卫兴华 中国人民大学荣誉一级教授、博士生导师，“人民教育家”国家荣誉称号获得者
【摘 要】构建我国公平的财富分配方式，应以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即共同富裕为出发点和落脚点。为此，需要首先弄清为什么要搞社会主义，什么是社会主义和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实现共同富裕、让劳动群众"过最美好最幸福的生活"，是社会主义的根本目的，而实现这一目的的物质条件是快速发展生产力。这是社会主义的两大抓手，需要两手抓，两手都要硬。社会主义的其他特点和规定都是从这里引申出来的。我国产生了收入分配差距过大的趋势，这是否是贫富两极分化？什么是两极分化？是绝对的还是相对的贫富分化？需要明确回答。造成两极分化的原因是什么？要分清浅层次原因和根本性原因。腐败、垄断、市场经济发展不到位等是否是根本原因？不能简单地把某些高收入富人群的出现看作是两极分化的根源，还要看富人群体的产生是否同时导致了低收入的困难群体的产生。市场经济发展不到位也不是根本原因。生产方式决定分配方式，生产条件的分配决定收入的分配。贫富分化的根源存在于所有制关系中。
理论与现实问题的产生、存在与解决，又涉及和回到一个老问题：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
邓小平针对改革开放前的“左”的理论与实践，多次提出这个问题，事实上也回答了这个问题，那就是社会主义本质论和三个“是否有利于”的判断标准论。
还可以补充提出一个问题：为什么要搞社会主义？目的是什么？弄清这个问题，才能弄清什么是社会主义。而为什么要搞社会主义、什么是社会主义以及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既可以从宏观层面的总的框架中回答，也可以从具体的实际层面来回答。马恩列和邓小平从两个层面回答了这一问题。
首先，从直观的具体层面来看，从广大老百姓最关心也最容易接受的切身利益来看，搞社会主义，就是要让广大人民群众摆脱在旧社会制度下遭受剥削、压迫与穷困的处境，过上美好幸福的、人人平等的、日益富裕的生活。列宁指出：“只有社会主义才可能使所有劳动者过最美好最幸福的生活。只有社会主义才可能实现这一点。社会主义一定会实现这一点，而马克思主义的全部困难和它的全部力量也就在于了解这一真理。”邓小平批驳了“四人帮”宣传的宁要贫穷的社会主义，不要富裕的资本主义的谬论，指出“贫穷不是社会主义”，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最本质的东西。我们知道，原始社会实行公有制，没有剥削和两极分化，但没有共同富裕，没有也不可能有“最美好最幸福的生活”，因为生产力极端落后。在奴隶制、封建制和资本主义制度中，存在着剥削、奴役和两极分化，没有也不可能有共同富裕。“最美好最幸福的生活”与广大劳动者无缘，只有少数富人——剥削者享受。需要深刻领会列宁的话：第一，“要使所有劳动者过最美好最幸福的生活”，是指“所有劳动者”，不是部分劳动者，更不是少数剥削者和富人；第二，“只有社会主义才能实现这一点”，这是社会主义区别于以往一切社会的最本质的特点，是搞社会主义的最根本目的；第三，“社会主义一定会实现这一点”，实现全体劳动者的共同富裕，过“最美好最幸福的生活”，是一个逐步实现的过程，特别是生产力落后的社会主义国家，不可能一蹴而就，需要致力于这一目标的实现，而且要抱有信心，“一定会实现”；第四，搞社会主义必须“了解这个真理”，这是马克思主义的“全部力量所在”和“全部困难所在”，也可以说，这是社会主义的灵魂，离开社会主义的“这个真理”，就失去了社会主义的“全部力量所在”，就离开了马克思主义和科学社会主义。而弄懂和实现“这个真理”，又是搞社会主义的“全部困难所在”。
