而发现中国的对外经济关系存在着致命的缺陷。按照李斯特主义经济学的基本原理，在旧殖民主义时代和20世纪70年代以前的帝国主义阶段，“出口工业制成品、进口原材料”是所有崛起国家必须遵循的国家致富原则，凡是按照比较优势原则实施自由贸易政策，在对外经济关系上形成“出口原材料并进口工业制成品”的经济结构的国家，最后都沦为了发达国家的经济殖民地。虽然像阿根廷这样的国家在19世纪70年代到20世纪初经济高速增长并成为世界第五大高收入国家，但由于其在对外经济关系上的缺陷，最后也不得不沦落为依附型国家。日本在东亚为了建立其“出口工业制成品、进口原材料”的“大东亚共荣圈”，不惜发动全面侵华战争。由此可见，在20世纪70年代以前的世界经济中，崛起国家在制定对外经济、政治、军事、外交和文化交流的政策上，“出口工业制成品、进口原材料”是一个必须遵循的基本准则。

在任仲平所谓的“全球化新时代”，崛起国家所遵循的上述准则是否就不成立，帝国主义的历史是否已经翻页了呢？答案是否定的。在20世纪70年代以来的以全球价值链分工为核心的“新国际分工”中，由于低端制造业不再呈现报酬递增的特点，所以，后发国家遵循“出口工业制成品、进口原材料”的原则已经不再能够走上富裕的道路了。在所谓的“全球化新时代”，李斯特主义经济学国家致富的基本原则根据实际情况已经修正为“出口高端产品、进口低端产品”[19]，这是因为由于全球价值链在国家之间的分解，在低端制造业不再呈现报酬递增的同时，原先只有制造业才具有的历史性报酬递增和不完全竞争之特征在农业和服务业中也出现了，但它们都集中在了发达国家所掌控的所有产业价值链的高端环节上，而包括我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在“全球化新时代”中则处于那些惯例化的、低附加值的、几乎没有创新机会窗口和进入壁垒很低的价值链低端环节。

在旧殖民主义时代，所谓殖民地就是沦为宗主国工业制成品的销售市场和原材料来源地的国家或地区，当时的宗主国对殖民地的政策就是不允许它们从事这种报酬递增的工业活动，强迫殖民地从事报酬递减的初级产品生产活动，从而使殖民地锁定在了贫困的境地之中。而在全球价值链分工的今天，帝国主义对欠发达国家的支配和剥削关系就从工业制成品与原材料之间的进出口交换关系转变成了发达国家各产业的价值链高端产品与发展中国家价值链低端产品的交换关系，发达国家通过比较优势和自由贸易等理论诱使发展中国家专业化于报酬不变和报酬递减的价值链低端环节，并牢牢地控制住全球价值链报酬递增的部分，在新的世界经济形势下，同样实现了与旧殖民主义时代相同的经济目标。

我在上面之所以这样大段地讨论世界经济结构的这种重大变化，实际上就是要说明，我国现在的发展模式是与“出口高端产品、进口低端产品”这种“全球化新时代”的国家致富原则背道而驰的。如果说在老的帝国主义阶段，一国“出口原材料并进口工业制成品”将不可避免地沦为“旧式殖民地”的悲惨地位，那么，在所谓的“全球化新时代”，我国现在的“出口低端产品、进口高端产品”的对外经济格局，是否也存在着沦为“新式殖民地”的必然？从英国到韩国这样落后国家的勃然兴起中可以看出，在国际发展战略上选择高质量经济活动就是崛起国家必须遵循的一种客观历史规律，这种客观规律尽管在不同的历史阶段表现形式不同，但本质上是一样的，如果不遵循这种客观历史规律，迟早要遭到其惩罚。我在前面谈到的阿根廷是这样，洋务运动时的晚清也是这样。在近代史上，我国沦为了“出口原材料并进口工业制成品”的半殖民地，现在我国又陷入了“出口低端产品、进口高端产品”的新国际分工陷阱，这哪里有什么“中国崛起”的事情？

我在2008年就已经指出，所谓“中国崛起”或“北京共识”，不过是外国人忽悠我们而已，目的是让我们陶醉在幻象中而不是去反思从而找到一条真正的“强国富民”的道路，而我们自己也跟着瞎起哄，殊不知危险已日益迫近。看看我国周边，现在已经不是狼烟四起了吗？在这方面，历史具有惊人的相似性，洋务运动时期正好是西方主要国家忙于在国内发动第二次工业革命的时期，因此在从鸦片战争到1860年掀起对中国的第一轮殖民主义热潮后，西方主要国家减缓了对中国咄咄逼人的殖民主义侵略，暂时的和平使洋务运动滋生了自大的情绪，甲午战争前的晚清政府就陶醉在了“同光中兴”的盛世幻觉之中，而对日益迫近的战争危险漠然置之。在过去二十年中，喧嚣的“和平崛起”理论同样也是这样一种幻想，盛世情怀不也是同样在我国周边狼烟四起的今天仍在流行吗？

六、学习帝国主义的历史经验

记者：毕竟时代不同了，晚清是根本不可以与目前的中国同日而语的，在这种情况下，对目前的我国来说，您对日本和晚清政府对外关系的比较和反思还会有借鉴意义吗？

贾根良：这不是有没有借鉴意义的问题，而是意义非常重大。由于时间关系，我在这里只谈两点粗浅的看法，以便抛砖引玉，促使人们更进一步地思考和讨论。

第一，我国在处理对外关系(无论是经济、政治，还是军事、外交和文化交流)上，都应该明确并紧紧抓住“出口高端产品、进口低端产品”这个全球价值链时代国家致富的基本原则，坚决放弃类似于晚清帝国朝贡体系的对外关系思维模式。在对外关系政策的制定上，要彻底扭转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形成的“出口低端产品、进口高端产品”的对外经济格局。日本自明治维新到全面侵华战争爆发这一时期，在处理其与东亚各国的经济、政治、军事和外交等关系上，基本上都是遵循着“出口工业制成品、进口原材料”的关系准则，这是其成功应对西方列强挑战并在亚洲成为第一个工业化国家的关键之处，这一点对于目前的我国仍具有重大借鉴意义。

