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12日，中央疫情防控指导组专家组成员、中国工程院院士、天津中医药大学校长张伯礼参加通过津云客户端、北方网直播的“抗疫第一课”主题报告会时，批评了某些公知化的作家与教授在这次新冠疫情当中“暴露出了他们的扭曲的价值观，被歪曲的灵魂”，“以为能给国外一些反动势力送几个攻击中国的‘证据’”：
【“大家也看到了以‘XX日记’为代表的一些人，特别有些高校的教师，是吧，教授们，还有一些个学生们，发表了一些个不当的言论，暴露出了他们的扭曲的价值观，被歪曲的灵魂，看到的不是光明，看到是黑暗。”
“怎么会出现火葬场一地的手机没人要，有的手机还在吱吱响，这一看就是编出来的。……根本不可能出现的，他竟信，并且还把它放大，以为能给国外一些反动势力送几个攻击中国的‘证据’，没想到西方国家”比那个还要乱。”】
这番话仿佛一石激起千层浪，广大爱国群众热烈拥护，但是公知们则像被捅了马蜂窝似的炸了营。其中不少人表示，“鲁迅也经常书写黑暗，如果要是活到今天，也会被张院士骂”。而一些爱国群众在反击时也被他们带了节奏，认为“鲁迅本来就没什么贡献”云云。
然而笔者认为，如果鲁迅活到今天，恰恰会像张伯礼院士一样敢于向公知们亮剑，比起今天不少自封“当代鲁迅”的公知们，敢于批评公知的张院士才更配得上“当代鲁迅”这个称号。
一、左派与右派
为什么这么说呢？只要看一看鲁迅对于知识分子特别是作家们的分析评论就会明白，他认为知识分子特别是作家们当中是存在着左派与右派的。在评论一个知识分子之前，首先要弄清楚其是左派还是右派。
鲁迅认为，所谓左派，指的就是认为工农大众应该当家作主，应该推翻地主资本家剥削的人；所谓右派，就是认为由地主资本家等剥削阶级统治是理所当然，工农大众应该做奴隶，应该被虐杀，被剥削的人。不过，尽管当时的国民党蒋介石当局是一个右派政府，但是文艺界敢于公开以右派自居的几乎没有，只有以胡适、梁实秋、徐志摩等人为代表的“新月派诸文学家”：
【在现在，不带点广义的社会主义的思想的作家或艺术家，就是说工农大众应该做奴隶，应该被虐杀，被剥削的这样的作家或艺术家，是差不多没有了，除非墨索里尼，但墨索里尼并没有写过文艺作品。（当然，这样的作家，也还不能说完全没有，例如中国的新月派诸文学家，以及所说的墨索里尼所宠爱的邓南遮便是。）
（《对于左翼作家联盟的意见》）】
更多的右派是以所谓“第三种人”自居，自称“要做超阶级的作家”，其实这些知识分子只不过是站在地主资本家等剥削阶级一边，又不好意思承认罢了：
【这“第三种人”的“搁笔”，原因并不在左翼批评的严酷。真实原因的所在，是在做不成这样的“第三种人”，做不成这样的人，也就没有了第三种笔，搁与不搁，还谈不到。
生在有阶级的社会里而要做超阶级的作家，生在战斗的时代而要离开战斗而独立，生在现在而要做给与将来的作品，这样的人，实在也是一个心造的幻影，在现实世界上是没有的。要做这样的人，恰如用自己的手拔着头发，要离开地球一样，他离不开，焦躁着，然而并非因为有人摇了摇头，使他不敢拔了的缘故。
所以虽是“第三种人”，却还是一定超不出阶级的，苏汶先生就先在豫料阶级的批评了，作品里又岂能摆脱阶级的利害；也一定离不开战斗的，苏汶先生就先以“第三种人”之名提出抗争了，虽然“抗争”之名又为作者所不愿受；而且也跳不过现在的，他在创作超阶级的，为将来的作品之前，先就留心于左翼的批判了。
（《论“第三种人”》）】
二、关于右派
对于这些右派，鲁迅先生认为他们又可以分为两种。第一种是以胡适为代表，公开当剥削阶级乃至帝国主义的走狗，是出卖灵魂的货色：
【几年前，胡适博士曾经玩过一套“五鬼闹中华”的把戏，那是说：这世界上并无所谓帝国主义之类在侵略中国，倒是中国自己该着“贫穷”，“愚昧”……等五个鬼，闹得大家不安宁。现在，胡适博士又发见了第六个鬼，叫做仇恨。这个鬼不但闹中华，而且祸延友邦，闹到东京去了。因此，胡适博士对症发药，预备向“日本朋友”上条陈。
据博士说：“日本军阀在中国暴行所造成之仇恨，到今日已颇难消除”，“而日本决不能用暴力征服中国”（见报载胡适之的最近谈话，下同）。这是值得忧虑的：难道真的没有方法征服中国么？不，法子是有的。“九世之仇，百年之友，均在觉悟不觉悟之关系头上，”——“日本只有一个方法可以征服中国，即悬崖勒马，彻底停止侵略中国，反过来征服中国民族的心。”
这据说是“征服中国的唯一方法”。不错，古代的儒教军师，总说“以德服人者王，其心诚服也”。胡适博士不愧为日本帝国主义的军师。但是，从中国小百姓方面说来，这却是出卖灵魂的唯一秘诀。
（《出卖灵魂的秘诀》）】