如果离开“这个真理”，即离开搞社会主义的根本目的是实现共同富裕，是使全体劳动者“过最美好最幸福的生活”，转而去讲社会主义的其他方面，即使强调得再多，也会失去本质意义。比如，只强调公有制、按劳分配等，虽然也消灭了剥削和两极分化，但只能是贫穷的公有制，贫穷的按劳分配，贫穷的社会主义。在“左”风盛行时期，不但将致力于发展生产力批之为修正主义的“唯生产力论”，还把致力于改善人民生活，提高人民物质文化水平，也批之为“经济主义”、“福利主义”。生产的目的被模糊了，只能讲为革命而生产，工人为革命而做工，农民为革命而种田。也不能言富，宣传“穷则变，富则修(修正主义)”。粉碎“四人帮”以后，还需要理论界进行社会主义生产目的的讨论，以明确是为满足人民需要而生产。
怎样实现共同富裕？首先要通过发展生产力作为其物质基础。社会主义能够也应当比旧社会制度更好更快地发展生产力。特别是像我国这样在生产力落后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社会主义国家，快速发展生产力更是一个紧迫的任务。如果忽视生产力的发展，必然忽视共同富裕的目标。但如果发展生产力不是落脚于劳动人民的共同富裕，忽视劳动群众的利益诉求，而是片面追求GDP，就会重资本，轻劳动。如果不问姓公姓私，不问姓社姓资，就会导致两极分化，工农群众沦为弱势群体，几十亿、几百亿的富翁会日益增多。
必须明确，只强调和致力于发展生产力并不能保证实现共同富裕。西方资本主义生产力高度发展，但造成的结果是严重的财富占有的两极分化。私有制是不可能真正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共同富裕的实现，要以宏观层面的社会主义总体框架的存在与完善为条件。共同富裕要有制度安排作为其必要基础，在私有制的基础上必然会产生两极分化。实现共同富裕意味着消灭剥削和两极分化，这就要求应有的制度安排即所有制基础只能是生产资料公有制。发展和完善社会主义公有制，是不会产生两极分化的。邓小平也明确指出了这一点。他说：“只要我国经济中公有制占主体地位，就可以避免两极分化”。【1】(P149)公有制经济实行按劳分配，劳动贡献有差别，收入分配也应有差别，但差别不会很大，公有制排除了凭借个人占有生产资料获取高额收入的关系，特别是排除了资本剥削雇佣劳动的可能，为共同富裕提供了社会条件。
因此，快速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和两极分化、实行社会主义公有制、按劳分配等，都是由让全体人民“过最美好最幸福的生活”，即由共同富裕的根本目的和本质要求引申出来的。
邓小平提出社会主义本质，其出发点是解放和发展生产力，落脚点是实现共同富裕。判断社会主义事业的得失成败，是三条“是否有利于”的标准，即：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社会主义综合国力的提高，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所强调的还主要是发展生产力和走共同富裕的道路。这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理论观点是一致的。马克思指出：在未来新社会制度中，“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将如此迅速，……生产将以所有人的富裕为目的。”【2】(P220)恩格斯也讲：在社会主义制度下，“通过有计划地组织全部生产，使社会生产力及其成果不断增长，足以保证每个人的一切合理的需要在越来越大的程度上得到满足”【3】(P336)他们都强调两条：一是迅速发展生产力，二是以所有人的富裕为目的。
因此，只要弄清楚了为什么要搞社会主义，搞社会主义的根本目的是什么，那么，什么是社会主义的问题也就明确了。从本质规定上回答什么是社会主义，可以讲是快速发展生产力，逐步实现共同富裕。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就是紧抓发展生产力，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走逐步实现共同富裕的道路，防止两极分化。快速发展生产力和共同富裕，是建设和搞好社会主义的两大抓手。判断社会主义搞得好不好，首先主要看这两手抓得如何。我国1957年以前，两手都在抓，生产力发展得快，人民生活水平提高也快。“左”风盛行时期，两手都变软，转向抓阶级斗争一手硬，结果是共同贫穷。改革开放以来的一个时期中，抓生产力一手硬，抓共同富裕一手软，结果出现了收入差距过分扩大的趋势。
