苗东升：近代以来中医命运的三个历史必然性--橘子洲头

苗东升：近代以来中医命运的三个历史必然性

1.在工业文明进攻下中医衰落的历史必然性

中医在20世纪上半叶日益走向衰落是客观事实，问题在于它是否具备历史的必然性且原因何在。中医作为中华文明的一部分，它的历史命运从一个侧面代表了中华文明的命运，那么，它的衰落也是中华文明在这个历史时期一度走向衰落的一种表现。

1）中国农业文明走向衰败。人类文明是一个不断演化的系统，在不同历史时代有不同的表现形态[1]。古代文明即前工业文明，包括从原始文明到农业文明的系列演化。而由西方建立的工业文明是一种极具侵略性、扩张性的文明，它是在征服、掠夺前工业文明中兴起并走向成功的。建立工业文明的西方列强更试图凭借它来征服全世界尚处于前工业文明的民族，停滞于农业文明的中华民族自然不能幸免。以鸦片战争为起点，西方工业文明跟中国农业文明经历了激烈而反复的碰撞和较量，后者一败再败，迅速走向衰落。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甲午战争失败，戊戍变法流产，八国联军入侵，义和团运动被镇压，接连不断的事件把中国迅速推向可能亡国灭种的危险境地。

2）工业文明战胜农业文明的历史必然性。工业文明和农业文明是人类文明的两种性质不同的表现形态，前者战胜后者具有历史必然性。用自组织理论考察，历史学家毕道村以为，前工业文明是一种近平衡结构，工业文明则是一种远离平衡的耗散结构，两者生产力高低之悬殊不可同日而语[2]。鸦片战争以后很长一段时期内，中国人尚未看到这种差别，主流知识精英不承认中国文明落后了一个等级，试图在“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框架下寻找救亡图存之道。甚至到20世纪30年代，梁漱溟还认为“中国文明又高又好”。面对这种情况，毛泽东说:

【“不是都高，而是资本主义社会高于封建社会。故两者相遇，后者失败，其账已结。”[3]】

斯言不谬。

3）国人自信心下降。20世纪伊始，面对严酷的现实，中国人开始意识到自身已经“没有什么思想武器可以抗御帝国主义”[4]，民族文化的自信心急剧下降，不得不抛弃“中体西用”的幻想。那时“求进步的中国人，只要是西方的新道理，什么书都看”，他们坚信“要救国，只有维新，要维新，只有学外国”[4]。但是，辛亥革命以共和取代帝制并未改变危险局势，这一事实进一步击垮了中国人对民族文化的自信心。但危局也激发了一批站在历史潮流前头的先进分子，从中华文明自身寻找落后挨打的根源，着手通过批判传统文化开辟救亡图存之路。本民族的先进分子动手打倒自家文化，这表明中华文明在历史上跌入三千年来未有之低谷。

4）中医受到历史大背景的影响。作为中华文明的子系统，中医与中华文明大体同步衰落。俞樾在1879年提出“医可废，药不可尽废”的主张[5]，喊出中医走向衰落的第一声。由于“中体西用”方针还有市场，当时并未引起什么响应。但进入20世纪，否定传统文化成为大潮，中医这个重要子系统也在劫难逃。启蒙思想家严复于1905年指责中医“立根于臆造”[6]，启动了连续数十年批判中医的思潮。辛亥革命失败是最后一击，它把中医推向风口浪尖，次年便发生“教育系统漏列中医案”[7]。紧接着便是五四精英们异口同声的挞伐，从此否定中医在近半个世纪中成为新文化运动的一个组成部分。

5）中医在其科学性上受到冲击。单纯文化批判只能削弱中医的文化基础，还不能危及它的生存。医学是一门科学，是科学就主要靠科学性来取胜。中医是中国古代科学的子系统，西医却是超越了西方古代科学的现代科学的子系统。科学基础的这种历史性差距，使中医处于十分不利的地位。20世纪初的中国知识精英从西方请来“赛先生”，必然要从科学性上比较中西医。在喜欢追究所以然的知识分子看来，西医能够说明病因，确定病灶，中医却做不到，两者的高下优劣不言而喻。严复认为，中医的弊端在于对疾病“不能言其所以然者”[6]。陈独秀揭示中医不科学有三大表现:

【“既不解人身之构造，复不事药性之分析，菌毒传染，更无闻焉。”[6]】

梁漱溟从哲学认识论上指责中医“没有客观的凭准”，“只凭主观的病情观测”[6]。这些秉承西方现代科学而提出的看法确实击中了中医的弊端，至今仍然有一定说服力。新文化运动领军人物之一的胡适更给出总判决:

【“西医是科学的；……中医不科学。”[8]】

中医从此戴上了“不科学”的帽子，今天仍然未能彻底摘掉。在科学昌明的新时代，被宣布为不科学就意味着要剥夺其生存权。知识精英们“以科学的名义”进行的这类活动，不仅直接影响患者对两种医学的认识和选择，而且从学理批判转变为社会舆论，进而转变为政府意志，终于演变为前后三次试图废除中医的行动[7]，尽管均未得逞，也足以看出中医处境之危殆了。

6）西医的兴盛还在于得到现代科学技术的强大支持。随工业文明发展起来的现代技术把西医用各种功能强大的精密仪器武装起来，它们的科学原理明确，加工技术精致，外观堂皇，用法复杂，价格高昂，在崇尚物质文明的社会心理环境下，这些特点很容易让人肃然起敬。中医创造的技术设备无非银针、火罐等，不仅不能跟X光、B超、核磁共振等相提并论，就是比体温计、听诊器也逊色许多。在人们只承认硬技术的时代，中医只能自惭形秽，被排挤到边缘乃无可避免之事。

7）中医不能发展的原因。令否定中医者理直气壮的是，近代以来西医相继经历了化学革命、生理学革命和基因革命；中医却不同，连它的当代权威都承认“两千多年来只有量变，没有体系变”[9]，即没有质的飞跃。即使在西医的强大冲击下中医一步步走向衰落，并且新中国建立后又搞了很多年中西医结合，中医理论仍然没有发生与时俱进的革新，原因何在？这需要从科学的总体发展来反思。

科学作为追求真理、把握客观规律的智力活动以及作为一个完整的知识体系，是一个不断产生和演化着的系统，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呈现出不同的历史形态。它的第一个形态是古代科学，孕育于原始文明末期，成熟于农业文明时期。不同地区或民族的古代科学既有许多差别，又有一些重要的共同点，如尚包容于文化母体之中、宇宙观基本是有机论的，方法论基本是整体论的等。其中对后世影响最大的有两种文明。一个是古希腊文明，有机论中包含着明显的机械论，整体论中包含着明显的还原论，产生了原子论、公理论、形式逻辑这些西方近现代科学的关键性基因。一旦欧洲出现资本主义经济和政治这种全新的社会条件，这些基因便迅速发育成长，形成科学系统新的历史形态，完成了从古代科学向近现代科学的历史性转变。这种形态的科学信奉机械论的宇宙观，奉行还原论的方法论，崇尚以实验拷问自然，用“科学推理方法”[10]建立起一套关于自然界物质运动和能量转换的逻辑严密的知识体系，总体上远远超越了古代科学。反观中华文明，始终没有形成类似古希腊那样的原子论、公理论和形式逻辑，却在有机论和整体论的方向上日趋完善，达到任何其他文明未曾达到的高度，中医理论和方法体系是其典范。这使得中国传统文化在骨子里跟机械论和还原论格格不入，因而单靠自身不仅不能产生出西方那样的科学，无法自主实现向现代科学的转型演化；就是在西方文明打上门来之后，仍然没有像日本那样通过引进西方科学改造自己的文化。今天回头看去已很清楚，尊奉机械论和还原论的西方科学为西医的数次革命提供了动力和智力武器，却在本质上排斥和否定中医，不可能为中医建立新体系提供帮助，中医也不可能借鉴这种科学来发生革命。当然，现代科学在技术细节上可以给中医提供许多帮助，但只有在中医可以自主发展时才能用得上。

