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民大学伦理学与道德建设研究中心主任 曹刚教授
写日记就是记自己当日所见所闻所感，鸡零狗碎或世界大事，皆可落笔。卡夫卡在1914年4月2日的日记中就只有两句话：“德国向俄国宣战，下午游泳。”日记是写给自己看的，是自我的对话，是一种最纯粹、最隐秘的私人著述，因此，日记常常是秘而不宣。
若想着写下的日记，可能会被别人看到，作者便会自觉或不自觉地用他者的眼光来审视自己写作，毫无顾忌的自我袒露就变成了小心翼翼地向外窥探，自我的隐秘世界有可能成为表演的舞台。列夫·托尔斯泰就特别担心这一点。娶妻后，他在日记里写道：自从我娶了我所喜爱的女人以来,我就是这样一个人。这个簿子里写的几乎全是谎言——虚伪。一想到她此刻就在我身后看我写的东西，或者她可能趁我不在时看我的东西,就减少了、破坏了我的真实性。
显然，《方方日记》不是写给自己的，而是放在网络上给别人看的。2020年03月11日方方接受红星新闻采访称：有几天，人太多，我是有点不太想写的。感觉自己被一种什么东西给绑架了。他们就是在等，晚上有一拨等的，看完了再睡，早上有一拨人，起来就看。如此以来，我们就可以理解为什么在《方方日记》能感觉到的那种期期艾艾和欲语还休了。当然，我们不能认为，因为要写给人看，就必然充满了谎言，恰恰相反，正是因为“日记”不只是为自己而写，也为读者而写，真诚才是日记体随笔的首要德性。
李卓吾说：“天下之至文，未有不出于童心焉者也”，他大骂那种“名为山人而心同商贾，口谈道德而志在穿窬”的人，朱光潜把这样两种人叫做俗人和伪君子。他认为，俗人迷于名利，伪君子则有着“沐猴而冠”的伎俩，身上透出虚伪和丑陋。我读完《方方日记》的感受是，方方既不是俗人，也不是伪君子。她既没想着通过《方方日记》发财，也没想着把《方方日记》当做进阶的垫脚石，相反，她是一个认真而严肃的作家，真诚和克制是贯彻日记始终的主基调。
方方家住武汉，和其他人一样，是疫情事件的当事人，我们称其为在场者，她的日记记录了疫情生活的日常点滴，且为世人所周知，这使得她的日记又成了事件的一部分。换言之，写者是在场的，她和疫区百姓有着同样的担忧、恐惧和达观；作品也是在场的，《方方日记》天天更新，且平铺直叙，不尚修饰，没有居高临下的思想灌输。而这种在场性带来的真实性和真情实感，更令人信服，也更打动人心。
但另一方面，方方又是不在场的，她虽身在武汉，却隔离在家，并不在事件现场。所以，她只能大量地是借助朋友圈里的视频、微信及听闻来传达自己的理解、判断和立场，这使得真诚的意愿并不能抵达事件的真相。方方对此是有所自觉的。2020年03月11日红星新闻记者问：“武汉日记”均为白描，这是否是突发大事件中最客观的文学表达方式？方方回答：这个肯定谈不上最客观。这只是我个人的一个小视角看到的东西。而且掺夹着很多我个人的想法，所以，它就只是日记，是一个人的记录，而不是别的。
但方方的这种自觉并没完全体现在她的写作上。她通过视频或图片貌似给我们看到了真相，譬如，正月十九（2月12日）日记中就用了好几个朋友圈的图片和视频来说事。她写道：好几个城市都派人前来支持武汉的各个殡葬馆。支援者们全都亮开旗帜照相留念，然后贴到网上。政府要求公务员下沉到基层，有朋友传给我一个视频：一群下沉的人们高举着红旗去了。他们在红旗前照相留念。感觉像是到了一个旅游点，而不是在一个苦难沉重的疫区做事。照完相，他们便把身上穿的防护服扔进了路边的垃圾箱。还没写完上一段，同学群又冒出一个视频。它让人看了更加不适。某个方舱医院里，推测有领导视察吧？一群人站立着，几十个，其中有官员，有医护人员，大概也有病人。他们都戴着口罩，对着一个个躺在床上的病人们放声歌唱《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这歌虽然人人会唱，但有必要非在病房里这么高歌吗？想过躺在床上病人的感受没有？这不是传染病么？不是肺部出不了气吗？紧接着，正月二十（2月13日）日记中写道：我的医生朋友传来一张图片。这让前些天的悲怆感，再度狠狠袭来。照片上，是殡葬馆扔得满地的无主手机，而他们的主人全已化为灰烬。不说了。
