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共和国初心为仪轨，校正我们今后的前进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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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说电影《时刻》是一部空洞的流水账，并不是故意贬损它，而是有原因的。毛主席在香山双清别墅居住的六个月时间里，做的最重要的一件事，就是考虑新中国的政治架构，撰写《论人民民主专政》。
这篇文章是新中国最重要的宪法性文件，奠定了新中国的宪法基础，毛主席的名言“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就出自这篇文章。但如此重要的事件，在影片中居然没有任何正面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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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新中国成立70周年的日子里，重读《论人民民主专政》，感觉分外亲切。
重读这篇文章并不是为了怀旧，而是要穿透历史和时间的迷雾，追根溯源，搞清楚新中国国父(尽管他从未正式获得过这一头衔)当年要建立的究竟是一个什么国家?并要以这个最根本的初心为仪轨，校正我们今后的前进方向。
那么，毛主席要建立的究竟是一个什么国家呢?
很简单，是一个“人民国家”，这和今天大家习焉不察的“民族国家”的说法有重大区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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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国家”是一个近代概念，产生于拿破仑战争之后，对立面是“王朝国家”。
“民族国家”的概念既有欺骗性也有真实性。欺骗性是指，它用“属于全民族的国家”的说辞来掩盖资产阶级占统治地位的事实;真实性是指，相对人身依附关系严重的“王朝国家”，国民毕竟获得了人身自由，并且享有一定的民主权利。
真实性就是进步性。正是凭着这方面的进步性，“民族国家”取代了“王朝国家”，成为十九世纪以来主流的国家形式，在二十一世纪的今天仍然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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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近代以来，中国也想依样画葫芦，通过建立“民族国家”来摆脱半封建半殖民地状态的努力，却一再遭到失败，这是什么原因呢?
毛主席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中，以一种小学教师式的耐心，仔细解释了这个问题。
毛主席写到——
“自从一八四○年鸦片战争失败那时起，先进的中国人，经过千辛万苦，向西方国家寻找真理。洪秀全、康有为、严复和孙中山，代表了在中国共产党出世以前向西方寻找真理的一派人物。那时，求进步的中国人，只要是西方的新道理，什么书也看。向日本、英国、美国、法国、德国派遣留学生之多，达到了惊人的程度。国内废科举，兴学校，好像雨后春笋，努力学习西方。我自己在青年时期，学的也是这些东西。”
“这就是十九世纪四十年代至二十世纪初期中国人学习外国的情形。”
虽然学习如此努力，但并没有产生预期的效果。根本原因就是世界已经进入了帝国主义时代，列强已经把世界瓜分完毕，非西方国家的民族资产阶级面临的生存空间已极其逼仄。
如果说西方国家的资产阶级，在建立自己民族国家的过程中，面对的主要敌人不过是本国封建贵族的话，那么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在同一过程中，面对的头号敌人却是帝国主义。
相对于中国幼小的民族资产阶级，西方的国际垄断资本不仅享有资金、技术、市场等全面优势，最重要的，他们还拥有超经济的军事力量，可以通过战争的方式来确保他们在“竞争”中处于优势地位。
很显然，不驱逐帝国主义出中国，就绝无可能建立自己的“民族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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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资产阶级面临的另一个敌人，是中国的地主阶级。
一方面，由于地主阶级的残酷剥削，占人口90%以上的农民经常陷于绝对贫困，没有能力消费工业品，这使得民族资产阶级失去了本国市场;另一方面，地主阶级又把从土地中获得的收益主要用于土地兼并，并不投资工商业，他们消费的工业品也基本是“洋货”。
民族资产阶级面对的第三个敌人，就是依附于帝国主义和地主阶级的新旧军阀，他们的存在使中国陷于四分五裂，迟迟不能建立统一的国内大市场。
面对这三个敌人，民族资产阶级束手无策，他们期待的“民族国家”不断胎死腹中，一直不能建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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怎么办呢?