总之，在西方工业文明与中国农业文明之间历史性较量的大背景下，中医在技术、科学、文化各方面都处于劣势，因而中医走向衰落是不可避免的。

2.在工业文明进攻下中医大难不死的历史必然性

中医真正跌入低谷不过半个多世纪。到20世纪下半叶，中医就开始缓慢而曲折地离开低谷，这种历史命运的成因是多方面的。

1）中医自身的有效性。中医作为一种技术能否生存，决定性的因素要看它能否治病救人，至于是否提供了让人们接受的理论解释是第二位的。一种医学只要真的能够治病，即使说不出所以然，也会有人信奉，有市场就有生存权。如果只会解释病因、病机，新名词一大堆，似乎洞悉了疾病的所以然，却治不好病，那也算不上科学。中医能够治病是不争的事实，不仅数千年历史可以证明，现实生活就有大量例证。

客观地说，中西医在医理上各擅胜场。对于那些器质性、结构性的病变，西医能够准确找出病灶，说明病因，往往可以药到病除，最后一招是切除患病器官。1969年笔者老伴长了下颌骨造釉细胞瘤，多亏协和医院一位医生给她彻底切除，手术很成功，至今安然无恙。但人体疾病不全是器质性、结构性的，还有一大类是关系失调导致的功能性疾病，不存在明确的病灶，找不出西医认可的病因，经常被认为是神经性疼痛等。虽然中医对这类病的解释可能带有神秘主义成分，但仔细捉摸却颇有深意，其医疗哲理符合辩证唯物论。中医的医学思想、哲学思想和系统思想十分独特宝贵，不带偏见的人都看得到。如“上医医未病”、“已病防病变”、“治病必求于本”等思想在西医中找不到，其中却闪耀着智慧的光芒，让人无法舍弃。所以，即使中医理论一再受到质疑和批判，那些信奉辩证思维或尊崇中国传统文化的人始终对中医理论抱有信心，不愿随全盘西化之风起舞。

2）我国的国情决定了中医大难不死。20世纪上半叶的中国民不聊生，农民贫困到极点，只有中医能够帮助他们战胜疾病。笔者家在太行山深处的一个小山村，出生还不到一个月时父亲即战死于抗日前线。母亲因心理和生理上的巨大压力大病一场，多种疾病加于一身，性命堪忧。那个年代，年纪稍长的农民都懂点中医药，山坡上长有多种药草，苦瓜蛋、黄芹根、子母草等，自家采集加工，还真顶了大事。方舟子在近作中说:

【“事实上中医可能对中华民族的繁衍生息反而有负面影响，本来可以自愈却因不当治疗或为了养生服用有毒的补药而过早死亡的中国人不知有多少。”[11]】

此话令我百思不得其解。即使在今天的中国，以至今后很长时期内，社会对中医的需求也是巨大的。广大农民的医疗保健主要靠中医，至少是离不开中医。何祚庥认为:

【“大家看病都选择西医，只有少数现代科学知识比较缺少的人才选择中医。”[12]】

不论西医多么先进，能够看得起西医的中国人毕竟是少数，特别是生活在贫困山区的人，要让他们得了病不硬扛，不能没有中医。取消中医将把他们置于何种境地？只要9亿农民还需要中医，倡导“告别中医中药”[13]就是不负责任的错误主张。

中医大难不死的原因还在于作为其母体的中国传统文化虽然衰落，却未消亡。中华文化极其厚重，以至于不论西方文明多么来势汹汹，中华文明始终败而不亡。即使在跌入低谷期间，也还有一批知识分子始终坚守国学阵地，就是五四精英们，如果没有传统文化的功底，他们的革新运动亦将一事无成，也不会有鲁迅的文学成就和胡适的学术成就。对于20世纪上半叶的中国传统文化，这批人既是破坏者，又是特殊的传承者。这本身就决定了他们不可能把否定传统文化（包括中医）的运动进行到底。20世纪中国新文化运动的最高成就是产生了毛泽东思想，而毛泽东思想正是西方来的马列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之精华相结合的产物。能够产生毛泽东思想的中国，将在医学、科学、文化诸多方面作出重大创新，这一点是可以期待的。