什么是共同富裕？需要弄清几点：首先，共同富裕是个动态概念。没有也不应有一个固定不变的标准。就我国的实际情况来说，全面小康水平实现了，就可以说初步走进了共同富裕。党的十六大报告指出：“我们要在本世纪头二十年，集中力量，全面建设惠及十几亿人口的更高水平的小康社会，……人民生活更加殷实”。至2020年，我国人均GDP可达一万美元左右，等于现在的两倍。但不能停留在这个水平上。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和财富的极大积累，共同富裕水平会不断提高。
其次，我国是在生产力落后的基础上建设社会主义的，尽管目前我国的经济总量已占世界第二位，但人均GDP却只有5000多美元，远远低于发达国家和一些高收入国家。根据美国《全球金融杂志》2010年公布的全球182个国家和地区的收入排名，卡达尔人均90149美元，卢森堡为79411美元，挪威52964美元，新加坡52840美元，美国47702美元，瑞士43903美元，我国大陆处于世界后列。但由于我国经济发展速度快于各国，人均GDP的增速也处于世界前列，共同富裕应当也能够作为目标逐步实现。就是说，我国目前还没有和不能实现共同富裕，但必须将共同富裕作为努力的目标，缓解和消除已出现的两极分化，通过走共同富裕的道路，达到实现共同富裕的目的。
再次，我国实现较高水平的共同富裕，不需要等到赶上和超过发达国家人均GDP的水平。发达国家和其他高收入国家，都存在两极分化，没有共同富裕。人均GDP的高值，掩盖了1%和99%财富占有上的对立。我国只要坚持公有制为主体的经济制度，消除两极分化，走共同富裕道路，人均GDP达到两万美元到三万美元(等于目前的4倍到6倍)，就可以实现较高水平的共同富裕了。
因此，仅仅讲快速发展生产力和共同富裕还不够，需要有制度安排做保证。以国有经济为核心的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就是必要的制度安排。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既是消除两极分化、实现共同富裕的必要条件和基础，也是快速发展生产力的制度保证。在生产高度社会化的条件下，资本主义私有制已不能适应生产力发展的要求。目前，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在金融危机的漩涡中挣扎不出就是明证。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消除了资本主义基本矛盾，有利于促进生产力的发展。
为了快速有效地发展生产力和实现共同富裕，我国就需要遵从科学发展的主题，使劳动者成为生产和社会的主人，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就要进行改革，搞好、搞活国有经济和集体经济；就要实行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经济制度。这就从宏观层次的总体框架上回答了当前阶段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
然而，正确的理论指导和方针政策，不能停留在文字上、口头上，而重在落实。当前，广大人民群众强烈不满的事实有两个，一是贫富两极分化，二是腐败蔓延(腐败的蔓延也与两极分化、中外富商腐蚀某些官员和国企高官有关)。贫富分化的根本原因是什么？如果不去追根溯源或回避根本原因，采取一些治标措施，固然也必要，但不能治本。所以，还有必要从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上弄清下面的问题。
二、怎样认识和看待我国目前出现的财富分配不公和贫富分化现象?
