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5年前，1965年6月26日，毛主席发表了“把医疗卫生工作的重点放到农村去”的指示。
55年前的今天（6月26日），毛主席发表了“把医疗卫生工作的重点放到农村去”的重要指示，校正了新中国医疗卫生事业的坐标。
和今天人们的想象不同，毛主席指示的落实并不是一帆风顺的。
1975年，谢晋执导的电影《春苗》就形象而生动的再现了围绕落实“六二六指示”而进行的一系列复杂的博弈与斗争。
也许，谢晋可以说是新中国电影史上最矛盾的电影人，控诉文革最为严厉的电影《芙蓉镇》是他导演的，而把文革的逻辑讲的最为清晰并且熠熠生辉的电影《春苗》也是他导演的。
这里无意苛责谢晋。一个电影人在风云激荡的大时代里能够做出的选择是有限的，也许他只是想讲述不同时代背景下中国人自己的故事。
谢晋淡出后，中国电影人越来越不会讲故事了，张艺谋代表的第五代，几乎把中国电影变成几种艳俗颜色的展示，这个毛病到今天也没有改。
《春苗》出品于1975年。这个时候，文革初期激情燃烧的“造反”年代已经远去，从态势上来说，文革已转为全面的战略防御。
按照毛主席的意图，要对文革进行总结，同时尽可能多的保留、巩固文革在政治、经济、文化及社会方面所取得的成果。
《春苗》就是这样的背景下拍摄的，在一定意义上说，影片既是对文革的经验总结，也展示了文革在文艺上已经达到的和未来可能达到的高度。
从主题角度来看，《春苗》充分表现了劳动群众主体性演变的过程与文革的逻辑。
文革开始前，由于新中国所取得的成就，劳动群众在法律上、政治上已经享有国家主人的地位，但由于劳动群众在文化和技术方面的“短板”以及没有直接的管理权——比如《春苗》中，医疗技术掌握在“医疗组长”钱济仁以及巫医贾月仙手里，医疗事业的管理权掌握在公社卫生院院长、走资派杜文杰手里——劳动群众不仅没有得到很好的医疗服务，而且还有失去主人翁地位的危险。
《春苗》中，文革的爆发以及赤脚医生制度的实行，使这两个问题同时得到了解决：
一方面，女主角田春苗从一个年轻的公社女社员，成长为一个能够治疗疑难杂症的医生，但她并没有因此成为脱离劳动、高高在上的医疗精英，而是继续保持自己作为人民公社社员/劳动群众的本色；
另一方面，通过文革初期的造反，田春苗和年轻医生方明夺取了卫生院的领导权。他们关闭了杜文杰为讨好上级领导开设的“养生疗法实验室”，将其改成专门为农民治疗腰腿疼病的病房。
《春苗》的突出之处在于，谢晋用很长的篇幅展示了文革前的社会生活，这使得文革的逻辑更加使观众信服。
1965年6月26日，距离文革爆发差不多还有一年，毛主席做出关于“把医疗卫生工作的重点放到农村去”的“六二六指示”。表面看起来，公社卫生院也在积极响应，但实际上，“六二六指示”还是受到了官僚-医疗精英集团或明或暗的抵制。问题的核心在于：为基层的农民服务并不能使精英得到好处，所以他们对此兴味索然。
杜文杰的心思都放在了“养生疗法”和“副县长身体不好”方面，而钱济仁则是怀有阶级仇恨的地主儿子，农村病人的不幸，反而让他产生了一种报复的快感：
对当地农村的多发病、常见病——腰腿疼病无心治疗，全神贯注于研究“养生疗法”，对前来求医的农民口称“病人腰疼，医生头疼”，开出的药方居然是“吃吃睡睡”，根本不考虑农民不可能过这样悠闲安逸的生活。
而巫医贾月仙则利用自己对乡村医疗的垄断，只顾自己敛财，不关心农民的死活。
“六二六指示”和农村赤脚医生的出现，让杜、钱、贾等人感到自己的权力和利益受到威胁，于是便结成“神圣同盟”，联手打压。
田春苗被社员推荐到卫生院学习，却被当成廉价劳动力使用，天天拖地板，刷瓶子，就是不让她学习医疗知识和技术。
钱济仁嘲弄：“你看看田春苗那双手，还能拿针头？”
杜文杰则帮腔说：“拿针头和拿锄头毕竟是两回事嘛！”
