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年尾，发轫于上游煤炭、钢铁、造纸等行业的涨价潮汹涌而下，在运输成本上涨和环境治理限产的推波助澜下，对中间工业制成品环节形成致命冲击︰焦煤涨价200%;玻璃涨价40%;塑料涨价30%;铝材涨价30%;钢铁涨价30%;运费涨价33.6%;工业原纸有钱也买不到了。

中国经济的结构问题，已经渐渐出现了一些并发症了。一国经济结构问题的根源，无不在于资本结构的弊端，以美国为例，美国经济空心化的问题，除了根源于私人资本对经济的控制，也根源于私人金融资本对资本和经济的控制，不仅是资本性质结构的问题，也是资本产业结构的问题，而且后者甚于前者，后者是前者的必然结果。中国经济结构的根本问题，还没有发展到像美国那样金融资本已经控制整个美国资本和经济，但是，私人资本对中国经济的影响及其所占的比重过大了，中国迫切需要调整经济结构，实现国有资本、农村集体资本和私人资本的平衡，急需做的就是发展壮大农村集体资本，用农村集体资本主导农业和农产品加工业，振兴三农，力争熨平农产品生产的周期性，保障农产品的高效、平稳供应。

一、以集体化为基础的农村经济是农村改革顺利进行的根本基础

大家知道，农地承包开启了中国改革，但是，农地承包的故事被讲歪了，农地承包的成功，不是因为落实生产经营责任制，而是落实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成员权。包产到户，是两个层次的改革：经营体制和机制上是落实生产经营责任制，生产关系上是落实集体经济的成员权。其中，落实农民的成员权是农地承包取得成功的基础和关键。生产关系层面决定经济体制和经营机制层面。试想，不落实农民的成员权，农民对自己的劳动和收益就没有自主支配权，他怎么有多劳多得的积极性？普通的落实生产经营责任制，古已有之，不算改革。落实农民的成员权才是新生事物，才是改革和创新，才让包产到户或者落实生产经营责任制成为改革。

还有一个更大的成功经验被隐瞒了：国家粮食收购制度加农户承包经营制度，构成了市场基础上的计划经济。农户面向市场经营，形成市场经济的基础，国家向农户收购农产品形成市场基础上的农产品计划生产。这种稳定、高效的农业经济体制和经营机制，是中国农业稳定、经济稳定和社会稳定的基础，是中国改革顺利进行的根基。

总之，40年中国改革开放的基础是农村以市场为基础的计划经济：经济体制是以集体化为基础的农村经济，所有制是落实了成员权的农村集体所有制。

中国用前三十年实现了工业化，用后四十年实现了城市化。如果想要衔接工业化和城市化并支撑城市化进程，必须发展好以集体化为基础的农村经济。但是，中国的改革深受一些人所歪曲出来的所谓成功经验的影响，所以这两个“脊梁”很容易被侵蚀，从而弱化：以集体化为基础的农村经济面临资本下乡的侵蚀，现在已不足以支撑农业的继续发展，比如，天价猪肉宣告了以集体化为基础的农村经济必须通过变革才能续命。在城市化中，房地产则面临自我崩溃的威胁--像中国房地产这样的金融加财政，早晚把中国国家信用、银行信用和个人(公司)信用消费殆尽。另外，外国资本的侵蚀也不容忽视，表现为外资撤离带动内资逃离以及外资对中国金融业和制造业等跃跃欲试的吞并。

这两种“脊梁”经济，都是改革挖掘出来的前三十年红利，只是改革没有能够完善其制度，使其永续发展。

二、资本下乡和发展壮大农村经济组织是二选一的关系，必须坚决选择后者，拒绝前者

正如上文所讲，农地承包是以落实生产经营责任制的形式，实现了农民在农村经济组织的成员权，是最低级的农村经济组织成员权实现形式。所以，它客观上就有升级和被取代的要求，不是被资本下乡取代，就是其它形式的农村经济组织成员权实现形式取代，换句话说，就是被做强、做优、做大农村经济组织取代。