我们知道，一国不可能脱离国际关系实现经济发展，即使是鸦片战争之前晚清政府“闭关锁国”的政策也没有脱离这种国际关系。我们前面已经谈到，晚清政府与他国的经济关系是建立在同质经济结构基础之上的国际关系，这种国际关系是与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发展背道而驰的。晚清政府当时正确的选择应该是把当时的安南和朝鲜变成自己的工业制成品销售市场和原材料来源地，但其精英集团根本就没有这种观念，因此作出这种选择是不可能的，它作出的选择仍是拼死保护在同质经济结构基础之上以睦邻理念为核心的“怀柔邻国”的朝贡体系，无论中法战争还是甲午战争，晚清政府应战的目的就在于此，但最终结果却是被迫形成了与西方列强和日本之间的“出口原材料、进口工业制成品”的异质性经济结构，从而沦为了这些国家的半殖民地。

在当代“新国际分工”中，世界各国在处理对外关系上，如果不是“出口高端产品、进口低端产品”，就一定是“出口低端产品、进口高端产品”，两者必居其一，不可能有别的选择。这种事实说明，国与国之间不可能完全实现所谓的平等互利，在当代世界中，平等互利实际上只是表面上的，国与国之间的关系是建立在全球价值链的“高端与低端”关系之上的支配与被支配、控制与被控制的国际关系。因此，对外开放对一国经济的影响之所以至关重要，并不在于对外开放的程度和规模，而在于对外开放的性质，也就是是否有利于通过转变对外经济关系，在国际分工中占据了全球价值链的高端，并在保持独立自主的同时，使外国经济对本国的技术、高附加值的高端产品和产业产生依赖，从而使本国经济能够对外国经济产生支配性的影响。这也就是说，一国对外开放政策的制定，时时都要以增进本国的国家利益为宗旨，这包括提升本国生产力、确保本国经济安全并拥有支配他国经济的能力。

然而，令我感到悲哀的是，我国对外各种战略和政策的制定与上述原理相去甚远，甚至背道而驰。正如在洋务运动时，晚清政府精英集团并不明白“出口工业制成品、进口原材料”这一基本原理在处理内政外交等各个方面的事务对于“自强求富”的关键作用一样，现在我国各种政策的制定不仅不知道“出口高端产品、进口低端产品”对国家崛起的决定性意义，反而在过去的WTO谈判、历次“中美经济与战略对话”和处理与周边国家的关系上，屡屡按照“出口低端产品、进口高端产品”的思维模式制定了不利于国家利益的对外政策。在这方面，一个突出的例子就是，在1997年的东亚金融危机后，我国从价值链低端加入到发达国家的全球价值链之中，从而使我国在东亚地区陷入了“日本掌控高端技术和资本品，韩国、新加坡甚至马来西亚、菲律宾提供资本品和中间产品，而中国则提供劳动密集的低端产品”这样一种可悲的担水劈柴的国际分工地位，政府对此不仅沾沾自喜，而且还不遗余力地推进“中日韩自贸区”这种现代版的“大东亚共荣圈”。悲哉！

我国目前奉行的睦邻、安邻、富邻的周边外交原则本身并没有错，但它并不是建立在“出口高端产品并进口低端产品”这种新李斯特主义的经济外交原则之上的，而是从晚清政府“怀柔邻国”的朝贡体系模式继承而来的。因此，与鸦片战争之后晚清政府所面临的形势具有某些类似：由于缺乏一种通过“出口高端产品并进口低端产品”这种支配和控制周边国家的思维和战略，我国周边国家正日益被奉行“出口高端产品并进口低端产品”经济外交原则的美国和日本所支配和控制，在美日的领导下，形成了对中国的经济和军事包围。在这方面，有一个例子可以说明这种局势的严重性。本来中国企业在缅甸有很大优势，但近几年来，日本对缅甸铁路、航空等交通和城市设施建设提供日元贷款，通过官企联合进军缅甸，接连拿下若干重要项目，通过获得建设缅甸股票交易市场的许可，抢占缅甸金融业的制高点等，使中国企业在缅甸节节败退，面临严峻危机。早在1997年，日本学者市川周就在《战胜中国》一书中提出通过价值链的控制，打造日本主导的亚太经济圈战略，安倍晋三上台后，一直在呼吁组建美、日、澳、印四国战略同盟，目的都是孤立和战胜中国[20]。近代史的教训太深刻了，这难道还不令我们深刻反思吗？

第二，我再简单谈一下作为晚清政府发展战略指导方针的“外须和戎、内须变法”的深刻教训。针对西方列强强加的不平等条约，日本明治维新政府不仅进行了不屈不挠的斗争，而且还采取了通过对外军事扩张实现与西方列强平起平坐的战略。但与日本不同，晚清政府采取了屈服于帝国主义侵略和掠夺的“外须和戎、内须变法”的发展战略总方针。历史的发展不仅最后证明了日本的战略是正确的，而且也说明了一国如果不抵抗帝国主义的侵略和掠夺，国内改革是不可能成功的，“反帝”和“反封”在中国革命中紧密联系在一起就是这个道理。历史的教训值得记取，奉行“韬光养晦，决不当头”战略的结果，必然会在应对美帝国主义咄咄逼人的进攻面前节节败退，甚至会遭到小国的凌辱，这是普京在乌克兰事件中绝地反攻的根本原因。

笔者在三年前的一篇文章中已经论证，如果不建立一种摆脱美元霸权支配的“国际经济新秩序”，中国的崛起是不可能实现的。我们现在仍处于帝国主义盛行的时代，必须“丢掉幻想，准备斗争”！目前的世界经济格局说明，只有中国才能承担得起领导世界进步力量建立反对美元霸权和更加公平的“国际经济新秩序”的历史重任，这是历史赋予中国造福全人类的昭昭天命[21]。因此，中国岂能“韬光养晦，决不当头”？我们过去只是批判帝国主义，被动地抵抗帝国主义的入侵，从来就没有想到过要学习帝国主义的经验，而中国要领导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这样一项伟大的正义事业，如果不学习帝国主义的经验，岂能承担得起这种历史重任？对于帝国主义只能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这就是甲午战争给予我们的最大启示！