财富分配的不公，造就了我国日益增多的富豪。瑞信研究院2011年10月发布的《全球财富报告》表明，中国百万美元以上的富翁已达百万人以上，个人净资产超过5000万美元的，达5400名，仅次于美国，德国为4135名，日本为3400名，俄罗斯为1970名。《福布斯》2011年中国富豪榜显示，中国个人或家族资产超过10亿美元的富豪达到146人，胡润富豪报告的创始人霍格韦在2012年的新闻发布会上说：中国拥有10亿美元财富的人数其实可以翻倍，达260人。有大批富豪隐藏在人们视线之外。作为社会主义国家的中国的富豪数量，超过了除美国之外的一切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这类统计数字未必准确，且互有差异，但依然可作为我们思考问题的参考。
不断增多的富豪是怎样产生的？从富豪排行榜来看，大富豪都是私营企业主，因而主要是靠发展私有制经济起家的。此外，中国还有一批富人，如影星、歌星、体育明星和金融证券业界的高官等。《深圳特区报》2011年4月6日刊登一篇报道，指名道姓地讲，海派清口相声演员周立波，一年收入8000万。据周自己讲：“我两年票房一亿五千万，我一个人顶得上几个中型企业！”他除演出赚钱外，还有不少其他吸金活动，自曝活动出场费分三档：“上海本地剪彩一次66万元;外地剪彩一次88万元；商业演出一次100万-150万元。”所以，一年收入总数不止8000万。
电视剧的片酬几年来暴涨，某些明星的片酬过去一集只两三万元，现今涨到20万-30万元，有的喊出一集50万元甚至70万元的高价。大陆的片酬高过台湾和香港。一位明星出演一部30集的电视剧，两三个月时间，可赚到600万-900万元甚至更多。许多歌星，一年收入数百万元甚至千万元以上。越是富人，越有机会赚钱。《深圳特区报》2009年10月23日按实名制报道了一批明星所住高级别墅的情况，所住豪宅都在亿元以上。某明星10年前买一个1000平米的豪宅，1平米1万元；到2009年该豪宅涨到8500万元，净赚7500万元。从现在的价格看，可净赚亿元。
另一方面，我国还有不少需要救助的贫困人口。贫富差距不断扩大。有些富人，在国内外大量购买高级奢侈品，高盛公司将中国列为超过美国，仅次于日本的第二大奢侈品市场，又报道“中国仍有大量人口生活在贫困线以下，每天的生活费不到1美元”。
怎样分析和看待这种贫富差距呢？这是否肯定是贫富两极分化呢？贫富差距扩大趋势从上世纪九十年代后期就开始了。但直到本世纪初的前些年中，主要媒体一般只讲我国出现收入差距扩大的趋势，不提两极分化。是否已出现两极分化，学界还有不同的认识。这与怎样认识“两极分化”有关。有的学者否认出现了两极分化，是根据我国不存在富者愈富、贫者愈贫的事实做出的判断。的确，我们应全面地、辩证地认识和看待我国收入差距扩大的趋势。我国虽出现不断增多的富者愈富的富翁阶层，但不存在日益增多的贫者愈贫的穷人阶层。应该肯定，随着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生产力的快速发展，从总体上来看，全国人民的生活水平普遍提高了，正在向全面小康阶段迈进。应当看到，改革起步的1978年，还存在2.5亿的温饱问题没有解决的农村贫困人口，现在已绝大部分脱贫。虽然还存在一部分需要解决温饱问题的城乡困难群体，但国家已将他们作为扶贫对象进行救助，且扶贫标准也逐渐提高。应肯定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获得的巨大成就。这是问题的一方面。但另一方面，也应指出我国出现了贫富两极分化的事实。从存量财富的占有来看，一方面是拥有几亿、几十亿、几百亿的富翁阶层，另一方面存在着所占财富只能维持其最低生活水平甚至是“家徒四壁”的困难群体。从增量收入来看，大款大腕们一年收入数百万数千万甚至亿元以上，而广大弱势群体年收入只有2万元左右，甚至更低，相差百倍、千倍、万倍。
考察贫富差距和两极分化，不能只从绝对意义上着眼，还应从相对意义上着眼。马克思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分析这一问题的方法。在《雇佣劳动与资本》一书中，他在分析资本主义关系时说：“工资的显著增加是以生产资本的迅速增长为前提的。生产资本的迅速增长，会引起财富、奢侈、社会需要和社会享受同样迅速的增长。所以，即使工人得到的享受增加了，但是与资本家的那些为工人所得不到的大为增加的享受相比，工人所得到的社会满足程度反而降低了。……我们在衡量需要和享受时是以社会为尺度，而不是以满足它们的物品为尺度的。