放在更大的历史背景下看，中医大难不死还在于工业文明是一种短命的文明。从鸦片战争算起，西方文明在中华大地上耀武扬威只有一百年。就世界范围看，20世纪60年代以后工业文明的致命缺陷开始系统地暴露出来，西方自己发现它是酿成人类面临的多种危机的罪魁祸首。相比之下，中华文明的优点也开始显露出来，越来越多的西方有识之士认识到中华文明有助于克服工业文明的痼疾。这导致中医以至整个中华文化生存大环境的显著改善。

3.随着文明新转型的到来中医复兴的历史必然性

西方现代文明更准确的称谓应该是工业-机械文明，这不仅因为机械制造技术是支撑它的核心技术，更在于机械性深深地渗透在它所尊奉的宇宙观、认识论、方法论和思维模式中。工业-机械文明是人类历史上第一个远离平衡态的耗散结构，不到300年就把物质耗散能力提升到如此高的程度，却也是一种十分片面的文明。片面性之一是把物质文明建立在掠夺自然资源的基础上，伴随高耗散能力的是高浪费、高污染，在人天关系上表现出野蛮性。片面性之二是把少数国家的工业化建立在掠夺和奴役大多数国家的基础上，在世界范围内造成极端的贫富悬殊，少数强国追求世界霸权、践踏国际民主，在国际关系中表现出野蛮性。野蛮性就是反文明性。工业-机械文明是人类历史上第一个在全世界取得支配地位的文明，却不是全人类可以共享的文明，由此造就了它自身无法解决的两个巨大矛盾。一是少数发达国家明知自己享受的高度物质文明是建立在不可持续的发展模式上，却顽固拒绝自动放弃这种生活和生产模式，幻想通过把问题转嫁于不发达国家来维持自己的福祉。二是少数国家工业化的成功必然唤醒广大不发达国家的工业化意识，但历史条件又注定它们不可能仿效发达国家那样实现工业化。要解决这两个矛盾，只有突破工业-机械文明的框架，建立一种能够为全世界共享的新型文明。在这些矛盾的推动下，出现了人类文明形态又一次历史性转变。

取代工业-机械文明、能够为全人类共享的第一个文明形态，是信息-生态文明，信息化和生态化是其不可分割的两翼。粗略地说，生态化的功能主要是消除工业文明的第一个野蛮性，使人天关系文明化。信息化的功能主要是消除第二个野蛮性，实现人与人、民族与民族关系的文明化。目前人们对社会信息化的理解过于肤浅，以为信息化就是信息高技术在社会生活中的普遍应用，断言美国社会已经基本实现信息化。信息高技术的普遍应用是信息化不可或缺的物质基础，但也仅仅是物质基础。社会信息化的本质特征在于人的思想观念、生活方式和生产方式的根本转变，核心是重视信息富有甚于物质富有，追求信息享受甚于追求物质享受。拿这个标准来看，人类社会距离建成信息文明还相当远，美国只是技术层面的信息化走在前面，在信息化的实质方面背负着沉重的历史包袱。最发达的农业文明在向工业文明转变中落后了；最发达的工业文明在向信息-生态文明转变中很可能落在全世界的后面。

工业-机械文明的兴盛给中华文明包括中医造成巨大的、几乎难以抗拒的压力正在成为过去，新的文明转型正在迅速改变中华文明包括中医的社会历史大环境。这种变化使中国人对民族文化的自信心开始恢复。在不同参照系下审视中华文明，其结论大不相同。以工业-机械文明为参照系，中华文明几乎一无是处。以信息-生态文明为参照系，中华文明的诸多优点历历在目。中国的农业文明是一种低层次的生态文明，其发展模式是可持续的，这对于建立未来高层次生态文明具有不少参考价值。中国传统文化富含信息意识，在军事学、社会学、管理理论、文艺理论、哲学等方面都有表现。对于中国的知识分子而言，尽管目前出现的物欲横流令人心忧，但信息意识的回归和张扬很可能先于发达国家，信息-生态文明的建设相信不会落后于发达国家。从某种程度上讲，西医属于物质医学，中医属于信息医学。总之，人类文明转型的大环境决定了中医复兴的历史必然性。

对中医复兴有决定性影响的是科学的转型演化。欧洲文艺复兴开启了科学系统从其第一个历史形态（古代科学）向第二个历史形态（现代科学）的转型演化，历经大约500年。到20世纪中叶，它的第二个形态已经越过自己的顶峰，开始了向第三个形态（新型科学）演化的历史行程。表1是对现代科学和新型科学形态的比较[14]。

