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期以来，美国自诩为世界民主的标杆，把美国式民主作为“普世价值”到处推销甚至强力推行。受这种霸权主义话语权的影响，一些国内外舆论热炒和宣扬这种所谓“普世价值”，把美国民主推崇为“普世价值”的典范，把中国发展中存在的问题都归咎于基本制度和体制，鼓吹只有接受西方“普世价值”才能解决中国的问题，对不明真相的群众具有极大的迷惑性。他们意在否定社会主义民主制度，否定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基础。那么，美式民主的实质究竟是什么？它对世界经济和民生又有着怎样的影响？

一、美式民主制度的实质

美式民主制度的实质是“金钱民主”“家族民主”“寡头民主”和“独裁政治”。美国式民主的虚伪性首先在于它贴着“自由、民主、平等、博爱、人权”等一系列美好而极具迷惑性的词汇；其次在于被资产阶级包装得无比精巧的以普选制、议会制、两党制为特征的所谓民主政治制度；还在于表面上设计得更加圆滑的以选民民主和程序民主为特征的选举制度。揭开美国民主制度的面纱，我们会发现：所谓自由、民主、人权，只是资产阶级的自由、民主和人权；以金钱为选票的普选所选举产生的议会，只不过是“富豪的俱乐部”；所谓“两党制”，不过是资产阶级各个集团为了防止政府仅为某一个垄断资本集团服务而进行的博弈；所谓“三权分立”只不过是资产阶级独占统治权下的职权分工，是调整资产阶级内部关系，巩固资产阶级专政，美化资本主义民主，欺骗劳动人民的工具而已。

美国总统大选可谓美国民主的“典范”。美国总统并非通过它到处宣扬的普选制、直接民主、“一人一票”产生，而是由“选举人”间接选举产生。每四年一度声势浩大的总统候选人到处游说演讲拉选票，貌似民主的体现，其实是“烧钱”的竞赛，没有钱的人甚至筹集不到竞选资金的人是不可能成为被选举人的。且看美国总统大选的开支：1980年1.62亿美元，1988年3.24亿美元，2000年5.29亿美元，2004年8.81亿美元，2008年达到惊人的50亿美元”，［1］而最近的两次大选，2012年超过60亿美元［2］，2016年据估计总开支超过100亿美元［3］，成为史上最烧钱的一次。愈演愈烈的“金钱选举”，充分体现了美国式民主表象下的虚伪本质，这种赤裸裸的“金钱政治”和“金钱民主”竟然受到美国法律的保护。美国前参议员马克·汉纳作为曾经的“圈内人”，一语道破美国民主的真相：“两样东西对美国政治十分重要：第一是金钱，第二还是金钱。”

美国总统的家族化则是“金钱民主”滋生的怪胎。在美国，金钱的多少决定了所拥有的“民主”权力的大小。虽说总统竞选可以拉赞助，但是拉赞助的前提是自己必须有钱。于是，我们就不难理解为什么美国历史上会出现亚当斯家族、罗斯福家族、肯尼迪家族、布什家族等政治豪门家族。新当选的唐纳德·特朗普让很多人感到意外，其实深究其家族背景，原来一切都在“情理之中”。特朗普的祖父就为其家族的房地产帝国奠定了基础，特朗普的父亲弗雷德·特朗普是纽约有名的地产大亨，而特朗普本人更是集商业大亨、政治家、电视名人和作家于一身且身价近百亿的“土豪”，可见特朗普的当选正是美国式家族民主的产物。