在这里值得说明的是，请不要把我在这个访谈中对我国现行发展模式和经济政策的批评看作是对改革开放的否定而拒不反思。失败是成功之母，正确的认识是在不断的试错中形成的，失误是不可避免的，任何人和任何事业都不可能是天纵聪明而没有差错的。英、美、德的崛起也绝不是在一开始就找到正确道路的，我们过去三十多年的改革开放在国家崛起中只是一个短暂阶段，何况还是“摸着石头过河”呢？就拿英国崛起来说，我在前面不是已经谈到了英国的国家精英们经过了长达四百年的时间，才从不断试错中终于摸索到了“出口工业制成品、进口原材料”的国家致富原则吗？梅俊杰在对英国成功崛起之路进行考察后，为了防止神化英国的成功道路，他在“也不必把英国纺织业的成长理想化”的标题下，以历史史实为基础，总结出了“就是在明君能臣统治时代也并非没有战略性抉择错误”“实际产生正面效果的重要举措也并非总是有意设计的结果”等八条教训，对那种不允许在国家发展战略的探索上犯错误甚至犯重大错误的看法提供了严重警告[22]。在我看来，如果拒不反思目前的改革开放战略，重蹈类似于洋务运动的覆辙是很难避免的事情。

七、甲午战争后“中国经济开始更健康地发展”了吗？

记者：贾教授，我在前面提到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马勇研究员的观点时，您说马勇对甲午战争和洋务运动性质的认识都是错误的，但您只谈了有关甲午战争的问题，还没有谈到他对洋务运动的认识有何错误。我再部分地重复一下他的观点：如果没有甲午战争，按照当时的经济增长方式继续走下去，中国也得走自由贸易、自由经济之路……1895年之后，由于外国资本直接介入，中国经济开始更健康地发展，而且规模更大了。之前我们一直想修铁路，但就是没钱，外国资本融入之后就不存在这个问题了……中国的资本主义时代就是从1895年开始的[16]。您是如何看待他的这种观点的？

贾根良：我首先要肯定他这段话里的正确看法：洋务运动本身对内并不是自由竞争的，这阻碍了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但马勇对于洋务运动时期对外经济关系的看法却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这个时期并非马勇所说的不是“自由贸易”（虽然这种“自由贸易”是被帝国主义强加的）。在我看来，洋务运动的“对外自由贸易、对内缺乏自由竞争”的发展道路与日本明治维新国家精英所信奉的李斯特主义的“对外贸易保护、对内自由竞争”是截然相反的，这是洋务运动失败的具体原因之一。

我不否认洋务运动是中国近代工业的开端，也不否认它（包括甲午战争之后洋务运动的继续）对中国近代化的重要贡献。但是，马勇所推崇的自由贸易和外国资本并不能使中国走向繁荣富强，而只能使旧中国沦为半殖民地。比较一下洋务运动和明治维新的发展道路，这点就很清楚了：由李鸿章等洋务派官僚主导的洋务工业实质上是买办阶级主导的依附性工业，因为洋务运动走的是一条类似于拉丁美洲国家独立后依附型经济的发展道路，这是一条信奉自由贸易、在国内市场“稍分洋商之利”和“外须和戎”的依附西方列强的“斯密式”买办道路；而日本明治维新则走的是一条尽力保护民族经济、与外资作斗争并建立独立自主工业技术体系的“李斯特式”道路。亚当•斯密在美国建国之初，曾建议当时落后的美国实行自由贸易的“买办式”道路，但遭到美国国家精英们的坚决拒绝，他们通过“李斯特式”道路使美国在19世纪末崛起成为了世界第一工农业强国[23]，而信奉亚当•斯密学说的拉丁美洲国家直到现在仍陷入依附型经济而不能自拔。

因此，如果认为甲午战争之后，“由于外国资本直接介入，中国经济开始更健康地发展了”，这种看法无疑是罔顾历史事实的。甲午战争加深了中国的半殖民地程度，帝国主义的目的并不是要在中国发展真正的资本主义，它所建立的只不过是依附论学者普雷维什所说的受帝国主义支配和掠夺的“外围资本主义”，这大大迟缓了真正的资本主义发展。由于不了解当时修铁路之所以没钱是由于汇丰银行等外国资本控制了中国的货币金融体系，晚清政府无法实行“国家（主权）信贷”的结果，所以，马勇才讴歌外国资本的“伟大意义”。

理解以国家利益为核心的“主权信贷”的重大意义对我国现在的历史学家们实在是太难了，因为中国经济学界就很少有人接触过李斯特主义经济学和“货币国定论”的现代理论，何况历史学界呢？我国历史学界有关经济学所有的知识几乎都是来自所谓的西方主流经济学，这怎能让他们正确地认识历史呢？因此，用现在的一个流行术语来说，马勇有关甲午战争后中国社会性质的看法是“历史虚无主义”的：他否认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在“保路运动”中反对外国资本对国家经济命脉控制的意义，并全盘否定了鸦片战争以来中华民族的仁人志士们为民族解放事业“抛头颅、洒热血”的伟大历史意义。

八、两种不同的经济发展道路决定了中日两国截然不同的命运

记者：贾教授，按照您的看法，日本迫切地需要侵略朝鲜和中国，以便为其工业发展提供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原材料来源地和工业品销售市场，这是日本在关税自主权丧失情况下寻找的一种替代性道路，但如果日本丧失了其工业发展的国内市场，日本的明治维新也是不会成功的吧？日本在关税自主权丧失的情况下，它还如何保护其民族经济？你还没有回答我在前面提出的这个问题呢。如果它还能够保护其民族经济，哪又是如何保护的呢？