因为我们的需要和享受具有社会性质，所以它们具有相对而言的性质。”【4】(P729)以这种分析方法来判断，应当肯定我国的贫富分化是相对性质的而不是绝对性质的分化。下面可以用我国存在的具体事例形象地说明这种分化的相对性。《参考消息》2009年10月14日报道：一名中国年轻女子用400万元买了一只藏獒，用飞机运回来的时候，派30辆奔驰车去机场迎接。让狗住在恒温的空调房间，每天吃鸡肉和牛骨汤，喝矿泉水，1月花费约3000元。而一个普通清洁工的每月收入只有1000多元。报道说，“这个国家变成了世界上贫富差距最大的国家之一”。可以看出，即使清洁工的月收入增加一倍，也比不上那只藏獒的消费水平。与这位富姐的财富相比，更是天上地下。
社会主义要实现财富分配的公平，但公平不是平均，要反对平均主义。改革，就要改变传统体制下职工吃企业的大锅饭、企业吃国家的大锅饭的不利于生产力发展的状况，就要根据对社会贡献的大小，拉开收入差距。对贡献大的科学家、科技人员、管理人员和其他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者，给予较高的报酬是公平合理的。简单地反对收入差距扩大并不科学。针对平均主义，拉开收入差距，使收入差距的扩大与各自劳动贡献的差距相一致，是合理的，不应反对。需要缓解和消除的是收入差距过分扩大的趋势，是贫富分化的出现。水稻专家袁隆平，为水稻高产做出重大贡献，即使他收入再高，人民不会有意见。体育明星姚明曾年收入亿元，也不会引来不满，钱学森的收入与他的贡献相比，恐怕是非常偏低的。讲财富分配不公平、收入差距过大，不应也不会包括上述这种情况。事实上人们的不满与批评指向并不在这里，而是指向贡献与收入脱节，或是低贡献、无贡献而高收入，或是依靠压低职工收入进行剥削致富，或是靠投机钻营致富，或是通过损害国家和人民利益致富等等，是指向这类富人阶层。
造成我国贫富分化的原因，学界众说纷纭，有多种不同的看法，都有各自的道理，但应分清浅层次的、枝节性原因和深层次的根本性原因。
腐败是不是根本原因？需要具体分析。腐败，是指为人民所痛恨的公职人员以权谋私的非法行为。如果把腐败只理解为贪污受贿，那就难以说明它是贫富分化的根本原因。这是因为，在贪官的行为暴露前，他一般作隐蔽状，其所贪财富不会计入基尼系数。而当贪官败露后，其所贪财富一律交公。再者，贪官毕竟是少数，占人口比重很小。即使将贪官纳入暴富阶层，他们至多是增加点富人数量，影响点基尼系数，而不会是造成两极分化的根本原因。因为他们不是造成弱势困难群体收入低下的根本原因。不过有一点应注意到：贪官接受开发商的贿赂后，会以损害国家和人民利益为代价，让开发商获得暴利，增加了非法致富者的数量。
分析造成贫富分化的根本原因即根源，要考察两个方面：一是弄清为什么会出现一个占有财富很大比重的富人阶层；二是弄清为什么会出现一个所占财富比重很小但所占人口比重很大的低收入群体，二者的统一才形成贫富分化。贪官与前者有联系，但与后者无因果关系。
如果讲腐败，应看到腐败的另一个层面。那就是在国企改制中导致国有资产大量流失的腐败事实。我国国有资产大量流失，与企业主管和政府官员们的腐败(包括经济腐败与政治腐败)行为有关。这既造就了一批损公肥私、一夜暴富的私营企业主，迅速成为百万、千万、亿万富翁，又制造了大量失去生活保障的工人群体。这里可引用“反腐作家”张平亲身见闻的材料作为事例。由张平小说改编的电影《生死抉择》，曾在国内产生过重大影响。张平2008年被选为山西省副省长。张平讲过这样一段话：“我原以为天下只有农民苦。后来发现完全不是那么回事，工人一旦下岗失业，没有土地，没有粮食，比农民还苦。”他曾采访过数十个国有大中型企业，他发现“一个个工厂迅速完蛋，全都与领导者大肆侵吞国有资产有关。而工人们很可怜，他们也知道腐败在发生，但他们没办法。我没想到工人这么苦，原来的三线工厂X厂，工人大批下岗没人管，集体自杀40多人，他们要用自己的死引起上面的重视，以期待拯救更多的兄弟姐妹，亲人家属”。张平还具体讲述了企业蛀虫们侵吞国有财产以自肥的千奇百怪的惊人事例(见《报刊文摘》2008年2月20日)。根据宗寒的《两只眼看中国资产层》一书提供的统计资料，1982年至1992年，国有资产年均流失500亿元，而在90年代，年均流失5000亿元。全部流入私人腰包，造就了多少个千万、亿万富翁。1998年至2002年的私营企业中，有25.7%的企业是由国有企业和集体企业改制而来。根据2005年的调查，私营企业中的35.2%原是国有企业。2007年的资料表明，私营企业的7万亿元的资本中，有至少1/3或以上是由国企和集体经济转移来的。这种转移，除大量国有资产流失化公为私外，更多的是由大量国有中小型企业和集体企业改制为私营企业而来。而原公有制经济中的职工则成为由私人资本支配的低收入的雇佣劳动者，还有大量国企工人下岗，成为生活困难群体。