“金钱政治”造就了政治豪门，而政治豪门要成为政治领袖，需要大财团的支持才能击败竞选对手，“金钱民主”进而演变为“寡头民主”。2016年4月15日《华盛顿邮报》发布的报告显示：截至2月底，美国大企业和富豪阶层在2016年大选中已向“超级政治行动委员会”捐款6亿美元，其中41%的款项来自50个超级富豪家族。也就是说，美国两党背后的主人都是大的财团或垄断资本集团。拥有大量金钱的经济寡头不仅控制国民经济，而且通过选举中的政治献金控制美国的政治。拥有大量金钱的经济寡头通过控制媒体和国民教育系统，影响选民在两大政党中进行轰轰烈烈的议员选举和总统“二选一”活动中的选举行为。选举结束后，“投桃报李”是必然的结果。总统任命内阁组成人员，这些寡头就顺利地在政府中担任要职，从而使利益集团绑架了美国政治。本次特朗普任命的内阁成员由一些垄断资本家直接组成，便再次印证了这一点。选举资本化导致富裕阶层在政治和经济领域都处于领导和支配地位，有权有势的“寡头精英”（经济寡头、政治寡头和思想寡头等）阶层越来越接近民主，一般选民被排除在决策过程乃至民主政治之外，贫富差距和民主差距日益扩大。民主变成了金钱和权力的游戏，普通人只是这场游戏的旁观者。正如列宁早就指出的那样：

【“资产阶级民主同中世纪制度比较起来，在历史上是一大进步，但它始终是而且在资本主义制度下不能不是狭隘的、残缺不全的、虚伪的、骗人的民主，对富豪是天堂，对被剥削者、对穷人是陷阱和骗局。”】

一个多世纪过去了，美国民主政治的形式有了些许变化，如现今黑人代表可以进入美国政坛，在法律上美国的印第安人和其他少数族裔也可以拥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等。然而，两党政治人物所代表的美国垄断资本集团的根本利益没有变，其所维护的美国式资本主义制度的本质始终不变。

二、美式民主损害世界经济

1.损害物质生产和交换，爆发周期性经济危机

在当今资本主义主导的经济全球化背景下，资本主义基本矛盾越出国界，在更大范围和更高程度上向纵深方向发展，从而演变为经济不断社会化和全球化，与生产要素的资本主义私人所有制的矛盾，与国民经济和全球经济的无政府状态或无秩序状态的矛盾。这一全球基本经济矛盾，通过各种具体矛盾和中间环节导致经济危机。

从微观基础分析，私有制及其企业管理模式容易形成高级管理层为追求个人巨额收入极大化而追求利润极大化，企业生产经营的计划性目的是挤垮竞争对手，最大限度占领市场份额，这种微观生产经营的计划性与全社会生产经营的无政府状态之间的矛盾成为生产相对过剩的深层原因之一。

从调节制度分析，唯市场化的强市场调节与客观要求的强政府调节之间存在矛盾，这是生产相对过剩的深层原因之二。垄断资产阶级及其政治代理人和理论代言人极力宣传市场是唯一在资源配置上起决定性作用的谬论，排斥政府在资源、教育、卫生、文化、民生等领域的某种决定作用，从而导致基本私有化的“私地悲剧”，以及市场失灵、政府失灵和伦理失灵的调节制度“三失灵”，生产性危机必然爆发。

从经济结构分析，私有制结合市场经济容易形成生产相对过剩。在以美元霸权为核心的世界金融体系下，货币创造与商品生产相脱节，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严重脱节，国际贸易与全球资本流动严重失衡，全球经济危机频发。在商品与资本全球化日益发展的同时，劳动力的全球流动却受到严格管制，劳动力市场处于被分割状态，各国收入差距持续扩大。

从分配消费分析，私有制结合市场经济的经济制度必然形成财富和收入分配的贫富分化，而美国的“富豪政治”导致富豪利用其资本优势挟持政府为本阶层谋取利益，垄断资本攫取的利润与工人之间的收入差距越来越大。20世纪70年代以后，卡特政府的“放松管制”改革使企业享有充分的雇佣与解雇、裁员与缩编的自由，带来了工会加速衰落、工人的工资谈判能力大大削弱等连锁反应。美国的实际工资增长远远落后于生产率增长，有时甚至出现停滞或下降，而管理层的年薪却大幅上涨。福布斯100位收入最高的CEO的年均薪酬，1970年约为普通工人年均工资的40倍，1987年为221倍，到了1999年甚至高达1077倍，此后虽有所下降，但2005年仍高达793倍。［4］