贾根良：你这个问题提的很好。我刚才提到了洋务运动和明治维新两种不同的发展道路，实际上就已经涉及这个问题了。但首先需要说明的是，日本侵略朝鲜和中国，并不完全是出于摆脱西方列强对其通过国内市场发展工业的重压而寻找替代性的工业品市场，这是资本主义建立殖民地的本性使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前的旧殖民主义时代，后发国家崛起的核心问题之一就是如何保证本国新生工业的原材料来源地和销售市场，从而使之成为本国工业发展的强大驱动力，因此，即使没有西方列强的重压，日本也会走上侵华道路的。但是，日本明治维新成功的主要原因并不在于在东亚建立殖民地，而是在于它在国内所进行的一系列民族国家建设的改革活动（包括保护民族经济、财政金融改革、统一国内市场、建立中央集权体制等），这才是日本明治维新成功的关键性因素或主要的因素。去年，我曾通过对导致洋务运动失败和明治维新成功在国家经济体制方面的主要因素进行简单比较，对中日两国两种不同经济发展道路的根本不同作了具体说明。

首先，虽然日本和晚清同样是关税不独立，但日本关税自主权的丧失与晚清关税自主权的丧失在很大程度上并不是一回事，日本在保护国内市场方面还是相当成功的。虽然晚清和日本两国都是被迫只征收5%的关税，但在晚清，由于海关为外国人所把持和走私等因素，征收的税率实际上连5%的一半都不到。与清政府允许外国商人深入中国的穷乡僻壤不同，日本只允许外国商人在日本通商口岸销售工业制成品，发达国家的工业品销售受到极大限制，这就为日本的新生工业保留了相当大的国内市场。1886年日本修改不平等条约的风波充分证明了这一点。与晚清政府不同，日本在取消包括关税不自主等一系列不平等条约上进行了不屈不挠的斗争，不断和西方列强谈判修改条约的事情。1885年12月，井上馨在就任首届外务大臣后，就提出了新的修改不平等条约的方案，希望通过“给予外国人在内地自由旅行、居住、占有一切动产和不动产以及从事一切工商业活动的权利”的开放内地措施换取西方列强废除领事裁判权。但井上馨的这一方案遭到了强烈反对，反对者认为，“在资本和技术上都占有优越地位的外国人一旦进入内地，则正在发展中的日本工商业马上就会在竞争中败给外国人，因此，从保护日本工商业的观点来说，开放内地为时过早”[3]215。在这种反对浪潮的冲击下，井上馨的修改条约方案终于以失败而告终。

其次，对外资的态度截然不同。在关税不自主的情况下，对外资的不同态度就成为导致洋务运动失败和明治维新成功的决定性因素之一。在日本明治维新时期，因为日本具有强烈的经济民族主义意识、统一的市场和外国商人不能到达内地经商的规定，所以，在当时的日本根本就不存在具有“中国特色”的买办利益阶层生存的土壤。而对于已经进入日本的外国直接投资，明治政府的目标也很明确：通过支持日资企业，把外资企业排挤出日本，例如，日本政府通过扶植和资助三菱汽船会社，在19世纪70年代打败了势力强大的美国太平洋邮船公司、英国大海运公司“P·O”公司，把外国势力全部从日本沿海航线上彻底赶走了。与日本对外资的态度不同，晚清政府的目标却是在中国国内市场上“稍分洋商之利”，并给予洋商、洋货在内地市场等诸多方面的“超国民待遇”，郑观应在《盛世危言》中曾对此大加痛斥。正是在这种思想指导下，晚清的轮船招商局与英国太古、怡和洋行签订的“齐价合同”不仅使这两家外资企业的实力大大超过轮船招商局，而且也因其合同的垄断性质扼杀了其他民族资本发展现代航运业的可能[24]。甲午战争的失败标志着这种依附于西方列强的洋务运动的彻底破产，其教训值得我们对目前依赖外资的“新洋务运动”作出深刻反思[25]。

再次，日本建立起了对其主权信贷具有决定性作用的国家银行体系，掌控着本国金融市场和对外贸易的融资、产品定价权，为其工业化融资和国家财政提供了强有力的资金保障。而汇丰银行等外国银行通过洋买办控制和支配了晚清政府的货币金融主权及其金融市场，从而控制了晚清的经济命脉，导致其工业化缺乏资金、财政税收主权丧失、国内市场四分五裂和外资对其经济的支配。国家银行制度的核心是中央政府拥有唯一的货币发行权，货币发行权不仅可以通过银行体系特别是作为“法币”的纸币发行为工业化融资提供成倍的信贷创造，而且还可以通过铸币税收入为国家财政提供巨额“免费午餐”，这是第二代美国学派代表人物亨利•凯里和帕申•史密斯有关“国家银行”的核心思想。这一思想在美国内战期间通过不以金银为基础的“绿背纸币”的发行得到了实现，而“绿背纸币”为工业保护主义的北方打赢战争提供了关键性的财政经济基础。作为日本天皇的顾问，帕申•史密斯建议日本建立以国家银行制度为基础的日本中央银行，伊藤博文通过对美国财政金融体系的考察，极力支持帕申•史密斯的建议。除了建立中央银行，日本还通过建立以国家银行制度为基础的横滨正金银行，夺回了对外贸易的融资和产品定价权。其结果是，尽管最早登陆日本的六大外国银行共有资本金2亿两白银，实力远远超过当时日本银行体系资本金的总和，但在“明治维新之后，尽管外国银行的实力超级雄厚，但在日本开拓市场始终举步维艰。到20世纪初，最早在日本开业的六大外国银行，除了汇丰之外，已经­全部倒闭或退出了日本。……（而汇丰银行）也已经被挤压到了外贸和国际汇兑等狭小的领域，非但无力染指日本的货币发行权，连进入日本市场的普通业务都寸步难行”[26]。反观晚清政府，不仅没有统一货币发行权的中央银行，而且货币制度极其混乱，无法运用银行信贷和国债市场为其洋务运动和国家财政提供融资（例如昭信股票发行的失败），因此不得不大借洋债，而大借洋债（以及巨额赔款）不仅导致了财政税收、铁路矿山等经济主权的丧失，而且，更严重的是导致了其金融高边疆的彻底沦丧。例如，仅汇丰银行一家就基本上垄断了晚清政府金融业的半壁江山，当时中国的国际汇兑、国际贸易、国内存贷款都主要依赖汇丰银行，该银行还拥有在中国的货币发行权，控制和支配着晚清的国家货币金融体系。