三农改革，如果沿着落实生产经营责任制展开，就是资本下乡；而沿着完善农民在农村经济组织的成员权的方向展开，就必然做强、做优、做大农村经济组织。不能沿着落实生产经营责任制展开，而应该沿着完善农民在农村经济组织的成员权的方向展开，因为生产关系层面决定经济体制和经营机制层面，否则轻者削足适履，严重了要鞋不要脚。

（一）、资本下乡导致农业农村凋敝，给中国现代化釜底抽薪

资本下乡有以下危害：

第一、资本取代农户，使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名存实亡，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作为农民工根据地和后盾的功能消失，将大量转化为城市无房阶级。

第二、资本下乡，侵夺农民、农村和农业的利润，缩小农民的有效需求，不仅总体上导致农村和农业凋敝和农民破产，而且农民的有效需求降低，意味着资本没有发展空间。如果资本不与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争空间，而是于为农村集体经济组织配套服务，资本和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则可以共生共荣。所以，相比之下，资本下乡，不仅祸害三农，而且也堵死了自己的生路。

第三、资本下乡，破坏了农业以市场为基础的农村计划经济，使其名存实亡。资本的逐利性导致农产品生产过山车似的波动，国家收购的生产计划性被破坏，衡平粮价、菜价、肉价等功能受损甚至消失，宏观经济无序，国家动荡产生。另外，农业和农产品加工业最终在大踏步衰亡的过程中被外资控制。

总之，资本下乡导致农业农村凋敝，给中国现代化釜底抽薪，同时自己也会跳进自己挖的坑。

（二）、发展壮大农村经济组织是中国现代化和民族复兴的重要基础

40年改革开放的起点不是落实生产经营责任制，而是完善农村集体经济制度的落实农民在集体经济组织的成员权。如果60年代初就包产到户，由于工业化和完整的经济科教体系没有建成，尤其是农村基本建设没有完成，就相当于解散刚刚成立的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农村不会有发展，相反会成为中国社会的动乱之源。从历史经验教训看：

1、发展壮大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是中国现代化和民族复兴的重要基础

40年的实践证明，以集体化为基础的农村经济是中国现代化和民族复兴的重要基础。同时，以集体化为基础的农村经济具有科学的依据:农户面向市场经营，形成市场经济的基础，是微观效率的基础;国家向农户收购农产品形成市场基础上的农产品计划生产，是农产品生产宏观经济效率的保障和三农稳定的保障。随着时代发展，其经济效率的提升需要改革，但改革还得从完善农村集体经济制度着眼和入手，比如，把农户换成农村集体经济组织，规模效益就有了，微观经济效率就提高了，而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体系功能是加强的，宏观经济效率会随着微观经济效率的提高而提高，其体系功能会随着其微观经济效率和宏观经济效率的提高而加强。至于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内部关系，村集体成员全体平均分红并保留自留地，把耕作择优承包给部分成员，其他成员进城务工或者到村集体、乡集体、县集体、市集体、省集体创办的乡镇企业劳动或者退出劳动即可。这样，国家只要看看省级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年报，就能知道第二年的农产品供应情况并据之进行宏观调控。一句话，发展壮大农村经济组织是中国现代化和民族复兴的大底。

2、发展、壮大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才能保障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成功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其实已经进行了前、中两个半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和混改。长期以来，我国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深受西方经济学的影响，一直是在供给侧做减法，具体说，主要是国有经济的减法。混改是做国有经济的减法和民营经济的加法，这给中国的公有制经济成分进一步造成重创，改革的效果则是可想而知的。实际上，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迫切需要一个对应的、为供给侧提供发展空间的需求侧。这个需求侧，就是三农。但是，由于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制度在改革中没有与时俱进，私人农业资本已经从存在发展到下乡清剿，广大农民组成的元消费端已经枯竭。长期以来，元消费端的有效需求的枯竭，通过贫困的传导，逐级传递到广大城市中产阶级，造成各行各业劳动者的有效需求枯萎。如果不是城市化对经济和消费的带动，中国的经济早就不支持中速发展了，高速发展更不可能。而如今，城市化的拉动已经无力了。由于缺乏盈利机会，各行各业贷款的意愿不断降低，显示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急需一个治标又治本的配套改革。

