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何一个真诚的革命者，都不会满足于获得革命胜利，只有依据革命精神去处理好革命第二天必然会出现的那些问题，才能够避免革命得以发生的根源，这才是一个真诚革命者必须思考的问题，而列宁恰好没有止步于胜利之时。但是，今天我们在回顾列宁的时候，恰好那些满足于革命胜利同时拒绝把革命精神代入革命后社会的那些人做的那些事，才成为主流世界评价列宁的依据，而认真追问这两者之间的差距何在，才是我们纪念列宁的应有之义。

　　马克思区别了批判的武器和武器的批判，要推翻一个具体的统治阶级必须进行暴力革命那样的武器批判过程。但是，目前为止的革命，都存在着两种不同的革命者：具体革命者和抽象革命者。任何真诚的革命者，一定是抽象革命者——他会对一切统治阶级和统治方式本身都怀有批判意识，而具体革命者仅仅对一个具体的统治阶级怀有真诚的批判性。

　　而列宁就是那样一位真诚的革命者，他具有对一切统治方式或者压迫剥削制度都具有革命性，等到毛泽东主席临终之前，他还引述列宁对革命后社会的关键判断——列宁说建设没有资本家的资产阶级国家，保护资产阶级法权，而我们也建设了一个这样的国家。这是一切真诚革命者需要面对的门槛问题——如何在革命之后避免旧统治方式的复辟，真诚地展示出对一切统治方式的抽象批判性。

　　时至今日，资本主义已经成为纯粹的破坏力量，但是革命主观力量的不成熟，在反面容许了资本主义制度的生存，甚至还在一定程度上容许了其向十九世纪原始积累方向的倒退。如何站在革命导师的肩膀上，展望和推进抽象的批判性，才是制约资本主义进一步劣化的关键。

　　一、真诚的革命者会对一切变相的统治方式复辟都不宽容

　　我们今天谈论革命或者纪念列宁，已经是在革命的灰烬早已经冷却的时候，去回顾那一段历史和领袖人物的，除了可以有不同的视角之外，还可以有点“放马后炮”的优势——在整个儿的革命成果被颠覆之后，去对照回顾这段历史和各种人物的选择。

　　在列宁和十月革命的故乡出了个赫鲁晓夫，他在1959年访美之后，我们今天谈论的各种状况，就已经预先呈现出来了。毛泽东主席曾经为此赋诗一首，讲述此种“革命将会从内部被人为告别”的种种状况和力量，这肯定会联系到对列宁的评价，那首诗说：

　　西海而今出圣人，涂脂抹粉上豪门。一辆汽车几间屋，三头黄犊半盘银。

　　举世劳民同主子，万年宇宙绝纷争。列宁火焰成灰烬，人类从今入大同。

　　依据中国文革的经验，在公有制社会中间，普通民众对于政治异化会产生一些朦胧的批判性，但对于如何捍卫有利于多数人的政治经济制度，把这个新的制度推向前进，最低限度要避免其复辟倒退，要解决这个至关重要的问题——就需要新的政治力量顺利成长且确立起对于多数人的领导权，然后与民众紧密结合在一起，去批判和避免官场尤其是上层的复辟倒退偏好的裹挟。因为这个关键问题没有找到答案，历史就进入了一轮循环，我们今天也就只能够站在革命的灰烬堆上，去回顾那一段波澜壮阔的历史和相关领袖人物的思考了。

　　二、具体革命者与“民主革命同路人”问题

　　1949年国民党彻底失败之后，有些人很不服气，说共产党声称自己要完成革命和建设新社会，不过是说说而已，真正的追求无非是：打倒老地主是为了自己当地主，打倒旧官僚是为了自己当官僚。言下之意，是说新政权的利益兼容性及其政治公共性，丝毫都不会提升。

　　国民党这个说法满含着失败者的怨气，也有点阿Q精神胜利法在内，不过，倒是很适合用以描述具体革命者——他们仅仅对具体的统治阶级具有批判性——因为那波人不垮台他们自己就没有出路，但很缺乏抽象的革命批判性——针对一切统治阶级及其统治手段的批判性。而对一切统治阶级都具有批判性，这就必然意味着继续革命——其任务是避免任何统治阶级和统治手段的再形成，而到了抽象革命阶段，很多具体革命者——尤其是革命胜利之后又位高权重——他们的批判目标早已经消失了，继续谈论革命问题，一些人往往会本能地反感和反对的。以后来文革期间的高官表现而论，除了毛主席周总理，还有谢富治等少数几个人之外，很少见到自觉的抽象革命支持者。

