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共产党成立99周年纪念日就要到了，在这里纪念中国共产党的领袖毛泽东最合适。是毛泽东赋予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主义的灵魂，不仅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而且把革命引向了共产主义，为中国人民、世界人民指出了一条通向共产主义的康庄大道。

　　人类几千年的发展历史表明，进入19世纪中叶，马克思、恩格斯写下了《共产党宣言》，人类才开始由不自觉的社会人，开始转变为自觉的社会人。

　　马克思发现了历史唯物主义，使人们可以自觉地运用物质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的辩证关系，认识人类的社会发展史，开始使人成为自觉的社会人，懂得了不同阶级在社会发展中的历史地位和任务，变成了一种改天换地的巨大物质力量，使世界面貌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

　　20世纪初，由列宁领导的俄国共产党发动了惊天动地的十月革命，建立了第一个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劳动人民由此开始了当家作主的崭新生活，开辟了人类历史的新纪元。苏联人民在列宁、斯大林的苏联共产党的领导下，实现了生产资料的公有制，在短短的几十年里促进了生产力的高速发展，“把一个用木犁耕作的俄罗斯”，发展成为拥有原子弹的苏联;把一个被资本主义国家围困的社会主义国家，发展成为一个拥有十几个国家的社会主义阵营。

　　1949年以毛泽东为领袖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劳动人民取得了民主革命的胜利，加入了世界社会主义阵营，极大地促进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前进!

　　在以赫鲁晓夫为首的现代修正主义集团背叛马克思列宁主义以后，毛泽东领导中国共产党和他们进行了坚决斗争，揭露了现代修正主义的资本主义本质;紧接着又发动了文化大革命，为向共产主义进军指明了具体道路：在政治领域如何消灭国家机器，消灭“官、民”之间的界限;经济上消灭商品经济这个私有制的经济根源;在思想意识领域消灭私有观念，具体的包括教育、艺术、社会科学领域的革命，都为后人指明了共产主义革命的具体道路，形成了向共产主义进军的马克思主义第三阶段——毛泽东主义。

　　毛泽东就是自觉地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领导中国的革命运动，不仅为向共产主义社会前进指明了道路，而且为新中国继续革命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实现农业集体化，把数以亿计的农民组织起来，形成集体劳动，根本改变了小农经济在大自然面前的奴隶地位，成为一支改天换地的劳动大军，把几千年来的旧河山，改换成了新天地;把几亿手握手工工具的小生产者，转变成运用机器的现代工人;把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会制度转变成从资本主义向共产主义社会转变的过渡时期，而且为向共产主义过渡准备了必要的物质条件。

　　公有制的共产主义要彻底战胜几千年的私有制，必然要经过多次反复，想象由一个胜利接着一个胜利地大踏步跨入共产主义，只是人们主观的一种良好意愿，不可能成为现实。共产主义社会只能是马克思列宁毛泽东主义者带领广大劳动群众不断革命的结果。

　　当前世界无论是生产力还是技术发展，无论是物质力量还是理论指导，都具备了向共产主义社会转变的条件，而资本主义的腐朽、没落，在2008年的世界经济危机以后表现的淋漓尽致，在这次新冠肺炎疫情面前更是暴露无遗。

　　当前世界人们已经能够在太空建立空间站，可以运用电子技术生产机器人，但是，这些先进技术只属于资本家所垄断，对于劳动群众是严格的禁区，至今还有数以亿计的劳动群众仍然使用着最原始的手工工具，正是这种资本主义的专利制度，束缚着技术的推广和普及;技术发展到今天，每一个劳动者如果运用最新技术装备，完全可以生产出消费不完的生活资料，但是，至今劳动群众仍然是资产阶级的雇佣奴隶，有数以亿计的劳动者失业，更多的劳动群众的收入仅仅能够维持生命的再生产，处于贫困状态。资本主义经济制度阻碍生产发展已经表现的非常明显;资本主义的民主、自由制度是压迫劳动群众的政治工具，在这次美国的种族压迫中更是暴露无遗。总之，资本主义社会制度的穷途末路已经表现的非常充分，人类社会发展的唯一道路就是共产主义。

　　现在，无论从物质生产力的发展看，还是从社会制度看，资本主义的腐朽、没落是被绝大多数人已经看到了，另一方面，当今的技术、生产力的发展，马列毛主义者为共产主义革命所做的理论、思想准备也有了一定基础。毛泽东领导的文化大革命至今还在人们、特别是中国人们的心中留下了深深的印记。共产主义革命和共产主义社会的到来，在人类历史上的时间距离，像火箭发射的倒计时那样离我们已经不远了!

　　附录：

　　一，毛泽东指引向共产主义进军

　　——纪念毛泽东诞辰125周年

　　迎 春

　　毛泽东是领导中国人民进行两种社会制度革命的伟大领袖，不仅领导中国人民推翻了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会制度，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而且领导我们进行了消灭资本主义社会制度的革命，向共产主义社会进军!不仅极大地推动了中国社会的进步，也有力地促进了世界历史的发展!

　　毛泽东在新中国成立前夕就明确指出：“中国革命在全国胜利，并且解决了土地问题以后，中国还存在着两种基本矛盾。第一种是国内的，即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第二种国外的，即中国和和帝国主义国家的矛盾。”(《毛泽东选集》第四卷 1433页)这是指引我国人民向共产主义进军的号令;1966年发动的文化大革命，是“社会主义革命的新阶段”，又一次吹响了向共产主义进军的“冲锋号”：向消灭商品经济、消灭私有观念和国家机器的共产主义社会进军!虽然我国社会正经历着曲折，但是，中国人民在毛泽东继续革命理论的指引下，继续在为实现共产主义而斗争。

　　一，我国共产主义革命的起源
　　1、国际
　　“一个幽灵，共产主义的幽灵，在欧洲徘徊。”这是马克思、恩格斯1848年写在《共产党宣言》的第一句话。共产主义的幽灵是什么呢?就是 “消灭私有制”!消灭资本主义雇佣劳动这种最后的私有制。从经济的细胞形态看，就是实现产品经济，消灭商品经济。

　　理论

　　当“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这时的共产主义已经不再是“幽灵”，而是一整套科学社会学的理论体系，包括历史唯物主义、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等三个组成部分;有《共产党宣言》、《资本论》等一系列的经典著作。

　　实际斗争

　　由于资本主义发展已经经历了几百年的过程，“工人阶级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经历了自发地反对个别资本家----展开有组织的经济斗争------开展独立的政治运动反对资产阶级的政治统治”。(《资本主义兴衰史》第141-142页)而且有1871年3月建立巴黎公社、特别是1917年十月革命胜利的历史经验，和苏联这样一个庞大的新社会实体。这种国际环境，是我国取得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胜利的外部条件，是不能不讲的重要内容。

　　2，国内
　　A，共产主义理论的传入
　　19世纪初，中国的大地上还是封建地主占据着统治地位，没有现代工业的影子，不存在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的对抗，当然也不存在共产主义的幽灵。

　　1840年，英国发动了鸦片战争，入侵我国，对封建王朝宣战，用洋枪洋炮打开了“大门”，从此我国社会逐渐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开始出现了一点现代工业;资本与无产阶级之间的矛盾与对立逐渐展开。当时国际上的马列主义理论体系，远远超过我国经济发展和阶级斗争的现实状况。但是，这种科学共产主义理论的“舶来品”，却极大地促进了我国社会的迅速发展，展现出了巨大的能动作用。

　　B，共产党的建立和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

　　俄国十月革命传来马列主义理论，点燃了我国遍地的“干柴烈火”。当时我国人民与帝国主义之间的激烈斗争，贫苦农民与封建地主之间的激烈矛盾，广大人民群众与官僚资产阶级之间的斗争。正如毛泽东所说：“国家的情况一天一天坏，环境迫使人们活不下去------俄国人举行了十月革命，创立了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中国人找到了马克思列宁主义这个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遍真理，中国的面目就起了变化了。”(《毛泽东选集》第四卷 第1470页)在共产国际的帮助下，建立了中国共产党;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领导中国人民和国民党反动派进行了二十多年的武装斗争，用生命和鲜血染红了大地，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建立了新中国。这一段历史已经有很多人记述过，这里就不再叙述。

　　二，向共产主义进军的起点

　　1，七届二中全会报告：向共产主义进军的动员令

　　毛泽东在七届二中全会的报告中指出：“-----中国还存在着两种基本的矛盾，第一种是国内的，即工人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矛盾”。1952年又在一个文件的批语中指出：“在打倒地主阶级和官僚资产阶级以后，中国内部的主要矛盾即是工人阶级与民族资产阶级的矛盾”。(《毛泽东选集》第五卷 65页)在共产党执政的条件下，说主要矛盾“即工人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矛盾”，实际上是动员劳动群众向消灭资本主义的共产主义进军!实现共产主义是共产党人的奋斗目标，共产党夺取政权，就是建设共产主义的起点。

　　1952年，毛泽东指出：“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这是一个过渡时期。党在这个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和总任务，是要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基本上实现国家工业化和对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同上书 第89页)这就是向共产主义进军的号令!中国人民就是在毛泽东的领导下，朝着消灭私有制、消灭私有观念的共产主义社会在前进。不过当时生产力水平太低，连温饱问题还没有解决：吃饭要粮票，穿衣要布票，人们不敢把自己的斗争和“各取所需”的共产主义联系在一起罢了!