其实，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有两种：市场资本导向的和共同富裕导向的。我们已经进行的是前者，现在我们急需进行后者。后者，所以称为共同富裕导向，就是因为它既优化产业结构，发展生产力，又提高大众的消费能力，实现共同富裕，同时推动生产和消费协调发展。

1978年开始的包产到户，给农村集体经济组织落实成员权，增加农民的获得，增强农民的有效需求，它又给农村集体经济组织落实生产经营责任制，优化其生产经营形式，提高其产出。同样，把以集体化为基础的农村经济中的农户，换成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从事农业和农产品加工业，全体社员享有平均分红的权利，也是一种共同富裕导向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把农户换成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无疑改进了生产经营形式，因而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同时增加了农民的获得和有效需求，又是需求侧结构性改革。它与包产到户的关系是，包产到户以个体劳动为主的生产经营形式，实现了农民的成员权。而它，把农民从小资本兼劳动者变成集体资本的平等股东，把农民的成员权，从承包经营权变成了大型农业联合体集体资本的股权。

这样，以集体化为基础的农村经济，必然保障农产品生产的供给和需求均衡发展。以集体化为基础的农村经济改革，是整个国民经济供给侧结构改革的上游，用上游共同富裕导向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能为下游改革提供利润和发展空间的支持。发展、壮大的农村集体经济组织通过市场竞争发展壮大以后，也可以一定程度上理顺国资、农村集体资本和私人资本的关系，解决中国经济的资本结构问题以及由其引起的产业结构问题，保障国民经济健康发展。

3、理顺国资、农村集体资本和私人资本的关系，要求发展壮大农村经济组织

中国经济的结构问题，本质上是资本结构的问题。资本结构问题的根源是，数量上看，私人资本太多，国企和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太少。

国企和私企的关系，是筋骨、脉络、肉和皮与肉和皮的关系：国企是宏观经济的筋骨、脉络、肉和皮，私企是宏观经济的肉和皮。为什么国企可以是宏观经济的筋骨、脉络，而私企不行？因为要想市场有效率，仅有个体（包括跨国公司）之间的交易不行，必须把个体之间的交易建立在社会整体与个体之间的交易的基础上，而政府和国企总能在一定程度上代表社会整体与个体进行广泛、深度的交易，而私企及其政府则不行。但是，私企也有优势，在于其细胞的灵敏度高于国企，对商业机会和风险的嗅觉强，因而适合于做肉和皮。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在性质上介于国企和私企之间，在宏观经济的某些方面，也可以承担起筋骨、脉络、肉和皮的作用，因为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股东是9亿农民，代表着中国经济的很大一部分，而且40年改革证明，农民的企业，其细胞的灵敏度高于私企。

这样看，中国经济的根本问题是国企及其与政府关系形成的骨架和脉络太小，承载不了这么多作为肥肉的私企，而农村集体经济组织长期处于被架空的状态，使得数亿人作为股东的农村集体经济组织长期贫血甚至机体组织坏死，处于机体萎缩状态。

当下，激活农村集体经济组织，让它收复被私人资本占据的农业和农产品加工业，有助于中国经济的康复和进一步矫治。

当下，房地产造富，即将拉不动经济发展，农民会首先贫困，继而带动城市中产阶级贫困，继而带动广大中小老板贫困。大资本在吃光中小老板后举步维艰，继而国运被私人资本过分膨胀摧毁，中国被外资收购。所以，理顺国资、农村集体资本和资本的关系，要求发展壮大农村经济组织。

三、结语：

中国用前三十年实现了工业化，用后四十年实现了城市化。如果想要衔接工业化和城市化并支撑城市化进程，必须发展好农业以集体化为基础的农村经济。未来三十年，只有致力于解决共同富裕问题，才能保障经济高速发展。要解决共同富裕问题，唯一的办法，就是发展壮大农村经济组织，做强、做优、做大农业以集体化为基础的农村经济，让共同富裕的上游产业——农业和农产品加工业，以逐节传导的方式，带动市场驱动的下游工业和其它产业发展。

【李东宏，察网专栏作家，律师，作家，经济学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