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一段时间，人们对毛泽东、朱德领导的红四军从井冈山到古田会议以及赣南的中央革命根据地这段历史产生了兴趣，发生了许多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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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井冈山到闽西、赣南，红四军获得了更大的发展空间，最终建立了中央革命根据地。那么，究竟是谁，具体说就是究竟是毛委员还是朱军长，在这一转折过程中发挥了决定性作用?

日前，一篇题为《不息的军号》的文章被刷屏。作者写到——

“朱、毛分歧的起因，是由柏露会议开始。当时，会议的议题就是‘井冈山守不守、留不留’的问题，毛泽东坚持固守井冈山，朱德认为红军应出远道打游击。实践证明，朱德的主张更合理一些。”

从这篇文章看，是朱德的主张起了决定性作用。但作者没有引证文献的来源，仅仅是在文末注明“古田会议的一些资料参阅了XXX将军撰写的《伟大的古田会议精神是从哪里来的》”。

依据这一索引，笔者找到了这篇文章，发现其中有更详细的叙述——

“斗争的起因，由柏露会议开始。当时，会议的议题就是‘井冈山守不守、留不留’的问题，究竟是巩固井冈山根据地还是出击赣、闽，朱、毛在会议上就争起来了。当时的大背景是：1929年1月，蒋介石对井冈山地区进行第三次‘围剿’，调集了8个旅约3万多兵力，给井冈山带来了巨大压力。这时候，双方发生了分歧。毛泽东坚持固守井冈山，认为井冈山地势险峻、易守难攻，敌来则集中对付敌人，敌去则分兵发动群众，根据地的扩大应采取“波浪式”发展，但一定不要放弃它;朱德则认为不行，要跳到外线打游击，放弃井冈山。朱德认为，井冈山东、西被湘江、赣江夹住，无法徒涉，南、北也难以发展，缺乏足够的回旋余地，红军应出远道打游击，光守井冈山守不住。”

当时还有一个现实情况，两军会师后井冈山兵力陡然大增。到过井冈山的人都知道，井冈山地区山多人少，供养如此规模的一支红军队伍，经济上很困难，再加上敌人的外线封锁，双方产生意见分歧在所难免。毛泽东认为，朱德要放弃井冈山去打游击是‘游击主义’;朱德认为，毛泽东守住井冈山不放是‘保守主义’。今天，当我们客观地分析这一争论，也不能说毛泽东当时的意见都是对的。

后来，毛泽东被迫同意出击赣南。出击赣南后，他发现赣南、闽西空间非常大，最后就在赣南、闽西建立了以瑞金为中心的中央苏区。”

在展开辨析之前，笔者先纠正文章的一个小错误。红军在井冈山的时候，蒋介石组织的军事进攻通常称“会剿”，因为他主要依靠湘赣两省的军阀，即何键和朱培德“会而剿之”。1930年蒋冯阎中原大战结束后，蒋介石才腾出手来调集军事力量进攻赣南中央革命根据地，这时候改称“围剿”。虽然这不过是一个小瑕疵，但如果不注意，就容易给人留下不专业的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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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伟大的古田会议精神是从哪里来的》文章中的这段叙述绘声绘色，言之凿凿，不由你不信。但我看了之后，却产生了这样几个疑惑：

第一，毛委员当时是总前委书记，红四军最高领导人，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又是他亲自创立的，感情极深，1965年他已年逾古稀还重返井冈山。既然他决定固守，为什么没有据理力争?为什么他的意志没有被贯彻到底?

第二，毛主席深谙军事辩证法，他一向反对消极防御，主张积极防御。比如在第五次“围剿”开始后，面对蒋介石步步为营的堡垒政策，毛主席曾经向“最高三人团”(李德、博古、周恩来)建议，红军主力向湖南中部进军，“调动江西敌人到湖南而消灭其一路或几路，以便打破敌人的第五次‘围剿’”，但被“最高三人团”否决，导致第五次反“围剿”失败;解放战争时期，在蒋介石仍然处于战略进攻态势的1947年，毛主席就命令刘邓大军千里挺进大别山，跳到外线作战，迅速夺取了战略主动权。

在参与“会剿”的敌军兵力五、六倍于井冈山上的红军，并且享有后勤保障和武器装备绝对优势的情况下，以消极防御的方式“固守井冈山”，这完全是一种被动挨打，坐以待毙的态势，也许李德、博古会提出这样的主张，但一向强调灵活机动战略战术的毛泽东，会提出这样的主张吗?

第三，朱德也是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重要创建者之一，对井冈山同样有深厚感情，1962年以76岁高龄重返井冈山。现在，一听到敌人要来“会剿”，未经一战就主张“放弃井冈山”，把根据地和人民群众丢给白军去任意蹂躏，这符合朱老总的性格吗?

由于这些疑问从《伟大的古田会议精神是从哪里来的》一文中无法得到解答，笔者决定查一查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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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查了《毛泽东年谱》，这本书是由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撰，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其权威性毋庸置疑。

关于“柏露会议”，《毛泽东年谱》上有如下记载——

“针对井冈山根据地面临的军事威胁和经济困难情况，着重研究了粉碎湘、赣两省国民党军第三次“会剿”的策略和部署。会议既否定了主张据险死守而不能解决经济困难的消极防御观点，又反对了主张全部转移而不要根据地的逃跑主义，赞同毛泽东提出的内线作战与外线作战相结合的策略。会议认为红军应当采取“攻势的防御”方针，将反“会剿”和反经济封锁结合起来。”(《毛泽东年谱》第261页)

原来如此!