　　A，实现国家的工业化

　　实现国家工业化，不仅是为了极大地提高生产力，而且是发展一种崭新的共产主义的经济关系——产品。

　　共产主义的经济因素——产品

　　毛泽东在《读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批注和谈话》中谈到商品与产品的区别，涉及共产主义萌芽等问题。他说：“调拨的只是一部分，多数是买卖”，“在我们这里，很大一部分生产资料不是商品，这就是在全民所有制范围内调拨的产品。”“他(指斯大林——引者注)-----想巩固社会主义秩序，不要不断革命。母亲肚里有娃娃，社会主义社会里有共产主义萌芽”。(第49、63、70页)产品就是共产主义的“细胞”，是共产主义“萌芽”。实现国家工业化，从生产力方面看，是用机械化代替古老的手工工具;就生产关系方面看，则是增长共产主义经济因素，限制私有制的商品经济。毛泽东讲这些话时，刚建国不久，又值反对否定商品经济的错误倾向，能够准确地区别产品与商品;认识到存在共产主义萌芽，联系他以后指出的：“我国现在实行的是商品制度，工资制度也不平等，等等------林彪一类如上台，搞资本主义制度很容易”。(《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3册 第413页)充分表明了毛泽东的实事求是学风和深厚辩证法的素养。

　　为了说明产品与商品之间的区别，我们举一个实际事例。建国以前，我国火车所用的轮箍，长期依赖进口，新中国成立以后，帝国主义国家对我国进行封锁，火车轮箍不能进口，整个铁路运输就要瘫痪。为此，国家决定在马鞍山钢铁厂建立轮箍车间，自己生产轮箍。建立轮箍生产车间需要一整套机器设备，则由第一机械工业部下属的国营工厂生产，按时供应马鞍山钢铁厂;而轮箍车间生产了轮箍，又供应铁路局，保证铁路运输畅通。机器设备等是产品，不经过市场进行买卖，而是通过全国计划工作会议的组成部分订货会议联接。

　　产品当时通俗称为计划调拨物资。产品生产和再生产的内在联系是满足社会需要，而不是商品经济的实现价值;产品连接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同志间的互助合作关系，而商品连接的是小私有者之间交换商品的关系。所以说产品是共产主义的经济因素，与商品有本质的区别。

　　发展国营经济，从经济关系的角度看，就是扩大共产主义经济因素，具有限制商品经济发展的内容。

　　新中国建立以后，产品经济随着国营经济的发展而高速发展。物质生产领域的企业，不断实现机械化，劳动生产率迅速提高，每个劳动力所运用的生产资料相应增多，产品经济随之迅速发展。过去，工人运用手摇纺车纺纱，用的棉花少;采用纺纱机器纺纱，不仅纺纱机器昂贵，而且需要的原材料也大大增加。可见，实现了机械化，每个工人所使用的生产资料大大增加，在国营经济的条件下，生产资料绝大部分都是产品(调拨物资)，所以，在国营经济的条件下实现机械化、自动化，产品经济必定远远快于商品经济的发展，在整个国民经济的比重增长得更快，从另一方面看，也是对于商品经济的限制。

　　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

　　新中国建立以后，“中国还有大约百分之九十左右的分散个体的农业经济和手工业经济，这是落后的，这是和古代没有多大区别的”。(《毛泽东选集》第四卷 第1430页)这种经济，从生产力方面看，使用的是手工工具;从经济关系方面看，是个体经济，是一种落后的自给自足经济。当时，大量农民还是依靠“鸡屁股”下蛋，换一点钱购买针线之类的商品，这种经济的自发趋势必然是资本主义。

　　面对小农经济的“汪洋大海”，我国在实现工业化的过程，首先出现的是“原始积累”的来源，这里包括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要增加大量的工人，需要供应基本生活所必须的粮食等农产品;另一方面是提供大量的机器设备等所需的资金。我国的现代工业非常落后，只有依靠广大农民群众节衣缩食，提供必须的农产品和资金。

　　我国对于小农经济的改造，大体经历了三个阶段：统购统销、合作化和人民公社化。

　　第一阶段：统购统销，商品经济运动的新形式

　　我国从1953年开始大规模经济建设，首先暴露的就是农产品供应问题。“大城市蔬菜的供求，现在有极大的矛盾。粮食、棉花的供求也都有极大的矛盾，肉类、油脂不久也会出现极大的矛盾。需求大大增加，供应不上。” “从解决这种供求矛盾出发，就要解决所有制与生产力的矛盾问题。是个体所有制，还是集体所有制?是资本主义所有制，还是社会主义所有制?个体所有制的生产关系与大量供应是完全冲突的。个体所有制必须过渡到集体所有制，过渡到社会主义。”“这次实行粮食的计划收购和计划供应，对于社会主义也是极大的推动。”(《毛泽东选集》第五卷 第119、122页)计划收购和计划供应，从社会的“细胞”形态看，就是对于商品经济的“限制”。

　　小商品经济运动的形态是：商品——货币——商品，这里的货币(价格)是由市场的供求决定，需求量大，供应不足，价格就上涨;反之，供过于求，价格就下跌。而实行计划收购和计划供应之后，价格由国家计划规定，不因供求变化而变动。这就是对于小商品经济的“限制”。这种“限制”是由占统治地位的公有制国营经济决定的。要发展公有制的国营经济，就必须“限制”商品经济的资本主义自发趋势。可见，对于商品经济的“限制”，在农业实现集体化之前就开始了。从此，我国商品经济就出现了新的形态：商品——货币(计划价格)——商品，不仅计划收购的和计划供应的农产品是这种运动形态，国营经济销售的商品，也都是按计划价格出售。例如，当时供不应求的自行车、手表等商品，不管怎么供不应求，价格仍然不变，有的紧缺商品采取发行票证的办法，限制投机倒把。这些都表现了发展公有制经济道路的特点，私有制的商品经济要受到占统治地位的国营经济的限制。

　　对于经济规律的错误理解

　　这里要说一说我国经济理论水平低下的事实。在实行计划收购和计划供应时，一些经济学家反对，认为按照计划价格收购和供应，违背了“价值规律”。在他们看来，“经济规律”不是存在于现实的经济活动之内，不是从客观经济运动的现象内部寻找规律，而是悬在实际的经济活动之外，在马克思的《资本论》中。不符合马克思《资本论》中所谓的“等价交换”，就是不符合经济规律。

　　马克思 在《资本论》中论述的等价交换的规律，是从小商品经济运动中抽象出的规律;而在公有制国营经济占统治的条件下，商品经济的运动形式必然发生变化，存在另一种内在联系、规律，这是科学的历史唯物主义。而我国的教条主义者的这种方法论，被长期作为科学的方法被推崇。著名的经济学家孙冶方认为：“就是到了共产主义，只要存在社会化大生产，只要生产还按生产资料和消费资料两个部类进行，商品流通就会发生，价值规律就仍要起作用。”他不承认价值规律是商品经济的内在联系，不懂得社会化大生产，是指生产力，而商品经济则是一种生产关系。到了共产主义，商品生产关系消亡以后，这种经济关系的内在联系也必然随之消失。可是，改革开放以来，“为纪念孙冶方对马克思主义经济科学的重大贡献，经济学家薛暮桥、于光远、许涤新等发起于1983年6月19日成立了‘孙冶方经济科学奖励基金委员会’”，1985年孙冶方经济科学奖开始设立并评选，这一奖项还是迄今为止中国经济学界的最高奖，可见，对于“经济规律”的这种错误理解，至今还奉为圭臬。当前，我国社会科学的理论界更是历史唯心主义猖獗，根本不承认经济发展存在客观规律，认为经济都按照长官意志发展，宣传什么把“梦想”变为现实等等。

