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场突如其来的疫病面前，中华民族没有任何退路，要么胜利，要么死亡！”

方方女士不愧是著名作家，果然厉害，出手不凡，寥寥几笔，就勾画了一幅类似奥斯维辛焚尸炉的情景。

了解大屠杀历史的人都明白，集中营被解放后，真正令人恐惧的并不是尸体，而是遇难者遗留的堆积如山的戒指、鞋子、衣服等。

面对这些失去主人的遗物，任何人都会感受到一种无远弗届的恐惧，都会被死亡的巨大规模压得喘不过气来。

“殡葬馆扔得满地的无主手机”恰到好处地充当了戒指、鞋子、衣服的功能——透过这样一个无声胜有声的镜头，正在如火如荼地进行着抗疫斗争的武汉，就变成了堪比死亡营的人间地狱。

读者感受到只是浓的化不开的绝望情绪！

那么，2018年当选新一任湖北省作协主席的70后作家李修文，这位全国最年轻的省级作协主席，又在做什么呢？

概括来说，他已经变成一位精神上完全垮掉的人。

很多媒体都转载了他口述的一篇文章《我的心是乱的，现在没法写作》。

在这篇文章中，年轻的李主席已经认识到了——

面对这样的形势，做为湖北全省作家的头牌，李主席干了些什么呢？

他原本是要走的，但没有走掉——

于是，他坐困愁城，每天除了吃菜，就是疑神疑鬼，听任恐惧像慢慢涨起来的潮水那样把自己淹没。

他神神叨叨地反复念叨：

他被网上流传的各种悲惨的场面吓坏了——

这张特殊的战争，已经被定位为人民战争、“总体战”。

总体战的含义是什么呢？就是要动员一切力量，一切为了胜利！

“总体战不单单是军队的事，它直接涉及到参战国每个人的生活和精神。”

这是真正严峻的时刻，这场突如其来的疫病面前，中华民族没有任何退路，要么胜利，要么死亡！

湖北是主战场，武汉会战则关系整个抗疫战争的成败，全国人民瞩目，全世界瞩目！

这个时候，做为主战场湖北省作协主席的李修文，难道不应该拿起手中的笔（或键盘），去讴歌那些正在与病毒做殊死搏斗的白衣战士和那些出生入死的一线志愿者吗？

如果您实在写不了，难道您不应该深入到火热的抗疫斗争中采访，为未来的创作积累素材吗？

如果这些您也做不了，难道您甚至不能像一个普通市民那样，开上您的私家车，做一个志愿者，接送医生上下班，为这座养育了你，成就了你，把你推上荣誉和地位高峰的城市做一点事？

毕竟您还年轻，正是壮盛之年！

如果志愿者您也不愿意做，那您能不能保持沉默，不要在抗击病毒的战役处于胶着的时候散布无所作为的情绪、失败主义情绪？

不，不是！

如果李主席是一位靠稿费为生的自由撰稿人，甚至像方方前主席那样处于卸任状态，我都绝对不会向他提出这样的要求，只会劝他好好呆在家里，保护好自己和家人。

但是，李主席是现任的、享受厅局级待遇的湖北省作家协会主席。

所以，李主席不是体制外，而是体制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享受了体制给予的优渥生活和荣耀，承平时期在主席台上享受鲜花和掌声，疫病来了，就躲在房间连下楼都不敢了，这像话吗？

一个军人，能以“我的心是乱的，现在没法战斗”为借口拒绝上前线吗？

一个医生、护士，能以“我的心是乱的，现在没法工作”为借口拒绝救助病人吗？

答案是：不能！

那么，为什么一个靠体制供养的作协主席，就可以以“我的心是乱的，现在没法写作”，拒绝支援抗疫的总体战呢？

因此，要求李主席加入到抗击疫病的斗争中，这不是很高的道德要求，而是最低限度的要求，是底线要求。

1950年12月，抗美援朝战争刚刚爆发，二次战役还没有开始，刚满30岁的魏巍就到了朝鲜前线。

他这一去，就是三个月，几乎贯穿了三次战役、四次战役的全过程。

在汉江前线的日日夜夜，战斗激烈而又艰苦。

魏巍冒着美军的轰炸和扫射，和志愿军战士们生活在一起，战斗在一起。

他亲眼目睹了美军的凶残，也见证了志愿军战士的英勇！

正是有了在血与火的战场上出生入死的亲身经历，魏巍回国后，很快就写出激励了几代人的传世名篇《谁是最可爱的人》。

今天，这部作品仍然标示了中华民族曾经达到的精神高度！

我只是希望他们能够履行自己最基本的义务，对得起党和人民给予的待遇、地位、荣耀！

同时，我无法抑制对他们的鄙视。

他们心灵孱弱却垄断精神产品的生产权，更令人担忧。

魏巍老人已经远去了，他留下一座渐行渐远的丰碑！

中华民族未来的道路还很长，靠作协主席们提供精神支持，我们能走多远？

这，长远来看，甚至是比疫病更严重、更可怕的问题！

【注】有人把方方的文字转到微博，并配上一张“满地无主手机”的照片。方方随即声称，她没有发过这张照片，但并没有否认文字是她写的，而我们关心的正是方方的那段文字所描述的凄惨场面。武汉有关方面也应该立即联系方方，查证这件事的真实性，并向社会公众做出交代，以稳定军心、民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