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尹国明:从方方日记英文版高调出版到胡锡进解不开的困惑,答案其实很简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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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话语权问题成为最突出的问题,话语权失控成为中国崛起的最大短板

4月8日零点,离汉通道解封,这是中国抗击疫情的一个重要时间点
 

武汉是中国抗击疫情的主战场。武汉胜,则湖北胜;湖北胜,则中国胜。武汉的解封,标志着中国抗击疫情可以正式宣布取得了基本胜利。

 
距离完全胜利,只差如何做好境外输入的防控。
 
但关于中国抗击疫情的负面信息,还是充斥在互联网。在这些背后有强劲推动力的文章里,中国看上去似乎比西方国家还惨。比如微博网友“辟谣知真相”,发现了一篇转发20万次的文章,简直就是一个谣言集锦,但是却得到了众多媒体大V和一些明星的转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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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实情况是,在这场疫情对全人类的考验中,中国最早正式答题,最终结果是全部确诊人数80000多人,死亡人数3000多,用两个多月的时间实现疫情可控。国外的最新情况是西班牙超越意大利成为欧洲确诊人数第一,欧洲前二死亡人数均已过万。美国在确诊人数方面继续遥遥领先,估计明天就可以超过40万例,纽约一个州的确诊人数就已经超过意大利。美国正在取代欧洲成为世界疫情的“震中”。
 
胡锡进昨天在微博上发出了一个疑问,表明他对这个问题很困惑:
这次抗疫,中国无疑做得比美欧好得多,但老胡又不能不感叹,美欧社会的承受力真是很强。
 
他们居然能够承受得了死那么多人,以及如此大范围的感染。就这样,他们政府的支持率居然还是上升的,老百姓对他们的抱怨非常有限。
 
设想一下,如果中国的一个省死一万几千人,到最后可能死几万人,老百姓能接受吗?纽约有的医生没有防护服,把垃圾袋套在身上,舆论十分平静。人都死那么多了,这算啥?这就是纽约的逻辑。还记得当时武汉有照片传出医生拿垃圾袋当防护,中国舆论是多么愤怒吗?
 
给人的感觉是,中国真的是出不起一点错。湖北红会动作慢了些,不仅被骂得狗血淋头,而且一批红会官员遭免。可是在西方,成批成批地死人,居然没事,好像他们那边发生多大的事都不是事,我们这边出多小的事,都能被一些人搞成“天大的事”。
 
胡锡进所言属实。真实的世界,客观的情况,明明是中国抗疫的成绩远远好于西方发达国家,代价也远远小于后者。
 
但在一些媒体人和文人的生花妙笔下,中国才是最凄惨的那个国家。原因,现在大家都知道了,这些人对中国对西方使用了完全不同的两套评价标准
 
对中国是用完美主义的标准,对西方是用没有最低只有更低的标准。
 
当中国表现相对好时,对中国是鸡蛋里挑骨头,当西方表现不好时,就在老鼠屎里挑米粒。对中国的负面是用放大镜和显微镜,对西方的负面是戴上眼罩,能装看不见就装看不见
 

英国宣布要推出“群体免疫”的那样的措施,都能得到他们的认可和洗地,西方国家还有什么负面是他们不能洗的呢。

 

中国连表现全球最出色(最不济也是之一)的抗疫成绩都被说成“错,错,错”的“只有结束,没有胜利”,中国还有什么不能被他们黑的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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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要说这帮人,是因为爱中国,所以对中国爱之深责之切,鬼都不信。因为他们时时刻刻在诱导中国人向往应对疫情更烂的西方体制。用他们推崇的体制应对疫情,中国人民要付出比现在几倍几十倍的代价。
 
而且,当中国和西方,特别是美国,出现利益冲突时,这帮人往往公开而坚定的站在中国的对面
 
平时喊着爱武汉的文人,碰到美国政客用“武汉病毒”的词汇污蔑武汉,立即闭了眼也闭了嘴。在爱美国面前,除了爱自己(再加上至亲)是真的,她说的其他爱什么都是假的。
 
问题的严重性还不在于中国有这么一帮吃里扒外的势力,而是这帮势力掌握了强大的话语权。
 
强到什么程度呢?强到以胡编也时不时要迎合这些话语权的议题设置(当然,这里面还有他的个人观点)。
 
胡编本人对方方日记的态度是这样的:
 