　　第二阶段：农业集体化运动

　　在我国手工工具的条件下，能不能实现农业集体化，党内高层有过一场理论争论。

　　有关实现农业合作化的理论争论

　　1951年山西省委向党中央、华北局报告：“由于农村经济的恢复和发展-----农民的自发力量是发展了----向着富农方向发展。”“为了防止两极分化，必须提高互助组，试办土地入股的农业生产合作社。”“少奇同志明确表示：现在采取动摇私有制的步骤，条件不成熟。没有拖拉机，没有化肥，不要急于搞农业生产合作社。”还在批语中说：“-----已有人提出------把农业生产互助组织提高到农业生产合作社，以此作为新因素，去‘战胜农民的自发因素’。这是一种错误的、危险的、空想的农业社会主义思想。” “随后，毛主席找少奇同志、刘澜涛同志和我谈话，明确表示他不能支持我们，而支持山西省委的意见。------毛主席批评了互助组不能生长为农业生产合作社的观点。他说既然西方资本主义在其发展过程中有一个工场手工业阶段，即尚未采取蒸汽动力机械，而依靠工场分工以形成新生产力的阶段，则中国的合作社，依靠统一经营形成新生产力，去动摇私有制基础，也是可行的。他讲的道理把我们说服了。----这场争论就这样结束了。”(《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薄一波著 第185、186、187、188-189、191页)毛主席有关依靠统一经营形成新生产力的观点，在我国农业集体化的过程中，变成了巨大的物质力量，极大地改变了我国农业生产的面貌，改变了河山的面貌。

　　1955年，毛泽东做了《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报告，批判了“小脚女人”，极大地激发了广大农民群众走社会主义道路的积极性，掀起了农业合作化的高潮。

　　小农经济既是劳动者又是私有制。是劳动者，存在走社会主义道路的要求;是私有者，自发的趋势是资本主义。所以，毛泽东指出：“严重的问题是教育农民”。在共产党执政、国营经济迅速发展的条件下，完全可以组织个体农民向集体农民转变，既能够产生一种新的生产力——协作力，又逐步改变小私有者的性质。

　　1956年我国的农业合作化基本完成。1955年冬1956年春季，我国农村就开始出现农田水利建设高潮。

　　“我国农村建立了集体所有制的农业生产合作社之后，集体劳动这种生产力，从小私有制的束缚下解放出来，形成一股汹涌澎拜的巨大浪潮，推动着我国农村生产力的迅猛发展。2亿多有组织的劳动者，在农村生产的各个方面都发挥出巨大的能量-----1，农田水利建设----首先是水利建设方面：a,修建水库-----b,引水上山----c，洼地改造-----d，一个流域的治理-----其次是对土地进行改造：a，深翻土地，加深松土层-----b，改良土壤-----c，平整土地-------2,实验田、丰产田--------3，集体经济办工业------由大搞农田水利建设，到专人负责种植实验田、集体办工厂等等，除了所需要的物质条件不同外，从集体劳动看，也发展到了一个新阶段，就是由集体劳动的低级形态——简单协作，发展到了分工分业的协作”。(《论我国农村合作经济发展变化的物质根源》载《社会主义本质探索》第181-184页)正如马克思在《资本论》第十一章《协作》中分析的：“---协作可以扩大劳动的空间范围，因此，某些劳动过程由于劳动对象空间上的联系就需要协作：例如排水、筑堤、灌溉、开凿运河、修筑道路、铺设铁路等等。”(《资本论》第一卷上 第365页)。北京修筑十三陵水库就充分发挥了协作的威力。“----北京的十三陵水库，库容为6000万方，比颐和园的昆明湖大二十倍------在没有什么机械设备的条件下，由于先后集中了约四十万人参加劳动，形成了规模庞大的协作，仅仅只用了160天时间就胜利完成。”(同上书 第181页)又如，河南省林县的红旗渠，动员了全县的劳动力，修筑了长达70多公里的“人工天河”;大寨大队的梯田等等，都是发挥协作威力的“代表作”。我国毛泽东时期的农田水利建设的伟大成就，不仅在世界历史上是空前的，现在我们还在“吃”着这个“老本”。

　　第三阶段：人民公社

　　人民公社组织的出现，正是协作生产力发展的要求。由于大规模的农田水利建设，有的需要成百上千的劳动力，因此，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规模越来越大。由于集体劳动在农村办工业、试验田，特别是农田水利建设方面的发展，小社、小乡的界限被突破了，要求建立规模更大的单位来进行组织。这样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就显示了不适应的一面。“事实上，许多地方的农民在着手大规模第兴修水利、平整土地、植树造林、同自然灾害做斗争、举办农业机械化事业和水力发电事业、改善农村的交通条件和居住条件的时候，已经不能不打破小社、小乡的界限，有时甚至县界也不能不打破了。”(《关于人民公社若干问题的决议》)最初建立的人民公社，因为它不仅从事农业生产，而且发展工业，所以，农业生产合作社的称为已经不适应;它不仅从事物质生产，而且是工农商学兵相结合的组织，因此，被命名为“人民公社”;其特点是：“一大二公”。1958年全国共建立了2.6万多个人民公社，平均每个公社5442户，23700多人;平均每个公社拥有6万多亩耕地，这是“大”;其次是人民公社是以公社为核算单位，生产资料和产品，基本上属于公社所有，盈亏由公社统一负责，并且实行的是工资制与供给制向结合的分配制度等，这是“公”。当时公社的这种“一大二公”的经济制度，虽然有适应农田水利建设等使用大量劳动力协作的一面，但是，严重地脱离了农业、主要是种植业生产的发展水平。我国的种植业、畜牧业等，是农村生产的主要产业，只适应较小规模的协作，与公社所有制严重脱节，这是造成“三年困难时期”的原因之一。

　　毛泽东密切关注农村经济关系的发展变化，不断地调查研究，不仅亲自到地方视察，而且于1958年10月专门派吴冷西、田家英等人到河南省武修、新乡县实地调查，派陈伯达到遂平县调查，并提出“留有余地”、“压宿空气”，说：“大跃进和人民公社，搞得好可以互相促进，使中国的落后面貌大为改观;搞得不好，也可能变成灾难。”(《忆毛主席》吴冷西著 第94、95页)他根据生产关系要适合生产力水平的唯物主义理论，最终将农村人民公社确定为“三级所有 队为基础”。公社的这种所有制形式，既能够适应大规模农田水利建设和办工业等的需要，又适应种植业的生产力需要，从而使我国的农村经济和全国经济迅速地恢复和发展，有力地支持了我国的工业化进程。

　　从经济细胞的形态看，农业集体化也是对商品经济的限制。农产品的商品，如粮食、棉花等大部分按照计划价格收购和销售;更重要的是劳动力由集体经济统一使用，就没有劳动力作为商品买卖了。农业实现了集体化，是我国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得以顺利进行的重要原因。

　　“共产风”、“浮夸风”的起伏

　　在农业集体化的过程、实现人民公社的初期，由于农村集体经济的出现，根本改变了几千年小农经济死沉沉的面貌，无论是生产力还是生产关系都发生了地覆天翻的变化。大规模农田水利建设的发展，试验田的建立，农村工业的出现等等，使广大农民群众面临着一种全新的感觉：水库拔地而起，水渠迅速建成;试验田由于采取一些特殊的措施，棉花长得小树一样高;烟也长得一人多高。(《毛主席视察山东农村》《人民日报》1958年8月13日 《毛主席视察河南农村》《人民日报》1958年8月12日);番薯地里更是搭架挂蔓，“像个苍翠的山岗，又像一幢幢绿色的楼房”(《广东番禺县访问记》陈毅 《人民日报》1958年9月26日)出现了从来没有见过的现象。当年我正在北京上学，曾经和几个同学到徐水县参观，看到毛主席视察过的棉花，确实长得高大，因为密植，自然通风不足，要用鼓风机帮助通风。总之，确实出现过小农经济时期没有出现过的现象，因此，人们被这种新现象所迷惑，对于农作物的产量估计脱离实际，十分正常。但是，走资派在鼓励下，一些具有私心杂念的干部谎报产量，从而造成了全国性的“浮夸风”。毛主席也一度被这种高产现象迷惑过，但是，很快就发现存在谎报的事实，派戚本禹、田家英等人到实际四川种田，搞清真实的产量，并以个人的名义，给六级干部写了《党内通信》，指出：“第一个问题，包产问题-----根本不用管上级规定的那一套指标。不管这些，只管现实可能性-----吹上八百斤、一千斤、一千二白斤，甚至更多，吹牛而已，实在办不到，有何益处呢?----”(《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八册 第235页)从而逐步纠正了“浮夸风”。

