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行伟大斗争对各级领导同志的党性要求
——从毛主席的三条语录说起
姚有志

 

我全程经历了半个多世纪前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的热潮。回想起来，印象最深的是“老三篇”和“老三条”。今天且不说对于全体共产党员修德立志进行伟大斗争具有普遍和根本指导意义的“老三篇”（《纪念白求恩》、《为人民服务》、《愚公移山》），单说对于检验和提高进行伟大斗争中各级领导同志党性要求有极强针对性的“老三条”。
第一条：“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是中国共产党，指导我们思想的理论基础是马克思列宁主义。”
这条语录强调的是政治旗帜、前进方向和阶级立场问题，是实事求是地认识党的领袖在党的力量和党的理论之间所起的灵魂和舵手作用问题。从国际共运历史上看，自1848年《共产党宣言》发表，标志马克思主义诞生后的七、八十年间，世界上诞生了上百个信仰马克思主义的政党。可为什么唯有拥有20万党员的俄国共产党取得了十月革命的胜利，夺取了全国政权？不可或缺的关键因素是因为有一位英明领袖列宁和列宁创立的列宁主义。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为什么拥有200多万党员、建国仅20多年的苏联成为打败法西斯的主力，跃身世界数一数二的超级强国？不可或缺的关键因素在于有一位继承和发扬列宁主义的领袖斯大林。在1956年11月召开的中国共产党八届二中全会上，毛主席面对苏共二十大全盘否定斯大林的恶行，十分动情地说：“苏联有两把刀子，一把是列宁，一把是斯大林。斯大林这把刀子丢了，列宁这把刀子也丢的差不多了。”没向下说的意思很明白，两把刀子丢了，苏联党和国家也就快完蛋了。不出毛主席所料，30多年后拥有2000多万共产党员的世界超级大国苏联，由于否定了领袖和领袖的主义，便在一夜之间亡党国破，成为国际共运史上的最大悲剧！
从中国革命和建设的过程看，1919年“五四运动”前后兴起的建党立派热潮中，全国蜂涌而出200多个党派。可为什么建党之初只有50多人的中国共产党能够异军突起，取得成功？不可或缺的关键因素是中国共产党内出了一位灵魂人物和伟大舵手毛泽东。试想，倘若没有毛泽东参与建党，没有毛泽东同志在上井冈山、古田会议、万里长征、抗日战争、延安整风、解放战争、抗美援朝战争、工业化补课等等一系列实践节点上的力排众议、力挽狂澜和果敢决策，没有毛泽东同志在革命理论、军事理论、建党理论、建国理论、巩固政权和社会主义建设理论等等一整套中国化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伟大理论创造，中国共产党怎么可能用20多年时间实现“天翻地覆慨而慷”，取得建立新中国的伟大胜利？又怎么可能又用20年左右建立起独立、完整的现代工业体系，建立和巩固了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制度？
从现实情况来看，自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同志站在百年大变局新时代伟大斗争的高度，从理论创造与实践开拓的伟大结合上，创立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成功开启和胜利推进实现“两个百年”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新征程，在党的历史上又一次实现了领袖作用、党的力量和理论基础三者的深度融合与高度统一。习近平同志也以不忘初心、一心为民、殚精竭虑、率先垂范和忘我奋斗的大无畏斗争精神，成为全党、全军和全国各族人民衷心拥戴的领袖。然而近年来，个别别有用心的人不时散布“领袖的出现是社会的悲哀”之类的奇谈怪论……对此，我们必须保持政治上的高度警惕，必须旗帜鲜明地同这种极端错误的政治倾向和歪理邪说作坚决斗争！
第二条：“我们应该相信群众，我们应该相信党，这是两条根本的原理。如果怀疑这两条原理，那就什么事情也做不成了。”
毛主席关于党群关系、群众观点和群众路线问题的论述很多，这里仅以此条语录为由头，就对党群关系造成致命伤害的党风问题发点议论。
改革开放以来，党的各级领导同志在推进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中做出的贡献和成绩应予充分肯定，但在保持党的优良传统作风方面存在的诸多缺失也不能视而不见。一些党员不怎么相信群众，群众更不怎么相信一些党员干部，党群关系之间隔阂和裂痕的加深拉大是一个回避不了的事实。党群关系搞不好，主要责任方在党，主要原因在于党风不正，特别是某些党的各级领导人的党风不正！早在革命战争年代，毛主席就把“密切联系群众”规定为党的三大作风之一。可前些年某些领导干部在权力运作过程中心里有人民、有群众吗？例如，几起主观臆断、给国家财产造成重大损失、过后又无人担责的决策，是不是有失民心？贱卖国企、导致数千万工人失业下岗、又推出拉开几十倍、上百倍巨额差距分配政策的决策，是不是有害民意？尤为恐怖的是，从国家最顶层到乡村最基层，一茬茬、一批批早已背离党的宗旨的各级领导干部刮起的官场腐败之风，是不是对党群关系及党的整个肌体造成了失魂落魄、污染血液和伤筋动骨的致命伤害？改革开放之初，老一辈革命家陈云早有警世明言在先：“党风问题关系到党的生死存亡！”从这个意义上看，党的十八大之前，我们这个创造了人间奇迹的马克思主义政党，难道不是已经濒临生死存亡的边缘吗？