从19世纪20年代以来，许多资本主义国家一般每隔几年或十几年，便会发生一次以生产相对过剩为特征的经济危机。从经济与政治的紧密关系观察，私有制垄断集团及其寡头容易反对国家的监管和调控，而资产阶级国家和政治制度又要为私有制经济基础服务，导致市场调节和国家调节的双失灵，从而酿成物质生产和交换的周期性危机。这种危机一方面通过全球化进程中各国之间的经济联系传导到全球其他国家，另一方面通过美国民主霸权和军事强权把危机转嫁给其他国家。2007年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金融危机，进而发展为欧洲债务危机以及全球经济危机，就是很好的例证。时任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为了转嫁危机，来访中国要求“同舟共济”，替其承担金融危机的恶果。而面对美国经济一蹶不振的“新常态”，特朗普总统试图通过贸易战来冲淡美国经济困境和失业问题的举措，也无法解决经济危机的私有制根源。

2.损害金融秩序，引发金融危机

美国“金钱民主”的源头是美联储。具有中央银行地位的美联储并不是国有的，而是金融寡头们的私人行业协会，是私有的垄断公司。美联储的核心机构“七人委员会”虽由政府任命国会核准，但这七人都是银行和金融圈里的银行垄断资本家和金融寡头，是到处用金钱购买选票控制立法的人。美联储掌管着美国的货币发行和国家的货币政策，是银行家们瓜分美国货币发行权的组织形式和机制。由此看来，不是美国政府控制美联储，而是美联储控制美国政府。以美联储为代表的华尔街金融寡头，出于追逐私人高额垄断利润的需要，往往迫使本国议会和政府在国内外采取新自由主义的金融政策，从而导致金融失序和危机。

由美国政治、经济和军事支撑的美元霸权和金融霸权，是世界金融寡头把美联储作为牟取利益的有力工具，影响甚至主宰着世界金融市场。美联储通过美国交易稳定基金ESF及其代理银行进行黄金、石油和外汇交易，实现对国际金融市场的干预；利用美联储调控美元的发行，通过滥发美元等途径，稀释其他国家和个人所持有的美元资产，轻而易举地掠夺各国财富——包括美国人民所创造的财富；操纵国际金融组织制定和实施不合理的金融政策，造成全球和许多国家的虚拟经济严重脱离实体经济。新自由主义的纲领“华盛顿共识”正是出自华盛顿掌控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其中金融自由化是其主要内容。凡是受华盛顿共识影响的国家，纷纷参照西方模式对本国的金融部门进行改造，一方面是国有银行私有化，另一方面成立大量规模弱小、债务比重高、缺乏应对危机的金融机构。同时，以美联储为代表的金融寡头要求发展中国家实行利率、汇率自由化，向西方开放金融系统和资本账户，取消政府对外国资本流动的限制，致使外资大举进入证券和房地产市场，在发展中国家制造房地产泡沫和证券泡沫，以达到其控制发展中国家的目的。20世纪90年代以来，1997年由泰铢暴跌引发的亚洲金融危机、1995年墨西哥金融危机、1998年巴西金融危机和2002年阿根廷经济危机等，无不是新自由主义金融自由化政策操纵的结果。特朗普的上台，并没有改变金融帝国主义的本质。他以别国操纵汇率为借口，力图发动货币战争来维持美元的强势地位，缓解本国的金融困境。这种损人利己的行为，最终只能是两败俱伤，并危及整个世界金融秩序。

3.损害国家财政，引发债务危机

财政问题不仅是一个经济问题，更多的是一个政治问题。美国的政党制度是形成债务危机的根源。由于两党的选民基础不一样，民主党一贯倾向增税和扩大财政预算、增加社会福利开支，共和党向来主张减税和严格财政预算、减少福利开支。共和党和民主党轮流执政及“三权分立”的所谓民主制度，使得政府在预算问题上很难做到自律。总统关心的是能否当选或连任，议员关心的是如何赢得选民的欢心，而不是政府的收支平衡。于是，两党经常为财政问题吵吵嚷嚷，难以达成一致，尤其是每当财政年度结束面临财政悬崖时两党的论战往往给经济罩上层层迷雾，最后的结果往往是两党达成妥协，国会为了避免政府逐笔批准政府借债的麻烦，设置了债务上限。而债务上限是节节攀高，长此以往，债台高筑，入不敷出，甚至在前几年上演了联邦政府因财政困难而关门的闹剧。美国从建国到1980年，其国债总量只有近l万亿美元，到1995年就达到5万亿美元，2008年达到10万亿美元，2016年突破20万亿美元，沦为全世界第一大债务国。