最后，与日本通过明治维新建立起现代中央集权国家和统一的国内市场不同，晚清则在洋务运动期间开始走向四分五裂，地方政府日益独立于中央，国内市场分割空前加剧，这是导致甲午战争失败的重要原因。在近代史上，现代民族国家建设面临两大历史重任：一是在对外经济关系方面，保护本国幼稚工业并在他国建立本国制造业所能支配的原材料来源地和销售市场；二是建立中央集权的国家体系，并为实现工业发展的规模经济，把地方性的、行会支配的区域市场转变为高度竞争的国内统一市场。在日本学者依田熹家看来，统一市场是建立民族国家以及资本主义发展的前提和基础，导致日本明治维新成功和晚清洋务运动失败的关键性因素之一是有没有形成中央集权的国家体制和统一的国内市场。依田熹家认为，鸦片战争以后的中国日益走向分裂，而日本则通过明治维新迅速建立起中央集权国家。晚清未能形成统一的国内市场，导致了买办资本和地方政府的日益独立，以此为基础的清王朝实际上并不是封建专制国家，而是一种“变形领主制”国家。正是因为这种原因，“到辛亥革命后，各地都出现了军阀割据的局面，直至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北伐战争，中国才朝着统一的方向发展，最后，通过新民主主义革命完成了统一”[27]20-21。依田熹家主要用日本统一市场形成于明治维新前和当时交通手段落后导致国土广大的中国无法形成国内统一市场对此进行解释的，但实际上更重要的因素则是由于晚清政府在奉送货币金融主权给外国资本和财政税收主权丧失的情况下，为了镇压太平天国，不得不将军权和财权大幅度下放给地方政府，其中由此产生的厘金等才是导致国内市场严重分割的主要原因。正是因为这个原因，梁启超才一针见血地指出，李鸿章“知有洋务而不知有国务”。发动甲午战争的日本首相伊藤博文对此洞若观火，梁启超在《中国积弱溯源论》中对此有这样的论述：“昔日本将构衅于中国，或有以日本之小，中国之大，疑势力之不敌者。日首相伊藤博文曰：‘中国名为一国，实为十八国也。其为一国，则诚余倍于日本，其为十八国，则无一能及日本之大者，吾何畏焉。’”[27]26在这种情况下，甲午战争焉能不败？

九、甲午战争并没有打醒中国人

记者：在甲午战争中，一向被中国人视为蕞尔小国的日本的舰队一举击败貌似强大的北洋舰队，举国震惊，民族自尊心遭受到前所未有的重创。鸦片战争隆隆的炮声打破了天朝上国不可战胜的神话，曾国藩曾称之为“五千年未有之创局”，自此之后，晚清政府屡屡被西方列强所打败，所以，就有了“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洋务运动，由此所产生的“同光中兴”使国人曾经遭受的心灵创伤也开始渐渐愈合。然而，晚清官僚们在陶醉于新的盛世豪情之中时，却万万没有想到，它竟然又被千百年来一直以中国为师并也遭受西方列强欺凌的小小岛国所打败。这究竟是怎么回事？！日本与中国为了应对西方列强的挑战，同样进行了“改革”，同样搞“维新”，但为什么日本强大了，而中国却又落后挨打了？甲午战争可以说彻底把晚清政府打晕了，同时也彻底打醒了沉睡中的中国。梁启超曾说：“我支那四万万余人大梦唤醒，是自甲午战败，割中国台湾，偿200兆之后始也。”自此之后，“中国被甲午战争打醒了”这种说法就一直流传至今，在今年纪念甲午战争的文章中，这种说法也屡见不鲜。您是如何看待这种说法的？又是如何看待甲午战争之后到五四运动时近代中国的一系列变革的？

贾根良：在我看来，“中国被甲午战争彻底打醒了”这种说法肯定是不对的，而“中国被甲午战争打醒了”虽有一定道理，但也是有问题的。“中国被甲午战争打醒了”这种说法一般是指甲午惨败使中国产生了空前的民族危机感，真正激发了中国人的国家意识，但如果是这种含义，那我们又如何解释五四运动的爆发呢？在当时，作为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战胜国，中国在“巴黎和会”上仍旧被西方列强和日本任意宰割，在这种情况下，中国的仁人志士们难道不是感到了比甲午惨败更加深重的民族危机吗？五四运动时期“救亡图存”的口号不就是针对这种状况喊出的吗？所以，我认为，中国是否被甲午战争所打醒，并不在于危机感有多大，而在于人们是否真正明白了中国为什么一而再、再而三地被老的列强和新的列强所打败，是否真正地领悟到了西方列强崛起和日本明治维新成功的奥秘，而在我看来，这在当时的中国是不可能做到的，下面就是我对这个问题的分析。

甲午战败后，当时中国的仁人志士们，无论是戊戌变法的志士、晚清的立宪派，还是孙中山的革命派都一致认为，中国不是败在器物（用现在的话说就是技术）上，而是败在政治制度上，但有所不同的是，前者认为日本正是因为实行了西方的君主立宪制才打败了中国，而后者却认为晚清政府的腐败、专制和无能已使中国没有实行君主立宪制的可能，因此必须走资本主义议会民主制的道路。套用我刚才的话来说，就是当时的仁人志士们都认为，西方列强和日本之所以能打败中国就在于其“先进的”政治制度，所以就有了戊戌变法和辛亥革命。当然，后来又发现，采用西方资本主义政治制度也解决不了中国的问题，中国落后的文化才是无法应对西方列强挑战的症结所在，因此，这就又有了五四新文化运动。总之，在近代史上，在帝国主义列强的不断打击下，中国的近代化过程经历了一个先是发现中国的器物不行，后又发现是政治制度不行，最后则发现是文化不行。对此，梁启超曾有一个经典的总结，这就是中国的近代化过程经历了一个先是器物、然后是制度、最后是文化的过程，他的这种近代化过程观目前在中国仍是占据主导地位的观点。