我们要问的是，这些视频或图片是真实的吗？即便是真实的视频或图片，它的意义也需要在事件发生的具体情境和说话人的具体语境中得以揭示，但这些在日记中却没有或难以完整表达。另外，事件的完整性也需要在选择材料和选择叙述对象上做到平衡，彼此对照，相互补充，以期对事件有个全面的了解。譬如，有关患者的事件，就要有医护人员的出场。因为只有不同视域的交叉汇合，才能描绘出事件的全貌。在这个意义上，《方方日记》是不严谨的，对《方方日记》真实性的质疑恐怕也来自于此吧。
2020年03月11日红星新闻记者问：有没有想过，希望人们如何定位“武汉日记”？方方回答：定位成“一个作家在疫情中的个人记录”，就可以了。毕竟，它就是一个很个人化的东西。
3月19日，胡锡进谈“方方日记”现象，他认为，方方代表了从民间个人不幸感知这个世界的视角，国家、时代、大事件都属于宏大的叙事，两者处在这个社会的不同频道上，它们不可能相互占领和覆盖。我们的社会一定要建立起让上述不同频道协调相处的格局与秩序，让它们共同构成时代总体上的建设性。老胡说的对，但我觉得方方既是为她个人而写，也是为社会而写，她在抒发自己情绪的同时，从没有停留在 “一地鸡毛”式的琐碎日常上，而是不断地追问和反思社会的问题。
但这里我要说的是另一个问题。因为《方方日记》是网络写作。这里涉及到了网络世界的一种特殊责任，我把它叫做前瞻性责任。这是由网络世界的开放性、多元性、即时性、扩散性等特点所决定的。譬如，正月二十（2月13日）方方日记中说，我的医生朋友传来一张图片。照片上，是殡葬馆扔得满地的无主手机，而他们的主人全已化为灰烬。我相信方方没有传谣的故意，但紧接着就有人贴上了照片，而更多的人在传播，甚至有居心叵测的人拿此说事，我们甚至还可以设想以此为导火索而导致的动乱。整个过程的每个环节都有人参与，但没有人能控制事件的走向，没有人能预测和避免损害结果的发生，也没有人为此承担责任。这就是网络传播不同于传统传播的地方，这也是网络责任不同于传统责任的地方。
因此，网络写作有着特殊的道德要求，也就是要求网络写手要有前瞻性的责任，就是说，写手在传播前要慎重考量，防患于未然。对于普通网民而言，接受这一点还有难度，但方方不一样，她是高级知识分子，知识分子应该是对社会的发展趋势有深刻认知，对时代的问题和需求有自觉回应，对网络写作有着不同于一般写手的敬畏感的一群人。我们期待方方们成为具有前瞻性责任意识的示范者，说白话，就是要比老百姓站的高，看得远，拎得清。
但方方这方面的意识是欠缺的。她在2月22日在武汉接受中新社记者独家采访时坦言，“武汉日记”里面就是些零碎事，加上一点自己的感想，也没有像写散文那样去考究用词用句。而微博本来就是个闲扯的地方，想到哪写到哪，随意自由。我要说的是，网络是个闲扯的地方，但方方不能想到哪写到哪。
2015年的诺贝尔文学奖授予了白俄罗斯女作家斯维拉娜.阿列克谢耶维奇，并赞其复调写作为我们这个时代苦难和勇气的纪念碑。复调写作是指作者叙述作品中的主人公或人物都是以独立参与者的声音发话，从而使作品在叙事时形成由多个独立叙述组成的复调式结构。
在这个意义上，不得不说，《方方日记》是单调的。在日记中只有方方一个人的声音，所有其他的参与者都是匿名的符号化的存在，没有个性，没有独立的立场，没有自己的声音。方方说，她特别关注四类人，快递哥、环卫工人、基层社区工作人员和警察。但遗憾的是，我们没有看到作为个体的他们的独特个性和表达方式，其实，不同的人代表着不同的社会身份，有不同的心理历程，有不同的看待疫情的态度以及看待人生和世界的视角。如果在日记里，这些多元的充满个性的声音能交集在一起，必将奏响一部更为丰富而生动的音乐。