苗东升：近代以来中医命运的三个历史必然性

还原论科学的出现代表科学作为系统的一次巨大飞跃，总体上是古代科学无法比拟的。但它只是科学发展史上的一个阶段，一种暂时的形态，不可将它神圣化、永恒化。以还原论范式评价中医的科学性，决定它的命运，这本身就是非科学的，不可能得到客观的结论。中医属于复杂性科学的范畴，以复杂性科学为标准，才能够看到中医的科学性。

1）还原论科学的基本概念几乎无一能够融入中医的概念体系。复杂性科学的基本概念，如系统、信息、控制、整体性、涌现性、开放性、非线性、不确定性、复杂性、自组织、他组织、综合集成等，能够相当自然地被中医接受，有助于揭示中医的科学性。例如，被视为带有神秘性的中医基本概念如气、神、阴、阳等，都是人这种活肌体作为系统的整体涌现性，还原到局部便消失得无影无踪，只能以复杂性科学的原理给出解释。

2）在西学东渐的大潮下，还原的、分析的方法被看成唯一可能的科学方法，而“以中医为代表的中国传统科学总是把复杂事物看作整体来研究”[15]，必然被贬斥为不科学。复杂性科学的兴起从方法论上否定了这一谬见，人体是一类开放复杂巨系统，必须把复杂性当成复杂性来处理。从这个角度看，西医也显露出它的不科学一面。

3）还原论科学信奉机械唯物论的反映论，视逻辑推理为科学理论研究的决定性环节，排斥实践经验于科学知识之外，对于十分倚重实践经验和悟性的中医持否定态度是必然的。复杂性科学回归辩证唯物论的认识论，强调实践第一性观点，重视直觉或悟性，主张采用“经验+直觉+实践检验”的方法[14]，在认识论上跟中医有深刻的共鸣。

4）还原论科学遵循机械论宇宙观，以机器模型理解人体，完全从物质运动的观点解释病因、说明病机和施行治疗。复杂性科学回归有机论宇宙观，把人体作为开放复杂巨系统，摒弃人体的机器模型，在宇宙观和人体观上跟中医有共通之处。

以还原论科学为参照系，中医的确不是科学，而是糟粕。以复杂性科学为参照系，中医对于什么是健康，什么是疾病、病因、病机的理论阐释上有许多超越西医的科学性。治病作为一种过程系统，是他组织与自组织的统一，医生是他组织者，患者是被组织者，但患者的身体又在作自组织运动。如何处理医生与患者的关系，中西医形成两种相反的医疗思想和模式，即他组织与自组织相结合的两种不同模式。用陆广莘的话说，“西医是努力找病，除恶务尽”，中医是“努力发掘，加以提高”[16]。人体是高度发达的自组织系统，具有自镇定、自调整、自学习、自修复、自复制、自生长、自适应等能力，即自愈能力。中医立足于调动和促进人体自组织功能来治病，他组织居辅助地位；西医治病以他组织为主导，力求以外在的强制方式消灭病毒、切除患病器官，自组织居辅助地位。两种模式各有千秋，不能以其中一个取代另一个，这一点必将成为全世界的共识。最新的证据是，美国食品药品管理局（FDA）近日发布文件，用方舟子的译法，它承认中医是“与对抗疗法（常规）医学独立地或平行地演变的完整的理论和实践体系”[17]。美国精英公开承认中医有完整理论和实践体系，至少表明他们不愿意跟当前极力否定中医理论、力图取消中医实践体系的中国人相呼应，不知这些人对此有何感想。

技术观的变革也给中医复兴创造了条件。一是西医依赖于机械、化工等硬技术，不仅价格昂贵使其日益成为富人的专用品，而且副作用严重，使人类面临越来越大的药物病威胁；相比之下，中医技术在安全性、经济性等方面的优点越来越明显。二是只承认硬技术的技术观开始受到质疑，软技术概念越来越受到重视。医学也不能例外，随着从生物医学向生物—心理—社会医学的过渡，西医也开始讲究软技术。人们这才惊奇地发现，中医的望闻问切、辨证论治就是软技术，目前的西医难以与它匹敌。