现在，我们从事后的角度来看，甲午战争的惨败实际上是对当时的中国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即在西方列强入侵东亚后，究竟是哪些关键性因素导致了中日两国发展道路的“大分流”：日本加入到帝国主义列强的行列，而中国却沦为了其半殖民地！因此，我们现在要问的问题是：在梁启超对中国近代化历程的概括中是否隐藏着我们现在仍不知道的某种关键性因素？我认为，梁启超对中国近代化过程的概括是正确的，它真实地反映了当时中国的仁人志士们从洋务运动、甲午战争再到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心路历程，用一种综合性的观点来说，到五四新文化运动时，中国的这些仁人志士们实际上是认为，首先是缺乏文化变革，其次是落后的政治制度，这才是最终导致中日两国发展道路“大分流”的关键性因素。那么，这种看法是否存在着严重的历史局限性呢？对于中国近代史中的当事人来说，由于其没有接触过李斯特经济学，这种历史局限性在当时是不可能被察觉到的，但我们今天可以对通过近代史的比较研究，揭示当时中国的仁人志士们在认识上究竟受到了哪些严重的局限。

在落后国家摆脱殖民地和半殖民地的命运上，如果说资产阶级议会民主制度和文化变革是关键，那么，拉丁美洲各国在独立后就实行了议会民主制，而且没有像东方国家那样背负着旧文化的重负，但为什么这些国家不仅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没有摆脱实际上作为美欧发达国家半殖民地的命运，而且现在仍陷入依附型经济或普雷维什所说的“外围资本主义”而不能自拔？语言是文化之根，印度在英国殖民主义入侵后，不仅在政治制度上采用了议会民主制，而且连英语都变成了印度的官方语言，文化上的这种全盘西化不可谓且深且剧，但印度独立后却仍然长期发展不起来。

既然拉丁美洲各国和印度的现代化并没有受到政治制度改革和文化变革的制约，那么，究竟是什么因素使它们在迎接西方列强的挑战上，与洋务运动一样遭受了同样的失败呢？考察拉丁美洲各国和印度的历史，我们可以发现一种惊人的相似性：与洋务运动的领导者们一样，这些国家的精英阶层同样没有接受李斯特主义经济学。从世界近代史这样一个更广泛比较的角度来看，当英国通过实行重商主义国家发展战略崛起后，就开始通过宣传亚当•斯密的学说，在全世界推行自由贸易政策，目的就在于阻碍其他后发国家像它一样走上国家富裕的道路，但美国、德国和日本识破了英国的伎俩，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按照继承了英国重商主义精神的李斯特经济学说，实现了国家崛起。而拉丁美洲各国、印度和中国由于没有以李斯特主义经济学作为民族解放的指导思想，最后就无法逃脱沦为殖民地和半殖民地的命运。

由此可见，中国近代史上的仁人志士们没有接触到李斯特主义经济学并将其作为国家发展战略“顶层设计”的理论基础，是他们最终没有探索到国富国穷深层奥秘的根本原因。例如，戊戌变法的领导人康有为和梁启超在发动变法时就持有自由贸易的观点，按照森时彦的研究，梁启超刚开始接受的西方经济学说是亚当•斯密的古典经济学，他还从儒家经典中为自由贸易论寻求根据，只是在到了日本后，由于受到日本学者的影响，梁启超的思想才转向了德国历史学派的“保育主义”，并在1902—1904年撰写的《生计学学说沿革小史》第五章末明确赞成保护幼稚工业的学说。康梁师生在戊戌变法时还曾经幻想邀请伊藤博文担任晚清政府的维新顾问或担任其首相，这与朝鲜志士安重根后来刺杀担任朝鲜总督的伊藤博文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如果他们的这种想法成为现实，伊藤博文实际上就会“和平演变”地把中国变成日本的殖民地了，再也用不着日本在后来发动占领东北的九一八事变了。戊戌变法领导人的思想之糊涂，由此可见一斑。这是我说中国并没有被甲午战争所打醒的重要原因。

现在，从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生产关系对生产力具有巨大反作用力的唯物史观来看，中国近代史上的仁人志士们在思想认识上的历史局限性是很容易理解的：他们考虑到了作为洋务运动、戊戌变法（以及辛亥革命）和五四新文化运动之核心的技术引进、政治制度革命和文化变革在中国近代化中的重要性，但唯独没有考虑到经济基础对上层建筑的决定性作用，没有考虑到生产关系对生产力的巨大反作用力，这也就是说，他们唯独没有考虑到经济基础也就是独立自主的民族国家经济制度建设在近代化成功中的基础性和决定性的作用。正是由于这个原因，即使戊戌变法成功，中国也是无法逃脱沦为半殖民地命运的。如果不了解发达国家崛起的“秘诀”，在国家崛起上即使是进行资产阶级革命，也是枉然，这正如拉丁美洲的历史、辛亥革命和1949年之前蒋介石国民党政府统治时期的历史所证明的。中国近代史上的仁人志士们上下求索，在探索“自强”和“求富”的问题上苦苦思索，他们首先考虑到的是技术，然后是政治制度，最后则是文化问题，却唯独没有考虑到民族国家的经济制度或者说民族国家具体的经济发展道路的关键性作用，这是导致其在迎接西方列强的挑战上最终归于失败的根本原因。当然，如果没有资产阶级革命，李斯特主义的经济发展模式也是无法得到彻底贯彻的。

实际上，一直到五四运动时期，中国的仁人志士们都没有认识到李斯特主义经济学对中国革命及民族国家建设的重大意义。李斯特主义经济学被系统介绍到我国是在1925年的事情了，这不仅是我国在近代史上在应对西方列强的挑战上迟缓软弱以及与日本命运截然不同的一个重要根源，而且它也深刻地影响了中国社会变革的方向。由于不知晓李斯特主义经济学这种锐利的斗争武器，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在反帝反封的斗争中呈现出严重的软弱性，因而无法承担起领导中国革命的历史重任。在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后，随着马克思主义被系统介绍到国内，中国社会的变革就被引向了一个新的方向，李斯特主义的民族国家建设就被一种具有类似功能但在社会性质上截然不同的社会主义道路所替代，由于这方面的相关问题已经超出了这个访谈主题的范围，所以，我们在这里就不讨论了。