　　由于对生产发展的估计过快，对人民公社的性质认识错误，一些人出现了否定商品经济，把集体经济的产品无偿的占有，而且在一些地方还实行“吃饭不要钱”的制度，刮起了一股“共产风”，要求直接实现共产主义。毛主席及时指出：“同志们，我们才九年，就急着不要商品，这种主张是不对的。只有当一切生产资料都归国家所有了，只有当社会产品大为丰富了，中央组织有权支配一切产品的时候，才可能使商品经济不必要而消失。”“----商品生产的命运，最终和社会生产力的水平有密切关系。因此，即使是过渡到了单一的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如果产品还不很丰富，某些范围内的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仍然有可能存在。”(《读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批注和谈话》上 第56、58页)毛泽东从新中国建立起，就限制商品经济，无论是发展国营经济，扩大产品经济，还是实现农业集体化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改造，都是如此。但是，当人们否定商品经济时，他以深厚的马克思主义功底，站出来反对，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的生产力最终决定生产关系的理论，避免了更加严重的灾祸。
　　B， 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改造
　　在官僚资产阶级的经济被没收之后，本来就很弱小的民族资产阶级，随着国营经济的不断壮大，广大农业经济实现了集体化，1956年就比较顺利的实现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改造。这样，在我国的广袤的土地上，就消灭了雇佣劳动经济制度，既没有依靠利润收入的“老板”，也没有了出卖劳动力的“打工仔(妹)”了。

　　总之，新中国成立以后，我国的经济关系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首先是产品经济占据了主导地位，而且不断壮大：其次，商品经济的关系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大量的商品经济受到公有制国营经济的制约，出现了商品——货币(计划价格)——商品的形态，自发的资本主义趋势受到了限制;

　　虽然还存在着集市贸易这种纯粹的小商品经济：商品——货币——商品，商品价格随市场供求关系的变动而涨跌。但是，这种经济关系在整个社会所占的比重很小。这些都表明我国的经济关系在朝着限制私有制商品经济、向共产主义的方向发展。

　　2，对于社会主义理论认识的曲折

　　历史的发展不是直线的，人们对历史的认识也必然经历曲折。

　　苏联共产党夺取政权以后，在斯大林领导下实现了农业集体化。斯大林认为在实现农业集体化以后，生产资料已经全部公有化，从此苏联社会内部就没有阶级斗争了;“商品生产------它决不能发展为资本主义生产，而且注定了要和它的‘货币经济’一起共同为发展和巩固社会主义生产的事业服务。”并且在和资本主义基本经济规律对比的基础上，提出了社会主义的基本经济规律：“用在高度技术基础上使社会主义生产不断完善的办法，来保证最大限度地满足整个社会经常增长的物质和文化的需要。”(《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斯大林 单行本)由此，出现了一个独立的社会主义阶段，认为在建成社会主义社会以后，再过渡到共产主义，就是说在资本主义和共产主义之间，增加了一个社会主义阶段。

　　马克思、恩格斯在创建科学共产主义理论时，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是同一个概念。马克思、恩格斯写的《共产党宣言》、恩格斯写的《共产主义原理》，“共产主义的幽灵，在欧洲徘徊”，用的都是“共产主义”;而恩格斯写的《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说的也是这种社会制度和理论，可见，在他们那里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说的是同一种社会，都是资本主义社会的对立物，是消灭资本主义私有制以后出现的新社会。

　　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曾经预言，在共产党夺取政权以后，不可能立即实现共产主义，必然要出现一个从资本主义到共产主义的过渡时期。他还对过渡时期的经济和政治进行了分析。那时马克思对于共产主义、过渡时期等的理论，只是批判旧世界以后对于新社会的一种预言。

　　列宁领导俄国十月革命胜利以后，在《无产阶级专政时代的经济和政治》一文中明确指出：“在资本主义和共产主义中间隔着一个过渡时期，这在理论上是毫无疑义的。这个过渡时期不能不兼有这两种社会经济结构的特点或特征。这个过渡时期不能不是衰亡着的资本主义与生长着的共产主义彼此斗争的时期，换句话说，就是已经被打败但还未被消灭的资本主义和已经诞生但还非常脆弱的共产主义彼此斗争的时期。”(《列宁选集》第四卷 第84页)这时的过渡时期已经成为了客观存在的实际社会。

　　可见，在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那里，在共产主义社会之外，不存在一个独立的社会主义形态。有的只是一个“在资本主义和共产主义中间隔着”的过渡时期，这个过渡时期是新生的共产主义因素与残存的资本主义因素斗争的时期。毛泽东在总结世界社会主义历史发展的的实际进程以后，得出了社会主义仍然存在着阶级斗争、两条道路的斗争的结论，正是对马列主义的继承和发展。他在党的八届十中全会指出：“在由资本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的整个历史时期(这个时期需要几十年，甚至更多的时间)存在着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存在着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这两条道路的斗争。”“这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早就阐明了的一条历史规律我们千万不要忘记。”以后又进一步指出：“社会主义社会有没有阶级斗?--------斯大林在这个问题上犯了大错误。”(《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十册 第196、197页 第13册 第486页 《毛泽东年谱》第6卷 第640页)“一九四九年提出国内主要矛盾是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十三年后重提阶级斗争问题，还有形势开始好转。文化大革命是干什么的?阶级斗争嘛。”(《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3册 第486页)

　　问题不在于社会主义和过渡时期两个概念之间的关系，关键是承认不承认这个历史时期存在阶级斗争。承认存在着阶级斗争、两条道路的斗争，不论说是过渡时期或者叫社会主义，都必然要解决一系列的问题：阶级斗争的主要对象;阶级斗争的经济、政治、文化内容;斗争的经济根源等等。毛泽东对于这一系列问题上作出回答，并且进行了实践，形成了继续革命理论，把马列主义发展到了一个新阶段。

　　三，新起点

　　毛泽东在党的八届十中全会上重申过渡时期存在阶级斗争和两条道路斗争，这就是重新发出了向共产主义进军的号令，而文化大革命则是向共产主义进军的新起点。

　　党的八届十中全会以后，毛泽东紧紧地抓住阶级斗争、两条道路斗争的主线，发动了“五反”、“四清”运动;发起了以《海瑞罢官》为代表的文化革命;最后爆发了震惊世界的文化大革命。

　　八届十中全会以后，毛泽东领导在全国城乡发动一场普遍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城市是“五反”，(反对贪污浪费，反对投机倒把，反对铺张浪费，反对分散主义，反对官僚主义);农村是“四清”运动。这个运动主要是经济领域的斗争;接着是发起文化领域的革命：“在‘四清’运动开展以后，特别是毛泽东对文艺问题的两个批示作出后，从一九六四年夏季开始，在意识形态领域，从文艺界逐步扩大到哲学、经济学、历史学等许多方面，开展了新中国成立以来文化领域内规模最大的批判运动。”

　　1965年的九、十月间，中共中央召开工作会议，毛泽东的中心话题是“如果中央处理修正主义，应该起来造反”。“作为‘文化大革命’导火索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就是在这样情况下发表的。”(《毛泽东传》1949—1976 下 第1396页);而任何阶级斗争，最终必然发展为政治斗争，1966年爆发的文化大革命，就是政治、经济、文化领域两个阶级、两条道路斗争的总爆发。

　　新中国建立以后，以刘少奇为首的司令部就推行了一条复辟资本主义的资产阶级路线：“确立新民主主义社会秩序”、“确保私有财产”。(《毛泽东选集》第五卷 第81、82页);反对农业合作化;“三年困难时期”主张单干;反对“四清”运动的社会主义性质，说是什么四清与四不清的矛盾、党内外矛盾交叉等等;(参看《毛泽东传》1049—1976 下 第1372页)“一九六四五年一月，二十三条发表，二十三条中间第一条就是说四清的目标是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当场刘少奇就反对”;文化大革命开始，“---站在反动的资产阶级立场，实行资产阶级专政，将无产阶级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运动打下去，颠倒是非，混淆黑白，围剿革命派，压制不同意见，实行白色恐怖----”。等等。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十三册 第73页 第十二册 第90页)毛主席不断地对此进行批评、教育，但他们仍然坚持资产阶级的路线，文化大革命就是两个司令部、两条路线斗争的集中爆发;是把我国继续推向共产主义，还是倒退回资本主义的决死斗争。