由于频发的经济危机，政府往往采取赤字财政来刺激经济增长，以债务来掩盖危机。从上面的数据我们可以看出，美国1995年到2008年的13年间债务增长了一倍，而2008年到2016年只用了8年时间债务就增长了一倍，这些足以说明金融危机后债务是解决危机的主要手段。目前美国债务与GDP之比达到106%，远超过60%的国际警戒线，极易引发债务危机。

三、美式民主损害民生

1.掠夺自然资源，损害环境，导致全球生态危机

资本主义生态危机实质上是由于资本对剩余价值的贪婪导致资本对自然的疯狂占有和掠夺所引起的资本同自然之间关系的恶化和危机。从微观上来说，以追逐最大限度私人利益为特征的资本主义经济活动，往往导致经济的外部负效应，使微观经济行为的私人利益或微观经济效益凌驾于公共利益或宏观经济效益之上，并表现在生产、交换、分配和消费等社会再生产的各个环节。从宏观上来说，资本主义生产造成了严重的贫富两极分化，为了缓和社会矛盾和维持政治统治，资本主义不得不最大限度地发展生产、刺激消费需求，生产的无限扩大必然带来对自然资源的掠夺式开发和环境的污染。因此，资本主义生产对物质利益的畸形追求，把整个社会的人们捆绑在一起，共同展开了对自然的无节制利用，资本主义生产无限扩张的本性使它所掌握的科学技术和生产力最终变成了破坏生态环境的反面力量。

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发生生态环境危机以后，首先是保护本国的生态环境，转嫁生态环境危机。他们通过对外直接投资设厂，大量转移各种损害自然、污染环境的生产活动，掠夺发展中国家的资源，使得资本主义对资源的掠夺和对环境的污染也扩张到全球范围，从而使生态危机具有全球性的特征。其次，当生态环境危机涉及全球以后，美国置美国人的人权于中国人、印度人以及其他发展中国家的人权之上。在美国人均碳排放等指标大大超过中国和印度人均数的当下，美国政府并不感到羞耻和治理责任之重大，不仅不落实2009年哥本哈根气候大会上做出的每年1000亿美元气候资金的长期承诺，反而重点指责中国等发展中国家。更有甚者，美国竟然退出《巴黎气候变化协议》，特朗普签署有关反对减少依赖煤炭发电等行政命令。生态环境问题已经成为美国为首的西方发达国家遏制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的一种新的经济政治手段。

2.损害物质生活和福利，固化贫富对立

从国内来说，美国的民主是资产阶级的民主，是富豪的民主，而不是工人阶级的民主和穷人的民主。

19世纪法国著名政论思想家托克维尔在《论美国的民主》一书中说：

【“当财富为几个家族世代相传而所有时，虽然会有一大帮人享受物质福利，但他们并没有感到只有他们在独享这种好处……富人从来不知道尚有与他们的现实生活不同的生活，根本不担心自己的生活会有变动，几乎想象不到还有另一种生活，（穷人则）断了物质享乐的念头……穷人的想象力完全用于来世。现实生活的悲惨处境虽然限制着他们的想象力，但他们可以逃出这个限制，去想象远在天上的安乐。”［5］】