1942年，在抗日战争最艰苦的岁月，毛主席在延安发起和领导了一场意义重大而深远的整风运动，指出，宗派主义、主观主义和“党八股”，是党的大敌，人民的大敌，大敌当前就有打倒它的必要。在反对宗派主义以端正党风、反对主观主义以端正学风、反对“党八股”以端正文风（学风、文风皆为党风）之后，又通过“精兵简政”政策制度上的建设调整，从而极大提升了党和军队的战斗力，极大密切了党和军队与人民群众的关系，为夺取抗日战争的胜利，为建设独立、自由、民主、统一和富强的新中国，奠定了坚实的政治、思想、组织和力量基础。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在党风问题上，力挽狂澜，拨乱反正，正本清源，以对腐败之风零容忍的态度，坚决果断地采取了包括“打虎拍蝇”在内的一系列整风肃纪和学习教育重大措施，使党的作风有了明显改善，逐步拉近和弥合了党群之间的距离和裂痕。这次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又为党和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制度建设作出重大战略部署，这对从根本上纠正党内的不正之风，编制出不想腐、不敢腐、不能腐的制度笼子，意义深远。但是，还必须看到积重难返的一面。在长时期党风不正的环境中形成的党的各级干部队伍，无论是整体素质还是个体素质，与伟大斗争的时代要求、人民企望，还有较大差距。腐败的明渠虽被切断，暗流却还在涌动；只表态，不干事的不作为，只图形式，不计效果的乱作为，不调查研究就发号施令的胡作为，尚有一定的普遍性。党风整顿永远在路上，党的思想教育和作风建设永远在路上！
第三条：“政策和策略是党的生命，各级领导同志务必充分注意，万万不可粗心大意。”
毛主席这条语录着重强调的是政策和策略的重要性，从广义上说是强调方法论对党的事业兴衰成败的极端重要性。这条语录我背诵过千百遍，但在很长很长的时间里，我对毛主席把政策和策略提到党的生命的高度不甚理解。后来通过学习西安事变前后的党史军史，两次赴新疆调研，使我加深了对这个问题的认识。
从1935年11月中央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到1937年5月实现国共两党二次合作的一年半时间里，党中央、毛主席共对蒋介石进行了四次政策和策略调整：反蒋抗日——逼蒋抗日——联蒋抗日——拥蒋抗日。四次政策和策略调整过程中，又通过许许多多艰苦卓绝、英勇机智、深入细致和错综复杂的各种方式的伟大斗争，终于倡导建立起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使党和红军挣脱了“中央军”、“晋绥军”、“东北军”、“西北军”及“宁青二马军”，计六七十万大军的重重包围，踏上了人民军队挺进敌后大发展，抗日民主根据地大开辟，党的事业柳暗花明开新局的广阔天地。
20世纪末21世纪初，为了应对美国分裂中国的“新疆工程”，我两次奉命带课题组赴新疆调研。当就“三股势力”问题分别在新疆军区和建设兵团座谈时，两家不约而同谈到毛主席当年对“三股势力”的“三不一打”策略，即“不能让它有领袖、不能让它有队伍、不能让它有理论——露头就打！”民族分裂、宗教极端、暴力恐怖三股势力在新疆地区兴风作浪，至少有数百年的历史。新中国成立初期，内外敌人的策动勾联，使三股势力就地坐大，给新疆地区的安全稳定和发展形成了重大威胁。但是由于在民族团结、民族平等、宗教自由和国家统一的一整套政策的推动过程中，配合对三股势力的“三不一打”策略，在新中国成立后的30多年中，“三股势力”几乎没有露头的机会。期间除1962年前苏联策动了一起伊犁地区边民外逃事件外，新疆社会内部总体上保持了安全稳定。当时一旦出现一些小的暴恐苗头或骚乱事件，由兵团就处理了，根本不需要动用国家维稳部队的力量。
通过以上两件事使我认识到，毛主席关于“政策和策略是党的生命”的科学论断，包含的学问实在太大了。政策和策略有时是统一的，可以公开实行，公开宣传的。但政策和策略经常是有严格区别的，政策是公开讲、公开做的，策略往往是只能做、不能说的。毛主席强调“各级领导同志务必充分注意，万万不可粗心大意”，现实针对性实在太强了。改革开放几十年来，在这个问题上有很多经验教训值得总结。例如，我们的大小媒体，曾经对“韬光养晦”宣传了几十年。“韬光养晦”是正确的策略，但是天天宣传我们在“韬光养晦”，那还叫“韬光养晦”吗？把不该公示的策略公示于众，收到的只能是负面效果。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面对异常复杂的国内外斗争形势，采取了一系列正确的政策和策略，破解了一个又一个难题，攻克了一道又一道难关，开辟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事业的广阔道路。但党中央之下的各级领导机关和领导同志的政策和策略意识、水平、能力，适不适应伟大斗争的新形势、新要求呢？我看差距还是相当大的。因此，认真学习领会掌握毛主席、习主席的政策和策略思想，不断提高工作能力，注意工作方法，应该成为各级领导机关、各级领导同志“务必充分注意，万万不可粗心大意”的大课题。 

（作者姚有志：军事科学院战略研究部原部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