　　文化大革命是向共产主义进军的新阶段：它把国家机器的消亡、与私有观念的彻底决裂、与私有制的彻底决裂等的理论问题，都作为现实生活中的问题，活生生地摆在中国共产党人和全国人民的面前;提出了政治领域消灭国家机器的问题;涉及教育、文艺等文化领域的革命问题;提出了商品经济、货币关系是过渡时期存在阶级斗争的经济根源问题，涉及限制和消灭商品经济的问题;明确了过渡时期革命的主要对象以及斗争的形式等一系列问题。毛泽东在文化大革命期间所采取的措施，如政治方面的建立“三结合”革命委员会;选拔斗争中涌现出来的优秀工农分子参加领导工作;干部到“五七”干校学习;取消军衔制;军官下连当兵等等，都是值得研究的重大课题;提出了教育、文艺领域的革命问题，提出了“斗私批修”的总纲等等;特别是他总结了国际国内斗争的历史经验以后，提出“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是革命的主要对象，为继续革命理论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总之，毛泽东的继续革命理论和文化大革命的伟大实践，为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群众向共产主义进军，开辟了新的、广阔的前景!

　　四，历史发展的曲折

　　历史的发展总是在两个阶级的不断斗争中前进的，必然是曲曲折折的。过渡时期国内存在着资本主义和共产主义两种势力的斗争，国际上的两个阶级的斗争，必然影响国内的力量对比。

　　解放前，我国仅有很少的一点现代工业，小农经济像“汪洋大海”，经济十分落后。随着帝国主义的入侵，国内官僚资产阶级和封建地主的残酷剥削压迫，民族矛盾、阶级矛盾十分尖锐，在国际共产主义的帮助下，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我国共产主义战士，成立了共产党，领导工农群众推翻了官僚资产阶级和封建地主阶级的政权，建立了新中国，并且进行了农业集体化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还要不要继续革命?很多人包括很多领导人都没有清醒的认识。当时，斯大林的一国建成社会主义的理论在国际上占统治地位：共产党执政的条件下，实现农业集体化以后国内就不存在阶级斗争。所以，中国共产党也接受了这种观点，在党的第八次代表大会的政治报告中宣布：“改变生产资料私有制为社会主义公有制这个极其复杂和困难的历史任务，现在在我国已经基本上完成了。我国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谁战胜谁的问题，现在已经解决了。”(转引自《毛泽东传》1949—1976 上 第531页)毛泽东在“十三年后重提阶级斗争”，又有几个领导干部能够真正理解?!所以，他在《重要指示》中指出：“一些同志，主要是老同志思想还停留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阶段。对社会主义革命不理解、有抵触，甚至反对。对文化大革命两种态度，一是不满意，二是要算账，算文化大革命的账。”“-----一部分党员却不想前进了，有人后退了，反对革命了。为什么呢?作了大官了，要保护大官们的利益。他们有了好房子，有汽车，薪水高，还有服务员，比资本家还厉害。”(《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3册 第487页)等等。这个事实，一方面显现出毛泽东作为领袖个人在历史上的伟大作用，把我国乃至人类社会的历史大大地推进了一步，另一方面又证明任何个人都不能决定历史发展的进程，最终是由广大的群众决定。因此，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轻松地通过了否定文化大革命的决定：“‘文化大革命’的历史，证明毛泽东同志发动‘文化大革命’的主要论点既不符合马克思列宁主义，也不符合中国实际。这些论点对当时我国阶级形势以及党和国家政治状况的估计，是完全错误。”“在社会主义条件下进行所谓‘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政治大革命，即没有经济基础，也没有政治基础。它必然提不出任何建设性的纲领，而只能造成严重的混乱、破坏和倒退。”等等。(《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选读》上 人民出版社 第315、317页)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就沿着资本主义的、“外向型”老路亦步亦趋的爬行。首先是解散农村人民公社，实行单干，为恢复资本主义雇佣劳动制度准备了劳动力商品买卖的条件;以后是引进外资，赤裸裸地恢复雇佣劳动制度;发展“民营企业”，也是发展资本主义经济;最后，国营经济实行“减员增效”，解雇几千万职工，实际上也是实行雇佣劳动制度，只不过产权仍然属于国家。总之，整个经济已经资本主义化了，不过还顶着“特色”社会主义的招牌。

　　社会的发展变化，除了由国内的阶级力量对比外，也与国际资本主义的发展变化有关。

　　十月革命的胜利，与第一次世界大战有着紧密的联系。第一次世界大战，把世界的资产阶级打得“精疲力竭”，因此，俄国的无产阶级在坚强的俄国共产党领导下，一举夺得了胜利;我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与苏联社会主义的存在和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胜利有关。当时，世界资产阶级也被德国法西斯和日本、意大利等发动的战争打得“精疲力竭”。当社会主义国家与资本主义国家由武装斗争转入和平共处时，经济水平的差距就鲜明地显示出来。赫鲁晓夫到美国访问以后，来到我国就大谈美国的富裕：“-----一位农场主还送他三头良种牛，有位资本家还送他一盘古银币。他说，美国差不多每个家庭都有汽车，一家都有几间房子，住的很好，吃的也很好，生活水平很高。他的结论是，我们跟美国只能在经济上搞竞赛-------毛主席写了一首打油诗讽刺赫鲁晓夫访美----‘西海如今出圣人，涂脂抹粉上豪门，一辆汽车几间屋，三头黄犊半盘银。举世劳民同主子，万年宇宙绝纷争，列宁火焰成灰烬，人类如此入大同。’”(《十年论战》吴冷西 上 第21、228页)邓小平则说：“发展才是硬道理。”(《邓小平选集》第三卷 第377页)等等。他们只看财富多少的表面现象，根本不懂经济制度，不懂资本主义制度已经是腐朽、垂死的制度，是生产力发展的最大障碍等，他们打着共产党的旗号，却根本不懂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理论。所以，这些修正主义的头头，大搞“特区”、“开发区”等，吸引外资，公开搞资本主义雇佣劳动制度，把我国的劳动群众重新推入雇佣奴隶的境地，把全国都搞成资本主义的“特区”了。正是走资派这种倒行逆施，用反面的事实教育了劳动群众，使人们在实际生活的教育中接受了毛泽东的继续革命理论，为进一步向共产主义进军准备了主观条件。如果说毛泽东时期的生产力水平太低，人们还很难把那时的社会与共产主义联系在一起;现在，生产力水平有了很大提高，但是，生产关系又重新恢复成雇佣劳动制度。目前，我国的资本主义经济制度已经严重阻碍生产的发展，“下行压力加大”，债务沉重，都表现随时有爆发经济危机的可能;国际资产阶级也是“气息奄奄”，自2008年经济危机以来，至今仍处于萧条状态。国际国内形势的这种形势，完全有可能再一次爆发新的文化大革命，把中国重新引上继续革命的轨道。

　　历史将会证明，中国人民曾经在继续革命理论的指引下，经历了文化大革命的锤炼，今后必将沿着毛泽东指引的道路向共产主义进军，毛泽东的旗帜一定会在中国这片热土上高高飘扬!

二，毛泽东领导共产主义革命

　　迎 春

　　一，继续领导共产主义革命的使命历史地落在毛泽东肩上

　　毛泽东从建立新中国开始，就领导中国人民进行共产主义革命，发动文化大革命是继续进行共产主义革命的崭新阶段。在毛泽东的领导下，我国的广大革命群众正在为实现壮丽而伟大的共产主义社会奋斗、前进!

