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直就有人拿着西路军失败说事儿,“蒙冤”呀“平反”啊一通忽悠。
可问题也就来了,迄今为止,中共中央给西路军定过罪名么?如果定过,什么时候定的?在啥文献上?亮个证据如何?如果没定过,谈何“蒙冤”?谈何“平反”?那么提出问题者,究竟是想平谁的反耶?平张国焘的反?平得了么?
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中共中央关于张国焘问题曾经作出过三个历史决议,即:1935年9月12日俄界政治局扩大会议决议《中共中央关于张国焘同志的错误的决定》、1937年3月31日延安政治局扩大会议决议《中共中央政治局关于张国焘同志错误的决议》和1938年4月18日决议《中共中央关于开除张国焘党籍的决定》,请问各位叫撞天屈者,这里头哪个决议可以推翻?哪一个?要推翻中共中央的历史决议,是不是就得由中共中央作出新的决议来推翻原来的决议?如果没有,那么任何个人,何何团队,任何一级党的组织是不是也没得权力没得理由“妄议中央决议”?
好好想想,想好了再忽悠,成不?
下面是中共中央关于张国焘问题的三个历史决议原文,各位自己瞅吧!
中共中央关于张国焘同志的错误的决定(俄界会议)
(1935年9月12日于俄界)
听了毛泽东同志关于与四方面军领导者的争论及今后战略方针的报告之后,政治局同意已经采取的步骤及今后的战略方针。并指出:
㈠四方面军的领导者张国焘同志与中央绝大多数同志的争论,其实质是由于目前政治形势与敌我力量对比估计上有着原则的分岐。张国焘同志从对于全国目前革命形势的紧张化,特别是由于日本帝国主义的积极侵略而引起的全中国人民反日的民族革命运动的高涨估计不足,更从对于中央红军在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斗争中及突围后的二万余里的长征中所取得的胜利估计不足出发,而夸大敌人的力量,首先是蒋介石的力量,轻视自己的力量,特别是红一方面军的战斗力,以致丧失了在抗日前线的中国西北部创造新苏区的信心,主张以向中国西南部的边陲地区(川、康、藏边)退却的方针,代替向中国西北部前进建立模范的抗日的苏维埃根据地的布尔塞维克的方针。必须指出,张国焘同志这种机会主义的倾向,于胜利的粉碎了四川敌人对于通、南、巴苏区的进攻之后,自动放弃通、南、巴苏区时已经开始形成。目前分裂红军的罪恶行为;公开违背党中央的指令,将红四方面军带到在战略上不利于红军发展的川、康边境,只是张国焘同志的机会主义的最后完成。
㈡造成张国焘同志这种分裂红军的罪恶行为的,除了对于目前形势的机会主义估计外,就是他的军阀主义的倾向。这种倾向表示在张国焘同志不相信共产党领导是使红军成为不能战胜的铁的红军的主要条件,因此他不注意去加强红军中党的与政治的工作,不去确立红军中的政治委员制度,以保障党在红军中的绝对领导。相反的,他以非共产党的无原则的办法去团结干部。他在红军中保存着军阀军队中的打骂制度,以打骂的方式去凌驾地方党的、政权的与群众的组织,并造成红军与群众间的恶劣关系。此外,他以大汉族主义去对待弱小民族。这种军阀主义倾向是中国军阀制度在红军中的反映。这种倾向,使英勇善战的年青的红四方面军,在其向前发展上受着莫大的障碍。
㈢由于张国焘同志的机会主义与军阀主义的倾向,所以他对于党的中央,采取了绝对不可容许的态度。他对于中央的耐心的说服、解释、劝告与诱导,不但表示完全的拒绝,而且自己组织反党的小团体同中央进行公开的斗争,否认党的民主集中制的基本组织原则,漠视党的一切纪律,在群众面前任意破坏中央的威信。
政治局认为:张国焘同志这种右倾机会主义与军阀主义的倾向,是有着他的长期的历史根源的。张国焘同志在中国共产党内,犯过很多机会主义的错误,进行过不少派别的斗争。四中全会后一个短期内,他虽是对于当时改造了的中央表示服从与忠实,但他对于自己过去的错误是并没有彻底了解的。因此在他远离中央,并在长时期内脱离中央的领导之后,又产生了新的机会主义与军阀主义的倾向。很明显的,张国焘同志这种倾向的发展与坚持,会使张国焘同志离开党。因此,政治局认为必须采取一切具体办法去纠正张国焘同志的严重错误,并号召红四方面军中全体忠实于共产党的同志团结在党中央的周围,同这种倾向做坚决的斗争,以巩固党与红军。