“建议国家应该接受每一个时期的‘方方们’的存在。他们不是这个国家政治主题上的分岔者,他们就是每一个时期大幕布上都少不了的一种颜色”。“它们会增加画面真实感”。“把‘方方日记’纳入进来,让它成为这个时代旋律的一个音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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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占据话语权比重最大的是两个,一个是资本话语权,一个是官方话语权。前者是通过控制的市场化媒体来体现,后者是以各种官媒为载体。支持方方的最大话语权来自前者,基本是进行了舆论资源总动员。
 
方方日记瞬间火了,没有这些市场化媒体的推动,是不可能的。
 
究其原因,是方方日记中那个殡仪馆满地是无主手机的谣言,一下子吸引了市场化媒体的关注。就凭这点,市场化媒就能跟方方确认了眼神。
 
不只是中国的市场化媒体,境外的市场化媒体,一下子都对方方日记产生了浓厚兴趣。
 
到现在为止,对境外媒体最有吸引力的,还是方方写进日记的这个谣言。国外正在传播中国疫情死亡数量很大的谣言,方方日记中的这个谣言,正好可以增加谣言的可信度。
 
如果外国人相信了这些谣言 ,那么本国政府的抗疫糟糕表现,不但不再是问题,而且还是成绩。在疫情考验中不及格的西方体制,一下子又有了“优越性”。
 
方方日记,不但中文版已经出版,英文版也开始在亚马逊的网站上预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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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一本书从校对到出版,是一个复杂的流程,一般情况下没几个月是搞不定的。方方日记中文版出版,只用了几天。英文版出版,只用了半个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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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出版界的奇迹已经不能用“飞速”来形容,只有“光速”这个词能配得上这个效率
 
据了解情况的网友反映,一本书从出版到在亚马逊网站上架,中间也是一个复杂的流程,但为了方方日记,也是实现了“光速”上架预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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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目前为止,方方日记不但上了美国最重要的报纸,且英文版书籍还由世界上最大的出版社之一、英文读物中五大出版社之一的哈珀柯林斯出版社(HarperCollins Publishers)出版,以及国外最大的电子销售网站亚马逊的支持。
 
这种待遇,难怪方方被高中生日记说成是武汉遭遇的这次疫情中最大的受益者
 
由此可见,为了政治,美国不仅仅是媒体能够做到高度一致,而且出版和电商平台都能配合默契,特事特办。由此还可以预见,随着方方日记的英文版书籍出版,一波针对中国的大规模抹黑行动就要展开了
 
市场化媒体和出版业多么讲政治,方方日记又给我们上了一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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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这次疫情灾害,大家都比较关注,但是对贯穿于疫情始终的舆情灾害,有的朋友可能关注度不够。实际上,疫情灾害造成的损失很严重,但舆情灾害的严重程度不次于前者。比如在疫情初期,因为一些媒体的疯狂炒作,从大的方面讲,最直接的结果是导致武汉的医疗体系被挤兑,加剧了交叉感染。从小的方面说,媒体的密集采访导致了李医生在重症监护室得不到充分休息,休息对恢复人体的免疫能力有多么重要,这是医生的共识,也应该是包括媒体人在内的人们的常识。到现在也没见到一个采访过李医生的媒体人出来表达一个歉意,只有一次次的消费
 
疫情灾害,容易引起公众注意,大家只要上下一心,几个月时间也就基本控制住了,所以危害是短期的。舆情灾害,危害是长期的,治理起来难度也大。
 
舆情灾难的危害会严重到什么程度呢?颠覆一个国家都是小意思
 
现在看,西方老牌强国,最重视舆论问题和话语权问题。现在最强势的话语权优势还是掌握在几个老牌帝国手里。英国虽然整体实力已经日薄西山,成为二流国家,但话语权实力依然世界一流。美国的话语权优势就更不用说了。如果没有话语权的优势在手,就西方国家那些政客的集体懈怠导致了疫情失控,人民付出那么惨痛的代价,分分钟就会发生一场制度合法性危机引发的政治危机。
 
分析到这里,基本就可以解释胡锡进的困惑。为什么西方国家可以面对疫情敢这么懈怠,还不会出问题。
 
答案就是西方国家的市场化媒体,能够自觉地维护对资本有利的体制
 
无论发生多么严重的问题,也不论这些媒体平时在一些具体问题上有什么样的分歧,但一旦关系到体制问题,他们都没有了分歧。这就是市场化媒体的政治自觉。
 
谁说市场化媒体只要流量,不要政治?too simple toonaive.
 