十、李斯特主义经济学在近代中国被边缘化以及对当代中国的启示

记者：贾教授，历史学界一般认为，魏源在1842年编写的《海国图志》对日本明治维新起了很重要的作用，对此，您是如何评价的？从中日比较的角度，您又是如何评价中国近代启蒙思想家魏源、郑观应和严复的？按照您的说法，甲午战败最根本的原因是洋务运动的发展战略所致，而洋务运动之所以走了一条与明治维新根本不同的道路，最根本的原因就是其国家领导集团毫不知晓李斯特主义经济学，思想的作用有这么大吗？这对现在的中国有什么重要的启示？

贾根良：魏源在《海国图志》中提出的“师夷之长技以制夷”思想对我国的洋务运动起到了重要作用，但很难说在日本明治维新中发挥了什么作用。《海国图志》是在1851年被翻译成日文传入日本的，梁启超在《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一书中指出，《海国图志》对日本明治维新产生了巨大影响，认为它是“不龟手之药”，这种观点直到现在仍为我国历史学界普遍接受，一些学者这两年仍为这本书在晚清的命运鸣不平，似乎是《海国图志》在日本明治维新中发挥了主导作用。但我认为，梁启超夸大了《海国图志》对日本明治维新的影响，实际上，它的重要影响只发生在德川幕府时期对开放政策的选择上。历史学界都知道日本著名历史学家井上清的观点：洋务运动和德川幕府的改革性质相同，而与明治维新却有本质不同[28]，我认为导致这种不同的基本原因就是明治维新之后特别是岩仓具视使节团出使美欧国家之后，李斯特主义经济学对日本发展战略的决定性影响，当他们接受了李斯特主义经济学说后，“师夷之长技以制夷”的思想就被彻底地超越了。

毫无疑问，魏源、郑观应和严复等中国近代启蒙思想家为中国的近代化作出了重要贡献，特别是郑观应的《盛世危言》已经明确地提出了保护民族工业的思想。但是，严复之前的中国近代启蒙思想家（包括思想最深刻的郑观应）主要是从中国古代思想中“经世致用之学”的思想出发，讨论中国如何应对晚清所面临的“五千年未有之创局”，由于缺乏深刻的工业化思想和可借鉴的西方国家崛起的历史经验，这套话语体系根本就无法分析西方的挑战并对此提出适应世界大势的战略和政策。可能除了严复外，中国近代启蒙思想家们没有一人知晓李斯特主义经济学，他们当中即使是懂得英文的人，也主要是关注英国当时流行的社会经济学说，在当时的英国，正在盛行自由贸易和自由放任的经济学说，而李斯特的《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直到1885年在英国才有英译本出版。

从洋务运动开始一直到1925年，李斯特的经济学说一直没有被系统介绍到中国来。在这段时间，翻译出版的国外经济学著作基本上都是不适合于当时中国国情的自由主义经济学说，特别是作为近代启蒙思想家的严复1901年翻译出版的亚当•斯密的《国富论》，对后来李斯特主义经济学在中国的传播是很不利的，他给中国推荐亚当•斯密的经济学说并用于解决当时中国的经济问题，也是不符合当时国情的。正如中国台湾清华大学教授赖建成指出的，“当时中国需要学习的对象，是19世纪德、日保护幼稚民族工业的经济政策，……严复把英国居世界经济体系中心时期的经济政策，介绍到处于狂风暴雨中难以自保的中国，若想因而对中国经济有起衰振敝的作用，回顾地来看，恐怕是‘找错了医生，开错了药方’”[29]142-143。赖建成认为，“适当的救亡图存药方，应该是向德国的‘国民经济学派’求取，先以关税保护产业，采取这类逐步自保自强的政策”[29]2-3。

对比一下李斯特的经济学说在当时中日两国被接受的情况，就可看出它对两国各自不同命运的深远影响。李斯特是德国历史学派的先驱，日本经济思想史家泰萨•莫里斯-铃木指出，“在李斯特去世（1846年——引者注）至其思想在日本普及的40余年里，历史学派的理论在德国经历了长足的发展”[30]70。请注意，铃木在这里使用的词汇是大致1894年甲午战争前“李斯特的思想在日本的普及”，这说明，李斯特主义经济学不仅对明治维新领导集团产生了深刻影响，而且在日本知识界也是占主流地位的经济学说。铃木还指出，“在国家对倡导和保护工商企业扮演重要角色的社会，自由放任的经济理论不如德国历史学派的以国家为中心的经济理论具有吸引力是毫不奇怪的”[30]5，这说明李斯特的经济学说在当时的日本，也是占主导地位的官方经济意识形态。

但在当时的中国，与刘秉麟1925在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李士特经济学说与传记》的小册子不同，若山则一早在1870年就在日本出版了《保护税说》，两者相差55年；与商务印书馆在1927年出版王开化于1925年已翻译完毕的李斯特的《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不同，日本在1889年就翻译出版了该书，两者相差38年。与李斯特主义经济学在19世纪末的日本占主流地位不同，自五四运动一直到1949年，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和自由主义经济学在当时的中国就是占主流地位的两大经济学说，李斯特经济学虽然对民国时期的经济学家产生了某些重要影响，但仍是处于边缘化地位的经济学说。更重要的是，与李斯特主义经济学对近代中国不同时期的国家官僚集团几乎没有产生影响不同，它在日本明治维新时期，就被其国家领导集团奉为治国的圭臬。因此，我才说李斯特主义经济学在我国与在日本不同的命运，“是我国在近代史上在应对西方列强的挑战上迟缓软弱以及与日本命运截然不同的一个重要思想根源。……（这也是）中日两国作为现代民族国家建构起点出现巨大时间差的重要原因之一”[31]。