　　上一场革命领导者群体中间，其中大多数是具体革命者——自己没有出路才革命的，等到自己有特权了就最讨厌革命。而毛主席就很不一样，他一开始就是抽象革命者——直接针对一切剥削和压迫展开批判，而抽象革命者很右——他的统战策略中间所有人都会有出路。有些人说最初阶段杀过地主，革命杀人从来不是问题，问题是否需要杀——对不必要的杀人能否避免以及在多大程度上避免。到了革命后期，地主及其子弟都是极其乖巧的，不仅极端拥护共产党还削减了脑壳想要钻进组织，至少彼时他们对于具体革命目标而言，早已经不构成阻力了。

　　毛爷爷也不是一开始就达到了应有的认识高度的，但这无损于他抽象革命家的定位。革命越是接近成功，作为革命对象的群体不再选择成为阻力了，此时，新问题倒是革命队伍内部的具体革命者，很多人开始不愿意前进了。所谓“民主革命同路人”就是这样一批具体革命者，他们仅仅对具体的统治阶级具有批判性，甚至还不恰当地长期保留着这个过时的批判性，文革初期太子党打压“黑五类”就体现了此种过时的批判性，舍此之外，他们就看不到革命精神还有什么必要和针对性了。

　　三、革命第二天必然会有的问题以及新的批判性

　　在革命后社会中间，也会出现革命立场彻底者，依据文革的经验，多数是体制内的失意者，因为他们老是在官场主流手上吃亏，近乎成为官场投入产出比最差的“弱势群体”——在他们眼里，主流不垮台他们就感觉到自己毕生无法出头，为了自己出头，最好体制跟着主流官场陪葬。

　　杨小凯、高华和张戎的父亲辈，就是体制内的失意者，他们与主流的矛盾，需要主流彻底垮台才得以解决，他们才会有机会成为官场内投入产出比最好的一波，他们就是这样的彻底革命者。杨小凯的文章《中国向何处去》，表达的是他父亲在官场主流那里的处境，在造反派内部也基本上没有人同意，他在长沙一中内部也是极少数——七个人的小组织“夺军权小组”中间，也只有三个人同意他，此种革命者虽然喜欢纯左大词，真正的诉求却是个体出路——把自己的投入产出比提高到平均水平以上。

　　对于这些新一波的具体革命者而言，其极左的彻底性，随时可以转换为彻底的极右立场，一点点障碍都不存在，端视外在环境条件的许可。所以，他们的彻底批判性，仅限于个人的具体条件和境遇，但在反共冷战的大背景下，杨小凯那篇文章在西方还受到极度追捧——在共产党内部还具有彻底搞垮的声音，西方的死硬反共反华分子，不由得大起知己之感。

　　文革期间，一些“亮相干部”参与革委会，其中多数是前文革官场主流，这些人与造反派一起工作过一段时间。到批林批孔的时候，造反派依据接触和经验，就对这些人做出了判断，认为这些当大官的，政治上格外靠不住，动摇性很大，是典型的“投降派”，一事当前，不问是非和政策，而是先权衡完利害关系才说话。日常所思，总想要跟宋江一样“博一个封妻荫子”，为此目标，随时预备改变立场和批判方向。

　　四、革命后社会的制度建设以及旧统治方式的隐含复辟趋势

　　在毛时代，讨厌抽象革命措施的人，越到高层越多，相关争论是在“破除资产阶级法权”框架里展开的。倒是基层干部中间很多人自觉地接受这个方向，甚至还有所创造和发明，早期有一大批农村劳模例如陈永贵等，在这些方面做出很好的示范，他们才是新社会中间，最接近于卢梭所说的“大立法者”地位——真的对于新制度的运作与革新有着强大的感悟和创见。象陈永贵、耿长锁等基层农村的劳模，确实具有很朴素的阶级立场，还一直站得很稳，经得起一些历史和政治的重大转折的检验，真能够有所担当，能够做到“临财毋苟得、临难毋苟免”。

