帝国主义当今世界，和平与发展虽仍为时代主题，但世界很不太平。不合理的政治经济旧秩序，仍在破坏着国际社会的安宁。不仅军事霸权仍大行其道，而且金融霸权日趋凸显，一些发达国家凭借其强大的金融优势，不断洗劫发展中国家的财富，剥夺着第三世界人民的货币主权。我们对于这种新型的金融帝国主义，必须保持高度的清醒和警觉，积极采取有效措施予以应对。

一、金融帝国主义的性质及时代特征

当前资本主义进入了金融帝国主义阶段。金融化和金融资本全球化是金融帝国主义的显著特征，但其国际剥削的本性并没有变，只是更加倚重金融手段而已。

1、金融帝国主义的性质——国际金融剥削

资本主义发展大体经历三个阶段，即自由竞争资本主义、工业垄断资本主义、金融帝国主义。金融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发展的最高阶段，具有高度的垄断性、掠夺性和寄生性，深刻体现了帝国主义国际剥削的本质。

20世纪70年代，金融帝国主义得以确立，主要表现为经济金融化和金融资本迅猛发展，金融资本演变为国际金融垄断资本，金融垄断资本将势力范围扩展到全球走向国际化，由此金融垄断资本攫取了前所未有的高额利润。这种高额利润的绝大部分是通过金融投机、金融剥削、掠夺来实现的。

1971年美元与黄金脱钩，世界货币体系废除了金本位制，美元成为世界货币，充当国际流通和结算货币。这意味着美国不生产，仅仅依靠印刷美元纸币就能一本万利地购买世界各国具有真实价值的商品、服务和资源，这正是垄断了纸币发行权的美国金融寡头集团洗劫世界财富的基础。美国通过其强大的军事、外交和意识形态力量，让各国央行不得不购买美国国债，为美国的财政赤字、对外战争以及美国公司收购国外核心产业提供融资。以新形式出现的金融帝国主义，与传统帝国主义相比，在形式上不再主要靠侵占领土，而是以金融资本为基础，创建所谓“资本自由化”的游戏规则，设置圈套，套牢和剥削弱势国家和民族。这种剥削，形式更为隐蔽，成本更为低廉，实践更为高效。

2、金融帝国主义的时代特征

当代金融帝国主义具有明显的时代特征，其金融霸权主要通过以下五种形式实现。

第一，金融通胀的国际转移，掠夺他国财富。金融帝国主义通过实施“量化宽松”的货币政策，转嫁金融危机，向中国等新兴经济体输入通货膨胀，实现国家财富的国际转移。当今美国金融帝国主义就是通过货币贬值(“量化宽松”)、发行国债和制造股市楼市震荡，进而摧毁债权，轻易洗劫他国的财富。目前，中国3万多亿美元的外汇储备，其中约有60%是美国政府债券，必须高度警惕这些财富被美国利用金融手段洗劫的风险。

第二，金融投资的国际产业控制，控制他国经济命脉。美国利用其金融帝国主义机制，用全球的资金收购他国关键产业和资产，却又禁止他国并购其本国的资源、高新技术等战略性行业，以此来控制世界大宗商品的定价权。近年来，外资加快兼并和收购我国行业龙头企业，我国一些原先发展势头较好的重点企业、行业排头企业陆续被外资并购、控股，甚至多年来通过自主研发培养的技术团队和技术能力被外资控制，企业的利润随之外流，企业和产品的品牌价值也被外商侵吞。近年来，跨国公司开始大举进军我国大型制造业，并购重点直奔我国工程机械、电器业等领域的骨干企业。我们对此应有清醒的认识。

第三，金融危机的国际传播，搅乱他国金融秩序。金融帝国主义取代了早期资本主义用商品进行扩张与掠夺的模式，进而采用金融扩张，用垄断金融资本的运作模式来影响和控制一个国家的经济运行。美国凭借美元霸权通过操纵美元利率或汇率来定期对外辐射经济风险，传播经济危机和金融危机，让各国承担美国经济调整的成本。美国金融危机以来，美国推出四轮“量化宽松”政策，把增长留给了自己，把问题抛给了全球，全球替它背着通货膨胀的压力，而它并没有出现明显的通胀现象。当代以美国为首的金融帝国主义，频频借用索罗斯这样的金融狙击高手，对他国实施货币狙击，引发他国出现金融危机，趁机洗劫他国财富。比如，1997年以索罗斯为代表的金融狙击手对东南亚国家的金融狙击，导致东南亚国家出现金融危机，经济严重衰退，而金融狙击手们却获利巨大。对此，时任马来西亚总理的马哈蒂尔就明确指出:“索罗斯对马来西亚的金融狙击，使马来西亚经济至少倒退二十年。”

