伴随着一场史上罕见的新冠病毒疫情在世界的肆虐，东西方意识形态的斗争也显得空前激烈。
在国内思想文化界的舆论交锋中，总有人谈到前苏联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几位作者。比如，有人曾经公开在文章中用教训的口吻，批评对武汉日记作者不满的人时，说你读过索尔仁尼琴吗？你知道有一个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作家叫索尔仁尼琴吗？那口气，你若是没有读过索尔仁尼琴的著作，你不知道有这个人，你连跟人谈话的资格都不具备。因为你太浅薄，这显然是在拿日记作者与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索尔仁尼琴相比。这确实有点太滑稽了。不论哪一个方面，这都不是一个级别一个档次的比较。另外还有一种观点，当写日记的人面对整个社会排山倒海似的群众批评时，不是主动向大众检讨自身的错误，而是公开挑战说，我在美国出版一本日记，难道还能塌了天不成，还能给国家给社会造成多大危害？说对了，你不仅给国家造成危害，而且简直是在祸害整个国家和社会。
舆论界，也同时常常听到另一种不和谐的声音，说那些写日记的人，不就是写点文章吗？连这点自由都不行吗？这有什么大惊小怪的，不必把这个当回事。这种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态度还是为数不少。正是因为这样一些原因，一些明显有悖党中央的政策和决策，明显与抗疫大局完全不符，明显对党的领袖和党的领导冷嘲热讽的言论和文章便得以在市场畅通，有些不仅如此，而是明显在与国际上敌对势力密切配合的言论，也能堂而皇之地登上舆论场。应该说，这对于一个国家一个政党是十分危险的，对于抗疫大局完全是破坏性的。
一些以文人学者作家名义写的文章作品，到底能否影响国家政治安全？我想就成为热点话题的前苏联四位获得诺贝尔奖的作者谈起，由此看文艺与国家政治之间是怎样一种密不可分的关系。
首先，我可以十分明确地表明我的政治态度，我认为，文艺与政治的关系，不论从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经典著作里，还是从毛泽东以《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为代表的经典论述里，或者近几年来我们的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文艺工作的重要讲话里，我们都可以得出一个极为重要的结论，即文艺对于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意识形态来说，决非仅至于娱乐，它甚至直接关乎国家安危。这个观点，也是我一贯坚持的基本立场。前鉴不远，前苏联用亡党亡国的教训，已经给我们上了非常现实的一课。这并非危言耸听。
那么，我们就从前苏联曾经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四位作家的历史，来看这几位作家对整个苏联意识形态包括最后苏联亡党亡国的过程中所产生的不可估量的影响，由此来谈谈文艺与政治是怎样的一种关系。这是一段载于历史史册的文坛往事，但对于前苏联和前苏联人民，它却是一段不堪回首的历史，是根本不愿谈及的历史伤痛。而且这段历史，与文学有着十分密切的不可分割的联系。
回顾和反思苏联文学史的发展，有一个非常有趣的现像，在苏联十月革命前后，俄罗斯文学界曾产生一批灿若群星般光耀世界的大人物，比如列夫·托尔斯泰、比如安东·巴甫洛维奇·契诃夫、比如亚历山大·谢尔盖耶维奇·普希金，还有屠格涅夫、果戈里、陀思妥耶夫斯基、高尔基等等，这些闻名世界的文学泰斗，不仅是整个俄罗斯文学史上的巨大成就和骄傲，也直接影响着苏俄文学的发展和走向，甚至也影响着整个世界文学的发展，特别主要影响着中国文学的发展。新中国的文学创作，主要受到苏俄文学的巨大影响。近现代的文学成就，包括美欧文学在内的所有西方大国，没有任何一个国家能够与俄罗斯文学相比。俄罗斯文学称雄世界，去除意识形态的因素，就文学本身来说，没有哪个国家不承认俄罗斯这样杰出的伟大成就。但是，最迟从诺贝尔文学奖开始颁发的1901年开始，有这样巨大的文学成果，却没有听说在世界获得像诺贝尔文学奖的作家。这的确是一个值得研究的非常奇怪的现象。由此我们可以说，诺贝尔文学奖到底算不算真正的代表世界文学的最高成就的大奖，还真值得怀疑。