(这一决定只发给党的中央委员)
——《中共中央关于张国焘同志的错误的决定(俄界会议)(1935年9月12日于俄界)》,《红军长征·文献》(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编审委员会)第683~第684页,解放军出版社1995年5月第1版。
中共中央政治局关于张国焘同志错误的决议
(1937年3月31日)
政治局听了张国焘同志关于四方面军工作的报告,并详细检查了四方面军各种文件及材料之后,认为:
(甲)张国焘同志在四方面军的领导工作中犯了许多重大的、政治的、原则的错误。这些错误在鄂豫皖苏区的工作中,已经开始存在着,在川陕苏区中,尤其在他最后一时期中,已经形成为整个政治路线的错误。从退出川陕苏区到成立第二中央为止,是右倾机会主义的退却路线与军阀主义的登峰造极的时期。这是反党反中央的路线。
(乙)张国焘同志由于对于中国革命形势的右倾机会主义的估计(否认中国革命的高涨,两个高涨之间的理论)。因此产生了对于敌人的力量的过分估计(特别在蒋介石主力的前面张惶失措),对于自己力量的估计不足(对主力红军的突围表示悲观失望,对全国人民抗日的民族命运表示不信任)。因此丧失了红军在抗日前线的中国西北部战胜敌人创造新苏区,使苏维埃红军成为抗日民族革命战争的领导中心的自信心,而主张向中国西部荒僻地区实行无限制的退却。这是张国焘同志右倾机会主义路线的实质。
(丙)张国焘同志对于中国共产党在领导中国革命胜利中的决定的作用是忽视的。因此他在他的工作过程中轻视党,忽视地方党的组织的创造,在红军中不注意政治委员制度、政治工作与党的工作的建立。相反的,他用全力在红军中创造个人的系统,他把军权看做高于党权。他的军队是中央所不能调动的。他甚至走到以军队来威逼中央,依靠军队的力量,要求改组中央。在军队中公开进行反中央的斗争。最后他不顾一切中央的命令,自动南下,实行分裂红军成立第二“中央”,造成中国党与中国苏维埃运动中空前的罪恶行为。在同二方面军会合时,他曾经企图用强制与欺骗的方法,使二方面军同意他的路线,共同反对中央。虽是这一企图遭到二方面军领导者的严拒而完全失败了。他对于创造红军模范纪律的忽视,造成了红军与群众的恶劣关系。军阀军队中的打骂制度与不良传统,在红军中依然存在着。这就是张国焘同志的军阀主义的实质。
(丁)张国焘同志的退却路线与军阀主义,在他的一切工作部门中表现出来。在群众工作中,他不从政治上去教育群众,启发群众的积极性,组织群众武装群众、而以军队威临群众造成脱离群众的现象。青年团、贫农团、工会等群众团体,事实上完全没有工作。苏维埃工作方面,他没有正确的实行土地政策与经济政策。没有建立苏维埃的代表制度,实行苏维埃的民主。他在少数民族问题上以大汉族主义代替了列宁主义的民族政策。在同反革命斗争中,他以恐怖代替了明确的阶级路线与群众路线。他对于白区工作,完全表示消极,对白区党与群众没有信任心。他以无原则的方法与派别观念团结干部,把个人的威信与党的威信对立。他发展党内的家长制度,以惩办与恐吓来代替布尔什维克的思想斗争与自我批评。
(戊)张国焘同志的南下行动,不但在反党、反中央、分裂红军上看来是根本错误的,而且南下行动本身也是完全失败的,不管四方面军在南下战争中如何由于红色指战员的艰苦斗争而得到一些战术上的胜利,然而结果还是不能不被逼放弃天全、芦山、深入西康,使红军受到损失,而且由于南下的行动,使红军远离抗日前进阵地,削弱了红军在全国的影响与推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迅速建立的力量,也使中国革命受到损失。
(己)张国焘同志从口头上同意中央前年十二月决议起,到取消第二中央,与率领四方面军北上,最后同中央会合止,是他向中央路线前进的表示。
但是必须指出,推动张国焘同志前进的还是由于党中央路线的胜利与中央对于他的耐心的劝导,也由于当时的客观形势,广大红色指战员的要求,红二方面军的推动,一部分领导同志坚决拥护中央与反对他的错误的斗争,张国焘同志始终对于北上与中央会合是迟疑的,对于中央的路线的正确性是不了解的。西路军向甘北前进与西路军的严重失败的主要原因,是由于没有克服张国焘路线。
