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华大学社会学系近日发布了一份调查报告一一《以利益表达制度化实现社会的长治久安》，这个报告是反话正说。有人评论说：“维稳，越维越不稳，中国各地陷入‘越维越不稳的怪圈’，调研结果是清华出来的。”
“越维越不稳”，这的确是中国今天社会的现实。最大的“不稳”因素来自上访族，他们自称是中国的“第五十七族”，有千万之众。开初只有一个“马家楼”收容，掛牌是“接济服务中心”(实际上是遣返押送中心)，后来又建了一个“久敬庄”，比“马家楼”规模大，最近听说还要再建一个比“久敬庄”更大、更现代化的“救助中心”。这表明，押送遣返的上访族队伍越来越大了。
上访是什么?访民是什么?从“马家楼”的救助中心就可以看出来：押送遣返。
国家信访局成立后发布的《信访条例》讲得很动听：“信访工作是党和国家联系群众的桥梁”。但信访工作归口不是各级党委，而是“政法委”，这一下，把信访工作当成一个社会治安工作，把访民的管理，定到“属地管辖”，谁管辖?“维稳办”。“维稳办”原名称在中央是“综合治理委员会”，这个组织一直延伸到最基层，简称“综治办"，访民成了社会治安的对象，有的县、乡、镇还在路边墙上刷出大标语：“一人上访，祸及全家"。访民为什么从“党和群众联系的桥梁”，一下子跌落到社会“祸水”的，从改革开放几十年来，我是亲历了这一变化，我参与和目睹了一些有代表性的事件。
第一波上访群体是由“国企改制”引发的，国企改制受到最大损害的是国企职工，他们一下从“主人公”变成了资本的奴仆。最大受益者是原国企的管理层，他们一下子从“公仆”变成了“主人公”，成为“老板”或资本家的代理人。“通钢事件”最有代表性，一家民企入主通钢，掠夺国家资产，工人是心痛的，而省委是支持民企的，在一次由省委主持的民企老板与工人的对话会上，资本家的代理人竟口出狂言：“你们口口声声称自己是‘通钢人’，告诉你们不出两年，我要你们通钢人都姓陈(民企老板的姓)”。这话刺痛了工人的心，但省委代表却无动于衷，会议室外的工人都怒火中烧，对这个走狗喊道：“你出来讲啊!”这条狗仗着省委的势，走出会议室，对工人大声吼叫：“不出两年，要你们‘通钢人'都姓陈”。工人们一拥而上，拳脚相加，把这条走狗打翻在地，一直从楼梯口滚了下去，成了一条死狗。工人们拉响了火车汽笛，全厂罢工。这下省委慌了，做了紧急决定，这家民企永远不得入主通钢，并印成红头文件，派飞机在厂区上空散发。
中国共产党吉林省委员会，应该和工人站在一起，但却和资本家站到一起了，怪么?不怪。国企改制是政绩。
在《通钢事件》发生的同时，武汉锅炉厂的几千工人也占领了武汉繁华地区的街道，他们反对跨国集团阿尔斯通公司在收购武锅后，解雇三千工人，武锅的工人行动，立即得到武汉地区一些改制企业的声援，在老厂区的街道上，拉满了《阿尔斯通滚出中国!》的横幅，这和市委、市政府的宣传正相反，市委的口号是：《让武锅走向世界!》《让武汉走向世界!》阿尔斯通没有让武锅走向世界，而是让武锅走向殒灭。
事件平息之后，在当年的十一月十一日，武汉地区的大企业工人代表，邀请通钢的工人代表到武钢座谈，警察把会场团团包围，驱散了工人代表，并传唤武锅等厂的工人代表，警察对他们讲，你们的集会是非法的，公安部很重视，并立了专案一一《1111案件》(取集会在十一月十一日)。武锅被传唤的工人代表叫熊汉卿，年近八十，是武汉市的老劳模，武锅的工人反对阿尔斯通收购武锅，也是他组织的。警察问他：“你把全国的大企业工人邀请来武汉集会是非法的，你知道吗?”熊老师傅说：“怎么非法呢?是邓小平，江泽民老一辈领导人倡导的”。警察讲：“你瞎说”。熊老师傅说：“你打开邓小平文选、江泽民文选看一看，一个警察从办公室搬来了文选，在书中找不到支持工人集会的篇章，熊老师傅说在书的最前页，熊老师傅拿着文选，在扉页顶上，横着一行小字一一“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警察无言以对，又打开录音，是熊老师傅对占领街道工人的演说：“我们工人阶级，现在已经不是领导阶级了，是跨国资本家的奴隶，我们的国家，已经不是无产阶级专政，是资产阶级专了我们的政”。警察对他说：“你这是不是反党?是不是往共产党脸上抹黑?”熊老师傅回答说：“我是个老党员，党龄比你的年龄大，我是与跨国集团的资本家作斗争，你们把我传唤到公安机关来审讯，这是谁专了谁的政啊?”警察虽然把他放了，但派了几个人守在他家门口，监视居住一百天。
什么是维权?什么是维稳?政府能够做到推动维权来维稳吗?南辕北辙。
第二波上访群体是由“野蛮拆迁”引发。我接触这样的社会动乱是受一位老同行的邀请，她是原《一冶工人报》的老编辑，她打电话给我：“明天，你来看：我们这些住在红钢城红房子里的老炼钢工人过的是什么样的日子啊!”