　　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指出：“共产主义革命就是同传统的所有制关系实行最彻底的决裂;毫不奇怪，它在自己的发展进程中要同传统的观念实行最彻底的决裂。”“在发展进程中------公众的权力就失去政治性质”。 (《马恩选集》第一卷 第271-272、273页)简单地说：共产主义革命在经济方面是彻底消灭私有制，在社会意识领域是彻底消灭私有观念，在政治方面则是消灭国家机器，即消灭“一个阶级用以压迫另一个阶级的有组织的暴力”。

　　进行共产主义革命的前提条件，是“使无产阶级成为阶级，推翻资产阶级的统治，由无产阶级夺取政权”。

　　马克思、恩格斯当时还不具备这个条件，他们只是在批判旧世界中，提出了共产主义革命的任务;列宁、斯大林领导俄国人民取得了十月革命的伟大胜利，无产阶级夺取了政权，开始了共产主义革命，但是，由于列宁过早的逝世，斯大林在完成了工业工业化、农业集体化以后，认为实现生产资料公有化，消灭了城市的资本家和农村的富农，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谁战胜谁的问题解决了，国内就不存在阶级斗争，共产主义革命的使命已经完成，不用继续革命了，只要发展生产力，就可以过渡到共产主义社会。斯大林的这种理论有一定道理：马克思主义非常重视生产资料所有制的性质，而且生产资料公有以后，社会确实不存在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对立，社会矛盾的性质变了，社会面貌起了巨大变化，而且苏联又是最早“建成”社会主义的国家，斯大林在世界无产阶级革命运动中具有巨大的威望。因此，我们党也接受了斯大林的观点，即实现生产资料的公有化以后，社会上就不存在阶级斗争了。一九五六年召开的第八次党代表大会政治报告宣布：“改变生产资料私有制为社会主义公有制这个极其复杂和困难的历史任务，现在在我国已经基本上完成了。我国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谁战胜谁的问题，现在已经解决了。”大会关于政治报告的决议说：“我们国内的主要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建立先进的工业国的要求同落后的农业国的现实之间的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求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转引自《毛东传》1949—1976 第521、536页)这些观点都是斯大林理论的翻版，只不过那时赫鲁晓夫已经批判了斯大林，没有直接用斯大林的名字罢了!

　　毛泽东作为伟大的马列主义者，在国际和国内的实际斗争中，发现实现生产资料的公有制以后，社会上仍然存在着阶级斗争，存在着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在党的八届十中全会上毅然提出了社会主义存在阶级斗争、两条道路斗争的理论，并且发动了震惊世界的文化大革命，带领中国人民继续进行共产主义革命，开创了共产主义运动的新阶段，把人类社会的发展推进了一大步，这样，继续领导共产主义革命的任务，就历史地落在了毛泽东的肩上。人们常说，毛泽东创建继续革命理论、发动文化大革命是为了反对资本主义复辟，前进的方向就是共产主义社会。

　　二，继续革命的内容

　　毛泽东作为伟大的共产主义领袖，从社会的实际生活中发现，政治领域存在着干部的官僚化倾向，思想意识领域存在私有观念，经济领域的“物质刺激”等等。所以，他一直反对官僚主义，批评“物质刺激”，反对形形色色的资产阶级思想，最终发动了政治、经济和意识形态领域全面进攻的文化大革命运动。

　　1，消灭国家机器，开展政治领域的共产主义革命

　　什么是国家机器?怎么消灭国家机器?

　　恩格斯指出：“这种从社会中产生但又自居于社会之上并且日益同社会脱离的力量，就是国家。”“随着阶级的消失，国家也不可避免地要消失。”(《马恩选集》第四卷 第166、170页)而“最能表现这个国家机器特征的有两种机构，即官吏和常备军。”(《列宁选集》第三卷 第195页)常备军是由军官带领，也是官吏的一种。官吏就是这种“居于社会之上并且日益同社会脱离的力量”的主要体现;提出消灭国家机器的任务，就是要使“居于社会之上并且日益同社会脱离的力量”——官吏，重新回归社会，或者说是消灭“官”与“民”之间的界限。

　　新中国建立以后，还没有提出消灭国家机器的问题。只有在开展文化大革命以后，改组了政府，建立“三结合”的革命委员会，从工农的先进分子中选拔优秀人才加入领导班子，才显示出消灭国家机器的前景!

　　消灭国家机器，在《共产党宣言》中还只是马克思、恩格斯的一种认识、设想。至于具体怎么消灭?要通过什么途径、方法消灭?历史上还没有人实践过，只有在实际斗争中才能找到答案。

　　毛泽东虽然早就指出：“阶级消灭了，作为阶级斗争的工具的一切东西，政党和国家机器，将因其丧失作用，没有需要，逐步地衰亡下去，完结自己的历史使命，而走到更高级的人类社会。我们和资产阶级政党相反，他们怕说阶级的消灭，国家权利的消灭和党的消灭。我们则公开声明。恰是为着促使这些东西的消灭而创造条件，而努力奋斗。”“不承认这一条真理，就不是共产主义者。”(《毛泽东选集》第四卷 第1468页)，当时也还只是一种理论认识，他只有建立、巩固政权的经验，没有消灭国家机器的斗争经历。

　　建国以后，毛泽东不断地反对干部的官僚化倾向。

　　在由西柏坡进驻北平时，毛泽东就比喻为“进京赶考”，提出“不当李自成”，实际上就是反对官僚化、继续革命的形象说法;

　　1951年末，建国才两年多，毛泽东就发动了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三反”运动，并指出这“是全党一件大事”。(《毛选》五卷 第53页)刘青山、张子善两个大贪污分子被判死刑，震动了全国。

　　1953年初，他又强调指出：“官僚主义和命令主义，在我们的党和政府，不但在目前是一个大问题，就是在一个很长的时期内还将是一个大问题。就其社会根源来说，这是反动统治阶级对待人民的反动作风(反人民的作风，国民党作风)的残余在我们党和政府内的反映的问题。”(《毛泽东选集》第五卷 第73页)

　　1956年苏、匈事件后，毛泽东在一次会议上说：“县委以上的干部有几十万，国家的命运就掌握在他们手里。”“我们一定要警惕，不要滋长官僚主义作风，不要形成一个脱离人民的贵族阶层。”(《毛选》五卷 第325、326页)

　　1964年在一个报告的批语和批注中指出：“官僚主义者阶级与工人阶级贫下中农是两个尖锐对立的阶级”，“----如果管理人员不到车间、小组搞‘三同’，拜老师学一门至几门手艺，那就一辈子会同工人阶级处于尖锐的阶级斗争的状态中，最后必然要被工人阶级把他们当作资产阶级打倒。”并一再号召干部参加劳动，在《为中央批发昔阳县干部参加生产劳动的材料拟的标题》中，把昔阳县四级干部参加生产劳动称为“伟大范例”。(《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1册 第265-266页、第10册 第265页);

　　在一次讨论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会议上，“毛泽东说，我们这个党至少有两派，一个社会主义派，一个资本主义派。”(《毛泽东传》1949—1976 第1311页)会议的文件中更明确指出：“这次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从而改变了“官僚主义者阶级”之类的提法。党内走资派、特别是中央的走资派，确实是资本主义残余势力在过渡时期的总代表。

　　中共中央《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重申了重点是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论断。

　　毛泽东晚年，针对人们看不到资本主义复辟的源头，进一步指出：“搞社会主义革命，不知道资产阶级在哪里，就在共产党内，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等等。(《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3册 第487页)明确指出了共产主义革命的主要对象，为进一步革命指明了斗争的方向。这一科学论断，是继续革命理论的“明珠”。

　　革“走资派”的命，就是在消灭国家机器的道路上前进。

　　我国在实现了生产资料的公有化，消灭了资本家，资产阶级作为一个阶级已经不存在了;在经济上，劳动群众成为了社会财富的主人：没有了失业、解雇的威胁，生、老、病、死、上学、住房等基本生活都有了保障，人剥削人的现象已经消灭，人与人、阶级与阶级之间在经济上的根本对立已经消失，这是逐渐消灭国家机器的前提;在政治上，劳动群众的社会地位大大提高，开始参与企业和社会的管理等;政权的暴力性质已经在逐步消退，警察、法庭、监狱等暴力机构的作用在衰退;所以，毛泽东在实现公有制以后，及时地提出“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要求广大干部、群众学会运用说服的方法解决非对抗性的经济利益问题;让群众参加管理社会事务，逐步泯灭“官”“民”之间的界限，实际上是在促使国家机器在国内方面职能逐渐消亡。

　　怎么消灭国家机器?