总而言之，中日两国在近代史上在迎接西方列强的挑战中之所以出现“大分流”，最根本的原因就是国家领导集团接受的思想不同以及由此所产生的截然不同的发展战略。您曾问到：思想的作用有这么大吗？是的，因为人类的行为受思想支配，思想的作用是决定性的。显而易见，如果没有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也就不会有中国的社会主义革命，您说这种思想的作用大不大？同样，在19世纪60年代的中日两国，资本主义因素非常微弱，日本的明治维新实际上是由下级武士知识阶层在天皇的支持下发动和领导的一场带有妥协性质的“没有资产阶级”的资产阶级革命，如果他们没有接受李斯特主义经济学并在具体的经济体制上实施前述深刻的变革，日本也是不会逃脱类似于拉丁美洲各国依附型经济命运的。正是由于这种原因，英国著名历史学家科林伍德才提出了“一切历史都是思想史”的历史观，这种历史观强调思想是历史事件的内在方面，强调思想过程在历史过程中的核心意义，如果没有理解其思想及其过程，人们是不可能理解任何一个历史事件或历史过程的。我认为，晚清政府甲午惨败最终根源在于其发展战略，非常好地说明了国家领导集团接受什么样的思想对国家命运的决定性影响，说明了思想（知识）的力量是何等巨大。

十一、李斯特主义经济学应该成为我国改革开放“顶层设计”的理论基础之一

记者：贾教授，您的上述结论对目前的中国有什么重要的启示呢？

贾根良：在这方面，值得借鉴的经验教训很多，我在许多文章中讨论过这个问题，在这里，我只能简单地谈两点看法。

首先，虽然中国现在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实体，但据世界银行2009年的数据，在全球213个国家和地区中，中国的人均GDP排名在第124位，因此，我们仍然是名副其实的发展中国家，所以中国最需要的经济学说仍然是李斯特主义经济学，而不是目前在中国占主流地位的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如果李斯特主义经济学在目前中国被边缘化的状态不改变，如果在改革开放的“顶层设计”中仍然以新自由主义经济学而非以李斯特主义经济学作为指导，那么，中国崛起将是不可能实现的。正是由于这个原因，笔者现在已经组织了一批文章，2015年在《教学与研究》、《学习与探索》和贵刊推出“纪念李斯特经济学传入中国90周年”专栏，并出版反映中国“新李斯特学派”初步研究成果的《新李斯特经济学在中国》的专著，目的就在于改变李斯特主义经济学在中国被边缘化的状态，推动新李斯特学派经济学在中国的创立、发展和壮大，服务于中华民族复兴的伟大事业。

其次，从对外经济关系、财政金融制度、国内市场、中央与地方关系等诸多方面来看，中国的民族国家建设不仅没有完成，反而在过去十多年中在相当程度上遭到破坏，中国现在迫切需要在贸易、金融和投资等方面实现国家保护，从而为中国突破核心技术、掌控全球价值链高端并改变在国际分工中处于价值链低端的不利地位创造条件。正如我们在《经济史与国富策译丛》总序[⑥]中指出的，“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时，我们就判定，我国通过大力引进外国直接投资、承接发达国家产业转移、奉行自由贸易原则、利用低工资劳动力比较优势和外部市场需求、融入全球价值链分工的出口导向型经济发展模式已经走到尽头。不仅如此，在我们看来，中国经济发展的这种模式与发达国家历史上经济崛起的道路大异其趣，它不但不符合落后大国经济崛起的历史规律，而且恐使我国无法摆脱所谓‘中等收入陷阱’，反而会被固化在发达国家的边缘轨道。……我国能否真正跨入较发达国家的行列，得失成败全在于眼前这个阶段中是否能够依据正确的战略去改革开放并转型升级。但愿我们的这套丛书能够秉持鉴往知来、兼听则明的精神，为构建我国新的经济发展战略作出独特的思想贡献”。目前的中国正处于发展转型的关键时期，在改革开放的“顶层设计”中迫切需要借鉴历史经验，迫切需要一种李斯特主义经济学的经济发展新战略，这就是我有关晚清政府在甲午战争中失败深层次根源研究对我国现实最重要的借鉴和启发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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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泰萨·莫里斯-铃木.日本经济思想史[M].厉江，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0.

[31]贾根良.新李斯特主义：替代新自由主义全球化的新学说[J].学习与探索，2012（3）：95-103.

注释：

[①]1895年4月17日《马关条约》的签订标志着甲午战争的彻底失败，所以2015年是甲午战争失败120周年。

[②]指贾根良教授在《学习与探索》2012年第3期发表的《新李斯特主义：替代新自由主义全球化的新学说》一文。

[③]见由普拉桑南·帕塔萨拉蒂著、王中华译、贾根良审订的《为什么欧洲富强了而亚洲却没有》一书，该书将于2015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该书为贾根良、梅俊杰主编的《经济史与国富策译丛》中的一种。

[④]皮尔•弗里斯指出，“1688年至1815年之间，英国中央政府用于市民政府（civil government，中译本译作全民政府）建设的资金不超过财政开支的20%，其余用于支付军事开支或偿还国债，而国债也常常是用于军事方面的开支。……假设英国国家称得上在推动工业化过程中发挥了积极作用，那么它自身一定属于重商主义‘财政军事国家’”（见皮尔•弗里斯：《从北京回望曼彻斯特：英国、工业革命和中国》，浙江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15页和第111页）。琳达•维斯也指出，“英国政府在1715-1850年时期的国防开支是俄国这个竞争对手（1885-1913）的2.5到3倍之间。这点非常重要，因为俄国在工业化时期的政府支出，在欧洲国家中已算是最高的了”（见琳达•维斯等：《国家与经济发展——一个比较及历史性的分析》，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2009年版，第131页）。

[⑤]大久保利通对工业在国家富强中的关键作用及其国内政策的含义有清楚的认识。“大久保利通回国之后，就向政府提出了以西方国家为榜样，大力推进殖产兴业的方针。他在《关于殖产兴业的建议书》中说:‘大凡国之强弱由于人民之贫富，人民之贫富系于物产之多寡。而物产之多寡虽基于人民之是否勉力于工业，但追本溯源，未尝不仰赖政府官员诱导奖励之功’”（见廖建林：《岩仓使节团的欧美之行与日本的近代化》，武汉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2005年第3期第332-336页）。

[⑥]贾根良、梅俊杰：《经济史与国富策译丛》总序，商务印书馆将于2015年开始出版该套丛书。

【贾根良，察网专栏学者，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教授。本文原载于《管理学刊》2015年第2期，原标题为《甲午战争败于晚清领导集团的发展战略观——贾根良教授访谈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