一个多世纪过去了，美国的贫富对立不仅没有消除，反而愈演愈烈。

从国际上来说，美国的劣质民主只是美国的民主，而不是别的国家的民主样板。它输出“民主”，而不输出民生。当美国的利益有安全保障时，美国把输出“民主”束之高阁。当美国的利益受损的时候，他就拿起民主的大棒到处攫取自己的利益。尤其是冷战结束后，美国一家独大，肆无忌惮地推销起自己的“民主”来，从政治上、经济上、外交上、军事上多管齐下，能打哪张牌就打哪张牌，手法熟练老道。美国极权政治民主的大棒针对的，一是资源丰富的国家，如伊拉克和利比亚等；二是对美国利益似乎有威胁的国家，如中国和俄罗斯；三是不听美国摆布的国家，如伊朗、朝鲜、阿富汗等。在它输入民主的国家和地区，或民不聊生，或恐怖活动频繁，或经济秩序受到严重影响。以“民主”输入国伊拉克为例，从1991年海湾战争开始到2011年美军撤出伊拉克，在长达20年的战争和经济封锁下，伊拉克人民缺医少药，儿童死亡率大大上升，人口增长缓慢，经济崩溃，恐怖主义泛滥，恐怖事件频发。1990年伊拉克的人均GDP为10291.86美元，2015年人均GDP为4943.76美元，至今没有恢复到20多年前的水平。如今，伊拉克人民有了民主选举总统的权利，却失去了生存的权利。而美国在伊拉克输出的是“民主”，得到的是大桶大桶的石油。可见，美国作为世界上最发达的国家，并没有承担起“负责任大国”的责任。它输出的是“民主”，而不是财富和核心技术。输出“民主”不过是美国用来进行对外扩张的手段，从而造成对世界市场的垄断，形成了“金字塔”式的现代国际分工格局和贫富格局，确保美国处在金字塔的顶端。继“占领华尔街”运动以后，2016年3月31日由法国进步人士和组织发起的在巴黎共和国广场“黑夜站立”活动，以反对新自由主义修改的劳动法为源头，在法国和比利时等众多城市持续展开。近几年西方难民及其民生问题的实质，正是美国式政治军事的不良举措和非法干涉所导致的。

四、结束语

在以美国垄断资本主义主导的经济全球化的今天，全球阶级斗争依然尖锐。西方民主只是资产阶级的民主，所谓“普世价值”并不具有普适性，也只是资产阶级的价值观。美国的政治制度和宪政观在国内外推行的经济与民生“成绩单”，不仅受到包括美国在内的世界马克思主义和左翼人士的尖锐批评，而且在不同程度上受到斯蒂格利茨、克鲁格曼、索罗斯、福山等美国非左翼著名学者的批评，甚至参加美国总统竞选的民主党人桑德斯和共和党人特朗普也被迫严厉批评美国政治和经济制度以及媒体的严重弊端。但是，特朗普执政团队又从另一方面强化了美国经济政治制度和政策的痼疾。

可见，美国等西式民主制度亟须根本改革，以顺应世界政治民主演化的大趋势、顺应世界人民爱好和平、发展与福祉的本质要求；各国人民只有认清西方民主的真相，团结一致地反对霸权主义，才能建立新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面对国内外的多重挑战，中国正在进行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将继续积极引导国际社会共同塑造更加公正合理的国际新秩序，引导国际社会共同维护国际安全，推动公正的经济全球化和自由贸易，促进人类命运共同体和利益共同体的构建，使国际关系不断民主化和世界人民福利最大化。

主要参考文献：

［1］朱继东.“金钱选举”：美国式民主不是世界的标杆［J］.党建，2012（11）.

［2］美大选耗资60亿成史上最贵［EB/OL］.http://news.xinhuanet.com/word/2012-11/07/c123922186.htm.2012-11-07.

［3］2016美国大选将耗资100亿美元［EB/OL］.http://money.163.com/15/0501/03/AOGFSRCF00253BOH.html 2015-5-01.

［4］何帆.美国贫富差距扩大的制度根源［N］.人民日报，2017-01-15（08）.

［5］夏尔·阿列克西·德·托克维尔.论美国的民主：下卷［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8：103.

【程恩富，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学部主任、世界社会主义研究中心副主任；段学慧，淮北师范大学经济学院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访问学者。本文原载《唯实》2018年第7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