4.中医复兴的曲折性

中华文明包括中医复兴的起点是新中国的诞生。20世纪50年代，毛泽东明确肯定“中医药学是一个伟大的宝库”[18]，提出“中西医并重”方针[19]，开始从根本上扭转了中医的历史命运。然而，社会是强非线性系统，不可能沿着笔直的道路演进，复兴的征途充满曲折反复，在复兴的外表下还可能出现新的衰落。20世纪60年代初出现中医大滑坡，标志着第一个复兴之波结束了。原因在于它所改变的主要是中医的社会政治环境，作为中医文化母体的传统文化仍然受到冷遇，更重要的原因是科学观没有改变。中医科学化和现代化的提法原则上没错，问题在于“化”的标准是什么，按照现代化就是工业化、科学化就是还原论化来搞，只能使中医西医化，最终化到消灭中医。

20世纪80年代中医迎来另一次复兴之波，中医、西医、中西医结合被当作并列的三支力量，发展中医写进宪法，成立中医药管理局，前途似乎一片光明。“文革”结束后，人们开始重新评价传统文化，盛行近一个世纪的全盘否定传统文化之风终于走到尽头，中医的文化土壤得到改良。导致这一波中医复兴的一个更重要原因是系统科学、信息科学、生态科学、非线性科学、复杂性科学等新型科学在中国的传播和发展，第一次给中医提供了一些自我辩护的科学武器。这里必须提到钱学森，他领军的系统科学研究在国内学术界产生广泛影响。钱翁通过与中医界学者频繁通信，直接推动中医科学化的过程。对于他本人进行的中医现代化的开创性研究，黄顺基从六个方面做了较为详尽的阐述[5]。受钱翁的影响，从20世纪80年代初起，学界开始用新兴科学的概念、原理和方法揭示中医固有的优越性，探索中医复兴之路，取得不少可喜的成果，使人们开始看到中医特有的科学性。但今天回头看去，这一波中医复兴总体上起色也不大，中医在西化中走向消亡的危险依然存在。一种评价认为目前的中医“学术‘阴虚’，事业‘阳亢’”[8]，不无道理。正弱邪必侵，消灭中医的社会思潮在新世纪初死灰复燃就是对这种局面的反映，表明第二波复兴也结束了。

这股否定中医新思潮的社会原因分为两个方面。一方面，近30年来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中华大地上全面刮起西化之风，其力道之劲为一个半世纪以来所少见。相比之下，胡适当年提倡的“全盘西化”倒有点小巫见大巫。学术界的西化风气尤其厉害，目前在科学学、科学哲学、技术哲学领域占支配地位的都是从国外照搬过来的西方中心论。由于历史的原因，中国学术界主流的科学思想总是滞后于发达国家，国外已开始清算的片面性和局限性，如还原论，在国内被尊奉为不可质疑的金科玉律。把还原论科学当成科学唯一可能的形态，以此为标准作判断，讲中国古代有科学就是狭隘民族主义，讲超越还原论、建立新型科学就是搞赝科学、伪科学。说到系统科学，必定在前面加上“所谓”二字；说到复杂性科学，就斥责为“开错了药方”；凡具有中国特色的理论创新，都可能被当成伪科学。在还原论的“原教旨主义者”眼里，把中医作为跟西医并立的力量使他们如芒在背，不能容忍，便放声诅咒“中医的死亡是必然的”[20]，把消灭中医作为自己的神圣使命。另一方面，近30年来，政府官员、企业经理、学者教授们的精英意识迅速膨胀，其中一些走向极端者认定人类历史并非人民群众所创造，而是少数社会精英的作为。为体现这种差别，他们力主建立一整套制度、体制、规则，以确保从经济、政治、精神、社会福利等方面把精英们的地位突出出来，精英们受到体制的保护和服务，芸芸众生则处在体制的保护和服务之外。这是他们所理想的社会秩序，亦即他们追求的改革大方向。这种诉求在医疗方面的一种表现，就是某些人所主张的中医“退出国家医疗体制，回到民间”[20]。中医退出后的国家医疗体制是西医的一统天下，只有能够看得起西医的那部分社会成员有权得到国家体制的保护和服务，由农民和城市贫民构成的“民间”则被驱赶到体制之外。