　　在毛时代，高层主导的系列政策调整过程中间，例如在农业制度调整方面，投机性极强且转弯超级急迫的变革均出自高层设计，一是1956-1958年的农业集体规模的快速扩大，一是1979-1982年的集体农业解体，都是高层介入农业集体的政策选择，不是源于基层。除了投机性高层远大于基层之外，还经常出现了一种大官反对小官的抽象革命措施的各种“改革或者整顿”，往往累禁不止，结果就支持了那个著名的“中央出了修正主义怎么办”的判断。此种高官与小官的巨大差异，在一切方面都存在，1980年代高层策划清算文革和毛泽东的时候，小官还是跟大官不一条心，结果才有了邓小平那段话——担心过度非毛，会导致与工人农民相联系的一大批基层干部通不过。

　　大官高居于社会大众之上，在一切方面都远离和脱离群众的状况不同，小干部与基本群众的关系更为密切，受熟人社会舆论的隐性制约，他们的思想或者思考条件，更接近于葛兰西所说的“有机知识分子”状态。他们中间优秀的群体，在长期与群众的密切互动中间，与群众形成稳定的双向认同，靠这个支持，许多农村集体村庄抵制住了各种来自上层的“私有化”政治压力，还抵制住了透过私有化个人成为大资本家的各种诱惑，正是透过这双重考验之后，才会有些集体村庄残留下来。基层干部群体中间，很多人都对于社会分化有点不自觉的拒绝——对反修防修和反对资产阶级法权有点发自内心的自觉，愿意为父老乡亲创造一个大家都好的出路。城市的国企改制时段，也有很多工厂小干部，直接拒绝执行买断工龄，还保留着对手下工人或本厂同事的强大认同，许多工厂不得不透过调离原主管干部才落实这个“朱氏新政”，而北京市委书记陈希同在内部讲话中间，也竭力敦促小干部对工人要做到“三铁”——铁面孔、铁心肠、铁手腕。

　　毛时代的小干部，缺乏追求个体先富先贵的制度条件，他自己怎么想其实不重要，他能够做到些什么才重要。实际上直到1990年代，武汉很多单位的小金库都还不是干部能够为私利而支配的，而是服务于单位福利事业和近乎平均分配——八九十年代一大批工厂和机关分房都是源于这部分“账外”资金，我的同学在某局工作分到房子就是靠这个。毛时代的制度残留，以成员资格下的平等机会而依然有所体现。再后来，单位的非法收入，往往直接进官员个体口袋，这是腐败的一次质变和升级。

　　与大干部对剥夺底层有明确改革方向不同，小干部还曾经竭力支持各种有利于多数人的制度安排，这方面没有任何别的原因——毛时代小干部收入跟群众差不多，群众的困难也是他们的困难，各种生活服务方面的互助性生产与供应——从单位食堂到子女教育，就是透过这样的“缺乏阶级分化机会”的具体机制去实践的——“工厂办社会”的真正制度支撑点就在于此。日本学者沟口雄三说，毛时代是把传统的宗族互助提高到国家制度水平，这个说法有点像，也不完全。

　　例如当时的公社(乡)干部，要是没有普及小学和中学教育，他自己的小孩也没有地方上学，拿三十几块钱工资送孩子去县城上学是不现实的;因此，文革晚期普及小学和初中教育，公社干部都还是很积极的。没有赤脚医生和卫生所，他的“半边户”家人，也找不到地方看病，所以机会一到就很积极。但这些问题，在县以上干部那儿，就不存在了，邓小平1974年说合作医疗网络是社会主义办了共产主义的事情，这个话公社干部就肯定不会说，他们自己和家人就很需要。

　　五、在革命第二天如何推进革命前进而非后退，谁是新的进步力量

　　在毛时代的日常管理中间，除了具体的利害关系方面的干群一致，在抽象革命的方向上，政治上的官兵平等，会作为摆脱旧统治方式的首选制度建设方向，毛时代相关争论是在“破除资产阶级法权”和“反对等级制”、“批判管卡压罚”等话语下展开的，这个努力方向邓小平就很反对，但基层干部还比较支持，往往还能够自觉实践。