可以看出，国有企业大量资产流向私人，又有大量工人下岗，是造成贫富分化的一个途径。但需要将其与私有制经济的大量发展和公私经济主体地位逆向发展联系起来统一考察，才能说明问题。
认为垄断是造成贫富分化的根源也难成立。首先，国有企业并不都是垄断企业，垄断企业居少数。《人民日报》2012年5月17日发表的由三位记者撰写的《竞争让国企更优秀》一文明确指出：“提及国企特别是央企，很多人自然地就会想到‘垄断’。事实上从目前的行业分布看，90%以上国企处于高度竞争的行业。”即使是垄断企业，利润额高，但上缴税收额一般高于利润额，也高于私企外企税收与利润之比。国企利润的主要部分用于积累，扩大生产，仍归国家和人民所有，不像私营外资企业，利润全归私人占有。第二，有些国企高管的收入偏高，为世人所诟病，需要调整，但改革开放以来，国企在数量、产值和所占GDP的比重上日益降低，私营和外资企业占GDP的比重达到了70%-80%。根据《人民日报》2011年8月10日的报道，国家工商总局提供的统计资料显示，私营企业达903.49万户，外商投资企业44.59万户，个体工商户3601.13万户。而国有企业则不断减少，根据国家统计局的资料，1998年，全国国有企业虽已减少很多，还有238000个。2007年下降到112000个，减少了一半多，现在更少了。2009年，国有工业企业只剩9105家。中央国企2003年有196户，2011年减少为117户。年收入几十万、百万元或以上的国企高管数字未见到统计，但亿万富翁统计中未见国企高管，即使假定有几千个或上万个国企高管拿了高薪，也构不成全国贫富分化的原因。第三，更为重要的一点是，国有企业内部，无论属于竞争性或垄断性行业，都不会造成低收入的困难群体。有人指责国企职工的工资偏高，但国企普通职工的平均工资高于私企和外企职工，是好事而不是坏事。这正是社会主义企业优越于资本主义企业所在。正好说明认为垄断是产生两极分化的原因的观点不能成立。还应看到一点：私营外资企业从银行贷款还本付息后，其增殖的部分除缴税后全部归业主私有，而国有企业贷款还本付息后的税后利润，用于积累仍归公有，而且还需要上交一部分利润。由此看，国企普通职工收入高一点、相当于私企职工的近两倍也并非不合理。当然，有的企业连抄表人员也年薪高达10万元，是会引起非议的。
有人靠炒股致富，有人靠炒房获得暴利，影星、歌星、体育明星、金融证券行业从业人员、国企高管、画家以及科技教育界的某些人士获得高收入，可以增加扩大收入差距的因素，扩大了高收入群体，会增大基尼系数，将其算入贫富分化的富方也可以。演艺界、金融证券界和国企高管的过高收入与低收入困难群体相比，存在分配的不公平不合理，过高收入应予以调节。但这不是造成两极分化的根本原因。因为他们并没有造成大量低收入困难群体。
有的学者认为，贫富差距扩大，是因为我国市场经济发展不到位，不规范。似乎只要市场经济发展好了，差距就会缩小。这种看法，既不符合市场经济理论，也不符合历史事实。西方学者认为，私有制的市场经济承认分配不公平。例如，《现代日本经济事典》(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年）一书中，讲到私有制市场经济制度的三个基本原则时，指出：“私有财产当作生产资料使用时，就成为利润活动的源泉，容易利用所有权的优越地位剥削工人”；市场机制的分配“是以不平等为前提”，“分配一般就是不平等的”；“在一夜之间既有可能变为大富翁，又有可能变成穷光蛋”。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常识也告诉人们，在私有制商品经济中，价值规律的作用，除自发配置资源和促进生产力发展外，还会促进两极分化。