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不同看法，想声援方方，不妨直接来。何必绕来绕去，玩了半天文字游戏，还是难免被人看出你的真实目的呢？

一、方方阵营很被动又不甘心失败，有人开始出来促“和谈”

在方方阵营看来，这次方方日记引发的争论，颇有些决战意味，因为他们这次在方方身上投入了几乎所有的舆论资源，让他们接受失败，不但结果难以承受，心理也难以接受，方方的失败已经不是她一个人的失败，而是一个阵营的失败。

因为支持方方，他们的整体理念、学说、主张以及整个群体的形象都已经陷入信任危机。

他们此时的共同心态简单概括就是六个字：输不起、不甘心。

如果把方方日记引发的舆论战视为一场战役，那么战争的结果已经明朗，方方们惨败的结局是避免不了了。

两个多月的战争进程，爱国阵营经过了防守、相持到大反击三个阶段。现在已经进入大反击的第二阶段，方方阵营的主力或败退或主动撤退，标志是原来力挺方方的大媒体已经撤出这个话题，一些头部自媒体，也开始和方方做切割，显然是不想被方方一起拉入水底集体沉没。

但这不等于方方阵营放弃顽抗，一些人还是不甘心接受失败的结果，包括方方本人在内。

所以局部的抵抗还是会有，时不时的我们还能遇到一波反击，但于整体战局已经没有挽回之力。

这个时候，就跟当年解放军已经饮马长江，国民党一方和一些中间派人士开始想促成和谈一行，这个时候也有人出来呼吁“现在比任何时候都需要共识”了，这个人就是易中天先生。

我这种类比并非没有道理，这次方方舆情大辩论，在性质上，完全可以视为国共斗争的继续。

方方阵营，虽不能说全部，很大一部分都是否定土改、否定新中国并为此肯定民国、为民国翻案的。反方方阵营，当然是站在新中国的立场上。

二、易中天真是“理中客”吗？

易中天最开始是因为走上《百家讲坛》为公众所熟知的，他有着众多粉丝，在中国是一个有很强话语权的文化人。

前段时间网上流传以他名义说的一句话：

“站在方方这一边就是站在人这一边，就是站在良知这边，是说人话，干人事，爱人类，反之凡是反对方方的就是兽类”。

这段话流传了一些日子之后，易中天辟谣了，说这话不是他说的。

但这番话，确实模仿易中天的逻辑和语气，所以很容易会让人信以为真。大约在2011年，易中天本人说过一句类似的话：

“如果谁对茅先生有所不敬，我认为他不是人”。

跟上面那句话的句式和语气差不多，也许是有人从易中天9年前的那句话里得到的模仿灵感，也未可知。

至于茅于轼是什么人呢？竟然值得易中天这么全力支持，以至于把支持与反对茅于轼上升到有没有资格做人的高度上。

茅于轼大约就是经济学界的方方吧，只是和方方较为含蓄的文学表达方式不同，茅于轼的表达方式更为直接。

比如在钓鱼岛问题上，茅于轼说：

“钓鱼岛是一个无人荒岛，没有GDP没有税收。地球上有没有它不会对任何一个国家，任何一个百姓造成丝毫影响。但是政治家和外交家们发现这是一个好机会，无事生非，动用百姓的税款，制造事端，煞有架势地忙忙碌碌。其实是为了自己的职业利益。他们就是吃这口饭的。”

在18亿亩耕地的问题上，茅于轼批评中国现行粮食政策

“还立足于饥荒随时随地都可能发生的假定上。”

他还把房价问题也归责到中国的耕地政策上，认为

“保护耕地致房价大涨”，

认为靠市场就能解决中国的粮食安全问题，

“在市场经济的自由交易、要素替代的机制下，在国家粮食库存和外汇收入充足的情况下，基本不会发生所谓的粮食安全问题。”

需要说明的是，茅于轼攻击中国的耕地红线政策，是因为当时他的研究所刚刚完成了福特基金会资金资助的中国耕地问题研究。

从领土问题到粮食问题，无疑不是关系到一个国家和民族生存最重要的问题，显然，茅于轼都不是站在中国的立场上说话。

茅于轼还给自己的这些雷人话语，发明了一个理论依据，“国家利益和人民利益对立论”，他们以人民利益自居，从而可以堂而皇之的站在中国国家利益的对立面。

比如，他在2012年，发微博说：

“一块土地在中国版图内，现在归了外国，但那里的人民生活更自由了，收入也增加了，你是同意不容易？如果以国为本答案是不同意，以民为本答案是同意。我赞成以民为本。当国家的利益和百姓的利益不一致时，国家的利益要服从百姓的利益。国家应该为人民利益牺牲，不是人民为国家利益牺牲”。 

这是不是赤裸裸的卖国言论？

茅于轼真心为百姓利益说话吗？茅于轼公开说要“为富人说话”。原因很简单，茅于轼承认：

“我不在乎拿外国人的钱，也不在乎拿资本家的钱。我不拿他的钱，我拿谁的钱？”