第二种以梁实秋为代表，明明是资本家的走狗又不承认，可能是想当资本家的走狗都没人愿意养他，堪称“丧家的”“资本家的乏走狗”：
【梁实秋先生为了《拓荒者》上称他为“资本家的走狗”，就做了一篇自云“我不生气”的文章。先据《拓荒者》第二期第六七二页上的定义，“觉得我自己便有点像是无产阶级里的一个”之后，再下“走狗”的定义，为“大凡做走狗的都是想讨主子的欢心因而得到一点恩惠”，于是又因而发生疑问道——
“《拓荒者》说我是资本家的走狗，是那一个资本家，还是所有的资本家？我还不知道我的主子是谁，我若知道，我一定要带着几分杂志去到主子面前表功，或者还许得到几个金镑或卢布的赏赉呢。……我只知道不断的劳动下去，便可以赚到钱来维持生计，至于如何可以做走狗，如何可以到资本家的帐房去领金镑，如何可以到××党去领卢布，这一套本领，我可怎么能知道呢？……”
这正是“资本家的走狗”的活写真。凡走狗，虽或为一个资本家所豢养，其实是属于所有的资本家的，所以它遇见所有的阔人都驯良，遇见所有的穷人都狂吠。不知道谁是它的主子，正是它遇见所有阔人都驯良的原因，也就是属于所有的资本家的证据。即使无人豢养，饿的精瘦，变成野狗了，但还是遇见所有的阔人都驯良，遇见所有的穷人都狂吠的，不过这时它就愈不明白谁是主子了。
（《“丧家的”“资本家的乏走狗”》）】
对于这些连人都称不上的走狗们，毫无疑问只有斗争。
三、关于左派
当然，左派也并不是没有问题。鲁迅认为，有不少左翼知识分子其实是抱着一种投机心态来参加工农大众革命的，认为“现在为劳动大众革命，将来革命成功，劳动阶级一定从丰报酬，特别优待”。然而事实上，劳动者革命的一个重要内容就是取消知识分子的特权，因此实现人民当家作主之后，知识分子的待遇是会下降而非上升的，到时候这些人就会变为右派来控诉革命了：
【以为诗人或文学家高于一切人，他底工作比一切工作都高贵，也是不正确的观念。举例说，从前海涅以为诗人最高贵，而上帝最公平，诗人在死后，便到上帝那里去，围着上帝坐着，上帝请他吃糖果。在现在，上帝请吃糖果的事，是当然无人相信的了，但以为诗人或文学家，现在为劳动大众革命，将来革命成功，劳动阶级一定从丰报酬，特别优待，请他坐特等车，吃特等饭，或者劳动者捧着牛油面包来献他，说：“我们的诗人，请用吧！”这也是不正确的；因为实际上决不会有这种事，恐怕那时比现在还要苦，不但没有牛油面包，连黑面包都没有也说不定，俄国革命后一二年的情形便是例子。如果不明白这情形，也容易变成“右翼”。事实上，劳动者大众，只要不是梁实秋所说“有出息”者，也决不会特别看重知识阶级者的，如我所译的《溃灭》中的美谛克（知识阶级出身），反而常被矿工等所嘲笑。不待说，知识阶级有知识阶级的事要做，不应特别看轻，然而劳动阶级决无特别例外地优待诗人或文学家的义务。
（《对于左翼作家联盟的意见》）】
其实，现实当中左翼知识分子的大多数问题，说到底也是因为很多人并没有抛弃个人利益而站在工农大众一边，所以战线无法统一，而右派是坚定不移的维护地主资本家利益的，所以行动上高度一致，要是不再为个人而为工农大众，问题自然也就解决了：
【我记得好像曾听到过这样一句话：“反动派且已经有联合战线了，而我们还没有团结起来！”其实他们也并未有有意的联合战线，只因为他们的目的相同，所以行动就一致，在我们看来就好像联合战线。而我们战线不能统一，就证明我们的目的不能一致，或者只为了小团体，或者还其实只为了个人，如果目的都在工农大众，那当然战线也就统一了。
（《对于左翼作家联盟的意见》）】
因此，作为左派知识分子最重要的就是要抛弃个人利益真正站在工农大众一边，特别是绝不能因为革命后消减知识分子的特权而抱怨，否则也只不过是投机的假左派。
四、结语
看看鲁迅先生上面的这些观点，哪一点和今天那些以“当代鲁迅”自居的公知们有相同之处呢？反倒是和批评那些公知的张院士观点更为接近吧？
不要忘了，当年鲁迅先生也是学医的，只不过看到有些中国人面对帝国主义侵略还麻木不仁，才毅然弃医从文。至于面对胡适为代表的那些公开为帝国主义侵略吹喇叭抬轿子的货色，鲁迅当然就更加不留情面了。而今天的张院士虽然没有弃医从文，但是公开向公知亮剑，说到底恐怕也是因为那些胡适一类出卖灵魂的货色在今天又猖獗了起来，实在令人看不下去了吧。
不过，有一个现象也是很值得我们思考的。正如前文所指出的，鲁迅先生所生活的那个年代里国民党蒋介石集团虽然是个右派政府，但是文艺界几乎都自称“带点广义的社会主义的思想”，敢于公开以右派自居的人几乎没有，像胡适那样的货色在当时是令人不耻的稀有品种。然而在今天，这种人似乎反倒猖獗了起来。至于这种状况到底是什么原因造成的，笔者就不知道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