从发达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国家的历史事实来看，贫富差距呈扩大趋势。2011年12月21日，《光明日报》转载了德国学者舒尔茨的《美国贫富差距史无前例》一文，文中指出，“近100年来，美国的贫富差距从来未像现在这样严重，一边是占总人口1%的幸福的超级富翁，另一边是占总人口99%的那些人。目前，400个最富美国人占有的财富超过1.5亿底层美国人占有的财富总和。”我们看到，占领华尔街运动的口号就是99%对抗1%。文章又说：连美国中央情报局公布的报告中也说：“美国的贫富分化比突尼斯或埃及更为严重。”“从本世纪初开始，问题就不单单是社会出现两极分化了，问题还在于分化在加速。2002年到2007年间，65%的收入落入了最上层的纳税者的腰包里。虽然美国的生产率自新千年以来得到巨大提高，但大多数美国人没有从中受益，民众平均年收入减少了10%以上。”
寻找造成全社会两极分化的根本原因，必须是既造成了一批财富日益增大、人数日益增多的富人群体，同时又造成了人数众多的低收入群体。这就必然涉及所有制问题。应当注意到，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批评离开生产资料所有制抽象地谈论“平等权利”、“公平分配”的错误。他指出：“消费资料的任何一种分配，都不过是生产条件本身分配的结果；而生产条件的分配则表现生产方式本身的性质”。这里所讲的“生产条件的分配”就是指生产资料条件分配在谁手中的问题。资本主义生产资料所有制，决定着资本主义分配方式；社会主义公有制，决定着社会主义分配方式。马克思尖锐批评“庸俗的社会主义仿效资产阶级学者(一部分民主派又仿效庸俗社会主义)把分配看成并解释为一种不依赖于生产方式的东西，从而把社会主义描写为主要是围绕着分配兜圈子。既然真实的关系早已弄清楚了，为什么又要开倒车呢？”所谓“真实的关系”，就是分配关系取决于所有制关系，生产方式决定分配方式。离开这种真实关系，不考虑所有制关系去围绕着分配兜圈子，空谈“公平分配”，是在开倒车，解决不了问题。根据马克思的理论观点和我国的实际情况，造成两极分化的根本原因，只能是中外资本主义经济即私营和外资企业的大量发展。私有制的小商品生产就会产生分化，我国有些私营企业就是从小商品生产起家的。而资本主义经济则会扩大两极分化的范围和趋势。私营经济作为资本主义经济存在两方面的分化，一方面是企业间的竞争，优胜劣汰，会发生分化；另一方面是资方与劳方的贫富分化。资本利润与劳动工资是天然矛盾的。资本处于强势，追求利润最大化；劳动处于劣势，工资被尽量压低。特别是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的前20多年中，私企外企利用我国廉价劳动力，有的还严重侵犯工人权益，迅速发展，扩大资本积累，而工资一般低于劳动力价值。加之地方官员重引进，重维护外商利益；重内外资本，轻劳动；忽视维护工人权益，劳资利益分化就更加明显。亿万富豪群由此产生，低收入的雇佣劳动者群体也由此形成。上世纪90年代中后期，贫富分化的趋势已较明显，基尼系数已超过警戒线，2000年已超过0.45。但多年以来，还宣传处理收入分配的原则是“效率优先，兼顾公平”，“初次分配重视效率，再分配重视公平”，表明初次分配可以不重视公平。事实上，收入差距严重扩大，正是初次分配不公的结果，靠再分配是不能有效缩小差距的，何况我国的社会保障制度还很不健全。这是重抓发展生产力而轻抓共同富裕的表现。
有关资料表明，目前，我国城镇职工在私企和外企就业的比重已达80%以上。据《中国的人力资源状况》白皮书显示，2009年，国有单位就业人数占城镇就业人数的比例下降到20.6%。另据《京华时报》2012年3月27日文章显示，我国国有企业员工与就业总人口之比已不到8%。集体企业的数量和就业人口也已很少。这表明，我国绝大部分城镇职工，成为受中外私人资本支配的廉价劳动力。他们的工资收入和劳动处境远远低于国有企业。从2009年起国家统计局，开始公布私营单位工资调查的主要数据。数据表明，2008年“我国城镇私营单位从业人员数量大，但平均工资较低，约为17071元。”这个平均数中包括收入较高的工程技术人员和管理人员的收入，纯工人的年收入比这个平均数会更低。有统计资料表明，国有企业职工的平均工资多年来几近私企职工平均工资的2倍。国家统计局2010年发布的调查报告显示，2009年全国国企在岗职工年均工资为35053元，而城镇私营单位就业人员的年均工资仅18199元，只相当于国企的52%。