第二天一大早我走进她住的街坊，原来宁静、整洁、鸟语、花香全没了，道路两旁的花圃被乱砖、碎石淹没，道旁高大的法国梧桐横七竖八地倒在花圃或过道上，下水道全被堵塞，污水横流，我们七拐八扭的终于走进了她的门栋，客厅里早已坐满了十多位老工人，他们都是老党员，他们是自动建起临时党支部，领导居民反暴力拆迁，他们正交换各门栋的情况。忽然，窗外传来紧急的铜锣声，有人在屋顶高喊：“黑狗子来了啊!黑狗子来了啊!……”这场面，很像抗战电影中所展现的：“鬼子进村了啊，鬼子进村了啊!”接着是一阵阵的奔跑声，妇女呼唤孩子的尖叫声，过了一会，街道空无一人，死一样的沉静。一会传来狼狗的狂吠声，一队光头，墨镜、黑衫、短裤，人称“黑狗子”的，牵着两条狼狗，兇兇而来，后面跟着十来位肩扛洋镐、钢钎、铁锤的农民工。近处的一个门栋里，从一楼到五楼，轰隆叮当，门窗全被撬掉，街道上一片玻璃飞溅，尘土飞扬。
开党支部会的老党员立即打110报警，派出所就在街坊内，一会，一辆警车开来，停在我们的楼下，车内走出两位警官，坐在一株倒在路边的梧桐树上，光头队的头目立即来了，他掏出一包“大中华”正递烟，警察拒绝了，对着这黑狗子头目训斥：“叫你们快点搞，快点搞，不等我们来就走人，你看我们当了面，你说该咋办?“黑狗子”头目连连点头哈腰赔不是，说：我们这就撤，马上撤，他一挥手，一下子就散得无影无踪。这头目走近警官，丢了一句话：“今晚到‘艳阳天’坐坐，请赏光!赏光!”
老党员的支部会继续开，书记说：“这是一次生动的党课，大家看到，我们党怎样了?我们的人民怎样了?黑社会骑到我们炼钢工人的脖子上了，警察和他们配合的真妙啊!国家给我们工人建设的美好家园要铲除了，同志们将要流落四方，这算是我们过的最后一次党的生活会，将来、将来……”她不知将来会怎么样?一下子呜呜咽咽地放声大哭。
不几天，我在拆迁现场碰到了拆迁办的指挥长，我问他，你们拆迁是光明正大的事，为什么要找黑社会的人来欺压老百姓啊!他笑了笑，还嘲讽我是书生气十足，不懂得与时俱进。他说：“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是对立的，今天不已经成为共产党的社会基础了吗?黑社会又怎样?不是也可以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吗?老工人过去为国家建设作出了贡献，可他们在城市建设中成了绊脚石，他们躺在过去的功劳上，一直留恋着红房子呀，红房子。资本家的眼光就不一样，他们看到了红房子的现代价值，正因为红，所以在商业上是“流金淌银”之地，他们出的价钱真叫你伸舌头，你守着红房子，能让你‘流金淌银’吗?老工人守着红房子不願拆，我们也没法强制他们拆，黑社会就敢下手，半夜三更往人家窗户里塞“平地一声雷”，把供电线剪断，把电话、电视线一大截一大截的割走，往人家门锁眼里灌胶水，派混混们成天坐在你家房子里捣乱……。不是黑社会，你敢这样干吗?不这样干，你能把他们逼走吗?我们的城市建设能上得这样快吗?”
我说：“你当心啊，你这样逼老百姓，老百姓就不能这样还击你吗?”果然，不久他就遭到一次莫名的“车祸”，腰椎骨折，柱着双拐走路，然而当高楼拔地而起，他也得到两套房子的奖赏。
老工人、老党员们流落四方，政府和开发商实现双赢，土地财政，卖地占地方政府财政收入的80%，习近平同志曾作出重要指示：“盖房子是供住的，不是供炒的”。京城的房地产大亨，优秀共产党员任志强早就作出回应：“开发商盖房子不是为了扶贫的，是创造社会财富!”“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早已过时，房地产是最佳的炒作资产。政府能站到被暴力拆迁户一起维权吗?
第三波上访群体是“土地流转”引发的。这里我们且不说千千万万的农民，为保卫自己承包地的斗争，单说两起轰动全国的有代表性的事件：一起是“乌坎事件”，乌坎村临近香港，土地广阔，改革开放以来，区、乡、镇、村各级政府都把乌坎村土地转卖给香港的资本家，土地几乎卖光，村民多次上访到省里、市里不仅得不到解决，反把上访群众一批一批的关押，村民们忍无可忍，就联合邻村两万多人，举起《还我土地》的旗帜，广场集会，撵走“两委”(村委、党委)。大会公决夺回土地，自选“两委”。真有点“文化大革命"中夺权建立革命委员会的味道。
另一起是“晋宁事件”，村民的承包地一片又一片地为资本家蚕食，村民们一家一户斗不过开发商，就组织起来，展开了土地争夺战，村民们求助政府，反被镇压，开发商受到鼓励，组成准武装队伍(头戴柳条帽，手持洋镐把，配备大卡车)，村民们也组织起来，封锁进村道路，全村森严壁垒，当准武装的大卡车队逼近晋宁村，双方就展开了一场大血拼，死伤十数人。
政府为什么不站到维权的弱势村民一边，为什么反而压制村民，鼓励资本家的准武装，因为土地流转，当地政府和资本家是“利益共享”。
清华大学的报告开出的社会治理药方是：“维权就是维稳，维权才能维稳”。社会冲突的实践是：“维稳针对的是维权，维权冲破的是维稳”，前面是“合二而一”，后面是“一分为二”。是政治的哲学思维，对维稳和维权这对矛盾，毛主席解说得最明白：
对广大群众是保护还是镇压，是共产党和国民党的根本区别，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根本区别，是无产阶级专政和资产阶级专政的根本区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