但是后来，奇怪的事情发生了，作为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大国，作为世界社会主义阵营的主体国家，却连续出现了五位获得由西方主导的诺贝尔文学奖的作家，如果说这五位作家的作品和文学成就，比起前边提到的那些大师们，应该说还相距甚远，比如高尔基、托尔斯泰、普希金等等，还有很大差距，有的人甚至一向还鲜为人知。但是却是国际大奖诺贝尔文学奖的获得者。这五位获奖者，正是我们今天要研究的。比如俄罗斯（苏联）获得第一位诺贝尔文学奖的诗人蒲宁，他是1933年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的，此时他正在国外流放，属于典型的持不同政见者。1958年，曾经创作《日瓦格医生》的作家帕斯捷克纳克，也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但他的获奖，却引起苏联领导人及其广大人民的强烈愤慨，因为他同样也是一个持不同政见者，在作品中抨击了斯大林和苏联社会主义制度。他在人民的批判声中，为了能够继续留在苏联，在苏联方面的强令要求下，不得不采取了放弃领奖的举措，以得到继续留在本国生活的权力。否则就只能流放他国。1970年，曾经创作《静静的顿河》的作家肖洛霍夫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其实，早在第一个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蒲宁获奖以前，肖洛霍夫在世界已经赫赫有名了。他的名气远远早于蒲宁和其他一些同代作家之上的。
值得一提的是，肖洛霍夫是唯一一位既得到了诺贝尔文学奖，同时又受到苏联共产党和苏联社会尊敬的大作家。一直到去世，这位作家在苏联都享受很高的待遇和威望，备受人民喜爱。他还得到过苏联社会主义文学的最高奖。第四位获奖者便是后来以创作《古拉格群岛》闻名的作家索尔仁尼琴，他是1970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但是从他被宣布获奖，直到1974年12月10日，四年以后，他才最后站在了瑞典皇家学院的领奖台上发表受奖演说，为什么？因为这又是一个典型的苏联社会持不同政见者。那4年，他一直在颠沛流离的流亡中生活，最后在美国定居了，直到晚年叶利钦当了总统以后，受到叶利钦的特许才回到了俄罗斯。但是他后来对自己辱骂祖国的行为曾经表示深深忏悔。1987年，加入美国籍的诗人布罗茨基为苏联（俄罗斯）赢得第五个诺贝尔文学奖。他同索尔仁尼琴一样，又是一个作为持不同政见者被苏联驱逐出境的作家。早在1964年，他曾经以“寄生虫罪”被苏联法庭判处5年徒刑，后加入了美国国籍。
这样，在前苏联（也是整个苏联文学史上）五位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作家中，除了肖洛霍夫以外，有四位都是在苏联政治历史上是持不同政见者。这四位都曾经流亡他国。因为这样的原因，这四位获奖者，除了索尔仁尼琴以外，连他们的名字都少有人知道，更无论说这些人的作品了。至于这几个人获奖的原因，当然是除了文学造诣本身之外，一个更主要的也是非常关键的原因，那便是他们的创作在价值观上与西方价值观一拍即合，符合了西方意识形态的需要，符合了西方对苏联进行政治和文化渗透的需要。这一点，不仅已经被后来的历史发展所证实，也已经被中国人民看个清楚。因为诺贝尔文学奖这个奖，与国际诺贝尔和平奖一样，本身就是西方按照他们自己的价值观制定的标准，与其说这是文学奖，倒不如更准确地说，这是按照西方标准制定的政治意识形态奖。获得这个奖的人，今天在我们看来，未必是一种什么光荣，有可能就是因对祖国的背叛而获取的西方赏赐，因此今天，人们对获得诺贝尔奖，除了那些科学技术奖项之外，对和平奖、文学奖一类，早已不屑一顾，甚至获奖者多为本国人民和价值观的叛逆者。这一点，已经和正在被越来越多的事实所证明。多种情况下，诺贝尔和平奖及文学奖，几乎成了西方势力对社会主义阵营进行政治进攻甚至瓦解对手的政治工具。
也许有人会问，既然是西方标准，被苏共党中央和苏联人民高度认可的肖洛霍夫为什么能够获奖呢？这有一个历史的因素。在当时来说，这也同样是一种政治需要。就在肖洛霍夫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之前，他已经获得了代表苏联文学的最高成就奖，另外他的影响已经在东西方阵营已经很大，早已声名远播。一是因为他的《静静的顿河》在世界文学史上声誉太高，诺贝尔奖不颁给这个影响世界的文学大师，已经无法对世界舆论做出交代。二是作为颁奖者也想以此表明其评奖的客观公正，即使心理很不情愿，也总要做个样子。还有，因为这时的社会主义阵营非常强大，不论国家数量和人口，正处于上升阶段，西方不可小视。作为一个国际大奖，也需要考虑真正的文学影响。但是，谁都明白，按照一般逻辑，瑞典诺贝尔评奖委员会是很不情愿把这样一个大奖颁给苏联共产党崇尚的作家的。因此，基于这个情况，社会主义的苏联对肖洛霍夫获得这样一个大奖，也采取了认同和乐于接受的态度。否者，可能自己就主动疏离了国际评奖。
全世界都知道，此时肖洛霍夫小说《静静的顿河》影响太大，已经被全世界公认为是一部具有史诗性质和世界意义的巨作，不评奖也会直接影响这个奖项在世界的声誉。至于这部小说本身，它讲述了十月革命和内战期间俄国哥萨克人的故事。作品通常被誉为是一部20世纪的《战争与和平》。但是，这部书在评奖过程也面临过诸多争议，比如持“阴谋论者”有这样的提议，称肖洛霍夫非这部作品的真正作者，为什么？因为他的其它作品并没有表现出这样高超的文学技巧和写作才华。但是，评奖委员会最终还是尊重事实，不能把猜测作为依据，还是把诺贝尔文学奖颁给了肖洛霍夫。因为他在这部作品中所表现出的杰出的艺术力量，表现了俄罗斯人民特定的历史阶段的生活现实。确实感染了整个当时的世界。（未完待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