第四，金融文化的国际输出，强化金融剥削与被剥削的国际认同。美国金融帝国主义不遗余力地用服务于美国金融霸权的理论，用多种手段和渠道对各国特别是发展中国家关键部门的人员、经济学者、媒体人员进行“洗脑”，通过强化文化渗透增强剥削与被剥削的国际认同，以达到不战而胜的目的。美国的一些主流商学院，多年来用其金融霸权理论大量培训各国留学生，这些留学生回国后往往成长为本国经济、金融部门的管理者，或者直接培训各国的中央银行家和外交家。同时，部分西方国家还借力金融非政府组织对知识分子、媒体等“笔杆子”进行思想渗透和改造。正是金融文化的国际输出和“洗脑”工程，将很多第三世界国家的经济推向崩溃和瓦解的深渊。近年来，美国各种基金会在中国投入巨大，不遗余力地培养基金会学者，贩卖美国等西方国家的一些言论，力图对我国经济社会改革决策产生影响。

第五，以金融制裁的国际压制，打击削弱异己国家。金融霸权的极端形式，就是目前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霸权主义国家对其认定的挑战对手、异己力量国以种种理由实施金融制裁，削弱压垮对手的经济实力，引发社会动乱，以达到不战而屈人之兵的霸权目的。20世纪90年代以来，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势力，披着“维护正义”“维护规则”的外衣，频繁对其对手实施金融制裁。比如，20世纪90年代，对伊拉克萨达姆政权实施长达近十年的包括金融制裁在内的经济制裁和经济封锁，使伊拉克经济陷入崩溃的边缘，最终导致在伊拉克战争中，萨达姆政权不堪一击。在此后的利比亚战争，以及目前仍在上演的叙利亚危机、伊核危机中，这种金融制裁更是频频登场。

二、金融帝国主义的发展趋势

金融帝国主义早在马克思所处的年代就已显现，只是自20世纪70年代布雷顿森林体系解体以后表现更为明显，手段更为多样和隐蔽。进入21世纪以来，金融帝国主义表现出日益明显的“五化”趋势。

1、组织形态高级化

早期的金融帝国主义，是以罗斯柴尔德、索罗斯这类大型金融资本家个体形式存在和运作的。而进入21世纪以来，以美国为首的西方金融霸权国家，则是以国家意志为主导，以国际金融组织(诸如世界银行、IMF、国际评级机构等)为载体，以国际金融规则(《新巴塞尔协议》、IMF救助规则等)为手段，对其所谓的竞争对手，进行有组织、有计划、有目标的金融制裁、金融破坏、金融打击、金融颠覆(金融“颜色革命”)。这些金融霸权活动，正因为其汇集国家力量，并借助他们控制、主导的国际组织平台，其造成的危害更大，影响更深，对其防范更难。

2、人才团队精英化

早期的金融霸权，主要是以一个个金融资本家为主体进行的，因而其人才团队主要还是家族式的。进入21世纪以来，华尔街在国际金融领域的影响力越来越大，特别是美国次贷危机以后，当代的金融霸权所依赖的人才团队，越来越由原来的家族式变为跨国式的精英团队。类似华尔街这样的金融团队，汇集了世界各地策划金融掠夺的高手，因而，这种金融团队对世界的影响力，有时甚至可以超越一个主权国家的力量。美国次贷危机使美国政府在华尔街的“金融精英”面前也不得不变为配角。

3、技术平台网络化

在互联网出现以前，美国等西方国家金融霸权的实施还需要经过纷繁复杂的运作过程，不仅效率低下，过程漫长，而且总体的影响力有限。自从有了互联网的技术支撑，同相应的国际规则相结合，资金的大规模跨境移动只需“弹指一挥间”，金融震慑信息能在很短的时间内传遍全球。如今，每天有数十万亿美元的国际游资在寻找猎物，任何一个对外开放的国家，稍有不慎，就会瞬间被其掠夺。因此，自从互联网技术被广泛应用于金融活动以来，国际金融市场动荡频繁，金融危机的国际影响不断放大。

4、运作方式规则化

金融帝国主义的霸权行径，十分注重披上文明的“外衣”，就是通过出台诸如《巴塞尔协议》、IMF救助准则等这类国际金融准则。这些准则，名义上是为了维护一国金融安全，帮助一国经济危机过后恢复经济，实则都是有利于金融帝国主义的，是金融霸权为这些国家套上的“紧箍咒”。如果违背这些规则的要求，就会受到惩罚。哪一个国家一旦按其制定的规则行事，就必然掉进其事先挖好的“金融陷阱”，使该国的金融主权被这些规则所绑架。类似情形，在东南亚金融危机、希腊主权债务危机等国际金融危机中表现得十分明显。

5、导流手段多元化

金融帝国主义的金融霸权，最终还是依靠国际金融资本的跨区域流动，因而资本流动渠道是否畅通多元，流动方向和规模能否被有效控制，是能否实现其金融霸权的关键。在互联网被广泛应用的今天，国际资本的流动渠道被空前拓宽，对资本流动的控制手段也日趋多元化。

首先，霸权国家可以依靠其所控制的各类基金，借助以小博大的“蝴蝶效应”，诱导国际资本按其霸权意图快速流动;

