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1

　　湖北省作协前主席方方女士在她的“武汉日记”中曾写到，“我的医生朋友传来一张图片”，“是殡葬馆扔得满地的无主手机，而他们的主人全已化为灰烬”。

　　如果医院或殡葬馆真的如此处理逝者的遗物，那么不仅是对逝者及其家属的不尊重，也有二次传染的极大风险，还存在盗窃逝者财物的明显漏洞——无论如何，这都是严重渎职行为。

　　同样在“武汉日记”中，方方把因感染新冠病毒而去世的人称为“枉死者”，并声称要为他们讨公道。

　　现在，方方履行诺言的机会来了。

　　讨公道的方式无非两种：向舆论讨公道；向法律讨公道。

　　所以，方方的选择也有两种：

　　一是立即公布她掌握的“图片”，并请她的“医生朋友”出面证实图片的真实性，借助舆论的力量为“枉死者”讨公道；

　　二是立即向有关部门，具体就是武汉防控指挥部举报，提供自己已经掌握的全部信息，并全力配合调查。

　　只有这样，方方才对得起被她的“武汉日记”所感动的无数粉丝，证明自己没有愚弄他们;

　　也只有这样，方方才能证明自己关于“讨公道”的承诺是认真的，没有蓄意欺骗社会公众。

　　02

　　这两天，读湖北省作协前主席方方的“武汉日记”和现任主席李修文的口述文字《我的心是乱的，现在没法写作》，我感受到了一种“美学”——

　　比如方方广为流传的“名句”“时代的尘埃，落在一个人身上，就是一座山”;比如李修文主席的“一种相思，两地哀愁”，以及他对“把武汉还给我们，把我们还给武汉”这样口号的强烈反感。

　　还有围城中的布尔乔亚们写的许多类似文字。

　　这种“美学”的特点是充满了自哀自怜、自我感伤。

　　仔细研读两位作协主席的文字以及在朋友圈刷屏的类似文字，大致可以理出这样的脉络——

　　1、因为陷入“不幸”，而发现了自己此前没有发现的美德；

　　2、自己具有如此美德而仍然陷入不幸，可见世界是多么的不公平，多么的令人绝望；

　　3、随着自己的可能离去，美德也将消失，这是多么令人感伤，多么令人难过；

　　4、因此，体验感伤也就是体验美德、体验崇高；

　　5、如果有人胆敢不被感动，不和自己一起感伤，那他就一定是恶人，没有人性；

　　比如，有人就在他的“日记”《我在武汉。今天是封城第二十五天》中写道，当他从电视上看到一位从方舱医院治愈出院的女病人乐观地说“很好，我都不想走了”时，“厌恶之心陡然而生”。

　　说实话，他没有陡然产生杀机，已算是为人温厚了。

　　03

　　米兰·昆德拉在他享有盛名的小说《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中提到过这种心理现象，并给予了命名“Kitsch”，翻译过来就是“自媚”，即讨好自己、迎合自己。

　　昆德拉把“自媚”称为“灵魂的虚肿症”，是“一个人在具有美化功能的哈哈镜面前，带着激动的满足看待自己”。

　　他认为， “Kitsch”始终伴随着一种虚幻的性质，是一个人借此摆脱对于自己评价不高。

　　也许，我可以比昆德拉更严厉地将这种“美学”称为一种自私。

　　沉浸在这种“美学”当中的人，无论在任何环境中，首先和最后想到的都是自己，他们永远为自己感伤，并把无所作为，失败沮丧视为一种高尚，把任何的积极行动都看作是冷漠、没有人性。

　　这种情绪扩撒开来，对已经进入相持阶段的抗疫人民战争会产生什么影响是不难想见的。

　　04

　　令人感到幸运的是，真正在一线战斗的解放军指战员、医护人员、志愿者以及包括保安、清洁工在内的普通劳动者，他们很少有这种情绪。

　　他们是能够抓住自己生命尊严和价值的人，能够体验到自己身上力量的人，他们不需要“Kitsch”。

　　这些天来，有许多消息都令人感动。

　　——汪勇，一个没有任何资源的武汉快递小哥，从接送因为限行而无法回家的医务人员开始，到“接管”金银潭医院的“后勤部”，“每天不停地做事，不停地解决问题，我不知道自己什么时候停下，但只要医护人员呼唤我，我随时都在。”解决了金银潭医院的大问题；

　　——为了方便穿脱防护服，武汉90后女护士单霞剃光长发。她说：“头发没有了还可以再长，现在的首要问题是保护好自己的同时，尽力量去救更多人。”

　　——为了帮助其他病人尽快康复，武汉已有20名康复新冠肺炎医护人员捐献了自己带有“抗体”的血浆，12名重症患者接受了血浆治疗。

　　为了对抗新冠病毒，白衣天使不仅献出了医术、健康，还继续献出了鲜血；

　　05

　　所有这一切，都再次证明，真正的希望在一线，在基层，在劳动人民中间。

　　他们没有时间自怜自艾，没有时间在“带有美化功能的哈哈镜”前左顾右盼，欣赏自己。

　　快递小哥汪勇的简单一句话“每天不停的做事，不停的解决问题”，胜过作协主席和自哀自怜的布尔乔亚们一万篇阴冷沮丧的“武汉日记”，前者将创造历史，后者则将被丢进历史的垃圾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