遗憾的是，因为缺乏了多元的声音，方方日记的叙述就只限于她自己所知道的、所经历的和所推断的，难免陷入自拉自唱的窘境。这还只是作品内部复调的缺失。
我认为同时还有作品外的复调，这是由网络的互动性决定的。网络写作改变了传统写作中只受作者支配的“独白”，让作者、读者乃至于围观者平等的对话，在这里，每一个参与者都可能既是传播者，又是阅读者，还是批评者。参与者有发表对作品的看法，更有批评作品的机会和空间。喜欢可以赞，不喜欢可以喷。但方方对批评者是相对抵制的。一方面，方方在给《一个高中生写给方方的信》的回信中，体现了极大的包容和婉转的技巧，特别是引用那句诗歌：“我也有过你们这样的青春，那时的我们就是现在的你们”，饱含历史的勾陈和时代的殷殷期盼。
但另一方面，方方往往给批评者贴标签的做法，又难以让人苟同。她常把批评者或举报者名之曰“极左”。极左当然遭人嫌，爱打小报告的人也招人恨。但批评者不都是极左的，检举也是公民的权利。况且，贴标签是极左者最擅长的伎俩。3月20日《方方日记》写道，北京大学张颐武教授亲自出山了。大牌哦。是围攻我的那帮家伙们的撑腰人物？或是带头大哥？我不能不重视。还有“用编造来欺骗天真相信她的读者”这样断然的语言，张教授是不是也编造得太生猛了一点？不过，张教授编造一向很猛。
我想说的是，作品外的 “复调”也是重要的，要做到这一点，就要宽容不同的声音，对待批评，还是要像荀子说的：以仁心说，以学心听，以公心辨。
《方方日记》其实也是一种灾难写作，而灾难写作总是和关注弱者联系在一起的。二月二，龙抬头那天，方方在日记中点赞了财新记者，话题是有关武汉养老院老人出现新冠病毒连续感染的报道。她写到，检验一个国家的文明尺度，从来不是看你楼有多高、车有多快，不是看你武器多强大、军队多威武，不是看你科技多发达、艺术多高明，更不是看你开会多豪华、焰火多绚烂，甚至也不看你有多少游客豪放出门买空全世界。检验你的只有一条：就是你对弱势人群的态度。
对此，我深以为然。应该说，方方日记里流淌着对弱者的同情和悲悯。《方方日记》聚焦于宏大叙事下的个体命运，将那些大数据下鲜活的细节，模糊影像下生动的脸庞，喧嚣背后的哭泣，让人看到、听到，感受到，并且为之呐喊，这是日记的价值所在。但在灾难写作中，我以为还是要避免某些极端的叙事。因为当情绪左右了我们的叙述时，我们传达的很可能是简单片面的认知、粗暴草率的判断和无可奈何的宿命感。这是很多人批评《方方日记》带给人晦暗感觉的原因。
方方在2月16日中的《武汉封城日记》文末中写道：武汉现在是在灾难之中。灾难是什么？灾难是医院的死亡证明单以前几个月用一本，现在几天就用完一本；灾难是火葬场的运尸车，以前一车只运一具尸体，且有棺材，现在是将尸体放进运尸袋，一车摞上几个，一并拖走；灾难是你家不是一个人死，而是一家人在几天或半个月内，全部死光；灾难是你拖着病体在寒风冷雨中四处奔走，试图寻得一张可以收留你的病床，却找不到；灾难是你从清早在医院排队挂号，一直排到次日凌晨才能排到，有可能还没有排到，你就轰然倒地；灾难是你在家里等待医院的床位通知，而通知来时，你已断气；读完后，心里压抑的喘不过气来。
我希望，灾难写作要给予弱者更多的生活的希望，作家要做精神领航员，要帮助弱者抚去痛苦的浮尘，给人以飞升的力量。正如雅斯贝尔斯所言：悲剧的真正意义并不在于展示人生的不幸，而是要展示人的精神对悲剧的超越，这是对人的内在生命力量的自觉认识， 也是人存在的意义所在。
（作者系中国人民大学伦理学与道德建设研究中心主任；来源：昆仑策网【授权】，转编自“中国伦理在线”，有修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