“有没有老百姓拿钱给我们？有，那是少数，给个两万三万”。

拿谁的钱给谁说话，等价交换，市场规则。

这代文化“精英”，比汪精卫那代人的“曲线救国”，理论着实精进了不少，包装能力大为增强，公开卖国的底气也增加了不少。

从易中天支持茅于轼的态度看，易中天的立场并不中立。

没有无缘无故的站队。要不是经济利益，要不就在价值观方面找到了某些共鸣之处。我认为易中天力挺茅于轼的原因是后者。这从易中天本人的历史观，可以找到一些线索。

三、易中天的历史观

易中天要以全球视野重写中国史，也就有了易中天的《中华史》。

所谓的“全球史观”到底是怎样的呢？

翻开《中华史》第一册《祖先》，发现他的中华史是从亚当夏娃开始讲起的，把圣经创世纪的神话嫁接了过来：

“亚当夏娃扯下无花果叶那一刻，是全人类的人之初”，

“夏娃是女娲的前身”。

中华文明的历史源头就这样和西方文明的宗教源头接到了一起。

有网友评论，易中天的历史，亚当夏娃女娲伏羲，东西混搭，但还是西方更古老。

不仅如此，在易中天“全球史观”视角下，他把女娲说成是青蛙，伏羲是蛇，炎帝说成是牛，皇帝说成是熊，颛顼是半人半鱼、帝喾是鸟头猴身，皇帝母亲可能是通房大丫头......

易中天还认为，未来世界将由三大文明唱主角，西方现代文明、伊斯兰文明和中华文明。在三大世界性的文明中，最强势的是西方现代文明，其次是伊斯兰文明，最不给力的是中华文明。

很显然，易中天的“全球史观”没有超出“西方文明中心论”的范畴，他还是在用西方人的视野看中国历史，难怪有人批评他的全球史观实为“媚外史观”。

因为按照易中天的历史观，不但西方古代历史更古老，而且西方现代文明更先进，只能得出一个“西方文明中心论”的观点。

四、易中天对西方体制的推崇

在体制方面，易中天对西方体制也是推崇有加，看他在《美国宪法的诞生和我们的反思》等著作里，对美国历史和人物的评价：

易中天对新中国的制度是什么样的看法呢？简言之，对新中国的敌视绝对不在方方之下。

方方对土改是否定态度，方方小说中的地主是乐善好施的正面形象。易中天也认为：

“地主做了很多慈善，是有传统的。一旦到了灾年，地主、商人都要把粮食拿出来，熬粥、施粥。民间的这个传统一直有”。

在被豆瓣一些作者誉为“此文将奠定易中天史学界至尊地位”的《从来都是枪杆子里面出政权，却永远出不了人权》一文中，易中天的政治观点，有比较清晰明了的表达：

1、他否认是毛主席领导党带领全国人民推翻了三座大山。为达到否定的目的，他要重新解读历史：

究竟是谁“推翻了三座大山”？就需要正本清源地告诉读者：

“封建主义”就是分封制，是被秦始皇推翻的；——“帝国主义”就是帝王制，是被孙中山推翻的；——“官僚资本主义”？根本不存在！

2、易中天对社会主义的的否定比方方直白得多。

他把公有制称作“极左制”：

“奴隶制”和“极左制”，一对比就明白了，劳动人民统统被剥夺了“自由谋生权、自由迁徙权”、然后“一切行动听指挥”地奉命扛活。再比如：“井田制”和“公社制”，一对比又明白了，都是土地公有制！

历史只有在对比中才能被看穿本质：...只要重蹈“公有制”，那就不是历史的进步，而是复辟。

社会主义能够保证全民就业，在生产力还不够发达的情况下，组织农民建设农田水利建设，为农业增产丰收，解决吃饭问题，改变靠天吃饭，创造基本条件。在易中天这里都是错误，是历史复辟。

3、易中天对新中国体制和新中国缔造者的否定不次于任何人：

他最大的错误不是晚年搞文.革。文.革明显的危害性掩盖了另一场空前浩劫：文.革爆发前十年的“全民枷锁制”。

公有制被他说成是“全民枷锁制”。

这次中国抗击疫情为什么能够表现的优于西方，为什么在这场制度PK中能够明显胜出，就是因为中国还保留了一部分公有制（国有制），是公有制优于私有制。

如果中国随了易中天和方方们的意，全面私有化，那么中国付出的代价就至少是西方发达国家的水平。

以美国为例（欧洲情况也一样惨不忍睹）：美国人口是中国的四分之一，到现在的确诊人数已经接近60万，还在每天快速增长，无法预见峰值在哪里，超过100万都不令人奇怪。死亡人数已经超过2.3万。

如果中国实行易中天奉以为理想制度的美国体制，最保守的估计，确诊人数也应该在500万左右。美国总统特朗普曾宣布如果美国这次因为疫情的死亡人口控制在十万，就算政府的政绩。那么以中国的人口规模，死亡人数应该是至少是四十万。