毛主席继续写到——
“国家的情况一天一天坏，环境迫使人们活不下去。怀疑产生了，增长了，发展了。第一次世界大战震动了全世界。俄国人举行了十月革命，创立了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过去蕴藏在地下为外国人所看不见的伟大的俄国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的革命精力，在列宁、斯大林领导之下，像火山一样突然爆发出来了，中国人和全人类对俄国人都另眼相看了。”
“走俄国人的路――这就是结论。”
这句话如电闪雷鸣，振聋发聩。但“俄国人的路”，究竟意味着什么呢?
就是不再依靠民族资产阶级，也不再需要民族资产阶级的领导，而是依靠工人和农民的力量，依靠劳动人民的力量，来完成民族资产阶级无力完成的任务。
毛主席极为清晰明确地指出——
“资产阶级的民主主义让位给工人阶级领导的人民民主主义，资产阶级共和国让位给人民共和国。”
“资产阶级的共和国，外国有过的，中国不能有，因为中国是受帝国主义压迫的国家。唯一的路是经过工人阶级领导的人民共和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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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主席雄辩地指出，这个结论不是逻辑推论，而是积“孙中山的四十年经验和共产党的二十八年经验”得出的，是历史的选择。
民族资产阶级没有完成他们应该完成的任务，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起来了，他们做为主力推翻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三座大山，建立了新中国。他们当然不愿意刻舟求剑，回过头再去建立一个让资产阶级占据统治地位的“民族国家”，而自己老老实实地回到被剥削被压迫的地位上去，天下没有这么便宜的事。
因此，1949年建立的新中国，只能是一个和一般意义的“民族国家”有重大区别的“人民国家”，即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
毛主席以不容置疑的语气指出——
“人民民主专政的基础是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和城市小资产阶级的联盟，而主要是工人和农民的联盟，因为这两个阶级占了中国人口的百分之八十到九十。”
“人民民主专政需要工人阶级的领导。因为只有工人阶级最有远见，大公无私，最富于革命的彻底性。整个革命历史证明，没有工人阶级的领导，革命就要失败，有了工人阶级的领导，革命就胜利了。”
“民族资产阶级不能充当革命的领导者，也不应当在国家政权中占主要的地位。民族资产阶级之所以不能充当革命的领导者和所以不应当在国家政权中占主要地位，是因为民族资产阶级的社会经济地位规定了他们的软弱性，他们缺乏远见，缺乏足够的勇气，并且有不少人害怕民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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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生的“人民国家”仍然具有“民族国家”的外在形式，但内部的阶级关系改变了。
对中国而言，这一改变是决定性的。它立即产生了两个后果：
第一个，古老的中华民族返老还童，重新迸发了出青春与活力!
第二个，新中国由于是一个崭新的多数人当家作主的国家，因此就站在世界文明的制高点上。八十年代之后长期困扰我们的“三个自信”问题，当年并不存在。
正因为如此，毛主席在不久之后召开的第一届全国政协会议上，发表《中国人民站起来》的著名演讲时，才会充满自信地用诗一样的语言说——
“我们有一个共同的感觉，这就是我们的工作将写在人类的历史上，它将表明：占人类总数四分之一的中国人从此站立起来了。”
“我们的民族将从此列入爱好和平自由的世界各民族的大家庭，以勇敢而勤劳的姿态工作着，创造自己的文明和幸福，同时也促进世界的和平和自由。我们的民族将再也不是一个被人侮辱的民族了，我们已经站起来了。”
“让那些内外反动派在我们面前发抖罢，让他们去说我们这也不行那也不行罢，中国人民的不屈不挠的努力必将稳步地达到自己的目的。”
在建立一个什么样的国家的问题上，毛主席才是真正有世界眼光、历史眼光、未来眼光的，那些指责毛主席为什么不建立一个欧美式资产阶级国家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才是形而上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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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主席在新中国成立之后的岁月里，直到他去世，一直把他的主要精力用于维护共和国的人民性!
人民性，这就是人民共和国的初心!
此后的历史表明，人民性体现得越充分，共和国就越团结、越充满活力，越不可战胜!
反之，就会出现相反的情况。
今天，在新中国70周年华诞这个普天同庆的日子里，重温《论人民民主专政》，勿忘共和国初心，就是要将人民性发扬光大!这样，才能够如毛主席所指出的那样——
“我们完全可以依靠人民民主专政这个武器，团结全国除了反动派以外的一切人，稳步地走到目的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