　　“马克思丝毫没有陷入空想主义，他没有虚构和幻想‘新’社会。相反，他把从旧社会诞生新社会的过程，从前者进到后者的过渡形式，作为一个自然历史过程来研究-------一下子彻底消灭各地的官僚机构是谈不到的。这是空想。”(《国家与革命》《列宁选集》第三卷 211、212页)

　　毛泽东作为无产阶级的伟大领袖，凭着共产主义者的政治敏感，对干部官僚化的倾向给予了高度关注。

　　他总结了国际、国内共产主义革命的实际经验，一方面不断地对执政的共产党干部提出要求，另一方面发动群众对干部的“当官做老爷”的倾向进行斗争，实际上就是逐步实现消灭国家机器的任务。

　　对于执政党的干部方面，要求干部学习马列主义，自觉地消灭“官”与“民”的界限

　　逐步消灭“官”与“民”的界限，首先，要求真正的共产党人、共产主义者，特别是党干部要“革”自己的“命”，消除特殊化和官僚化的倾向，否则一定会堕落成为修正主义者，或者蜕变为官僚。

　　毛泽东就是自己“革”自己“命”的典范。

　　早在新中国建立的前夕，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共中央领导人从河北省的山村西柏坡进入北平时，毛泽东就比喻为“进京赶考”，提出“不当李自成”。毛泽东说：“同志们，我们就要进北平了。我们进北平，可不是李自成进北平，他们进了北平就变了。我们共产党人进北平，是要继续革命，建设社会主义，直到实现共产主义。(《毛泽东传》1893-1949

　　第917页)”那时就提出了“继续革命”的口号，充分显示出作为共产主义者的毛泽东，与民主主义革命者之间的根本区别，显示出毛泽东自我革命的决心。他在进城“当官”前，就定下“革”自己的“命”的决心，并且给自己树立了一个“反面教员”李自成，这就是真正的共产党人在“革”“官吏”的命。

　　毛泽东不仅这样提出问题，而且在建国以后的整个历史时期都身体力行地“革”自己的“命”。

　　A，辞去国家主席职务，也不接受“大元帅”的军衔，充分表明他要革命，而不当“官”

　　B，不让自己的亲属当“官”，而是要他们革命

　　把毛岸英送上抗美援朝前线，死后也不让运回国内，不因毛岸英是自己的儿子搞特殊。

　　不为毛家的亲属谋求“官”位和经济利益。这和总设计师的“一人得道，鸡犬升天”形成鲜明对比，

　　C，生活简朴、廉洁，作为一个几亿人口大国的领袖，还穿着补补钉的睡衣：三年困难时期很长时间不吃肉，与群众同甘共苦。

　　D，不断地学习马列主义，总结共产主义运动的经验教训，提高共产主义革命的自觉性。

　　毛泽东作为党和国家的主席，以身作则，首先“革”自己这个“大官”的命，把自己作为普通劳动者，为全体干部树立了“标杆”。

　　同时对干部还采取了一些措施，如让干部参加劳动、下基层蹲点;办“五七干校”;军官下连当兵等。他明确指出：“必须坚持干部参加集体生产劳动的制度。我们党和国家的干部是普通劳动者，而不是骑在人民头上的老爷。干部通过参加集体生产劳动，同劳动人民保持最广泛的、经常的、密切的联系。这是社会主义制度下一件带根本性的大事，它有助于克服官僚主义，防止修正主义和教条主义。”(《九评》)

　　另一方面则是不断地发动群众监督“官吏”，防止他们由“公仆”变“主人”;不惜冒着“粉身碎骨”的危险，发动了震惊世界的文化大革命运动。

　　文化大革命期间更是改组了原来的政权机器，各级地方政权建立了新的革命委员会。主要特点就是吸收了实际斗争中涌现出的工农群众优秀代表参加政权机构。中央一级的如王洪文、陈永贵、吴桂贤、李素文等，地方一级的则吸收得更多一些，既避免了政权的官僚化倾向，也保证了人民群众与政权机关的联系，极大地增加了政权机关的生气和活力。

　　总之，他一方面促使干部自觉革命，参加生产劳动，与群众打成一片，另一方面发动群众反对干部官僚化倾向;一方面促使“官员”群众化，另一方面在斗争中不断提高群众的管理水平，把优秀的分子充实政权机关，逐步磨灭“官”与“民”之间的界限，促使国家机器的消亡。这里所说的消灭国家机器，是从国内的“官”“民”关系角度讲的。

　　走资派是残存资本主义势力的总代表。革走资派的“命”、消灭国家机器，必然会爆发新旧势力的激烈斗争;因为共产主义是一种新生的、脆弱的势力，斗争也必然会出现反复，革命的道路不可能是平坦的;这种革命，与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用武装夺取政权，砸烂旧的政权机构的革命，性质不相同，所以是“文化大革命”。

　　在国际上还存在帝国主义的条件下，作为防止外国入侵的暴力工具——国家机器，不仅不能“消亡”，而且要不断加强。

　　如果说毛泽东作为真正的共产党人，能够严格要求自己，“革”自己的“命”，而敢于发动群众反对干部队伍的官僚化倾向，把斗争的矛头对准党内的走资派，特别是发动文化大革命这样的群众运动，则表现出伟大共产主义革命领袖的胆略和风范。一个取得政权的政党，要求干部参加生产劳动，和群众打成一片，而且搞运动，把重点放在自己党内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身上，公开提出“中央出了修正主义怎么办?”从政治方面看，是一场反对“没有资本家的资产阶级国家”变成“资产阶级国家”;反对“公仆”变成“官员”的斗争，是在逐步完成“消灭国家机器”的伟大任务。这在社会主义国家的历史上和人类社会发展史上都是前所未有的壮举，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新的、重要的贡献。

　　2，“斗私批修”，进行意识形态领域的共产主义革命

　　共产主义革命的另一项任务，就是“要同传统的观念实行最彻底的决裂。”毛泽东指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在思想领域的根本纲领是‘斗私、批修’”就是要完成同传统观念彻底决裂的任务。

　　新中国建立以后，在共产党执政的条件下，资本主义势力已经不可能公开宣传资产阶级的自由、平等、博爱以及两党制之类的资产阶级理论。资产阶级的思想在政治理论上只能以修正主义的面貌出现，因此，反对修正主义就成为思想领域斗争的主要内容;而私有观念则是修正主义的思想基础，斗私与批修是“同传统观念彻底决裂”一个问题的两方面。

　　由于毛泽东一再强调为人民服务，因此，社会上不可能公开地宣传什么“人不为己天诛地灭”，发大财、当老板之类的言论，但是，私有观念普遍存在是客观事实。在农村中，社员们流传着“分(工分)、分，社员的命根”，工人中的“干活吃饭、赚钱养家”，就是私有观念的表现。而私有观念作为理论形态的表现，主要就是经济学领域的“物质刺激”理论，强调以个人的物质利益调动劳动者的积极性，与此对立的则是“政治挂帅”。

　　1958年，成立人民公社初期，我国曾经刮起了一股“共产风”，有人主张立刻消灭商品经济等。毛泽东针对这种错误观点，号召学习苏联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他一方面强调要承认商品经济存在的必然性，承认价值规律的作用，另一方面他又批评了《教科书》片面夸大“物质刺激”的错误。他指出：“社会主义社会要有‘物质鼓励’和‘精神鼓励’------也像‘物质鼓励’过了头一样，会变成个人主义。”“教科书把物质刺激片面化、绝对化，不把提高觉悟放在重要地位，这是很大的原则性错误。”“关于产品分配，苏联教科书写得最不好，要重新另写，换一种写法。应当强调艰苦奋斗，强调扩大再生产，强调共产主义前途、远景，用共产主义理想教育人民，要强调个人利益服从集体利益，局部利益服从整体利益，眼前利益服从长远利益。要讲兼顾国家、集体和个人利益，把国家利益、集体利益放在第一位，不能把个人利益放在第一位。不能像他们那样强调个人物质利益，不能把人引向‘一个爱人，一座别墅，一辆汽车，一架钢琴，一台电视机’那样为个人不为社会的道路上去。”(《毛泽东读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批注和批语》第427、428、807)毛泽东一方面承认私有观念存在的事实，另一方面着重强调“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提出“学雷锋”、“学焦裕禄”，要求共产党人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做“一个高尚的人，一个纯粹的人，一个与道德的人，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等，强调“斗私”，就是要求人们“同传统的观念实行最彻底的决裂。”

　　私有观念在政治领域的表现必然是修正主义。建国以后毛泽东与修正主义的斗争，首先是从与国际赫鲁晓夫修正主义集团开始的。从赫鲁晓夫做了反斯大林的“秘密报告”以后，毛泽东就领导中国共产党与其进行斗争，写了两“论”和九“评”。早在1959年毛泽东就指出：“赫鲁晓夫完全没有辩证法，只有形而上学。社会原因，是他们那里的生产关系、社会制度停顿的时间太长，多年来已经形成一个高新阶层，农村中出现了富裕农民，因此，必然有反映这种社会基础的上层建筑、意识形态、世界观和方法论。形而上学就是这些人的意识形态。”(《毛泽东读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批注和谈话》第743页)