　　抽象革命目标的向前推进，同样具有推力和阻力的相互作用，推力需要克服阻力才得以前进。而摆脱具体革命者的障碍，就被毛主席反复强调过，而继续革命理论又被称为“大过渡理论”，这个理论格外招惹仇恨，这个理论实际上说：社会主义社会中间，居于领导地位和高层的权力精英和知识精英多数，是向共产主义过渡的负面障碍力量，充其量是团结和教育对象，真正的依靠力量是那些还怀有深刻批判意识(尤其是抽象批判性)的底层民众和小干部——那些不喜欢大人物压他们的人群。但文革的经验证明，后面这个依靠力量或者群体，他们在政治上不够成熟，也缺乏组织化条件，其正面的推进作用不太凸显，最后证明未能摆脱源自上层的“资产阶级国家”和“资产阶级法权”的裹挟，切实捍卫新社会和新制度。推力不足同时阻力过大，这是一个事实，但文革后对造反派的彻底妖魔化则是彻底颠倒了推力和阻力的方向性，当然，这个妖魔化的历史书写方式，也算是“非正式”地跟毛爷爷辩论——你指望和依靠的那些人完全不行。

　　毛泽东主席提出的“党在从资本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整个历史阶段的基本路线”是：社会主义社会是一个相当长的历史阶段，在这个历史阶段中，还存在着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存在着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这个就是他本人对于“大过渡理论”的表述，在这个相对隐晦的表述中间，新社会的上流阶层因其拥有较高的人力资本和权力资本存量，反而最靠近各种先富先贵机会，就具有各种拒绝抽象批判性的依据，结果被视为“复辟危险性”的载体;而不成熟的底层所具有的朦胧批判性，反而被寄予全部期待和希望。毛泽东主席说上流阶层不愿意干社会主义还成为阻力的各种判断和说法，后来被概括为“阶级斗争扩大化”，进行公开而长期的批判。

　　中国后来确实复辟了资本主义，而且因为居于全球分工的底层，没有西方国家战后那种“好资本主义”的丝毫特点，呈现出各种残酷的掠夺性积累体制特点。从这个后文革演变出发，有人指责文革期间和文革后的普通民众，特别是保守派，完全没有阶级觉悟，一定程度上附和了走资派的选择，未能及早识破走资派的阴谋，拒绝物质刺激的腐蚀，尽早表达坚持社会主义制度的政治能量。应该说，这个指责是不公正的，在分散的个人状态下，生存所需是第一追求，进行政治性的反抗或者重建，那个需要组织起来的革命队伍时期，才会成为合理选择。所以，普通民众之参与和成为推力的一部分，需要先在的政治条件。

　　推力之未能克服阻力，是因其缺乏组织和领导群众前进的先锋队力量。文革的失败和被镇压，是从造反派未能形成一个真正的先锋队去领导民众时，就已经埋下了失败的种子。而造反派要完成向先锋队的转化，文革政治实践的深度和时间的厚度，都远远不够，不存在真正的天生领导核心，核心需要在斗争成长和得到检验并为民众所信任。说到底，文革后的状况，有一种历史必然性在内，分散为个人的民众，肯定是非政治的，而把民众集结和组织起来需要真正的先锋队，而先锋队的成长需要条件——而这个条件当时并不具备，甚至，一定程度上，老一代走资派当时没有走极端而是采取各种欺骗手段，还没有彻底丧尽人心也是民众不能够觉悟的重要条件之一。

　　阻力的组织状况和条件，胜过推力的组织状况，很多普通民众选择跟随阻力而非推力，这种状况即便是经历过一场文化大革命，虽有进步，但未能彻底改变，此种状况下，就只能够如实地承认：历史的曲折和循环具有内在必然性。

　　六、小资产阶级的崛起及其过度批判问题

　　今天，一些所谓的纯左，老是关心中国处于什么阶段，统治阶级什么性质，似乎，从这些出发就能够看到大方向了，就成了有资格发号施令的左翼领袖了。关键是，人民呢，如果民众不觉悟，统治阶级意识形态统治足够有效，民众追随推力还是阻力方向就不确定了。而除了有觉悟的组织化的人民，这些教师爷论定的主要矛盾和目标任务，由谁去承担和完成呢?那些教师爷左翼领袖，似乎仅仅满足于指出对象和任务，谁去承担任务似乎就跟他无关了，那都是别人的事情了，剩下的事情教师爷最爱干的就是就是寻找各种“非纯左”了。

