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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旭之:疫情警示我们的两个重大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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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汉爆发新冠病毒疫情,从一月底到五月底四个月,经国家和全民的奋战努力,社会正在恢复正常中,但很多人因封闭没了工作,断了收入,企业停了经营,都期待着社会正常后,生活和生产也都正常起来。没想到,北京又成了新的疫源地,昨天北京一下新增36人传染上了新冠病毒,发现的疫源地是新发地农产品市场,已查到来源在进口三文鱼的切割案板。
 
首都北京的新疫情如爆发,后果虽难预料,但前期建起来的防控体系,很可能不会大面积爆发,但又一次收紧的防控,让脆弱的复工复产雪上加霜,也许有人会真的熬不去了。前边有博纳影院的副总裁黄巍6月10日在北京坠楼身亡,时下已入夏,南方多省遭遇了暴雨洪水,世界新冠疫情还在肆虐,外贸企业没有订单,国内无工可开,很多民企倒闭,又将有七八百万大学生毕业面临就业困境,我们中国现在可谓内外交困,考验着国家和人民该如何度过2020年这道难关。
 
再难也得挺过去,现有新冠病毒带来的困难,已让我们有些受不住,但可能的更大危机也要未雨绸缪,疫情期间,国外已有多个国家收紧了粮食出口,多国出现了蝗灾,联合国粮农组织也发出了粮荒警报,我们中国必须要提早防范有可能出现的粮食危机,一旦粮荒,其后果将比这场瘟疫造成的灾难要严重的多了,那就是吃饭问题了。还没有查清武汉疫情的源头,北京又新发,据说毒株与武汉的不同,却与境外的相似。前期有人怀疑似人为投毒的可能性是不能排除了
 
从现在开始并疫情过后,需要强化和下决心解决的两个问题。
 

 

其一,要重拾全国人民群众的警惕和反特意识。

 
开放以来,有个最大的隐患是,我们的国家和人民都逐渐放松了警惕意识,不仅重要机关,常有发生重大泄密事件,而且广泛的经济、文化等领域,也时常信息外泄,更为严重的是某些民族败类被境外敌对势力收买变节,有已被侦破的,但也有还没侦破的,他们正居于重要岗位,还得到我们的重用,其中还有一批裸官们。也有大量来自境外的间谍分子潜伏、游窜在我国各地,窃取我们的重要情报,时刻威胁着国家的安全。
 
多年来,重大安全事件频发,不能排除有坏人故意搞破坏的嫌疑,但因为人民群众已很少有反特意识教育,事故处理也常常将原因归属为正常事故,几乎见不到报道某某事故是坏分子的故意破坏。人为的故意破坏是自古至今常见的制造事端、破坏秩序,扰乱敌手的有效手段,现代也概莫能外,未来也不会灭绝。因此,不排除武汉、北京的病毒有人故意放毒的可能。
 

这次疫情,给我们的教训已太深刻,太痛苦了,国家和人民已承受不起,也经历不起,是有必要恢复过去的一些好的做法和传统。如重要岗位必须要有政治审查制度,有海外关系的要建立登记制度,对入境的外国人要限制活动区域和限制所从事的某些活动,要教育我们的人民群众时刻有警惕意识和反特意识。要恢复群防群治,使一切敌对势力和破坏分子时刻处在人民群众监督的汪洋大海中,将一切可能的破坏行为消灭在图谋阶段。

 
如果病毒来源查明是人为投毒,那么恢复以前的这些好做法,就是完全有必要而且是对人民群众、国家利益的最大的负责任。北京新疫情的出现,就是最清脆的一声警响。
 

其二,吃饭问题永远是人类的第一大问题,保证粮食安全永远是第一位的要务,要顺势重建农村的集体经济。

 
我国的三农问题时刻威胁着我们十三亿中国人的粮食安全,三农问题不解决,粮食安全就一直是最大的隐患,而且这个隐患所能造成的灾难将是无法想象的。
 
中国农业的唯一出路,必须要走农业的现代化,没有农业的现代化,就一定不会有富强的中国。现在的承包制,已用四十年的实践证明,它仍是落后的小农经济形态,不仅不能解决农村、农业、农民的出路,也不能保障国家的粮食安全,靠自由、散漫、盲目、靠天靠农民个人意愿种田的农业,是极其靠不住的。
 
这次疫情,国外减少或停止向我国出口粮食,已经给我们敲响了警钟,中国人的吃饭问题,必须要牢牢掌握在中国人自己的手里,中国人的饭碗依靠在别人手里,是最最危险的
 
中国最主要的人口在农村,中国最基本的安全底线在粮食,中国最可靠的力量在农民。只要农业稳,中国就基本稳,一切别的隐患和灾难都可以掌控和化解。要趁此疫情危机,有必要先行做好农村工作,而所有农村工作中,适时重建农村集体经济是最为可行而且阻力最小的措施。因为:
 
一、城乡改革中,唯有农村集体所有制还没有彻底改掉,底子基本还在,虽然实行了几十年的承包制,但土地依然属于集体所有,农村的组织架构依然残存性地保留着,这是恢复集体经济的两个重要基础。而实行集体经济的模范村庄如南街村、华西村等,都是重建集体经济的现有榜样,它们对广大农村和农民有着强烈的吸引力,有现成的好经验和好路子可给其它地方以借鉴和效仿。
 
二、农村集体经济重建,必须要重新发挥村委会的领导作用,彻底扭转当前村委会多数处于瘫痪的状态,重新发挥农村基层党组织和党员的作用,带领农民走共同富裕的道路。
 
三、由此还能加强乡镇政府的作用。当前数量最多的乡镇一级政府几乎处于有人无事状态,而这一级政府最广泛最直接联系农村。若恢复集体经济,那么这级政府将有大量的工作可做,如规划和领导乡村建立服务于三农的各类企业,以解决当地剩余劳动力的就业问题,给农民工以稳定的出路,而且也直接解决当地的财政问题,同时为城市的工业品提供消费市场和向工业提供原材料等等,活跃乡村和城市、农业和工业之间的流通,逐渐将我国的外向型经济转向本国市场,经营和生产直接惠及本国人民,减小对外国的依赖程度,减轻外资对我国经济的控制和掠夺,实现经济在本国的良性循环。通过这次世界范围的疫情肆虐,不仅我们国家,而且不仅发达的欧美国家,都切肤般地感到了依赖外国是多么靠不住,过度依赖外国是多么可怕。
 
四、农村恢复集体经济,是所有领域里阻力最小的,因为它是当前私有资本渗透最少的领域,而且经历四十年的小农经营,农民通过对比和自身命运的跌宕,很多人认识到了集体经济的巨大优势,但是苦于没有政策支持和领导。可以肯定,多数农民是拥护集体经济,想走集体经济的。
 
经过疫情,给了我们警示。现在“三农”状态是一定不能应对可能发生的饥荒性灾难的,未雨绸缪,保证国家粮食安全,遇到灾难也会人人有饭吃,是所有人的最大共识,其最得人心,人们只会拥护不会有人反对,所以推行农村集体经济正当其时,须顺势而为,切不可错失良机,以率先在农业上为国家安全、人民幸福建立起可靠的、牢固的根基。
 

(作者系昆仑策研究院研究员;来源:昆仑策网【作者授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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