(庚)中央必须指出,张国焘路线是农民的狭窄性,流氓无产阶级的破坏性,及中国封建军阀的意识形成在无产阶级政党内的反映。长期的离开了党中央的正确领导,长期的在经济落后的农村中活动,使张国焘同志不但不能以无产阶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与无产阶级的组织力量去领导农民群众,改造流氓无产者,提高他们到自己的水平,战胜军阀的意识形态,却反而做了他们的俘虏,自己拒绝了无产阶级的思想领导。张国焘同志的这种错误,对于全党应该是一个严重的教训。这教训又一次指出,没有无产阶级先锋队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领导,不论是民族革命或是土地革命,必然不能得到彻底胜利的。这一教训,也使我们明显的看到,张国焘路线是同他过去大革命时代陈独秀主义(民族资产阶级的意识在无产阶级政党内的反映)的错误如何紧密的连系着。
(辛)中央对于国焘同志领导下的四方面军的干部的艰苦奋斗、不怕牺牲、不畏险阻、英勇善战、献身于苏维埃事业的忠诚,表示深切的敬意。对于四方面军的干部在中央直接领导之下所获得的极大进步与对张国焘路线的正确认识,表示极大的欣慰。过去红四方面军所犯的错误,应该由张国焘同志负主要的责任。一切把反对张国焘主义的斗争故意解释为反对四方面军全体干部的斗争,把四方面军的干部同中央对立的企图与阴谋,应当受到严重的打击。四方面军的干部是中央的干部,不是张国焘个人的干部。中央号召四方面军的及整个红军的全体同志在开展反张国焘路线的斗争中像一个人一样,团结在中央周围,来完成当前的伟大任务。
(壬)中央更号召全体同志同张国焘路线做坚决的斗争,在这一斗争中教育全党同志,如何在各种环境下坚决不动摇的为布尔什维克路线而奋斗到底。只有共产国际与中央路线的胜利,才能引导中国革命到彻底的最后的胜利。中央在估计到张国焘同志错误的重大性质之后,同时亦估计到他在党内的历史,及对于自己错误的开始认真的认识与以后绝对忠实于党的路线的声明,认为暂时应该把党的组织结论问题保留起来,给张国焘同志及极少数国焘路线的坚决执行者,彻底发展自我批评,揭发自己的错误,同自己的错误作斗争,并在实际工作中表现自己的机会。
——《中央中央政治局关于张国焘同志错误的决议(1937年3月31日)》,《巩固和发展陕甘苏区的军事斗争⑴》(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编审委员会)第952~第954页,解放军出版社1999年12月第1版。
中共中央关于开除张国焘党籍的决定
(1938年4月18日)
张国焘已于四月十七日在武汉自行脱党。查张国焘历年来在党内所犯错误极多,造成许多罪恶。其最著者为一九三五年进行公开的反党反中央斗争,并自立伪中央以破坏党的统一,破坏革命纪律,给中国革命以很多损失。在中央发布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总路线后,他始终表示不满与怀疑。西安事变时,他主张采取内战方针,怀疑中央和平方针。此次不经中央许可私自离开工作,跑到武汉,对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总路线表示不信任,对中国革命的光明前途表示绝望,并进行破坏全国抗日团结与全党团结的各种活动。虽经中央采取各种方法促其觉悟,回党工作,但他仍毫无改悔,最后竟以书面声明自行脱党。张国焘这种行动当然不是偶然的,这是张国焘历来机会主义错误的最后发展及其必然结果。中共中央为巩固党内铁的纪律起见,特决定开除其党籍,并予以公布。
一九三八年四月十八日
根据1938年5月15日出版的《解放》第2卷第38期刊印
——《中共中央关于开除张国焘党籍的决定(1938年4月18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1集》第492~第493页,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3月第1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