　　也就是说，把群众组织成为推力——有觉悟且有组织——去克服阻力，这个过去没有解决的问题，今天也依然存在，甚至还被一些人拒绝关注，而批判性的无力就恶化了现实的力量对比，使得腐朽力量有了更大的力量和堕落空间——掠夺性积累体制得以生存和壮大。

　　毛主席说，人民立场和深入群众与群众集合在一起，才是最优先的标准：“革命的或不革命的或反革命的知识分子的最后的分界，看其是否愿意并且实行和工农民众相结合。他们的最后分界仅仅在这一点，而不在乎口讲什么三民主义或马克思主义。真正的革命者必定是愿意并且实行和工农民众相结合的。”“我在这里提出了一个标准，我认为是唯一的标准。看一个青年是不是革命的，拿什么做标准呢?拿什么去辨别他呢?只有一个标准，这就是看他愿意不愿意、并且实行不实行和广大的工农群众结合在一块。愿意并且实行和工农结合的，是革命的，否则就是不革命的，或者是反革命的。他今天把自己结合于工农群众，他今天是革命的;但是如果他明天不去结合了，或者反过来压迫老百姓，那就是不革命的，或者是反革命的了。”【毛泽东《五四运动》《青年运动的方向》(1939年)，载《毛泽东选集》】

　　拒绝与劳动群众一起寻求解放道路，总还是梦想着先富先贵地位，这成为小资产阶级附和资产阶级意识形态领导权的关键机制，即便是进行批判事业，也往往拒绝选择有机知识分子路径和方向——不自觉地呈现出各种高高在上的导师姿态——把自己掌握的文化资本的权威性和有效性突出出来。也因为拒绝内在于群众的批判路径，也就不再关注群众觉悟和组织状况，也不再关注阶级力量对比的积累和演变实际，而是一开始就就会把“理论纯粹性”视为唯一标准。这个路径，在某种程度上，连具体革命者的批判性都达不到，不过是变相重复了第二国际的看问题方式——第二国际就把特定的“管理人力资本存量”视为革命成功的先决条件。

　　如同1959年毛主席读苏联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所做的评论那样，资产阶级领导权的牢固，在一定程度上，是与这个自居有文化的新小资阶层和工人的不觉悟状况有关的：“革命前的俄国，文盲占人口的百分之七十六。我国在解放前，文盲占人口的百分之八九十。这两个国家都搞成了革命。欧美资本主义国家，文盲很少，甚至没有文盲，一直到现在革命还搞不起来。这个事实的对比，证明了第二国际所说的，无产阶级如果还没有足够数量的现成的能够组织国家管理的文化干部和行政干部，便不能夺取政权和保持政权，是完全错误的。”“在西方各国进行革命和建设，有一个很大的困难，这就是资产阶级的毒很厉害，已经渗透到各个角落里去了。我国的资产阶级还只有三代，而英国这些国家的资产阶级已经十几代了。他们资本主义发展的历史有二百五六十年至三百来年，资产阶级的思想、作风影响到各个方面、各个阶层。这就可以说明，英国的工人阶级为什么不跟共产党走，而跟着工党走。”当然，这也不意味着知识越多越反动，而仅仅意味着在资产阶级意识形态领导权足够稳固和有效的情况下，要组织新的批判力量，确实需要如葛兰西所言先打赢一场争夺意识形态领导权的阵地战，构建民众觉悟的稳固起点，为此需要克服这一重新的隐蔽阻力或者障碍。

　　在列宁和毛泽东之后，新的批判性力量障碍，源自资产阶级意识形态领导权起作用的实践机制，而各种小资产阶级与劳动群众再结合的巨大障碍，无法组织为新的批判性力量和推力，为此，我们比任何时候都更需要重新学习列宁和毛泽东。

　　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开创性革命——十月革命，以及人类历史上最彻底的革命——中国革命，在其胜利后都未能避免具体革命者的主导，逐步丧失了抽象批判性和锋芒，阶级分化的规律确凿无疑地在那两拨具体革命者身上起作用了，一切反革命派别都为此欢欣鼓舞并庆贺革命未免走入了历史循环，并以此非难乃至于抹黑革命。但是，革命胜利对历史和政治的推进作用早已经深入人心，而列宁和毛泽东这样的革命导师，对于具体革命者的无情剖析，对于抽象革命批判性的实践，将继续指导人类在寻求解放的道路上前进，前人的局限终究会被超越。

　　二〇二〇年四月二十二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