既要保卫井冈山又要采取“内线作战与外线作战相结合”的“攻势的防御”(即“积极防御”)才符合毛主席的一贯方针与风格。

那么，是不是《毛泽东年谱》记载有误呢?

为了稳妥起见，笔者又查阅了江西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全史》。这本书的两位作者余伯流和陈钢，均为终身研究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和中央苏区的资深专家，其中余伯流为江西省社会科学院首席研究员，著有《中央苏区史》、《中央苏区经济史》、《毛泽东在中央苏区》等;陈钢为井冈山会师纪念馆馆长，井冈山学院井冈精神研究所研究员，还曾经担任宁冈县党史办副主任，著有《喋血井冈山》等。

关于“柏露会议”，《全史》是这样记载的——

“在讨论如何迎击敌人的“会剿”时，与会人员发生了激烈的争论，主要分歧意见有：有的主张凭险死守，有的主张到湘粤赣去，有的主张到湘南去，有的主张到赣南去。

毛泽东在会上发了言。他冷静的分析了当时的形势，指出：在当前敌我力量悬殊的情况下，凭险死守不利于我，且敌来势汹汹，表现出下了极大的决心，加上寒冬季节已到，我军物资菲薄，虽有群众援助，但难以取胜。但是，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又不能放弃。要保住经营年余的井冈山根据地这块红色政权，不能死守，必须采取积极的行动，钻敌人的空子。敌人从这边打来，我们就从那边打出去，迂回敌后，使敌人穷于应付，求得在外线消灭敌人的有生力量，打破敌人的‘会剿’;实行‘围魏救赵’的策略计划，影响边界，以解井冈山之危。

毛泽东的主张获得了大多数人的赞成。会议既否定了据险死守而不能解决经济困难的消极防御观点，又反对了主张全部转移而不要根据地的逃跑主义，一致赞同毛泽东提出的内线作战与外线作战相结合的策略方针。”

《全史》的这段记述，参考的文献包括——

1、《滕代远同志向湖南省委的报告》，1929年1月12日(即“柏露会议”结束5天后)，《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历史文献;

2、何长工：《难忘的岁月》，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

3、“访问陈伯钧记录”，1962年4月28日，内部馆藏资料;

4、陈正人：《毛主席创建井冈山根据地的伟大实践》;

这些人均为“柏露会议”的参加者，因此《全史》的可信度和权威性都是相当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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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全史》，在井冈山学院刘受初教授撰写的《井冈山第三次反“会剿”几个问题的考证》一文中，对毛委员为什么主张“一部守山，一部下山”做了如下考证——

会上，毛泽东同志说到：“‘三月失败’，‘八月失败’的沉痛教训还在眼前，红军游击战不能没有后方基地，所以这块红色土地不能丢。至于“一部下山”目的何在?过去普遍都认为是为了“围魏救赵”。其实，这只说对了一半。毛泽东在会上发言中还说：“如果全部留下来死守，万一五大哨口被敌人攻破，就会没有退路”， 而且“时令已是严冬，我们的红四军还是草鞋单衣，冬服没有解决，部队没有盐吃，每天三分钱的伙食费都难以保障”，“这么多部队集中在井冈山上，吃穿都是大问题”。

关于红四军当时面临的经济状况，陈毅在1929年1月写的《关于朱毛军的历史及其状况的报告》中说：

“在此期中红军官兵单衣御寒，日食红米南瓜，二月没有一文零用钱。”

《杨克敏关于湘赣边苏区情况的综合报告》中说得更明确：

“出发(红四军主力下山进军赣南) 的原因：第一个是经济问题的解决，再则为应付敌第三次的‘会剿’。”

《湘赣边特委信》中也说：

“出发 赣南，解决经济问题，牵制敌人第三次‘会剿’。”

1929年3月20日《红四军前委向福建省委转中央的报告》中进一步指出：

“我们十四日离开井冈山，主因是经济出路。”

正如1929 年10月《中国工农红军第五军的报告》说的：

“经济的困难，物资的缺乏，有刻不容缓的须向外游击。”

所有这些文件，都证明毛委员当时在“柏露会议”会议上的主张是完全正确的，是建立在对井冈山面临的各方面情况全面、准确、深入了解基础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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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此，我们可以得出几个简单的结论：

第一，“柏露会议”上并不存在所谓毛泽东主张“固守”，朱德主张“放弃”这种简单化、漫画化的争执，这样片面的描述，给人的印象是似乎毛泽东、朱德两位卓越的革命领袖都不了解井冈山面临的军事、经济形势的复杂性;

第二，《伟大的古田会议精神是从哪里来的》一文中所谓“也不能说毛泽东当时的意见都是对的”、“毛泽东被迫同意出击赣南”等，属于没有根据的主观臆断，是错误的。《不息的军号》一文据此得出的“实践证明，朱德的主张更合理一些”的结论，则属于以讹传讹，是不严肃的;

第三，毛委员在“柏露会议”提出的主张，是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红军所能够采取的最有利的方针，是完全正确的。它符合红军已经开始形成的作战风格和军事传统，因此“获得了大多数人的赞成”，当然也包括朱德。以后的历史证明，毛主席的这一主张，不仅挽救了红四军，而且对土地革命战争迅速走向高潮也起了决定性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