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识分子在社会中应该扮演什么角色?承担怎样的责任?知识分子应该如何安身立命?这个问题在历史上并不复杂。但是，自资本主义制度占据主导地位后，这个问题在西方成为比较突出的焦点。几百年来，资本主义社会尤其是米国，形成了关于知识分子的一种价值取向，即：知识分子应该独立，应该时刻对政府和社会采取批评、批判的立场，知识分子应该关心底层民众，知识分子代表社会的良心等等。这种观点同时反对知识分子与利益集团为伍，尤其鄙视成为政府的“御用文人”。事实上，这种观点与所谓新闻自由、言论自由一脉相承，与美国政府不拥有官方媒体(除去对外)的事实，从理论根据到现实形态，都成为一种主流价值观，并对全世界产生广泛的影响。
这种观念在中国也很有市场，尤其是近几十年来，几乎就像“普世价值”一样成为很多知识分子的座右铭，获得相当大的认同与奉行，几乎成为知识分子荣誉与耻辱的划分标志。但是，由于中国的特殊国情，知识分子的这一价值取向在中国有点复杂。简单说，离开国家体制，似乎完全靠“市场”生存的“独立”、“自由”知识分子，贯彻与落实这一价值观更为坚决彻底。很多像方方一样仍在体制内或与体制若即若离的知识分子则显得暧昧。他们既不想舍弃体制的好处，又要奉行知识分子的“独立批评”，常常显得分裂。例如，方方及其支持者就经常把批评政府、批评社会挂在嘴边，他们的很多作品的确就是这个性质。但是，与体制的瓜葛呢?方方解释说，她已经退休，从体制获得的退休收入很低，目的无非是表现她奉行独立批判精神的同时，弱化与体制“利益集团”的关系。于是，人们质疑方方动用关系送亲戚出城，方方辩解只是个人朋友，而非从体制得益;人们质疑方方疑似有不合法的别墅，方方表示要打官司等，都是在这个问题上的分裂表现。这种现象在当今中国并非只在方方一个人身上体现，相当多的国内知识分子都处于依附体制与独立生存的分裂之中。
要解释、分析这一现象，首先必须指出，以米国为首的资本主义社会形成的这一知识分子价值观，我们不能说它完全错误，但实际上是幼稚的产物，或者是米国特殊国情的产物。这一原则并不能成为长久的普遍原则。西方社会形成这一知识分子价值观，有几个原因。
首先，它是政教关系不正常的产物。西方历史上很长时间里，知识分子群体主要在教会，教会神职人员曾经是西方最核心的知识分子群体，各种学校、大学都是教会办的，教育是教会的职责。西方教会与世俗政府的关系有多种形态，总的来说，话语权掌握在教会手里。因此，宗教知识分子批评世俗政府是一个正常状态，尤其在政教关系不和谐时更是如此。这一现象在启蒙运动后政教关系紧张对立，政教分离成为“普世原则”后更加突出。
其次，它是资本主义制度本身不合理导致的结果。文艺复兴、启蒙运动后，西方出现了很多世俗知识分子，至今依然名垂史册。然而，由于资本主义制度导致的利益集团政治，使得很多优秀知识分子难以进入政府领导层，只能在政府之外对利益集团保持批评姿态。换句话说，如果“知识分子是社会的良心”这个判断能够成立，那么，这个良心不能成为政府的主导力量而只能在政府之外评头论足，说明这个制度是没有良心的，是不成熟、不合理的。
第三，这个观念的巩固与米国的特殊国情有关。米国立国时，教育权力就不在中央政府手中。从华盛顿到杰斐逊，几届米国总统都想办国立大学，华盛顿甚至为此准备了一大笔捐款，最终都没能实现。米国最初的“国立大学”是西点这样的军事院校，而非综合性大学。米国今天的“公立”教育，绝大多数权力依然是在州政府，而非联邦政府。与之相伴的是米国联邦政府在国内没有官办媒体，媒体都以市场化、私有化的方式对联邦政府保持批评姿态。米国这一特殊国情形成的原因，这里无法展开全面分析。只能简单给出结论：这并不是一个完美合理的制度，米国国内对它的批评、反思，从来没有停止。包括今天的特朗普总统。
从历史进程看，知识分子保持独立、批评的价值取向，实际上是社会扭曲、制度发育不全的无奈选择。人类历史上，知识分子最重要的职责是树立并捍卫某种价值体系。或者说，知识分子捍卫价值观的职责比批评要重要得多。例如，当教会知识分子批评世俗政府时，同时也确立了“教皇无缪”的原则。并且，无数宗教知识分子以“殉道”、“殉教”为荣，实际上就是以反对世俗政府或其他价值观的姿态，捍卫他们的宗教价值观。即便在今天的美国，知识分子或言论自由的媒体，依然在捍卫米国价值观。米国的特殊性在于，从“五月花号”到建国到今天，浓烈的宗教气氛始终存在，使得米国社会认为，捍卫米国价值观的责任不在主张“政教分离”的联邦政府，而在延续着政教不分的地方或基层。事实上，米国建国二百多年来，知识分子进入政府管理层，并以此为荣，甚至不惜拉关系、走后门的现象屡见不鲜。但在理论上，依然僵硬地保持知识分子“独立批评”这一不切实际的姿态。