田春苗回到村里办起了卫生室，又被杜文杰以没有“处方权”为由予以取缔。
文革前的政治格局中，由于杜文杰是解决问题的唯一途径，所以这一问题始终不能得到有效解决，只有通过文革“造反夺权”方式——田春苗作为劳动群众的一员，刚刚大学毕业分配到公社卫生院的年轻医生方明作为愿意为人民服务的知识分子的一员，联手夺取领导权，才使问题得到解决。
从艺术角度看，《春苗》达到了很高水平。无论是摄影、用光、人物设置、故事情节还是插曲，都达到了很高的水平，矛盾冲突也扣人心弦。
社员阿芳嫂的女儿小妹已经发了一夜高烧，生命垂危，送到卫生院，钱医生却不理不睬，后在杜院长的催促下勉强到急诊室诊断，却慢条斯理地穿白大褂、戴口罩、看手表、理头发，完全不顾阿芳嫂和春苗已心急如焚。
相信今天经历过医患矛盾的观众，看到这一幕都会心有戚戚焉。
1976年7月，《春苗》被文化部评为优秀故事片之首，剧照刊登于当年创刊的《人民电影》杂志封面和《人民画报》封面。
扮演春苗的李秀明以一种端庄、健康的中国之美，成为当时家喻户晓的电影明星，“病人腰疼，医生头疼”也成了民间调侃不正之风的流行语。
《春苗》，以及同一时期《海岛女民兵》、《闪闪的红星》、《难忘的战斗》、《侦察兵》、《第二个春天》、《火红的年代》等影片的出现，表明经过文革初期的“休克疗法”后，中国电影在获得了新的政治主题和艺术灵感后正迅速复苏，如果假以时日，“新文革电影”定能迎来一个百花盛开春满园的局面。
从《春苗》来看，医患矛盾无论是在文革前、文革中也都是一种客观存在，区别在于不同历史时期对待这对矛盾的不同态度。
在毛泽东主席看来，医疗卫生系统和医生，无疑是矛盾的主要方面：
第一、改变医疗服务的重点，把缺医少药的农民作为医疗服务的主要对象；
第二、增加医疗服务的供给，赤脚医生和农村合作医疗真正是一项伟大的创举。今天看来，赤脚医生虽然不够高大上，但他们能够有效治疗、预防农村的常见病、多发病、地方病等，大大缓解了农村医疗服务供给不足的问题，农村合作医疗被世界卫生组织作为先进经验向全世界推广；
第三、要求医生改造世界观，树立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思想。
今天的思路却恰恰相反，把患者作为矛盾的主要方面，主要的政策取向是严厉打击，但效果似乎是扬汤止沸。
谁的思路更正确呢？
在我看来，毛主席无疑是正确的。医生、医院面对患者，其所拥有力量与信息优势都是绝对优越的，如果医院、医生方面要利用这种优势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患者是很难讨价还价的。所以古今中外的医生，都强调“医者仁心”、“悬壶济世”、“人道主义”等等，反对把利润作为主要追求目标，似乎只有中国九十年代开启的医疗产业化改革是一个唯一的例外，也正是从那个时候开始，医患冲突不仅数量激增，而且也越来越暴力化了。
从《春苗》来看，医疗精英利用知识和技术优势，以牺牲患者利益为代价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倾向，在新中国的前三十年也是普遍存在的，不同的是，这种倾向在当时受到制度与文化的压制，因而被控制在最小范围内。而如今这种倾向则在产业化、市场化的名义下受到制度与文化的纵容，其结果是患者视医生如蛇蝎，医生视患者如寇仇，构成全世界最奇特的医患关系。
今天，重温毛主席的“六二六指示”，仿佛听到他洞穿时空的声音，心中顿时涌起一阵温暖的感觉。
（作者系昆仑策研究院高级研究员；来源：昆仑策网，原载“独立评论员郭松民”微信公号【作者授权】，图片来自网络，侵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