再看看外资企业的情况。美国苹果公司是一家全球著名的电子科技产品生产企业。在美国，苹果公司的员工待遇很高，年薪平均高于10万美元，但它在中国搞“血汗工厂”。2010年1月至5月，苹果公司在华最大供应商富士康公司的员工因不堪诸多压力发生连续12起跳楼事件，震惊社会。为苹果公司生产产品的在华三家富士康工厂，经国外维护劳工权益协会进行广泛抽查，发现了很多问题。它“违反中国法律以及行规，要求员工每周工作60小时以上，有时还要求员工连续上班11天以上”，每天工作14小时也是常事。该维护劳工权益协会说：富士康公司的三家中国工厂存在“重大用工问题”，“有相当多的工人对自身健康和安全没有把握”。经过对3.5万名以上的员工进行调查，“发现了多处违反劳动法的现象”。美国多家环保组织和公平劳工协会的调查报告指出：苹果公司在中国的供应商的产品是以“毒害环境、伤害社区、牺牲工人利益”为代价的。存在严重的健康与安全危险，以及劳动时间过长、拖欠工资等问题。工资低，60%以上的员工工资无法满足其基本生活需求，有的员工拿不到加班工资。富士康拥有120万中国员工，靠剥削大陆的廉价劳动力而获得高利润。据美国《纽约时报》2012年3月31日的报道说，“在拥有数十万富士康员工的深圳市，最低工资标准已经从2005年的每月635元提高到现在的1500元”，“以美元计算的工资由于人民币升值，增长更快。在2005年，按当时的汇率计算，最低工资为80美元，而现在已经达到240美元左右”。这个增加了的工资水平也远远低于我国国企的平均工资水平。
在维护劳工权益协会调查和富士康员工抗议的压力下，在“西方消费者对工人工作条件的种种担忧”下，富士康宣布要减少加班时间和大幅提高员工薪酬。决定加薪25%，达到月薪约400美元(合人民币2600元)。大幅加薪后依然低于中国国有企业的平均工资。
总之，无论是私营企业还是外资企业，作为资本主义经济，是不可能实现共同富裕的。目前，我国强调以人为本、公平正义、民生为重、共同富裕，强调改革与发展的成果要惠及广大人民群众，以扭转抓发展生产力一手硬、抓共同富裕一手软的格局。但是，中央的正确决策也遇到种种杂音的干扰。有人反对公平分配，说什么公平不能用秤称，没有衡量标准；有人仍主张效率优先，认为经济发展了，蛋糕做大了，自然会趋向分配公平；有人提倡市场原教旨主义，认为目前的分配不公，种种矛盾，是市场经济发展不够和被扭曲的结果；有人主张私有化，认为国有企业垄断、妨害了效率和公平。有人继续宣扬“国退民进”，并谎称这是中央确定的“改革方向”。其实，中央是一直不赞同这一提法的。这些主张和观点都是不正确和不符合实际的。
将我国贫富分化的根本原因，归结为中外私有制经济的发展所占比重远远高于公有制经济的结果，并不意味着否定或轻视私营外资企业的重要作用，更不意味着主张“国进民退”压减私有制经济，也不意味着主张限制富人人数的增加和财产的扩大。只是主张应按邓小平理论、我国宪法以及中央指导思想和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规定，坚持和发展以国有经济为核心的公有制经济，坚持和完善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不搞全面私有化。富人可以继续富，但穷人不要继续穷。富人应回报社会，尽些社会责任。除多交税外，还应有善举，关心和扶助困难群体，缓解社会矛盾和仇富情绪。私有制经济可以继续发展，但不应妖魔化国有经济，搞“国退民进”，排斥国有经济的发展。要把国有经济搞好搞活，做大做优做强，有效发挥主导作用，控制国民经济命脉，为全国人民创造更多的财富和增加全民的利益，以永葆社会主义的江山不会变色。
（作者系中国人民大学荣誉一级教授、博士生导师；来源：昆仑策网，原载《西北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2年第5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