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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田 | 文化汪达尔人在中国的末路——预先庆祝一下方方日记的外文版热销

  其实方主席日记出英文德文版,是好事,读她的东西如果还信了,估计后果就是智商下降5%左右,很多人不都是希望把方方出口给美国吗?这下子可算是达到目标了。

  这一次抗疫期间,就已经看到中西方民众对于科学防疫要求的不同反应水准了,而阅读、接受或者拒绝方主席日记,肯定会显著扩大这个落差的。长此以往,损害理性思考和分析问题的能力,会出现智商落差逐步扩大的后果,在国家竞争中间会显著降低其竞争力,这个不是阴谋,而是西方人自己展开的阳谋——是西方人遭遇到意识形态困境之后“病急乱投医”的恶果。

  这些天在家里读西方大腕政客和明星学者的疫情分析文章,感觉他们也挺难的,也早已陷入意识形态生产困境,到了每况愈下的地步,连方方日记这样的臭狗屎都视为瑰宝。中国的年青一代庆祝在疫情的照映下,终于摆脱了方方这一波人的思想束缚,但在欧美那里,废物还变宝贝了。

  近四十年来,中国形成了一个新的统治阶级,这个阶级有三个有机组成部分:政治的、经济的和文化的。而文化的统治阶级——文化新贵,在这四十年来很难说他们有什么建树,甚至在很大程度上,他们实际上是一批毁灭文化的汪达尔人——虽然他们并没有实际上杀人放火,惟其如此,他们才能够“职业性”地毁坏文化自身的文脉。

  要说方主席这一波“新三届神话”,有什么共同点的话,他们除了是文革后最初三届大学毕业生且迅速爬上文坛和学界霸主地位之外,更为重要的特点是“高度的政治不认同”,由此具有显著的颠覆性特征。方主席自己对中国革命具有极其强烈的颠覆性自觉,这一次出来力挺方主席的易中天的颠覆欲望更强,一直上溯到中国久远的历史,试图一次性颠覆秦始皇和孔夫子。

  从高度的政治不认同走向高度的颠覆性自觉,还得到他们人生经验的高度肯定。在毛时代这批“新三届神话”多为普通劳动者,干活多收益少,在邓时代他们很短时间就爬到统治阶级文化部前列,干活少收益多,还往往经营各种“小圈子”以巩固自己的地位和收益分配格局,过得不要太嗨了。连方主席这种远离权钱交易场域的人士,也能够获得千万数量级的“公共资源流失”而带来的别墅,此种人生赢家的体验,会显著增强其政治不认同基础上的颠覆欲望,按照心理学的说法,相关认知会得到“正反馈”的激励和强化,从此更加难以走出来了。

  从高度政治不认同,走向高度的颠覆性自觉,然后实际上想要颠覆他们熟知的日常秩序,试图凭空引进所谓的“西方文明”,算是方主席这波人的装饰特色。从1980年代开始,他们爬上文化统治地位之后,就开始经营所谓的“新启蒙”事业,致力于向中国民众介绍西方文明成果,预备以西方为模板,对中国来一个全新的改造。在这次疫情期间,所有的事实都证明:这波新启蒙名家,其实对西方的了解太少了,甚至还远远少于普通人对于西方的把握。

  历史现象往往会出现重复,但是其内涵却天差地远,五四之后的“全盘西化”内涵着救国救民目标,是为了“师夷长技以制夷”,体现了知识分子的幼稚和担当。但是1980年代的新启蒙——表面上也是高扬西方制度文明,四十年来的事实证明,仅仅服务于先富先贵群体的塑造,及其日益狭隘化,且越来越对立于大多数人的基本利益。

  疫情相当的无情,彻底揭穿了他们自我标榜的“新启蒙”底细,他们惯常贩卖的东西,其实他们自己也完全无知,他们所颠覆的对象,他们实际上也所知甚少。他们四十年来看起来没有实际放火,但几十年来他们所做的一切,就是拒绝真正的文化传承,他们也没有能力构建新的文化内容。因此,与方主席同期发迹的新三届神话中间的大多数,其实就是这样一批“文化汪达尔人”。

  方主席日记,在网络传播中间得到过堪称广泛的支持,这体现在资本平台的支持,新三届神话群体的力挺方面;同时也遭遇到前所未有的拒绝,各路批评意见都显著地揭示出这一点。照说,方主席被年青一代拒绝就算了,毕竟人总有无可奈何花落去的时候,但是方主席这一波神话群体的应对最有意思,他们除了自我粉饰为良心和勇气之外,就只剩下谩骂和咒诅了。文化人不是要说说事实和逻辑吗?但是,这一波汪达尔人看起来戒掉了事实还有逻辑本身了,这就说明他们装文化人都已经不会装了,或者说他们的文化新贵地位足够稳固,已经不屑于装了,这说明他们这一群真的是日薄西山了,早已经丧失了与青年人进行理性交流的能力,早已经丧失了装好人装高人的能力,这确实揭示出文化汪达尔人的末路。