对于中国来说，知识分子应该怎样安身立命?应该有怎样的价值取向?几千年的历史早已给出了答案。范仲淹说“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是进亦忧，退亦忧”，就没有把“独立批评”当成首要原则。每当说起这个话题，我就会想起文天祥。文天祥被捕后关押在北京。元朝政府不断派人说降，都没有效果。元朝后来派南宋投降的末代小皇帝来劝降。小皇帝说：丞相，我都降了，你还坚持什么?文天祥一言不发，直到小皇帝无趣地离开。文天祥最终慷慨赴死。人们的确会问：文天祥在坚持什么?“留取丹心照汗青”意味着文天祥在坚持他心中的价值观。《礼记·曲礼下》写道：“国君死社稷，大夫死众，士死制”是捍卫价值观的写照。这里的“制”，郑玄认为是“教令”，冯友兰认为是“道”，通俗地说，可以认为是中华礼仪制度，是一种价值观体系，文天祥要用生命来捍卫。此外，北宋张载的横渠四句：“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明朝顾宪成的“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等，都体现出中国士大夫(知识分子)树立、捍卫价值观的使命，而非简单的“独立批评”。
古往今来，古今中外，知识分子最重要的职责是树立并捍卫社会核心价值观，而不是所谓独立批评。将独立批评视为知识分子的最高原则，是社会不健康的产物。然而，捍卫价值观与批评并不截然对立，换句话说，为了捍卫价值观，有时就必须有批评。但是，主次关系是明确的：批评是为了捍卫，而非为了批评而批评。今天我们看到，将“独立批评”的纯批评当成首要原则，是一些中国人没有从理论上弄清西方“独立批评”缘由的结果，盲目接受了西方这一不成熟的价值原则，在操作层面常常成为捍卫西方价值观、否定中国价值观的工具。这才是今天“方方现象”的本质。
捍卫价值观势必带来另一个问题：什么样的价值观才是正确的，才值得捍卫?必须承认，在“百年大变局”的形势下，我们不能简单搬出孔子的“素王”地位作为价值观的标准。一个团结的、有凝聚力社会的价值体系，需要在争论、讨论、校正、纠偏中形成并丰富。因此，方方不应该用“极左”帽子粗暴对待所有对她的批评。这种态度一方面显示了她顽固坚持自己价值观的绝对正确，不愿接受其他人的批评，另一方面显示她是站在“极右”立场，所以才将所有批评视为“极左”。直到今天，方方仍以从国外获得舆论支持为荣，为心理基础，已经说明了她的所谓独立批评，事实上是在不同价值观之间的取舍。这样的知识分子在当今中国并非方方一个。
被方方称为“极左”的“粉红”们，很多根本就没有经历过所谓极左的年代。他们在开放的环境中长大，也许比方方们更全面地了解西方社会，因而能够更客观地对中西方的价值观体系做出评价。他们中的很多人没有进入知识分子圈子，没有像狭义知识分子那样以知识文化为职业，更多是没什么名气的中青年，是各行各业的专业人士，宽泛点说，可归入广义的知识分子。他们将自己的实际工作生活与自身价值观结合在一起，还没有受到“独立批评”原则的深度洗脑，更多从本能出发，捍卫他们认信的价值观。很明显，他们所捍卫的价值观与方方捍卫的价值观有很大不同。我希望方方们的声音能够存在，并且与批评意见共同存在，以便让更多人在互相批评的观念交锋中做出鉴别。
武汉解封后，方方拍了一个短视频在某网站播出，遭到密密麻麻的弹幕刷屏。方方这个年纪可能不太知道90后、00后的“弹幕”，这是年轻人对于一个视频即兴发表意见的方式。我看了一会“弹幕”文字，90%以上是骂方方的。之所以我没说100%，是因为我没有全看完，也来不及细看每一条弹幕，反正目光所及，没有看到夸方方的。由此可见两种价值观的分野。但我不认为这种分野有年龄界限。由于年轻人更容易借助新媒体来表达自己，因此，一方面说明年轻人捍卫自身价值观的状况更容易被看见，另一方面说明中国的年轻人对于西方“独立批评”这套不成熟的价值观念已经有了明确的反思，说明他们正在成熟，说明中国的未来大有希望。
所有的批评都是为了捍卫。关键在于，捍卫什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