而中国的人口密度远大于美国，如果用美国政府的体制和办法抗疫，那么想想中国会有多么悲惨？人民付出的代价会有多大？

你还相信这些人，是为了中国人民的幸福而推行西方体制吗？这些文人，如果他们的思想被人们接受，然后真相信了他们推崇的制度，仅仅这一次疫情，普通大众付出的代价就是不可承受的。

这些文人所谓的爱人，爱的并不是普通人，而是资本家，是能够给他们钱的人。

所以，易中天得到中国市场化媒体的吹捧，成为声名显赫的“学术超男”，就容易理解了。市场化媒体最讲资本的政治，恰好易中天又讲的是资本最喜欢的政治。

六、易中天为什么这个时候出来喊“需要共识”

现在，在方方沦为几乎人人喊打的情况下，在方方面对极为不利的舆情压力的时候，易中天以一个中立者、“理中客”的形象发声，呼吁

“现在比任何时候都需要共识”。“大敌当前，需要齐心协力，至少也不能制造矛盾。因此，制造族群对立和挑动斗争的行为都不可取。”“大家都在同一条船上，船翻了对谁都没有好处。”“还是同舟共济为好”。

初看上去，这些话都很好，如果这些话都是发自内心，出于真诚，谁能说不呢？

如果我们不是从前面一路分析到这里，已经知道易中天本人的基本立场，他的这些话，我们大都会信以为真的。

但是一旦知道了他本人的立场，这些话究竟在多大程度上是他的心里话，而不只是“漂亮话”，就要好好分析分析了。

易中天呼吁这些，是为了国共双方事先真正的和谈，还是为了方方，以某种曲折的、迂回的方式给方方说话呢？

知道了易中天在价值观和方法论上和方方的相通和趋同，我们就能做好易中天下面这段话的阅读理解了，也就能够从他下面这段话里，搞清楚它是站在谁的立场上指责谁了，他是不是真正的“理中客”了。

“每个人的言论都由自己负责，并不等于他人批评的时候就可以肆意妄为。恰恰相反，由于你对别人言论的批评也是言论，便也应该有负责任的态度。

 

最起码，要尊重事实吧？

 

可惜，不实之词比比皆是。

 

不实有两种，一是造谣，二是诛心。

 

造谣就不说了。”

易中天其实还是没忍住，把心里话说了出来：他认为对方方诛心是不智，

“给方方扣上各种帽子同样不智。”

易中天认为方方的批评者给方方扣了什么帽子呢？答案就在这句话里

“你们硬要说方方反体制”。

原来易中天不认同方方反体制的说法。那么方方否定土改，到借疫情否定中国体制，哪个不是方方作为，哪个不是事实？这不是反体制，又是什么？

不光是方方，包括易中天本人，对新中国、对公有制的那些污蔑之词，难道不是反体制？

敢说就要敢认。方方应该如此，易中天也应该如此。

究竟还要怎样，才能叫反体制呢？不能什么标准都由你们来定吧。

何况，易中天反对给方方扣反体制帽子，那么方方给别人扣了多少帽子，“极左”“反对改革”、“法西斯”......，因为数量太多，后面只能加个省略号。

方方要反体制，要叛国，在这样的前提下，还能剩下达到共识的基础吗？

要找到共识可以啊，最起码要爱国，不能背叛这个国家吧。为什么易中天不去劝方方，停止授权给西方国家的出社版日记外文版出版权，至少也应该把日记中那些有害于中国形象的谣言去掉，把日记的选择性偏颇进行修订，能够客观的体现中国的抗疫过程，这样的要求不算过分吧。

易中天为什么不写一篇文章，或者给方方打一个电话，哪怕是以最温和的语气，去劝方方这样做呢？同时规劝方方停止对质疑者和批评者批发各种帽子呢？

这难道不是双标？不是以貌似中立拉偏架？不是在实际上加入到方方阵营，向方方的质疑者们，批发“不智”的帽子？

前面我们提到，从方方本人开始，因为不甘心失败，正在努力进行自救。方方的支持者，虽然有部分人，已经开始与其切割或保持距离，但还有一些人在为拯救自己的阵营而想方设法的拯救方方。

大概是因为方方的日记以及她本人，实在是糟点太多，光是那几个谣言、几次特权，再加一个别墅，导致直接正面为其洗地的难度实在太大，搞不好还会偷鸡不成蚀把米，方方形象没有挽救多少，自己的形象也搭进去了。

聪明人的做法，是另辟蹊径，迂回策略。

易中天就是个聪明人，但聪明是好事，聪明到“伪”，就不可爱，而是令人感到可怕了。

有不同看法，想声援方方，不妨直接来。何必绕来绕去，玩了半天文字游戏，还是难免被人看出你的真实目的呢？

我们都喜欢跟真小人打交道，观点不同，那就公开摆在桌面上，无论是辩论也要，争吵也罢，都还是坦荡的人；但对装作“理中客”的人，我是警惕有加，主张要多加一份小心的。

（作者系昆仑策研究院研究员；来源：昆仑策网，原载“明人明察”微信公号【作者授权】，图片来自网络，侵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