中医复兴之艰难也有自身的原因。笼统地说中医就是复杂性科学似乎不够准确，中医是古代科学，复杂性研究开创的是超越还原论的新型科学，两者尚有重要区别。笔者认为，中医属于古代科学，但具有复杂性科学的诸多品格，经过创造性转换才能成为复杂性科学的一个分支。不可否认，中医自身从理论到方法都有一些显然不科学的东西。例如，中医缺乏西医那种严格的从业考核制度，故“人丁兴旺，但不少‘假和尚’充数”[21]。祝世讷总结中医最近20多年的发展时指出:

【“几乎在所有的基本理论问题上，研究的进展都面临着深刻的困难。”[8]】

并且列举出六大问题。中医的基本概念和原理尽管有丰富深刻的内涵，却往往包裹着某些神秘性，离科学概念还有相当距离。例如，要使“气”、“神”、“阴”、“阳”等转化为科学概念，目前的条件还不成熟，尚须艰苦探索。说中医已经是复杂性科学，甚至是更高的科学，不利于中医的复兴。

复杂性科学刚刚兴起，目前的发展水平尚不足以充当中医复兴的科学向导。以系统科学为例，真正发展起来的是线性理论和硬系统方法论，尚不属于复杂性科学。混沌、分形也不是典型的复杂性，应属于简单性科学与复杂性科学的交叉地带。这些新学科能够直接应用于中医的内容不多，无法满足中医现代化的需要。钱学森寄以厚望的开放复杂巨系统理论也大体如此。祝世讷的中医系统论研究是有成就的，但由于没有应用开放复杂巨系统概念，钱翁批评他“认识似尚未‘现代化’”[22]。究其原因，如陈信所说，“用处理复杂巨系统的理论来研究人体科学有不得其门的难处”[23]，钱学森对此也表示理解。如果开放复杂巨系统理论没有新的进展，还是目前这些内容，对于中医科学化很难有多少具体帮助。复杂性科学的其他流派，如复杂适应系统理论，情况也如此。

再回到历史大背景看，文明转型，科学转型，中国文化复兴，都是充满曲折的漫长过程。作为子系统的中医复兴也是漫长曲折的过程。可以预料，中医近期难以取得理论突破，否定之声今后还可能响起。目前的争论标志着中医复兴第三波的开始，在这一波中应力求做到把两个矛盾方面结合起来。一方面，中医复兴不能离开它的文化土壤，必须按照中医自身的特质来行事。拿“气”这个概念来说，不回归中医经典而脱离中医的行医经验，径直以现代科学来阐释，只能说到气是一种物质而已，依然在机械唯物论的窠臼中，丢掉中医医理之精华。另一方面，复兴意味着新生，中医需要从理论上更新换代。例如，不能完全按照《黄帝内经》那样谈论“气”，要给“气”以全新的解释，或者用一个概念体系把中医讲的“气”完整地表述出来。这有待于大力发展复杂性科学，中医复兴须同复杂性科学携手并进，相互促进。然而，要做到这一点谈何容易。据笔者估计，大约要到21世纪末中医复兴才能成为定局。

致谢感谢黄顺基教授、李世煇教授对本文初稿的批评指教。

参考文献：

[1]苗东升.文明的转型[J].湖北师范学院学报，2007（1）:1-8

[2]毕道村.现代化本质[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5

[3]陈晋.毛泽东读书笔记·上册[M].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96

[4]毛泽东.毛泽东选集（四卷本）[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5]黄顺基.从新的科学技术看中医存废之争[J].辽东学院学报，2007（3）:1-10

[6]中国中医药报社主编.哲眼看中医——21世纪中医药科学问题专家访谈录[M].北京:科学技术出版社，2005

[7]郑廷鑫.百年存废，三次论争[J].南方人物周刊，2006，2（28）:37

[8]祝世讷.中医系统论与系统工程[M].北京: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2002

[9]邓铁涛.中医的本质与发展[N].世界华人报，2006-12-18（3）

[10]钱学森.创建系统学[M].太原:山西科学技术出版社，20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