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今朝 武汉大学当代中国与世界社会主义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

中国自进入市场化时代以来，社会上一直有一种观点认为，私营经济效率高，市场反应快，认为市场经济就等于“私有化”。更极端的观点甚至主张，国有经济、社会公益领域也应该全盘私有化。我国实行的是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回顾改革开放历程，正是因为坚持基本经济制度不动摇，坚持“两个毫不动摇”方针，我国经济才得以快速发展。坚持和完善基本经济制度，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不等于“市场说了算”，更不是以私有化为前提。

市场经济是以私有化为必要条件吗？私有化是高效率的代名词吗？我们就这些问题采访了武汉大学当代中国与世界社会主义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湖北意识形态建设研究院（湖北省智库）研究员王今朝。

私有化不是“高效率”代名词，要分清什么行业适合民营经济，什么行业适合国有经济

问：中国进入市场化时代以来，有一种经济学观念认为市场经济就等于“私有化”，将“私有化”视为正确，您如何看待这种现象？

王今朝：私有化的迷信在一些人头脑里根深蒂固，这是全面深化改革在意识形态方面的一个阻碍。改革开放发展到现在，我国的民营经济以及外资发展至今，在我国国民经济中占据的成分很大。所有制结构的这种量化演变，又出现了一些意识形态方面的问题。

譬如，近年来，私有化迷信换了一种不那么直接的方式继续在中国出现。一些人把“僵尸企业”与国有企业画上等号，这是对国有企业的一种歪曲。又如，有人把“竞争中性”的概念错误地引申为“所有制中性”，这些都给中国当前改革造成了一定的认识混乱。

“私有化”不能包治百病。民营经济和国有经济，都是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我们不是争论要不要搞私有化，而是要厘清什么行业适合民营经济，什么行业适合国有经济。

问：为什么私有化观念在一些人那里有市场？

王今朝：这一观念有其深刻的物质基础。改革开放后，由于我国形成了商品经济、市场经济思想，人们较普遍地认为，既然是发展商品经济、市场经济，就不需要国家计划了，因此，中国在改革开放后的长时间里没有制定出发展公有制企业的有效计划。不仅如此，许多中小国有企业在上世纪90年代进行私有化改制，上世纪80年代一度兴起的乡镇集体企业也逐渐消失了，有的转变为家族企业了。私企或家族企业一多，外资企业一多，这种观念很自然会产生。

对一些重大经济关系和理论问题，要进行正本清源

问：这类认识会带来怎样的危害？

王今朝：曾经一度，片面的经济发展思维影响了许多政策制定，不少干部升迁也是以GDP论英雄，社会的平衡发展被忽视。党的十八大以来开始纠正这些问题，党的十九大更是做出了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发生变化的重大判断。但是，过去的意识在人们的头脑中一旦形成，就有其顽固性，一些人对于我国发展的主要矛盾听而不闻，视而不见。

有人受“洋教条”的影响太深，认为中国就应该学习西方模式，同时，由于马克思主义的研究、教育和宣传一度忽略，导致马克思主义曾经在有的领域被边缘化、空泛化、标签化。

马克思主义的真理性理论总是要试图掌握大多数，只有这样，才能把理论转变为行动的力量，进而改造世界。我国社会经济已取得巨大成绩，但也付出了环境污染等代价，党的十八大以来，这些问题得到纠正，发展理念和发展方式发生深刻变革。

问：如何打破这些错误认识？

王今朝：我们需要对一些重大经济关系和理论问题进行重新思考和正本清源。“正”的是到底什么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正确回答，是到底什么是21世纪的马克思主义的正确回答，也是我们国家在21世纪到底举什么旗、走什么路的正确回答。可以说，它们是关系我们国家立国之本的重大问题。“清”的是我们的观念，特别是进一步清理西方的意识形态对我国社会以及我国政策制定造成的负面影响。

我们还要不断进行实践创新和理论创新，仍要坚持实践的观点，大胆试、大胆闯，对的就坚持，不对的就赶紧纠正。必须拿出这样的态度和胆识。中国的改革开放，就是一个不断打破教条的过程。这其中既有“旧教条”，也有“新教条”，还有“洋教条”。无论改革开放进展到哪一步，我们仍然要不断用大胆实践去打破种种新教条，而且它依然是唯一的利器。

【嘉宾：王今朝，武汉大学当代中国与世界社会主义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采访：秦孟婷，长江日报记者。本文原载《长江日报》2019年9月2日第六版，《长江日报》系中共武汉市委机关报，作者授权察网发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