据我观察,在各类媒体中,无论在哪个国家,市场化媒体都是最讲政治的。在维护的政治面前,流量都可以放弃。
 
比如方方这个别墅的问题,嗅觉灵敏、平时到处搜索新闻线索的市场化媒体,这次好像嗅觉都集体失灵。
 
因为方方对新中国体制的态度,这些媒体对方方任何不利的消息,都选择性回避和屏蔽,这跟它们对西方国家的负面信息的态度是一样的。
 
不仅仅对疫情, 对方方事件是这样,在涉及到体制的其他问题上也是这样
 
在红会一系列事件上,国内话语权站哪边也是很清楚的。对待慈善问题,同样是充斥着媒体的双重标准。
 
公立性质的红会和私立性质的基金会,出现同样的问题,媒体的态度是截然不同的。对前者的负面不但是立即做出反应,放大镜和显微镜都立即用上。对后者,反应也很快:立即戴上眼罩。
 
2017年的壹基金问题,我没看到有几家媒体出来报道,如果是红会遇到这样的问题,那立即就会形成现象级负面舆情。
 
红会有问题,该揭露就揭露,该批评就批评,该整顿就整顿。看到红会把稀缺的口罩大量给了莆田系背景的私立医院,本人也是怒从胆边生,半年不写文章的我,愤而疾书,往红会身上也踹了一脚。
 
但我永远反对双重标准。凡事一旦出现了双重标准,必然背后有鬼。这个时候就要引起警惕,不妨先让舆论飞一会儿,看看是不是那几个著名的市场化媒体在发功。
 
与资本是一种世界现象相关,全世界的市场化媒体都讲同一种政治正确,这种政治正确可以跨越国界。哪个国家的体制最符合资本的利益,那就是全世界市场化媒体共同维护的对象。
 
无论这些市场化媒体身处哪个国家,都会用同一种标准衡量本国体制的正当性。符合资本利益的,就支持;不符合的,就否定。
 
双重标准背后就是一套标准,简单,粗暴。
 
美国现在的疫情是世界上最严重的,但美国政客依然可以丧事喜办,比如特朗普公开宣布,如果美国疫情死亡人数控制在10万左右,那就是政府工作做的不错。
 
在中国谁说这种话,不知道要被媒体的批判淹没多久。
 

当然,如果特朗普说美国应该痛定思痛学习中国模式,危机反思的结果是美国应该搞社会主义,那你看看美国的媒体会不会把他也淹没?分分钟的事

 
2008年美国华尔街的贪婪作为直接诱因引出次债危机,当时美国政府因为对市场的深度介入,实施一系列的国有化策略,让美国是否转向社会主义,成为媒体和政界讨论的焦点。在2009年2月份的美国《新闻周刊》封面文章,甚至以《我们都是社会主义者》作为标题。奥巴马被媒体和议员追问这些政策“姓社”还是“姓资”。奥巴马作为自由主义的左翼政治人物,因为推出医改政策要解决部分美国人还没有医保的问题,就被媒体讥讽为“社会主义者”。
 
在美国政治圈,谁要是被贴上“社会主义者”的标签,那就意味着要受到质疑和警惕。
 
看人家美国人讲政治多么厉害,在姓社姓资问题上毫不含糊
 
美国主流媒体在重大问题上,都用一个声音说话,只要政府跟资本利益保持一致,别为了人民利益损害到资本利益,主流媒体都会跟政府保持一致。多大的事情,都可以得到主流媒体的掩护。
 
有了主流媒体的掩护,不但无论多大的事都不是事,丧事也可以当喜事办。美国民众有怨气怎么办?往外引导,中国经常会成为“躺枪”目标。这次,从特朗普到蓬佩奥,都是在向中国甩锅,以减轻国内民众对自己的压力,效果还是明显的,特朗普支持率还在上升。没有主流媒体的充分支持,这么做是不可能的。
 
中国的崛起,不能只有经济和军事力量的强大,话语权的强大,也是题中应有之意。
 
资本国家可以用市场化问题,就可以解决媒体的政治导向问题。社会主义国家,却恰恰不能,因为全世界市场化媒体,不分国界,都讲同一个政治。
 
现在话语权问题成为最突出的问题,话语权失控成为中国崛起的最大短板
 
这一问题希望能够引起高度重视,此问题的解决已经是刻不容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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