其次，可以通过互联网以及各种新媒体进行诱导性的经济、政治、文化、军事信息传播，进而诱导国际游资按其意愿“闻风起舞”;

再次，在上述两大手段效果有限的情况下，就会以制造类似乌克兰危机、英国脱欧危机等导致某些国家和地区社会动荡的方式，甚至以不惜发动类似阿富汗战争、伊拉克战争、利比亚战争、叙利亚战争等以大量平民伤亡为代价的残酷方式，来驱赶国际资本按其指定的目标方向实现转移。

可以预期，伴随着上述五种趋势的走向，金融霸权会变得越来越便捷，对国际金融秩序的破坏力越来越大，对国际金融的危害会越来越严重。一方面，会导致被金融霸权掠夺的目标国国内财富分配的两极分化，加剧其社会矛盾的冲突对抗，直接导致现有政权垮台，而被霸权国扶持的敌对势力乘机登上政治舞台，最终使该国成为霸权国家的新型附庸；另一方面，会导致国际社会出现富国更富、穷国更穷的两极分化，国际矛盾进一步加剧，进一步引发恐怖主义滋生、泛滥，甚至引发新的武装冲突或局部战争。

三、中国应对金融帝国主义的策略

金融帝国主义，作为当今世界动荡不安的一大根源，随着一批新兴经济体尤其是中国的“和平发展”和人民币走出国门，货币金融博弈必将日趋激烈和复杂。针对当前人民币被美元裹挟的严峻现实，在未来与美国等西方霸权国家的博弈中，我国要千方百计争主动权，注重“三力”建设。

1、转变出口导向模式，摆脱美元依赖，不断提升金融发展主导力

经过三十多年的改革开放，我国传统经济发展方式中不仅粗放型、出口导向型、对外依赖型问题突出，在国际产业分工中长期处于低端的格局，而且这种发展模式被美元严重裹挟。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采取了一系列重大改革举措，使我们的经济结构不断改善，但经济和金融方面还有不少隐忧。当前我国金融领域面临诸多矛盾和问题背后的美元因素，诸如外汇储备不断缩水、货币政策独立性被削弱、房地产市场和金融市场泡沫问题等，均与美元霸权密切相关。传统的出口导向发展模式，在促进我国经济持续快速发展中，作出了重大历史贡献，同时付出了代价即美元霸权逐渐侵蚀我国金融主权。要摆脱被美元裹挟的困境，不断提升金融发展主导力，就必须下决心贯彻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关于转方式、调结构的系列重大决策，实现出口导向型向内需驱动、科技驱动型发展模式加速转变。

2、要稳步推进人民币国际化，积极参与国际货币体系改革，不断提升金融主权控制

目前，人民币已跃居全球外汇市场交易最活跃的十大货币之列，并已成为全球第七大支付货币。2015年11月30日，IMF决定将人民币纳入特别提款权(SDR)货币篮子，这是人民币国际化的重要一步。人民币国际化，有助于提升我国在国际货币体系中的话语权、拓展国际金融运筹空间、逐步摆脱对美元的依赖。但放飞的“鸽子”受人掌控，输出的货币易成为敌手狙击我国金融市场的利器。因此，对其进程，必须缜密研究，趋利避害，稳步推进。与此同时，针对当今不合理的国际货币体系，中国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美国国债最大持有国，必须积极有为地参与推动国际货币体系改革，努力实现由国际货币体系规则的被动接受者，到平等参与制定者，再到共同主导者的角色转变，使中国在国际货币体系构建中，有足够的话语权，维护我国和广大发展中国家的金融主权权益。此外，在国内金融体制改革与开放进程中，还要警惕西方新自由主义对我国的影响，必须坚持从我国金融实际出发不动摇，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大方向不动摇，牢牢掌控金融主权不动摇的原则，循序渐进地推进改革，审慎适度地对外开放。

3、加快提升金融博弈能力，防范“金融颠覆”，保卫我金融安全

只要有不同国家和地区利益的差别，就必然存在着矛盾和斗争。只是斗争的形态正逐步由以硝烟弥漫真刀真枪的血腥战争为主，朝着以没有硝烟的文明化战争为主的方向发展，其中金融战、“金融颠覆”正成为当今世界“一道魔鬼风景线”。当前，美国在中亚、拉美以及其他地区对其认定的“邪恶轴心国”通过金融手段、文化入侵、策动的一场又一场“颜色革命”是当代世界人民遭受的主要灾难，同时美国近年来对我国境内一些势力的金融扶持力度也越来越大，在我国金融经济领域培养代言人、代理人的企图，必须引起我们高度警觉。面对美国的“石油风暴”、“股市冲击波”演习，面对西方霸权国家频频推出的“金融颠覆”和“颜色革命”计划，我们必须保持高度的战略清醒和战略自觉。在战争形态不断发展演化的今天，我们不仅要严守传统的有形国防，而且要固守金融主权这一无形的新型国防。

【赵可铭，国防大学原政委、上将。本文原载《世界社会主义研究》2016年第2期，原标题《正确看待和应对当前的金融帝国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