　　在与赫鲁晓夫修正主义的斗争中，毛泽东逐渐注意国内的修正主义问题。在一次中央工作会议上，“-----毛泽东发表讲话。在讲到国内问题时说：我们现在搞农村十条(即‘前十条’)，城市‘五反’，实际上是在国内反对修正主义，打下基础。这中间，要包括意识形态方面，除了文学之外，还有艺术，比如歌舞、戏剧、电影等等，都应该抓一下--------要推陈出新。过去唱戏，净是老的，帝王将相，家院丫头，保镖的人，黄天霸之类，那个东西不行。推陈出什么东西呢?陈就是封建主义、资本主义的东西。要把封建主义、资本主义的东西推出去，出社会主义的东西，就是要提倡新的形式，旧形式要搞新内容，形式也得有些改变。总而言之，老是帝王将相，刘、关、张，净是那一套，我看不成功。现在经济形式已经改变了，是社会主义经济了;上层建筑应该适应这个经济形式，上层建筑的形式也应该有所改变，内容也应该有所改变。毛泽东这个讲话，实际上把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范围，把反对修正主义的问题，从城市‘五反’和农村‘四清’进一步扩大到意识形态方面，特别是文艺领域。”(《毛泽东传》1949—1976 第1330页)毛泽东发动文化革命正是根据马克思主义上层建筑要适应经济基础的基本原理提出来的。

　　几千年来，我国意识形态领域有唯物主义的东西，有进步的、赞扬劳动人民的东西，但是，占统治地位的是历史唯心主义的东西，是赞扬帝王将相的东西，是说剥削阶级养活了劳动人民，是资本家给工人“创造”了就业等等。无产阶级执政、实行了公有制，必然要求意识形态领域发生革命，把颠倒了的东西颠倒过来。毛泽东号召进行文化革命，正是这种必然性的表现，是“同传统的观念实行最彻底的决裂”的实践，是意识形态领域的共产主义革命。但是，当时能够真正理解毛泽东继续革命理论的人很少。以后，毛泽东在关于文艺工作的批示中进一步指出：“各种艺术形式——戏剧、曲艺、音乐、美术、电影、诗和文学等等，问题不少，人数很多，社会主义改造在许多部门中，至今收效甚微----”“许多共产党人热心提倡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的艺术，却不热心提倡社会主义的艺术，岂非咄咄怪事。”“这些协会和他们所掌握的刊物的大多数(据说有少数几个好的)，十五年来，基本上(不是一切人)不执行党的政策，做官当老爷，不去接近工农兵，不去反映社会主义的革命和建设，最近几年，竟然跌倒了修正主义的边缘。”(《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十册 第436-437页 第十一册 第91页)并且对于教育领域的革命也发表了一系列谈话，提出“教师要向人民群众学习 文科要以社会为工厂”，“改造学校教育让学生接触社会实际”等。(《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十一册 第149、492页)

　　“在‘四清’运动开展以后，特别是毛泽东对文艺问题的两个批示作出后，从一九六四年夏季开始，在意识形态领域，从文艺界逐步扩大到哲学、经济学、历史学等许多方面，开展了新中国成立以来文化领域内规模最大的批判运动。这种批判，以学术讨论的形式，进行政治性的批判，被当做反修防修的重要组成部分。批判的对象，在哲学界，以杨献珍的‘合二为一论’为代表，在经济学界，以孙冶方的‘生产价格论’、‘企业利润观’等经济思想为代表，在历史学界，以剪伯赞等的‘历史主义’和‘让步政策论’等史学观点为代表。”“孙冶方从五十年代末到六十年代初，总结‘大跃进’的教训，分析了我国国民经济管理体制的弊端和经济政策上的失误。他认为，用最小的劳动消耗取得最大的经济效果，是搞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关键。他围绕提高经济效果这个中心，提出了价值论、流通论、企业论、利润论等有创见性的观点。但这些观点，都被作为‘利润挂帅’的修正主义观点遭到否定。”(《毛泽东传》1949—1976 第1384-1385、1386页)

　　“一切阶级斗争都是政治斗争。”(《共产党宣言》语)《毛泽东传》的作者否定这种观点，说什么：“这种批判，以学术讨论的形式，进行政治性的批判，被当做反修防修的重要组成部分。”批判旧的意识形态，必然要涉及其代表人物，而且都是一些“权威人士”，如杨献珍、孙冶方、剪伯赞，特别是吴晗。这些学术性的代表人物及其背后的支持者，必然要反抗，这就是“两条道路的斗争”，不过是意识形态领域的反对修正主义的斗争，是“同传统的观念实行最彻底的决裂”必然爆发的斗争。由此而引发的文化大革命就是直接的政治斗争了。

　　毛泽东发动的文化革命，提出：“批判资产阶级的反动学术‘权威’”就是带领我们进行意识形态领域的共产主义革命，就是带领我们“同传统的观念实行最彻底的决裂”。

　　3，限制商品经济，进行经济领域的共产主义革命

　　按照斯大林的理论，实现农业集体化以后，建成了生产资料公有制，社会主义社会(或者叫过渡时期)不存在私有制，也就没有阶级斗争了;商品经济“它决不能发展为资本主义生产，而且它注定了要和它的‘货币经济’一起共同为发展和巩固社会主义生产的事业服务。”(《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斯大林)

　　毛泽东总结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经验，指出：“社会主义社会有没有阶级斗争?-------斯大林在这个问题上犯了大错误。”“我国现在实行的是商品制度------所以，林彪一类如上台，搞资本主义制度很容易”，明确指出商品经济是复辟资本主义的经济根源。(《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十三册 第486、413页)

　　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在分析未来新社会(即从资本主义到共产主义的过渡时期——引者注)的经济形态时，认为实现公有制以后不会存在商品经济;“至于消费资料在各个生产者中间的分配，那末这里通行的同一原则，即一种形式的一定量的劳动可以和另一种形式的同量劳动相交换。所以，在这里平等的权利按照原则仍然是资产阶级法权”。(《马恩选集》第三卷 第11页)但是，“法权”并不是经济关系，不是阶级斗争和私有观念的经济根源。

　　列宁逝世早，当时苏联社会还没有实现农业集体化，虽然他一直强调过渡时期存在激烈的阶级斗争，但是，不可能提出实现生产资料公有制以后，阶级斗争的经济根源问题。

　　毛泽东总结了社会主义发展的历史经验，认为商品经济、货币关系是社会主义存在阶级斗争和私有观念的经济根源，而且，在斗争的实践中，对商品经济进行了限制。关于在经济领域如何发展产品经济，限制商品经济，我们在《毛泽东带领向共产主义进军》一文中进行过探讨，就不复述。这里仅探讨毛泽东是如何限制商品经济，防止政治领域的资本主义复辟。

　　他在《关于理论问题的谈话要点》中指出：“我国现在实行的是商品制度，工资制度也不平等，有八级工资制，等等。这只能在无产阶级专政下加以限制。所以，林彪一类如上台，搞资本主义制度很容易。”说明商品经济是过渡时期复辟资本主义的经济根源;不仅如此，他还具体指出了走资派反对文化大革命的经济根源：“而一部分党员却不想前进了，有些人后退了，反对革命了。为什么呢?作了大官了，要保护大官们的利益。他们有了好房子，有汽车，薪水高，还有服务员，比资本家还厉害。社会主义革命革到自己头上了，合作化时党内就有人反对，批资产阶级法权他们有反感。搞社会主义革命，不知道资产阶级在哪里，就在共产党内，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十三册 第413、487页)说明了一些“官员”反对共产主义革命的经济根源：薪水高，占有更多的商品、货币等等。

　　文化大革命以后，改组了原来的政权机构，建立了革命委员会，吸收了工农中的优秀分子参加政府机构，他们当了国家级的领导，但是，薪水一直没有变动，仍然保持原来的水平，这也是“限制”商品经济的一种形式，不过是政治领域的“限制”商品经济，是防止干部重新演变为“主人”的一种措施。

　　总之，毛泽东带领中国共产党、中国人民继续进行共产主义革命，不仅为中国的共产主义事业开辟了前进的道路，也把世界共产主义运动推进了一大步!我们可以自豪地说：坚冰已经打破，航道已经开通，让我们携起手来，向着壮丽、美好的共产主义社会奋勇前进!