  文化汪达尔人的行事特色,方主席自身就很典型,被人概括为“吃饭砸锅”,这个说明一种状况:他们从政治不认同出发,然后走向了责任伦理归零的选择。就好像是“不为错误的路线生产”一样,这个曾被邓小平时代用于批判造反派,说他们一贯破坏生产,造反派是否如此大范围行事过,有待于继续考证,但方主席这一波确实在整个的职业生涯中间坚持做到了。方方日记对于事实和逻辑的轻慢,说明她们从责任伦理归零出发,又走到了“不依靠事实和逻辑生产”的境地了。就这样,文化汪达尔人的特点,是从政治不认起步,走向责任伦理归零,然后又走向拒绝事实和逻辑,由此,汪达尔人以自己的言传身教,在中国大众眼里,严格定义了什么叫做“精致利己主义者”——其三大特征是拒绝政治认同、责任伦理以及门槛水平的专业素养。

  在改革年月再形成的新统治者中间,文化领域的统治者——作为学界与文坛霸主的新三届神话群体——先行道德破产和信誉破产了,这是个很值得仔细剖析的新趋势,值得好好写写。方主席遭遇到年轻一代的拒绝和反驳,显然,文化新贵们虽然还是先富先贵群体一份子,但业已实际丧失了解释和引领思想的文化领导权,这是中国摆脱过去,向前走出一大步的事件,具有历史见证的价值。

  古谚语说:笋因落䕪方成竹,一颗竹子从竹笋起步,需要逐步地挣脱粽叶的包裹与覆盖,而方主席就是那一片被自觉揭掉的粽叶。

  有人担心说,方方日记会成为西方反华的炮弹。其实这种担心不太有必要,至于西方反华什么的,那是一贯如此,方方的低智商产品,不至于对此作出什么说得过去的贡献。甚至,还有可能存在着反面作用,我们都知道,方方日记对于事实和逻辑的把握,那是相当的差,低于任何一位武汉大妈的平均水平,以此为据的反华业务,其实际效率堪忧。想起来也是造孽,美国和西方除了跟中国的文化汪达尔人合作之外,他们实际上也缺少更好的选择;除了方主席这种“精神美国人”时刻关注西方人感受的文化谄媚者之外,西方人也找不到另外的可心交流对象,说到底,这也属于伦理堕落的一部分——优先选择谄媚者合作,这不就跟腐朽官场总会优先提拔重用小人一样吗?

  所以,西方国家出版方方日记,反华只是附带的目标,真正的努力目标是弥补意识形态国家机器运营的亏空。说到底,出版方方日记这件事,对于欧美国家而言,内因也是主要的——他们遭遇到意识形态生产方面的困境,需要透过贬低或者打压中国来提升国民幸福感获得感,完成政治制度合法化的兜售,此种努力方向,在本次疫情初起之时,还没有方方日记的时候,早已经如此这般开展经营了。

方方们很懂得也实际上参与构建和吻合了西方所需的中国想象力

  如果西方统治者推销能力足够给力的话,也许这个日记能够卖出几十万本,那稿费可能达到百万美元的数目,这个将是方主席这一生最大的生产性贡献了,她此前完全是依靠中国的财政输血和民脂民膏来养着她的。不管怎么说,方主席这样的“精神美国人”,还是第一次获得了挣美元的机会,完全是应得的,西方其实早就应该给方方们支付积欠数十年的辛苦费了。

  还有人说,方方日记会在西方继续塑造一个黑暗中国的形象,会产生很负面的后果。其实,对于方主席这群汪达尔人来说,不仅中国近现代史,连中国古代史都是他们四十年来颠覆的对象,要说靠他们这一波去确立中国的制度或者文化形象,这个远超他们的能力范围,靠这波文化汪达尔人干真活,依据过去四十年来的经验,那可太难为他们了。

  说到底,要在西方产生正面影响,需要新一代青年人的努力。在西方面前,方主席那一拨的角色是整体性无能和柜族形象,西方对中国的心理优势如果还有什么依据的话,那就是有那么一拨自轻自贱的文化汪达尔人存在过,所以,如何达成中国在全球的正面形象,这个努力方向从来都是与与方方那一拨无关的。

  由于文化汪达尔人的实际影响弥漫于整个中国社会,西方的无能也不意味着中国的现实就很完美,而西方抗疫的无能也同样不意味着中国就很完备——汪达尔人的破坏性影响在官场和医疗体系中间一样存在着,也需要给出恰当分析和克服。正如需要从思想上摆脱那一拨文化汪达尔人一样,中国的政治和经济现实也需要超越这一波汪达尔人的想象力及其莽撞实践残留,那样才能够为中国这片土地上的大多数人,创造一个可接受的出路。

  不管怎么说,中国青年人拒绝方主席这一波,已经走出了除旧布新的决定性一步,是值得庆贺的事情。同时,方主席日记在欧美国家意识形态生产中间的重要地位,也揭示出值得中国普通民众可为之高兴的落差,这同样是一件好事。

  当然,普通民众总会期待正义得到声张,坏人得到惩处,方主席这一波文化汪达尔人是否会被体制清算,可以等等,但不必过多期待,因为他们自身就已经混成统治者前百分之十,是真正的文化新贵群体,自己就成了体制本身。无论如何,越来越多的青年人,从文化汪达尔人构建的思想束缚中间挣脱出来,这才是真正的思想解放,才是值得庆贺的大好事。

  二〇二〇年四月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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